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英瑾：儒家如何看待大数据技术？| 逻格思第1期
目前我们生活的社会，正在面临这一种非常微妙的局势：
一方面，国学的复兴吸引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与学者的精力，去从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注释和传播的工作；
而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媒体的出现，削弱了传统纸媒等传播模式——严肃文化仿佛不断被边缘，取而代之的是“娱乐至上”的理念，每日我们会浏览无数个碎片化、短而小的图片、文字和视频……
更加微妙的是：
从事儒家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更愿意将自己的思想发表在传递严肃思想信息的平台上。他们更愿意与同类学者进行交流，却很少在新媒体中表露自己的思想与理念。
这种过于“不食人间烟火”的态度，既会削弱儒家在新技术条件下的说服力与传播学效力，亦会加高在不同专业群之间业已存在的信息壁垒。
如果儒家思想可以借助新媒体的传播，可以进一步拓展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下的可能性，这样不同专业之间的信息壁垒会消除，新媒体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也会起到正面的作用，甚至传统文化在新媒体的传播下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数码”色彩的文化。
为了探索传统儒家思想与新技术媒体的“绝缘”，我们需要从儒家的核心思想进行分析。
01
所有的道德问题，无论有多抽象，依然无法在脱离物质的前提下而被空泛地谈论。
所以追根溯本下，我们可以通过“井田制”来理解儒家的哲学思想。
在《孟子》中对井田制的表述是这样的：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方圆一里为一个井田，一个井田为九百亩，中间一块田土为公田，八家各以一百亩为私田，但要共同料理好公田；把公田的事办完了，然后才能做私事，这就是区别农民的办法。
也就是说，井田制在时间上奉行“以共为先”的原则，在土地资源配置方面奉行“以私为先”的原则，这样的混合式运作理念，是以宗族经济自身强大为前提的。这样的管理模式仅仅对经济资源控制具有一种朦胧的管理意识，并没有系统化。
02
在儒家所生活的时代，与其真正构成竞争的经济资源分配原则其实是来自于法家。秦汉帝国的核心经济资源控制政策——“编户齐民”制度——在实质上便是对于全帝国范围内的最基本经济数据（人口与土地资源）的控制。
从目前出土的《居延汉简》等地下史料来看，西汉地方政府对所辖地官民的姓名、相貌、户口人数、子女人数、住宅价值、牲畜数量都有详细记录，并定期向上一级政府机关汇报，以利于各级政府根据这些数据组织人头税征收工作。同时，武帝时代开始的盐、铁专卖制度，亦使得诸如盐、铁之类的重要经济资源的运作，全部处于政府的监管之下，由此使得掌握了这些数据的政府能够利用信息优势获得超额经济利益。
很明显，这样的举措对儒家所希冀的“以宗族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构成了巨大的打击：
第一，编户齐民使得宗族内的经济运行数据信息变得更加透明，而使得宗族家长无法保护其成员的经济利益，并由此失去道德权威；
第二，盐铁专卖制度使得大商贾无法通过非官方的商品流通渠道积累财富，由此壮大宗族势力。
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就用现在的术语，将秦汉帝国运作的秦政逻辑，称为某种原始版本的“大数据主义”。
但辩证地看，秦汉帝国运作背后的这种原始“大数据主义”，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儒家学者从自觉的层面上开始考虑维持儒式社会秩序的经济基础问题，并由此将先秦儒家所不自觉表露出来的“宗族式小数据主义”转向某种更为自觉的理论形态。
03
16年，一本名为《大数据的傲慢与偏见》的书横空出世，获得了“2016年全美非虚构类作品图书奖”，并在西方读书界获得了高度好评。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的数据科学家与科普作家凯西·欧尼尔，她在书中分析了广泛应用的一些数学模型是如何惩罚穷人、犒赏富人的，因为这些模型就是基于 “成见、误解与偏见”的。她将最具伤害性的这类模型称为“数学杀伤武器”，社会弱势群体在求学、求职、借款、遭遇牢狱之灾的时候，都会受到这种武器的可怕伤害。
那么，到底是什么才能够将时空相距遥远的儒家与一个现代美国科学家联系在一起呢？
因为这位科学家所面临的的问题与古代秦朝的体系有着相同的共性：
第一，两人均需要抛开之前所有的既定信息，对现有的数据进行全面的管理与升级。
排名系统的应用规模过大，会使所有的人都会用这样的排名来筛选成员，这造成了无意义的竞争，同时也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无独有偶，为限制工商发展，增加财政收入而实行的盐铁专卖制使人民既避免不了征课，又感觉不到征课。这在汉儒眼里也是一种浪费。
第二，信息的统一化处理隐藏了控制信息的位高者的私利。
欧尼尔在书中举了很多案例，比如一家售卖成功学的公司用数据模型以这些人「领社会福利、有孩子的女性；怀孕的女士；最近离婚的人；自尊低落的人；从事低薪工作的人；最近有亲友去世的人；曾受肢体或精神虐待的人；最近坐过牢的人；在戒毒的人；工作没前途，人生没希望的人。」为目标，投递成功学广告，从而赚到盆满钵满。
在汉儒看来，执行平准制的官员因为采集了更为广泛的经济数据，便可以囤积居奇，以牟取暴利。
除此之外，欧尼尔还提出了以下问题：
第一，任何数据模型都只是对于现实的一种简化，因此，任何一种数学模式的参数设置方式都会体现出模型设置者的特定兴趣的。
第二，数据模型在社会中的反复使用所导致的反馈，带有了固话的偏见色彩和刻板印象。
最后，传统儒家的政治理想显然是带有精英政治色彩的，并因此很容易被一些粗心的当代人误解为是独裁专制的同谋者。但是从数据方面分析，儒家的治理政策是一种基于亲情的柔性权威主义，并非是刚性的律令。
◆注：本文节选自《儒家怎么看待数据隐私问题——兼论“数据化儒家”的可能性》，有删改。
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已根植于社会生活，与我们息息相关，更是关涉未来前景，其重要性和功能性要求我们对其进行深入思考，或启发引导，或防范于未然，上述分析可抛砖引玉但必不详尽精微。对此，徐英瑾教授将会在9月4日的第一期逻格思哲学人文讲座中详细展开论述。徐教授一如既往地不落窠臼，创造性地从儒家经典思想入手，来分析大数据问题，在这里，古典与现代碰撞，传统考据与现代数据融合。
如果你对这一学科跨视域的问题感兴趣，请于9月4日关注我们的第一期讲座“儒家如何看待大数据？”。
主讲人介绍
徐英瑾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曾在意大利与美国各自进修一年（在美国以Templeton Fellow的身份在圣母大学哲学系进行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2006年教育部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曾两度获得教育部中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并多次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研究专长为人工智能哲学，知识论，认知科学哲学。
代表作：《心智、语言和机器——维特根斯坦哲学与人工智能哲学的对话》（76万字，人民出版社2013年）；《演化、设计、心灵与道德——新达尔文主义哲学基础探微》(30万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唯物论者何以言规范？——一项从分析形而上学到信息技术哲学的多视角考察》（41.9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讲座时间
9月4日20:00
直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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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英瑾
作者：徐英瑾
作者:约翰·塞尔（美）
译者:徐英瑾
塞尔写下了一部有力的、清晰的、易懂的与令人着迷的导论性著作。此书比任何别的文献都更为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塞尔所持有的如下这个离经叛道的颠覆性观点：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二元论，都是谬误的。他以充满活力的姿态探索了那些心灵哲学领域中的重大议题——与此同时，他还一直保持着对于他所聚焦的心灵问题的最深刻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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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宗教:二十一世纪的对话-英美四名家复旦演讲集》汇集了英美四位顶尖哲学家与科学家对于宗教一科学关系问题的真知灼见，并向读者描绘了一幅科学与宗教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壮美图景。这些演讲者反复申明了这样一个论点：一方面，无神论或激进的自然主义并不是科学研究自身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有神论不仅完全可以和各种科学理论(如宇宙发生学、量子力学、进化论等)彼此相容，而且还能为帮助人们理解宇宙和人生的根本意义，提供一个科学无法提供的思想框架。熟悉美国文化现状的读者都知道，基督教在当今美国的群众基础要远远超过其在欧洲大陆的群众基础，甚至很多专业科学家也都是虔诚的教徒，但美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却依然长期保持全球第一。为何科学事业恰恰能够在一个典型的基督教国家得到蓬勃的发展？这恐怕是不少读者都怀有的一个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