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还搞什么请愿签名？
哲学家的工作靠的是论证，而不是靠发挥影响力。
最近，有人请我在请愿书上签名，请愿书反对基于性和性别的观点而剥夺哲学家在平台上发言的机会。剥夺他人在平台上的发言机会是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在学术界的具体表现---即因为发表了得罪人的言论而在专业领域遭到排斥，比如无法参加学术会议，无法接受演讲邀请，无法在期刊上发表论文或者没有办法出版著作等。请愿书认为针对哲学家的演讲内容而进行专业的或社会的制裁破坏了思想探索的核心价值观，即使这个话题十分敏感，以至于言论本身就能造成伤害。
我之所以拒绝在请愿书上签名就是因为我相信无论内容如何，请愿书都破坏了思想探索的核心价值观。原因如下。
无论你将其称为“请愿书”还是“公开信”还是“公开声明”等，这类文件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在声明或者论证某个立场之后，总要列举出该立场的支持者的名字。请愿书旨在产生说服别人的效果，依靠的不仅是前半部分的合理性论证，而且还依靠后半部分出现的人名的数量多寡以及这些人的名望如何。这样的文件试图说服你相信（有权这样做）某些东西是因为很多人相信它，其中有不少是权威。因为有很多人相信，所以相信某些东西，这并一定就有错，但是，从思想上来看，这样做总是缺乏好奇心的表现。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很多人相信的东西可能是错误的，虽然这的确是个问题。问题在于即使这是真实的，许多人相信它的事实并不能说明它为什么真实---这正是在思想上好奇心特别强的人想知道的东西。这个问题因为请愿书上签名的人很多而且名望很高的事实而得以缓解吗？我认为在思想上好奇心特别强的人的确容易受到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的吸引，因为他们处于回答我们问题的有利地位。但是，这仅仅适用于专家们被个别对待。一个专家就意味着一个学习的机会；而遭遇一大堆专家就象死刑犯被行刑队枪决一样，对话的可能性将不复存在。
人多声音大这种想法有某种咄咄逼人的味道。人数众多就产生一种似乎逼人相信某个观点的压力，之所以相信这个观点不是因为其解释力有多强，而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它。但这并不是该观点为什么正确的更好描述。哲学家们本来应该对将信仰强制的元素引入我们的文化特别敏感的。作为哲学家，我渴望自己的影响力源自哲学思辨，也就是说，我渴望让人们去相信通过自己的探索而发现合理的东西，我不想让他们仅仅因为某个观点有很多人（我是其中之一）相信就也去相信。
因为“许多人”相信而相信不可能是哲学观点，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对话：苏格拉底的对话者常常抗拒他的反常结论，驳斥其违背“常识”，苏格拉底往往回答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关心多数人（hoi polloi）的想法呢？”（Crito 44c.）苏格拉底只想知道该观点为什么正确，而不关心谁认同或者有多少人认同这个观点。
我认为哲学界存在像医生的职业道德圣典“希波克拉底誓言”（the Hippocratic oath）那样的苏格拉底誓言。请考虑下面这个事实：在随意性的对话中，我们多数人倾向于喜欢接受医生的观点。我们都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实际知道的多得多，从阿姨遇到的单个问题推断出过分简单化的概括。但是，医生就不得不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唯恐人们鲁莽地听从所给的建议而造成真正的伤害。
专家往往知道他的专长的边界在哪里；与普通民众不同，专家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是什么。专业哲学家的大部分工作就是要暴露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哲学家还是普通民众---都倾向于错误地夸大我们拥有的哲学知识，它们通常披着“常识”的外衣。
正如医生必须承诺不伤害他人的身体一样，哲学家必须承诺不对人的认识造成任何伤害。医生如果使用或者建议他人使用在医学上不可靠的治疗手段，这是不可接受的恶行。在哲学中依靠多数人或权威而说服别人也是不可靠的方式；使用这样的程序无疑就是哲学家玩忽职守。
请考虑相反的论证：医生总是会伤害自己的身体，比如参与风险很高的体育运动的话，就会对自己造成伤害。或者在酒吧打架时，医生一拳打在别人脸上；打断了人家的鼻梁骨。无论他犯下了什么罪，肯定都不是玩忽职守罪。（思庐哲学编辑）医生未必总是以医生的身份在行动；他们未必需要时时刻刻把健康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同样道理，哲学家也是这样。根本不使用哲学方法的请愿书会有怎样的情况呢？
这是个很有道理的观点。起草请愿书并签名的哲学家不需要设想这个活动本身具有哲学性---他们不愿意用请愿书作为哲学课堂的教学工具，这个说法有些似是而非。我承认哲学家有时候应该摘掉哲学家的帽子，但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在课堂内外都是用同样的方法也有些似是而非。
这样一来，如果扪心自问为什么哲学家要摘掉帽子？这不是听众不愿意或不能采用哲学论证的模式的问题，他们是在与哲学家说话。也不是哲学家参与专业之外的活动的问题---在他们下班之后，在暑假期间，哲学家或许并不愿意争论；我们讨论的是专业伦理学的学科内部的、专业性的讨论。
我们绝不会用请愿书的方式探讨诸如“可能的世界是真实的吗？”或者“经过证实的知识是真正的信仰吗？”但是，在围绕性、性别和伤人的言论等问题上，为什么我们受到诱惑要采用请愿书的方式呢？答案在于后一类问题涉及到真实的情感和真实的人，那是正在发生的真事，为此，我们觉得这是极其重要的事。起草请愿书的人在自己思考，这次，它真的很重要。我认为哲学家将问题的重要性作为采取非哲学的态度对待它的理由是完全错误的。
哲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与其他学科不同，哲学自始至终都具有哲学性。“数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以及其他此类根本问题不属于该学科的范围而是属于哲学问题。科学并不提出“科学是什么”的问题；哲学则会像提出“哲学是什么？”一样提出这个问题。
我并不是说哲学家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我的攻击目标是将哲学本身政治化。我认为专业行为应该就像其话题一样是无底的：如果进行有关专业伦理学的学科内的专业化的讨论，我们应该以哲学的方式进行而不是搞什么请愿和签名。我们应该自始至终都采用哲学探索的方法。
“但是，我需要让人们看到排除某些人的声音不是创造包容性的思想环境的方式。”那就论证它的合理性！如果你去掉请愿书上的所有签名，你会发现手头是有论证的。论证就在那里，但是只有在你避免求助于权威时才会欢迎别人的反驳---如对请愿的抗辩。哲学家看重对手的意见，认为它们值得听一听，我们不应该依据观点党同伐异。
哲学论证未必引发听众中最大数量的思想转变---那个前线的奖励落在某种方式的群众宣传上---但它代表了哲学家承诺的信仰习得方式：思想诚实，对知识有利，不咄咄逼人，充满好奇心，尊重他人。
如果认定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在事关切身利益的时候，哲学家应该放弃哲学探索，这种认识是对思想文化的最大威胁。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相信哲学探索的价值，其他人就更不会相信了。
阿格尼斯·卡拉德 著 吴万伟 译
阿格尼斯·卡拉德（Agnes Callard），芝加哥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著有《志向：生成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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