中国大学生与美国外教——一门写作课呈现的中国抗疫故事

最近，中国网友为一篇美国人写的文章吵翻了天。

这位美国人名为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是一名记者、作家。新冠肺炎爆发期间，何伟正好在四川大学教授非虚构写作，和中国学生亲历了中国抗疫的全过程。 

8月，春季课程结束，他将把这段经历写成报道，以《中国是如何控制住疫情的》为题，发表在了美国杂志《纽约客》之上。

很快，这篇讨论中国抗疫举措的文章，同时迎来「温情客观」，「无脑黑中国」和「尬吹中国」三种截然相反的评价。有人称，这篇文章简直就是「政治取态的试金石」。

这篇长达36页、神奇的抗疫报道到底讲了什么？

严苛的隔离政策

“中国的隔离政策几乎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严格”。

这篇报道中，何伟首先指出，抗疫期间中国隔离措施的强硬；

“在第一周里，我询问学生们的情况，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告诉我，他们在一个月里没有出过家门半步。” 
“在中国很多地方，每个家庭只能每隔两三天，派一个代表去采购生活必需品。” 

在一个崇尚自由的美国人眼里，这种严苛的隔离政策多少有些不太人道：

“严格的隔离政策甚至适用于儿童，即便是无症状感染的儿童也要与父母分离。” 
“我九十年代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发给我一张小区大门被加盖公章的封条封住的照片，她说，「我们变得麻木了。长此以往，隔离比病毒的负面影响还大」。”
“这种隔离策略无法在美国，或者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应用”。

就当你以为何伟要继续抨击隔离政策时，他突然话锋一转：“不过确实，由于中国严格的隔离政策，加上边境管控和密切来源追踪措施，中国大部分社区的病毒传播得以减缓。”

“二月二十日，我从居家隔离得以重新返校的那天，是成都政府最后一次通告成都存在社区感染案例的一天。这座城市有大约一千六百万人口，但自从二月下旬至今，这里只新增了七十一个确诊案例，全是境外输入。”
“在我的调研中，我问我的学生们，有没有任何人认识任何被感染者，一个都没有。”

下滑的中国经济

报道中，何伟直面中国经济下滑现状，“四月，中国公布了自1976年以来的第一次经济下滑。”

地摊经济热火朝天时，他去采访摊主，结果发现，“摊主都是从工厂和其它企业的低层岗位上被辞退的无业工人。”

“哪怕有稳定收入的人们，也时常发现自己被降薪”，五月，他飞去杭州，“一位国航乘务员说，现在她只能拿到最低工资——相当于她日常工资的四分之一”。

虽然关于降薪的对话充斥日常生活，何伟却并未一味看衰中国经济，“人们通常说，他们生活得还好——因为他们有存款。”

但他似乎又并不想赞扬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反，他将中国人的存款行为，看作对不稳定政策的对抗、对不安全感的消解：

“在河北省，有位陈老板最初卖酒，2012年之后，因为政府突然开展反腐运动，抵制公款吃喝，他的生意额暴跌。因此，陈老板不得不转销另一个跟腐败不太沾边的品类：牛奶。”
“中国中产阶级还太新，还没到自满的阶段，这是他们存这么多现金的原因之一。”

居委会抗疫

他还提到中国的居委会抗疫——这群曾在计划生育时代作虎扬威的古老机构，在长久的休眠期猛得醒来，成为抗疫中极为重要的存在：

“在中国，政府最基层组织居委会，执行隔离政策”，“居委会工作人员会挨家挨户发送信息，询问居民是否去过高风险地区，并协助开展密切接触者的追溯工作”。
“如果一个家庭被怀疑接触过病毒，一边赶紧排查密切接触者，一边将这家封门也不是天方夜谭。”

从未有抗疫经验的工作人员突然被推向前线，工作难免不出纰漏：

“一月底，一个官员被分配负责一个有1136户人家的小区。两天内，他和一些外包的临时工每天从早上八点忙到半夜，一直爬楼、敲门。但他们漏了一户：当那户没人应门的时候，他们没去留个便条，也没有过一段时间后回来二次筛查。”
“那个住户——我叫他小刘吧——在居委会工作人员敲门时，正好在冲澡。”
“很快，这位仅仅漏查一户的官员被要求进行书面自我批评。”
“事后证明，那一家就是该居民区唯一一户出现新冠病例的人家。”

不仅如此，居委会似乎也没有很好的防护与自保措施：

“中国官媒报道，有五十三位居委会工作人员在抗击疫情的工作中殉职。”

可何伟又在报道中提到，当他询问一位在美国工作多年的传染病学专家，“有没有任何方面，美国可以比较现实地从中国学习时”，这名专家脱口而出，“社区参与”，“我们在美国没有居委会体系，找到替代方案很重要。”

抗疫与隐私如何平衡？

中国政府常常因为数据隐私被西方媒体诟病，何伟的报道也提及了这一点。

小刘确诊后，“都市征途的每一步，都被细致到惊人地记录下来”，“详细地公布在一个市政府下辖的微信公众号上。”

起初，何伟以为这是政府监控民众的结果，不过24岁的牛津大学博士候选人、中国疾控中心工作小江告诉他，并非如此。

中国疫情得到控制、海外人士挣扎着要回国时，小江认为掌握入境人士的精确行踪有助于防控工作，写信请求腾讯提供归国人员的IP登陆信息。

结果，腾讯狠狠拒绝了小江，理由是，“这会侵犯用户的数据隐私。”

之后，在一次疾控中心的工作会议上，小江的一位同事，建议使用感染者手机上自带的“蓝牙感知功能”，来查明密切接触者的身份。目前，新加坡、韩国以及欧洲等地区都已经启用了这种蓝牙检测手段。

结果，官方再次拒绝，理由是，“这违反了信息保护规定。”

何伟十分惊讶，“考虑到那么多铁腕隔离政策，我以为政府会用任何可用的方式来抗疫”，“但看起来，有些大科技公司对此进行了抵制。”

小江告诉他，“自动数据收集建议被否的时候，疾控中心研究员嘟囔了几句。随后，为了追踪确诊者行踪，他们又全力以赴，继续干那些诸如电话访谈和面对面访谈等吃力不讨好的活儿。”

自由与生命的博弈

总结这些中国政府浓墨重彩的抗疫举措时，何伟提到，许多人常常从这场疫情中得出一个标准结论：“在中国人的价值观里，重视生命胜过自由，而美国人则反之。”

而何伟本人却表示，这种叙述方式极大地简单化了现实。“中国在抗疫早期出现过瞒报”，很难佐证政府重视生命，而且这种结论也没考虑到，任何其他民主国家在控制疫情方面都比美国做得好。”

这也或许是这篇报道褒贬不一的原因。比起下一个好与坏的结论，何伟更愿意在层层叠叠的故事与细节中，去呈现中国这场抗疫战争的复杂性。

因为贴标签自然容易，给出单一评价也很简单，但接受事物的多维与复杂却常常需要更多的理性与耐心。

在商业世界，同样如此。只有能接受多元观点的人，才能在疫情的不确定中找到确定，不安全中寻求安全。选择城大EMBA，给你更高阶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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