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必须大胆说出什么好，什么不好

学者必须收回发言权，大胆说出什么好，什么不好。

人文学科的教授们是要对价值作出判断。艺术史家、文学学者、音乐理论家和古典学者往往对学生们说：这些著作很强大、优美、惊人、奇异、见解深刻等等。它们比其他作品更值得你花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学习。这样的声明隐含着选择什么纳入到课程体系中。

但是，这样的判断违反了平等原则。人文学者必须假装我们没有作出判断。在普林斯顿诗歌和诗学百科全书中有关“评价”的条目是这样写的“评价曾经被认为是批评的核心任务，但是它在批评中的地位现在受到挑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阐释所取代”。山姆·罗斯（Sam Rose）在对最近美学著作的调查中，描述了批评家和哲学家们之间的共识，他们反对美学判断的“专制主义”和“精英主义”特征。

这种回避等级差异的倾向似乎越来越严重。我是谁，凭什么说一本书比其他更好？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应该读什么书？每个人的口味都是平等的。谁的判断也不比他人的判断更好或者更坏。因此，在令人好奇的发展中，思想进步的英语教授已经逐渐加入到民粹主义的《福克斯新闻》专家攻击美学判断的精英主义的潮流中。这个立场在福克斯看来比在教室里更好。放弃进步判断就是把所有价值问题都扔给了市场。自由市场是消费者做出其文化选择，人的偏好都具有平等地位。或许在这个退步的民粹主义时代，卡尔·马克思的平等局限性的认识包含了对我们来说非常宝贵的教训。他的著名口号“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是对平等分配的一种选择。人们拥有不同的能力，拥有不同的需要，严格承诺于平等原则将消除这些差异。马克思攻击有些平等概念是“教条，在特定时期拥有某些意义但现在已经成为过时的语言垃圾的观点。”（思庐哲学编辑）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像科恩（G.A. Cohen）等学者试图将马克思的观点与传统自由派价值观融合起来，但是，正如新一代进步人士提醒我们的那样，马克思认识到了平等原则的局限性。平等是自由派资本主义的最优秀价值观。虽然对自由主义擅长的各种解放斗争至关重要——确保人人平等地接触市场和投票箱，但是，在反对市场侵入到生活各个方面的斗争中就没有那么有用了。

泰勒·柯文（Tyler Cowen）在为“商业文化”辩护时，引用导演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的话阐述市场选择和民主过程之间的联系，“观众通过购买门票投票。我想不出有任何东西是观众根本不明白的。唯一的问题是让他们感兴趣，一旦他们感兴趣，他们就会明白世界上的任何事。”柯文写到，威尔斯在论证“消费者的意见在评判审美价值时具有最优先的地位。”作为个人实际选择的标志，畅销书排行榜就是比体现专业人士评价的文学课程表更加平等得多的价值观标志。

20世纪初期，批评家理查兹（I.A. Richards）已经意识到平等与判断之间的紧张关系。他写到“在品味问题上，如果的专家和大多数人的观点不一致的时候，他就处于尴尬的地位。他被迫说在实际上我比你更好。我的口味更细腻，我的性格更有内涵，你们如果变得更像我就更好些。”到了20世纪的最后几年，教授们得出结论，他们需要重新修改其专业知识以便符合平等主义的要求。因此，他们向后退却，将其课程设置伪装成为价值观中立，只是作为让学生获得文化的、政治的、或历史的知识的一种手段。

我们的工作是向学生展示他们未必要尊重的生活形式和思想，帮助他们成为他们希望成为的那种人。

但是，这个立场是不连贯的。为构成文学专业的可靠模式的阐释和分析实践的价值判断设置警戒线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判断某首诗歌包含了无法被历史课本抓住的历史见解，或者某部小说知道政治动力学的某个东西，这是学生无法从政治理论著作中获得的，那么，我是在做出文学判断。我在说的是它有价值，不仅仅对我来说而对每个人来说都有价值。这个信念是我要求学生阅读这部著作的合理性所在。如果我认为学生能够从历史或者经济学或者社会学或者哲学课程中获得同样的见解，他们为什么费力地到我的课堂上来呢？甚至像价值中立的工程如对莎士比亚早期对开本的纸张的物质构成的研究也间接地依靠我们对莎士比亚著作的价值和兴趣的意识。

但是，平等立场并不仅仅是为了政治理由面临缺乏连贯性风险的例子。教授们对平等的承诺实际上破坏了他们的政治观。许多教授相信他们试图抗拒市场打着“新自由主义”的旗号入侵生活的各个领域。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论，教授们拒绝价值判断是非常坚决的，就像他们承诺于抗拒新自由主义一样强烈，但他们不能鱼与熊掌兼得。文学学者约瑟夫·诺思（Joseph North）已经撰写了非常动人的审美教育著作。他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当他辨认出“适当的左派”是“那些对平等的承诺超越了自由派共识确定的边界的人”，进而拒绝以平等的名义做出判断。完全承诺于平等的悖论性影响就是把价值观禁锢在市场的边界之内。

文化教育屈服于消费者的偏好存在一个根本性问题。教条式平等告诉我们：你的口味没有任何毛病。如果你一直更喜欢年轻的成人小说或现实电视，那又如何？没有人拥有权威让你为你的欲望感到难为情，让你觉得应该追求更高尚的东西。

这样的宣言听起来似乎无可反驳，甚至可能有令人钦佩之处。但是，如果学界同化这个观点，其实在过去30年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做的，位于人文教育核心的可能性就已经丧失了。即你可能被改造，可能发现新思想方式、新认识、和新欲望的前景已经被关闭了。

芝加哥大学教授阿格尼斯·卡拉德（Agnes Callard）对位于非职业教育核心的渴望和追求做出了非常精彩和流畅的描述。“当人们在大学层次上讲授艺术史或者物理或者法语的时候，他试图让学生接触美学的、科学的、文学的价值等独特领域。我们不是向他们兜售他们已经想要的东西，相反，我们是在试图帮助他们学习渴望一些东西或强化和加深早已存在但还比较弱的欲望。”我们作为教育者的工作是向学生展现他们可能并不怎么看重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然后帮助他们变成的确尊重这些东西的那种人。

我们必须区分将平等作为教育的起点的教条式观点和将平等视为目标的观点。学文学的大一学生在我的课堂上还没有能力像我这样对文学做出判断。他并不喜欢我要求他们阅读的格溫多琳·布魯克斯（Gwendolyn Brooks）的诗歌。他更愿意再阅读通俗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或者阅读《嘲笑鸟》（Mockingjay）。他们觉得诗人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不容易接近，觉得早逝的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看来有些不正常。

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对这个学生说：如果你现在不喜欢布鲁克斯、克莱恩或者普拉斯，没有关系。他们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你们的偏爱。你应该花费一些时间读他们，因为从其著作看到的有些东西可能会改变你的视野，这些著作的有些思想可能让你用不同的方式思考问题。学生如何知道我现在让他们阅读的著作真的拥有我宣称的那些神秘特征？有什么证据将来他会高兴他选修了这门课，他的思想得到了改善和改造？

我的权威从来不能取代学生的体验，而且我也不愿意这样。文学教育的要点不是敬仰莎士比亚、乔治·艾略特或者比基·斯莫兹（Biggie Smalls）或者亨利·梭罗（Henry Thoreau）而是让你能够看到看不见的东西，听到新声音，理解从前不懂的东西。如果在我的帮助下学生不能向自己证明欧克塔维亚·巴特勒（Octavia Butler）的“血孩子”值得阅读，其他人更不会。但是，正如大卫·休谟（David Hume）所写，“很多人，如果放任不管，可能只有微弱的和令人怀疑的审美认识，还不能够享受作品中表现出的美的抚摸。”每个教授都知道学生在开始明白，他们开始感受到心智的轮廓和感受问题的方式，他们没有想到这些东西存在，他们开始觉得这个想法是他们自己的时候，他们眼中突然出现的光亮。

学习文学的一年级学生开始上我这门课的时候并没有与我程度相当的判断文学的能力。

教条式平等阻碍了这种可能性。市场教义——所有欲望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价值观都不过是一种观点而已——阻碍了这种可能性。这只是不受限制的市场妨碍更好人生的许多方式之一。反对市场的疾病的斗争要求我们有勇气挑战市场的支配性激情和教条性平等观。

政治学和哲学学者有时候区分“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如果你告诉我更喜欢年轻人的成人小说或现实电视节目并不比更喜欢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或者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更好或更坏，你是在剥夺我丰富自己生活的机会。你给我脱水了的“形式”平等，另一方面，“实质”平等将美学教育扩展到每个人，无论阶级和种族如何。我更喜欢马克思的术语。“教条式”平等表达了宗教的强度，无法控制的平等的威力，它有能力消耗所有差别和区分，连同任何无法同化的政治都进入市场的支配下。

批评平等的局限性并不意味着忽略专业知识的病态。过去许多专家的判断包含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丑陋印记。或许我们很多人的判断在将来看也有类似的扭曲偏离。通过尝试消除审美判断来回应这些失败似乎是正确的平等主义动作。但是，正如切里·沃尔（Cheryl Wall）在20年前的经典文章中所说，这可能有令更深刻的不平等永远存在的风险：“在美国从一开始，黑人写作就一直被定义为拥有唯一的意识形态重要性。”不是拒绝审美判断，她认为，专家需要通过遭遇不同的艺术模式和传统挑战我们的价值观标准。

沃尔的文章说明了一个强有力的问题。我们如何区分简单的专制主义和合理的专业判断，试图抗拒个别专家的偏见和盲目性的判断。当一个专家告诉我们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和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是伟大作家的时候，我们如何知道她不是在简单地表达她的主观意见？

向人们确认专家判断的合理性的方式之一是让判断背后的推理过程透明。但是，专业知识并不总是与有能力向任何人显示我们判断的证据相匹配。常常出现的情况正好相反。这就是为什么学术界的学科理论家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和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都指出，专家共同体的共识可作为评价特定作品或研究或主张的价值的标准。９７％的气候科学家赞同气候变化是真实的，是人类引起的，这个事实就比任何特定的科学发现的描述的说服力更强大。即使这些发现被表面上外行都能看懂的语言来描述，我们明白专家的价值观判断取决于我们不知道的众多背景知识、实践和规范。最近的历史已经显示，非专家很容易考察种种疫苗的研究，得出与专家结论有明显差别的结论。

专家共同体对非专家的判断的主张源自背景知识、实验程序、论证和证据规范以及在特定领域中构成专业知识的常常心照不宣的技能。杰里·姆勒（Jerry Z. Muller）描述了大学管理者如何成为平等幻觉的受害者。我们可以让专家判断的支持基础讲述给任何人都搞明白都理解。姆勒所说的“指标固定”（metrics fixation）的教条式平等主义掩盖了管理者和“建立在通过漫长的教育和培训过程而获得的一整套专门化知识基础上的专业心态”之间的斗争。姆勒描述了指标支持者如何理解专业判断是“个人的、主观的、自我利益的”。如果你不能立刻向我显示你的专家判断的理由，那你肯定是没有理由或者你的理由是糟糕的理由。或许你从疫苗生产者那里获得了金钱上的好处，或者你拥有风力发电机公司的股票。

文学专业知识在很多方面不同于科学专业知识。但是，在两者中我们都能区分专业判断和单纯的私人意见。就像科学判断一样，理解专家文学判断的基础是学习的过程。我认为江户时代日本诗人松尾芭蕉（Bashō，まつお ばしょう）的诗歌很伟大，但这不仅仅是我的意见。我自己并没有发现芭蕉著作到底优美在何处。没有人指着一首诗歌然后期待我明白它。15岁时，就在我有一天在图书馆感到厌烦的时候，我发现了布莱斯（R.H. Blyth）对日本俳句的翻译和评论。我随意打开一本书，遇到下面三行令人困惑的诗句：

“

章鱼陷阱

稍纵即逝的梦

在夏天的月亮下

”

（请参阅其他版本：《明石夜泊》：夏月夜，章鱼壶中虚幻梦。或者：章鱼在陶罐，犹自沉醉黄粱梦，夏夜月满天。——译注）

并不是诗歌的复杂性而是它惊人的简单让我感到困惑。这首诗歌似乎没有在说任何东西。我就要把此书放下，这时我很好奇为什么有人会把这首愚蠢的诗歌收录在书中，我就浏览了布莱斯的评论。我读到了下面的句子“章鱼躺在落入陷阱的陶罐底部就好像睡着了，渔漂标记着水上的位置。虽然没有词汇表达它，但诗句似乎充满了光亮和颜色。”

布莱斯的简短说明结合了一则很有用的历史知识——17世纪时日本的章鱼陷阱是无盖的陶罐这个事实——描述了他注意到诗歌的某些东西。“这诗句似乎充满了光亮和色彩。”这怎么可能？这个特别简朴的诗歌中色彩来自哪里？章鱼和夏夜的月亮有什么关系？成为章鱼是什么样子？

在接下来的几天和几个星期里，这首诗歌连同布莱斯的说明一再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在我看来，布莱斯的讲授慢慢通过了休谟的审美专业知识测验。很多人“如果放任不管，可能只有微弱的和令人怀疑的审美认识，还不能够享受作品中表现出的美的抚摸。”某种在我看来还无法想像的东西——成为章鱼是什么样子？成为我能开始想象的东西。

本文原标题为《不敢做出判断的人文学科》

作者：米歇尔·克鲁恩（Michael Clune），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英语教授。

翻译：吴万伟

译自：The Humanities' Fear of Judgment By MICHAEL CLUNE

https://www.chronicle.com/interactives/20190826-CluneJudgement?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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