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就是对死亡的不断练习

在什么样的时刻

你思考过“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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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死亡的“哲学之安慰”

——读《西方死亡哲学》

如果说哲学是爱智慧, 那么, 人类以哲学的方式所能达致的最大的智慧,  莫过于对“死亡”的洞悉。与死亡本身的“不可避免性”与“终极性”一样,  哲学思辨与死亡问题之间的紧密关系也是不可避免的、终极性的。谈哲学的人如果不谈论死亡, 大概相当于搞艺术的人不谈论美。按照柏拉图的说法,  “哲学就是死亡的练习”。 (《斐多篇》) 这实在是一句极其明白又深不可测的格言。

恩格斯曾断言, 直立行走是从猿到人的一大飞跃, 这话不无道理。但是,  从另一种意义上, 正是死亡塑造了人本身——正是人类最本底的死亡意识与存在冲动, 让人从与自然同一的物理性存在样态中逃离出来, 开始具有理性,  具有精神存在的维度。“成为人”便意味着“向死而在”, 意味着在死亡与虚无所带来的巨大的恐惧之阴影下筹划自己的生存,  这种能力让人类获得了“万物之灵长”的尊贵地位, 也让每个个体的人获得了无上的尊严与价值。哲学作为人学, 哲学作为人类精神的制高点,  如果没有把“死亡”作为自己的“最高问题”, 显然是说不过去的。虽然大多数哲学史家倾向于把“存在问题”当作西方哲学的主要线索。但是,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 我们会发现, 大哲学家们对存在问题的关切, 无不是以畏死的焦虑为前提的,  无不是从“我们既存在又不存在”这一赫拉克利特式的命题出发的。从我们所知的最早的哲学家泰勒斯一直到当代的德里达等后现代思想家, 他们全部的哲学,  无不是与死亡问题紧密相关的。说得极端一点, 如果一个哲学家不思考存在, 他不一定是个好哲学家;如果一个哲学家不思考死亡,  他一定不是个好哲学家。特别是在奥斯维辛之后, 当谈论诗歌成为可耻的时候, 思考死亡已成为哲学家们一个空前急迫的并且是高尚的“义务”。

正因为哲学家们在死亡问题上所作的个体化的思考,  我们看到了精彩纷呈的哲学。不同哲学家对死亡的不同回答常常决定了他们哲学的个性特征。但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  我们仍然可以大致发现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在死亡问题上的分野。如果我们把哲学家们对死亡的态度作为考量的角度, 那么,  西方的死亡哲学史大致可以分为“死亡的诧异” (古希腊罗马) 、“死亡的渴望” (中世纪) 、“死亡的漠视” (近代) 、“死亡的直面”  (现当代) 四个阶段, 这个历史反映的不仅仅是哲学的深化, 更是人本身的进步。

现在, 哲学对死亡的思考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如此多的丰富素材与思想养料,  我们已有必要在具体的哲学流派与哲学断代史之外, 重新开辟出一门新的学科, 这个学科应该以“死亡”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与理论关切的核心, 并且,  鉴于当代一系列新出的棘手问题, 比如安乐死、脑死亡等, 也亟须一种理性的、贴切的“哲学之安慰”,  这个学科最好还是从形而上学的高度而不仅仅是从临床医学、生物学等具象科学的角度来发言, 也即,  它本身就应该是哲学在“死亡”这一专门问题上的延续与发展, 这个学科就是我们已经开始熟悉的“死亡哲学”。

西方作为哲学分支学科的“死亡哲学” (Philosophy of  Death) 大概出现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 而汉语学界的“死亡哲学”的研究历史,  则要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段德智教授的《死亡哲学》。作为汉语学界“死亡哲学”研究的开拓之作, 段教授的《死亡哲学》曾经名噪一时, 影响深远,  不仅在中国大陆获奖无数, 还进入了港台地区甚至欧美的一些著名大学的课堂, 得到了学界与读者的高度认同。但作者并没有停止他的思考,  而是在宗教学原理、中世纪哲学尤其是阿奎那哲学研究领域内深化、拓展他的死亡哲学。这种深化与拓展的结果就是一本新的死亡哲学的力作——《西方死亡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相比《死亡哲学》,  《西方死亡哲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主要侧重于对西方哲学史上死亡学说的考察,  它与作者另一本即将要出版的《中国死亡哲学》刚好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死亡哲学的整体图景。但是, 作为“死亡哲学”的一部分,  《西方死亡哲学》并不是对《死亡哲学》的简单分化, 相反, 它不仅在内容上更为丰富。比如,  对中世纪死亡哲学特别是对托马斯·阿奎那死亡哲学思想在内容上的扩充, 而且,  在理论上也有更多的进展。如果说当初的《死亡哲学》还有“初探”之意的话,  现在的这本《西方死亡哲学》完全适合于“沉思”这样的字眼。说它是真正的“沉思”的结果, 证据是相当充分的。首先,  作者梳理了死亡哲学概念的多层意涵, 提出死亡哲学是“死而上学”, 是“人生哲学的深化和延展”, 是“一种世界观和本体论”,  是“一个发展中的系统”。通过这样的界定,  死亡哲学在哲学这一学科中的合法性、独立性以及价值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若没有对死亡哲学这一分支学科进行过长期的、系统的并且是创造性的思考,  是无法完成这些界定的。其次, 作者对西方死亡哲学的基本理论特征也提出了准确而深刻的看法。比如,  认为西方死亡哲学的基本理论特征在于“注重对死亡本性的哲学追问”、“持守死亡的主体性原则和个体性原则”、“死亡哲学内准宗教向度与哲学向度间的剧烈冲突”等,  无不是作者这些年在西方哲学、宗教学原理、中世纪哲学尤其是阿奎那哲学研究领域内的研究心得在“死亡哲学”这一语境下的表达。其三,  作者把西方死亡哲学史分为“死亡的诧异” (古希腊罗马的死亡哲学) 、“死亡的渴望” (中世纪死亡哲学) 、“死亡的漠视” (近代的死亡哲学)  、“死亡的直面” (现代的死亡哲学) 这样四个阶段, 并且, 本书的主体也是按照这样几个部分写作的, 恰如一部恢弘的交响诗。应该说,  这种划分是极富独创性的, 它不仅清晰地勾画出了西方哲学对死亡问题进行思考的历史,  而且还在这种勾画中暗示了西方死亡哲学史乃至整个西方哲学史演进的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结构。

但是,  光有理论的独创与逻辑的严谨还并不足以保证一本书能够成为“真正的哲学著作”。一本真正的哲学著作,  其最终的标准应该在于作者贯穿到作品中的人生体验。因为哲学的迷人并不来自于一批最优秀大脑的汇报演出,  而是在于隐藏在这些大脑的说辞背后的个体生命体验。段教授这本《西方死亡哲学》的最动人之处,  就在于这本书里处处闪烁着的他的个体灵魂的微光。作为出生于建国前夕并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学人, 他生命中经历的欢乐、哀伤、艰辛与酸楚,  恐怕是当今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正如作者在他的前一本《死亡哲学》中说过的, 研究并写作死亡哲学的初衷,  就在于对他们一代人所遇到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死亡情境的强烈感受。若说到这本《西方死亡哲学》, 恐怕更是如此。黑格尔曾经说过,  青年人和老年人说同一句话的时候, 意义是不一样的。对于作者而言, 从《死亡哲学》到《西方死亡哲学》, 虽然间隔只有15年,  但就他个人的历史而言却是两个时代的跨越——从中年到老年。我相信, 在写作这本《西方死亡哲学》的时候, 他对死亡的思考,  已不再带有一切“远观”的角度和“设身处地”的成分, 而是切近地,  以一种切肤之痛般的生命体验在进行着。作者在书中的多处对一些大哲学家的死亡意识与死亡观进行分析的时候,  明显就是借他们的口在表达自己的个体生命体验。只有当一个人如此这般地从思考“他死”到思考“我死”的时候, 他的“死亡哲学”才可能成立, 并且,  才可能真诚。从这个角度衡量, 段教授的这本《西方死亡哲学》无疑是真诚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哲学著作。

抛开这本书作为一本纯粹学术书籍所具有的价值和重要性不谈,  即使作为一般的阅读物来说, 这本书也具有相当的可读性。首先, 它的内容不仅大量涉及西方哲学史上的许多著名哲学家的死亡理论, 并且,  还通过一种优雅而节制的笔调对这些哲学家自己的死亡也作了描绘, 在作者的笔下, 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个关于死亡的伟大思想,  而且看到了一个个在死亡面前升华了自己的伟大思想家, 令人动容。其次, 这本书不仅有着精巧的结构与严密的逻辑, 而且, 在行文上也简洁、流畅,  加之警句迭出、机锋四溅, 能够给人以很大的阅读快感。

虽然在笔者看来, 因为作者前后心境、行文习惯以及学术兴趣的差异,  段德智教授这本《西方死亡哲学》仍不免留有罅隙, 比如在第三章论述阿奎那的死亡观的时候,  略显繁琐从而导致该篇章与全书简洁流畅的风格有悖;再比如该书对当代一些重要思想家 (比如富柯、莱维纳斯、德里达等) 的死亡观的付之阙如,  都不免让读者心生遗珠之憾。但无论如何, 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来衡量, 这本《西方死亡哲学》都不失为一本真正的哲学著作,  都不失为一个真正思想者的灵魂之书。中世纪哲学家波埃修 (Boethius) 生命中的最后两年身陷囹圄, 在狱中,  他认识到哲学乃是生命的唯一安慰, 于是他写就了最重要的作品《哲学之安慰》;其实,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  我们又何尝不是生来便在死亡的囹圄之中呢?以此观之, 段教授的这本《西方死亡哲学》又何尝不是一种“哲学之安慰”呢?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Humanity Sciences)

2007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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