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何热衷于德国哲学?
很高兴来到北大外哲所《哲学和现代世界讲座系列》，和各位见面交流。今天讲的题目好像是一个圈套，好像已经事先设定了一个前提，承认中国人热衷于德国哲学，然后解释为什么热衷德国哲学的问题。有些人会对我讲的这个前提提出置疑：中国人学习西方哲学难道不重视英美哲学吗？法国哲学很时髦，我们对德国哲学真的比法国哲学更加重视吗？难道中国人不重视古希腊哲学吗？我首先要来回应这个挑战，看看中国人是否热衷德国哲学，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先从德国哲学在西方哲学中的位置讲起。大家知道，一般把西方哲学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古希腊罗马哲学，第二个阶段是一个漫长的中世纪哲学，第三个阶段是从十七世纪开始的近代哲学，第四个阶段是现代哲学。在古希腊罗马阶段，在中世纪阶段，没有德法英的哲学的区分。我们现在讲的法国、英国和德国等等国别哲学，实际上是在近代哲学才开始的。十七、十八世纪近代哲学的主流是法国哲学和英国哲学，但是从十八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德国哲学变成西方哲学的主流。
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是中文的说法，西语当中没有“近代”这个词，所以“近代”和“现代”在西语当中同一个词，近代和现代哲学都叫modern philosophy。但西方人也有区分的办法，“earlier modern”相当于中文的“近代”，“latermodern”相当于中文的“现代”。那么“现代哲学”或“later modern philosophy”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我想引用一下著名的《剑桥哲学史：1870-1945》这一卷开始的一段话，它一开始解释为什么要把1870-1945这段时间当做哲学史的一个独立阶段。“1870年，普鲁士军队在色当战役大败法兰西军队；1945年，德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败绩。在此期间，德国曾成为欧洲第一强国，确曾两次试图主宰欧洲。也是在此期间，德国哲学家以及奥地利传统的哲学家对哲学作出的重要贡献，得到世人的广泛认可。但在1945年以后，无人会明显坚持这一看法。（？）”最后一句话后面的问号是我的质疑，我认为二战后德国哲学的重要贡献，仍然得到世人的广泛认可，从十八世纪下半纪开始德国哲学西方哲学的主流，一直延续到到20世纪中后期。
既然德国哲学在西方哲学中长期占主流地位，德国哲学自然会得到重视，无论中西，哪一个国家都一样。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中国人为什么热衷于德国哲学，这就涉及我们中国人自身的问题，要考虑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的过程。
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大致可分下列四个时期：
我们看看，在西方哲学传播一百多年的四个时期里，中国人是否热衷德国哲学。
I.1 初期：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学者全面搬运古代希腊罗马的、英、德、法、俄、日的哲学，并没有特别青睐德国哲学。有个例外，王国维介绍叔本华，五四时期文学家推崇尼采。章太炎也初略地介绍康德、黑格尔，但评价不高，认为康德、黑格尔“没有见识”。
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的二期是1931-1949年，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翻译和研究走向成熟，成熟的标志一是能够翻译大部头哲学经典，二是能够写作研究性的专著。
这一时期的翻译和研究有了明确的重点，就是说，德国哲学。康德三大批判，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几本重要著作，尼采的代表作，等等，都有了中译本，而且不止一个版本，德国哲学的中译的质量也很高，有的现在仍然流行，如王造时1934年翻译的黑格尔《历史哲学》，徐梵澄、楚图南翻译的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苏鲁支语录》）。这里的书单不全面，没有包括蓝公武译的《纯粹理性批判》，韦卓民翻译的三大批判。
研究德国哲学的专著的翻译和中文著作也不少名著。如贺麟翻译的鲁伊士的《黑格尔学述》，斯宾诺莎的《致知篇》，陈康翻译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以及郑昕撰写的《康德学述》。
I.3 1950-70年代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三期，三期的特点是潜行曲折，之所以还能够潜行，得益于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在这一时期，人们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是黑格尔，马克思自称是黑格尔“这位伟大思想家的学生”，他还说，《资本论》的“结构、整个的内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不是哪一个德国人的功绩，而是全民族的功绩”（文集10:236）。马克思和黑格尔“形影不离”，马克思是“形”，黑格尔是“影”，由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带动起来的黑格尔研究，是“潜行”，潜行并不是无声无息，而是曲折前进。有一些带有时代痕迹的新成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翻译，在一项长期持续的国家工程，有西方哲学专家的参与，翻译的一个成就，是规范了西方哲学的基本概念的中译术语，注释中平实地介绍西方哲学家主要著作和思想。
黑格尔哲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一版同步，从1956年到80年代初，中文一版完成了，黑格尔的主要著也都有了中译本。
西方哲学在中国第四期，从1978年开始直至现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涌现引进西方哲学更大的高潮，全面而宏大，西方哲学所有流派都被引入中国，几乎所有哲学家的重要的著作，包括很多全集，都被翻译出版。如同第二三时期一样，德国哲学依然是重点，而且更加全面。第二期只热衷几个德国古典哲学家，第三期重点是翻译研究黑格尔，而我们处在的第四期，从德国古典哲学，到德国现代哲学，从20世纪的现象学，到奥地利和德国的早期分析哲学，代表人物的全集被翻译，他们的哲学得到全面的梳理。德国哲学在中国可谓热潮滚滚，有康德热，尼采热，海德格尔热，还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带动起来的黑格尔热。德国哲学的翻译和研究，成为这一时期众多成果的佼佼者，德国哲学引领着中国的西方哲学潮流，这似乎是不争的事实。
II. 我们说明，“中国人热衷德国哲学”是符合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判断。但只用中国人重视引进吸收德国哲学的事实，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热衷德国哲学的充分理由。我们要进一步解决为什么会有热衷德国哲学的现象。这是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从前面梳理的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四期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对待西方哲学，不是不加选择的“拿来主义”，而是根据需要有选择地引进，有时出于政治需要，有时出于文化需要，有时出于理论上的需要，当然，政治、文化、理论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某种需要最迫切，德国哲学能够提供满足需要的文化、理论的资源。
第一期紧迫的任务是建设中国现代新文化。新文化运动旗帜是“民主、科学”，在当时流行的德国哲学当中找不到太多的民主思想和实证科学的资源，而英美哲学则最适合于“民主、科学”的思潮。因此，德国哲学在中国一开始没有受到特殊青睐，只是尼采“个性解放”、冲破传统罗网的思想鼓舞了文化人。
第二期从1931年开始，自九一八事件以后，中国人最迫切的需要是抗日救亡，引进德国哲学的根本目标是救国，鼓舞爱国主义的斗志。费希特的“告德意志民族书”被译为中文，贺麟写了《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的态度》，他解释为什么重视黑格尔哲学的译介：“我们所处的时代与黑格尔的时代都是强敌压境、国内四分五裂，人心涣散颓丧时代……黑格尔的学说对于解决时代的问题，实有足资我们借鉴的地方。”
共产党和左翼知识分子重视德国哲学的主要动机是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何干之在1940年说：“在全世界革命日益紧张，中国革命的巨浪正在高涨之际，革命理论的研究和发挥，遂成为中国每一个进步思想家的切身任务……德意志古典哲学家康德、黑格尔，乃至近代哲人马克思、恩格斯、伊里奇，他们各人的思想体系及其学说的演变，更需要我们全国各派的思想家的专门研究和学习。”在这些政治背景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乘势翻译传播马克思和列宁著作，以及苏联当时辩证法学派首领德波林的著作，唯物辩证法成为大势所趋。
第三期是政治挂帅，学术为政治服务，学习黑格尔是为了给马克思主义当注释。第四期有人为此反感，提出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研究康德成为显学。
第四期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在世界格局中，20-21世纪的中国似乎与19-20世纪的德国，似乎有相同的处境，两者都属于“后发国家”，都有在文化上的“后发优势”,都要追赶发达国家，达到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在这个大环境里第四期德国哲学的盛行。
尼采热重复了五四时期“个性解放”“价值重估”的年青一代诉求。
20世纪50年代后盛行的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虽然来自法国，其哲学理论资源却是德国的3H，即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中国人在现象学的范畴中，引进和研究法国当代哲学。异军突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更需要黑格尔的理论资源。
III.不知听众有没有注意：“热衷”带有一点贬义，有“偏爱”“过度在意”的含义。“中国人热衷德国哲学”确实是一个价值判断，我们要从事实和价值相结合的角度，对“热衷”的是非得失做出判断。这是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III.1 德国哲学对中国哲学界一大理论贡献，在于它的哲学史观，这是全局性的贡献。黑格尔提供了第一个科学的哲学史观，中国人引进是西方哲学史，无论英美还是德法的版本，理论框架都来自黑格尔的哲学史观；即使前苏联以“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军对阵”为模式的哲学史，也没有摆脱黑格尔哲学史观的框架，只是添加了阶级斗争的评价。第四期突破了“两军对阵”模式，可以驾轻就熟地采用黑格尔哲学史观书写哲学史，哲学史研究特别发达。
海德格尔著作中，有系统梳理哲学史文献的讲稿，海德格尔在中国成为显学，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哲学史观取代黑格尔的哲学史观。
热衷德国哲学史观，是西方哲学的通行做法，但在中国语境中，中国人的热衷，与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有密切联系，中国传统的经与注、经与史的传统问题，被转变为述与评、论与史、哲学与哲学史、思想与学问之类的现代问题。
现在，中国哲学界常遇到的诟病是，叙述有余，评论不足；历史材料重复多，理论创新少；哲学史发达，哲学理论薄弱；有学问，而无思想。面对这样的批评，毋宁归咎于德国哲学史观，不如反思我们自己的学术传统。古人常借经典注疏来表达自己观点，不是“我注六经”，就是“六经注我”；不是六经皆史，就是经为史纲，独树一帜被视为大逆不道。在这样的学术传统中，“论”成为禁锢思想的经文教条，“史”变成没有生气的史料考证堆砌。
III.2 黑格尔、海德格尔等德国哲学家的哲学史观是他们独创理论的附属，两者有先后主次关系，他们在理论上“先立乎其大者”，再用其他哲学家为自己理论做背书。他们先立的理论固然少不了历史素材，但不是被史料牵着鼻子走，而以问题意识为引导。
原创哲学家的问题意识，无不从时代的重大问题出发。这些时代的重大问题不是哪个人建构出来的，而是时代提出来的问题。正如黑格尔说，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儿，哲学家也不例外。
康德、黑格尔关注的时代问题，这就是启蒙时代的人的自由、解放和尊严观念的合理性，现在并没有过时，在20世纪海德格尔等人提出反现代性的质疑。围绕启蒙的争论也是中国的现实问题，这里不展开了，只讲人的尊严这一点。
虽然自由、自主一直是西方哲学的主题，但人的尊严只是在缺乏和失去的时候才显得尤为可贵。在启蒙时代，英法等国人民在争得平等自由权利之后，不觉得尊严可贵，甚至对滥用自由有损人的尊严的暴力熟视无睹。在德国封建专制统治下，康德和黑格尔都认为自由诚可贵，尊严价更高。康德强调人的尊严是有理性的人的内在价值的最大值。黑格尔认为尊严是自由和道德的“自为存在及其不可触动的前提”，“涉及一个为我而在的不可触动的领域”。
黑格尔以中国为例说，满清皇帝把所有人都看作奴才；黑格尔还说，株连和严酷的刑罚“完全否认了道德的自由，否认了犯罪的归属，否认了道德的独立性”，“体罚也最能让人感到屈辱”，对士大夫的自尊更是致命打击，因为，黑格尔说：“对于有教养者来说，这种惩罚之所以是最高的处罚，是因为它在法律面前宣告他的意志一文不值”，“教育的程度越高，对于体罚也越敏感。一个承认并维护法律的官员，一旦遭受体罚便是奇耻大辱，因为他的道德地位被剥夺了。
黑格尔是欧洲中心论者，他认为，“人享有的尊严，才成为自由人，这个内在原则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承认。”他没有看到，中国传统道德的担当者是士人阶层，从不缺乏尊严。从孟子的“三军可夺其帅，不可夺其志”的“浩然之气”，到文天祥的《正气歌》，士人在强权暴力面前表现出不可触动的尊严。士大夫尊严感最为高扬的时期，恰恰在皇权最黑暗的朝代，如东汉的“党锢”和明朝的“庭杖”。但如同黑格尔看到的那样，直到满清的文字狱，才把士大夫彻底打成了奴才。
20世纪伊始，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的动因正是寻求独立人格和思想尊严。梁启超在1905年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解释“格物致知”，他说：“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他引入近代西方哲学意在“破世界之奴性，摧毁千古之迷梦”，要使中国的富强和繁荣，就必须像培根和笛卡尔那样反对奴性，既不做中国旧学的奴隶，也不做西方新学的奴隶。
经过世代努力，中德仁人志士的理想，开出自由之花。1949年5月通过的联邦德国基本法第一条规定：“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它是国家的全部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八条也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III. 3 前面几个例子都说明，对待德国哲学，可以热衷，但不能盲从。要做到这点，殊为不易。德国哲学体大精深，著名哲学家都有自己的体系，每个体系都有自己的逻辑，体系是逻辑体系，逻辑是体系逻辑，接受了这个逻辑，体系内的一切经验现象都可以得到解释，一切原理都可以得到证明，对学习者有极大吸引力。
康德的先验逻辑，黑格尔的辩证逻辑，胡塞尔的纯逻辑，都是他们建构体系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成为思维定势，必然沉溺在特定体系中不能自拔，不能适应经验世界的变化，特别是，难以处理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数据。最近几十年来，德国哲学失去了曾经引领西方哲学的创造力，或固守在与自然科学对立的精神科学的几个据点，或对经典考证不断更新。
为了避免危机和衰落，当今德国哲学转向分析哲学，不能说德国哲学英美化了。分析哲学不是英美的特权，它的三个创始人弗雷格是德国人，维特根斯坦是奥地利人，只有罗素是英国人；只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里，分析哲学的重镇才从维也纳、柏林转移到英美。如果不带民族感情判断，分析哲学从英美到德国的转变是回归。
从先验逻辑到数字化的数理逻辑的转变是认识方式的根本转变。分析哲学进入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前沿科学技术领域，开辟了很多新的领域，新领域中的问题和方法，未必与传统哲学的经典无关，但跳出在哲学史上那些辉煌的逻辑体系，依靠严密的逻辑推演，以数据观察为基础，使用严密的数据分析逻辑推演，理解人和社会，改变世界。
今天讲了三个问题，一是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中国人热衷德国哲学，二是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三是对中国人热衷德国哲学做了是非功过的价值评估。谢谢大家耐心听讲，希望不吝批评指正。
吴天岳：腾讯会议和哔哩哔哩网站上不少听众提出了问题，我选择几个，请赵老师回答。
问题1：从伦理学上怎么看待民主和科学？
回答：这是一个伦理问题；我在第三部分第二个问题谈到启蒙的问题，启蒙时代部分包括人的自由、自律、平等，都是伦理范畴的问题；中国人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论述，但提出问题、表述问题、论证问题的方式不同。
问题2：哲学的发展是否会越来越数学化？文科生如何面对这些技术性的内容？
回答：这可能是很多同学都会有的困惑，我们也有这样的困惑。这需要学习科学、了解前沿科技，不要气馁。学习新的东西，年轻人要更注意跨学科的研究。我们学数学可能很难达到数学学院的难度，但我们也有自身的优势，我们的哲学史训练不是白费功夫，我们有很强的分析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在这方面可以多少弥补一下我们在数学上的缺口。又比如现在对机器人的研究中提出了很多伦理方面的问题，我们学哲学的从事跨学科的研究反而有优势；另外现在搞工业设计，可以与美学结合在一起；不仅讲究实用，也注重美观问题。如果我们有艺术史、美学史的素养就可与工业设计结合在一起。在这些方面哲学人都是大有可为的。
问题3:关于东西方的尊严问题，请问中国士大夫的尊严与西方知识分子的尊严是否不是一种，即中国士大夫的尊严更强调政治尊严，而西方知识分子更重视个体尊严？
回答：我想士大夫的尊严也不仅是政治尊严，特别我们说到“气节”，气节不是讲官员的气节，气节有其道德基础，具有内在性。士人的气节是中华文化中非常优秀的内容，从孟子的“大丈夫”、“养浩然之气”到后来的心学，都很重视这一点。读书人当官的最大本钱是道德的高尚。而西方，在康德黑格尔的年代，那时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也不高，他们也需要争取个人尊严。中西方的社会条件、社会环境确实不一样，我看重两者之间的共性。
问题4:根据德国古典哲学家对尊严的论述，我们如何把尊严这一伦理普遍化？如果一个人自愿为奴，我们怎样从尊严的角度说服他？
回答：完全没有自尊感的人就不成其为人了，黑格尔论尊严，应该说，人多多少少都有些尊严，当他平顺得意时，他可能感觉不到尊严的可贵，但他像狗一样活着，他也会感到耻辱。尊严不是天生的，需要培养、熏陶、教养，或者说教化，需要社会环境的鼓励。我刚才也念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八条，法律明文保护公民的尊严。在此尊严不是像黑格尔所说的仅仅是内在的原则，也应进入公共领域，也是一个法律的问题。
问题5:作为哲学学生，自己无法进行批判性地思考，读书时找不出张力点怎么办？
回答：我觉得对于初学者来讲，不要过早地进入批判阶段。我有一篇文章《如何循序渐进学习哲学》（网上可以找到）。我把批判反思的阶段放在学习的第三个阶段。初学者还是要先打基础，掌握最基本的知识，融会贯通。
问题6:康德、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高扬主体性，而马克思批判康德黑格尔的主体性，如何重整主体性？
回答：我觉得说马克思批判了康德黑格尔的主体性，这个说法不够全面。subjectivity，可以翻成主体性；马克思从来没有反对过主体性，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批判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指出旧唯物主义不是从主体的角度，而是从对象、客体的角度去理解的。在马克思的哲学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主体性的弘扬，但他是把个体的主体性转化成群体的主体性，即阶级意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我想还是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弘扬主体性的这一传统。
问题7:请问您怎样看待中国哲学当下的匮乏？大家都在进行哲学史的研究，很少有问题研究。正如您提到的，是有学问无思想的状态。
回答：一方面是我们固有的学术传统的问题，经和史的问题，我本人也不能跳出其外；但我们也不要完全排除哲学史研究。两个要点：一是以论带史，你先有了你自己的观点，再用你自己的观点带动哲学史；一是论从史出，你要有文本的依据，文本也是作哲学理论的重要依据。不能让史料牵着鼻子走。在史料文本中提炼出自己的观点，慢慢勾连出一个综合性的体系。我自己的一篇论文谈到西方哲学研究领域史论关系的三种模式，我提出一个论从史出的观点，这还需要在实践中来看。
问题8:现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前沿是什么？
回答：还是康德黑格尔。对康德后期的研究，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后期他转向了政治哲学，这与其批判哲学还是联系在一起的。纯批和实践未讲到的东西，后期有探讨，包括第三批判，很有现实感；黑格尔研究的前沿问题，还是经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来的。现在开放出很多前沿性的问题，你可以搜索一下。
问题9:新冠疫情期间美国的一些不良表现致使乔姆斯基等学者开始批评自由主义，国内外学者也对此展开探讨，如谈到罗尔斯所做的是调和工作，有些人提出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不能做出调和，可能新冠疫情之后，到底要自由还是要平等存在一个张力。请问如何看待后疫情时期的哲学转向问题？
回答：是有关联，有些自由主义者可能会批判，例如严格管控的措施是否限制了人的自由的权利，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严苛的管控与宽松的管控，效果大不一样。我觉得，这里面倒不一定跟罗尔斯正义原则有太大关系，我倒觉得自由主义里面的两派，一派是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一派是罗尔斯所批判的功利主义。如果按功利主义的原则，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暂时地牺牲一部分人自由行走、外出、聚会的权利，按照功利主义的原则我想是允许的，我想这两种立场都会存在。
问题10:五四时期打出了“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口号，“赛先生”是要求实证的，但为什么英美分析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不如欧陆哲学？
回答：英美哲学很热，罗素、杜威都曾来华做演讲；《新青年》上提倡实证主义，实证的科学。如果看看五四时期的一些文件，就可以感觉到对德国哲学的研究是个别的。
问题11:德国哲学的分析转向能否帮助德国哲学应对当下的科技挑战？
回答：我想正是为了适应这个挑战。德国当然工业很发达，但在人工智能方面，跟美国相比还相对落后一些，德国哲学界和科学界有密切的联系。他们这种转型也是很快的，成果也比较多，转型比较有意思，不只是科学技术的挑战，他要把这种分析哲学，更多的社会的、现实问题，如网络数字化，数字化时代不仅对科技产生影响，对社会的公共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些也是他们讨论的焦点。
问题12:能否谈谈人生意义、生命的问题。
回答：读哲学经典，哲学经典很多都是在谈人生意义的问题。柏拉图《理想国》啊，中国哲学里面也有很多。
文章转自公众号：敦实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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