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祖脉天水》第四集：丝路佛光（高清视频＋解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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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陇山脚下，经丝绸之路东传的佛教，在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上，与中国的传统交流、碰撞，历经数个世纪的沧桑，变成了中国本土化的信仰，而沉寂了数百年的陇上石窟走廊，也在一位近代学者的探索之下，重现出了昔日的佛光。
1941年农历四月，在天水城东南五十公里的秦岭山脉中，一位瘦弱的中年学者，行走在人迹罕至的山路上。这位学者名叫冯国瑞，是王国维、梁启超的门下高足。在外漂泊半生之后，冯国瑞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天水。冯国瑞此行的目的，是要在茫茫的秦岭山脉中，寻找一座麦垛形状的孤峰，史书文献称其为“麦积山”。
据说，这座麦积山外青松似海，烟雾弥漫，在横云飞渡之际，犹如进入仙境蜃景，在阴雨霏霏之时，甚至会形成被人们称为“麦积烟雨”的奇观。
冯国瑞并不是为了寻访美景而来，他正在找寻的，是一座失落的佛教圣地。据地方文献记载，麦积山上窟龛遍布，香火曾经非常兴盛，但随着时光的流转，到了民国年间，昔日的名山却早已销声匿迹，即便是在天水本地，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它的具体位置。 在连续多日的跋涉攀援，冯国瑞登上了一处视野开阔的高地，他向远方望去，无比欣喜，因为，那座麦垛状的山峰就在自己的眼前。冯国瑞看到，在麦积山的山体之上，巨大的摩崖石刻佛像，历经上千年的风吹雨打，仍旧雄伟端庄，而山上的窟龛，更是有成百上千的数量。
麦积山上的洞窟里，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冯国瑞迫不及待地想要一探究竟。这一天的发现，改变了冯国瑞的一生。在往后的岁月中，冯国瑞一直在为麦积山石窟而奔走努力。因为，在欣喜之余，却又有无数的疑问困扰着自己：这些石窟是何时开凿？古人用什么样方法创造了这里的奇迹？时至今日又为何如此荒废？这一切成为了冯国瑞用尽余生去探索的谜题。
在关于麦积山研究刚刚开始的时候，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冯国瑞并没有找到山上最早开凿的石窟，他只能笼统地猜测到，麦积山石窟开凿于中国佛教初步兴盛的魏晋南北朝乱世，而事实真的如冯国瑞猜测的那样吗？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代之一，从公元184年爆发的黄巾之乱，到公元588年隋灭南陈，四百多年，连年战乱，而其间被称为“五胡乱华”的十六国时期，更是混乱到了极点。在十六国后期，由羌人姚苌建立的后秦政权，在灭亡了前秦、西秦之后，占据了关中、陇右以及河西的广阔领土，成为了中国北方首屈一指的大国。
后秦的第二位皇帝姚兴在位期间，国力达到了极盛，和当时众多的“五胡”统治者一样，这位羌人皇帝对佛陀表现出了无比的崇敬。
早在西汉末年，发源于印度的佛教便已经传到中国内地，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在东汉和三国时期，外来的佛教并没有得到广泛地传播。
直到社会更为不安、战争更加频繁的十六国时期，中国的佛教才出现了转机。作为一个身处乱世的少数民族皇帝，姚兴推崇佛教，并非只为了向佛陀祈求福祉，他有着更加深远的考虑。深知民间疾苦的皇帝姚兴，知道饱受战争摧残的百姓，对于现实充满了不满和无奈，然而，想要结束乱世，靠的绝不是一己之力。有没有一种思想，可以让自己的臣民忘掉现世的苦痛，得到精神的慰藉？这时，追求来世福报的佛教，成为了姚兴心目中最为理想的选择。
公元401年，在一场由姚兴发动的战争胜利之后，来自西域的高僧鸠摩罗什，被接入了后秦的都城——长安。一心弘扬佛法的姚兴，将鸠摩罗什尊奉为了国师，在长安城郊的逍遥园中，鸠摩罗什译经说法，他的努力让后秦俨然成为了人间佛国。
今天，寺庙是僧人修行、信徒参拜的主要场所，然而，在姚兴身处的十六国时期，寺庙还是相当的罕见，当时，来自于西域的造像石窟更加盛行。为了进一步表现自己对佛法的崇敬，姚兴决定效仿西域开窟造像，他下定决心，要在后秦的领土上，修建一座前无古人的宏伟石窟。
自从发现了麦积山上的石窟造像，长于金石研究和古文考据的冯国瑞，便夜复一夜地考索文献、研究资料，经过了几个月的努力，冯国瑞终于完成了他的《麦积山石窟志》。沉睡了数百年的麦积山，再度重返了人们的视野，而它的神秘面纱，也将被冯国瑞一点一点地揭开。
可是，对于这座充满了谜团的艺术宝库，冯国瑞还是感到了一些无奈。尽管自己多次致信国民党要员，请求保护、研究麦积山石窟，但是在时局动荡的抗战时期，他的请求并没有得到当局的重视。直到抗战胜利之后，经过多次商洽，冯国瑞才争取到了少量的资金。
在得到了资金之后，冯国瑞知道，他只有雇佣工匠，修复通往高处那坍塌不全的栈道，才能继续考察麦积山，解开自己心中的疑惑。
而在一千六百多年以前，决定弘扬佛法的后秦皇帝姚兴，正考察着后秦境内的众多名山，为了开凿皇家石窟选址。而他最终又是为什么会把目光投向这座麦积山呢？
通过张骞出使西域、汉军驱逐匈奴，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日渐频繁，后世被称为“丝绸之路”的陆上商业贸易路线逐渐形成。在十六国时期，今天的天水一带，因为曾是秦人的故地，而被称作为“秦州”。作为丝绸之路西出关中的第一站，秦州成为了联通东西方的关键枢纽。
在各种文化交流融合的秦州，佛教在此颇为兴盛，在西临陇山，南接秦岭的秦州大地，地势峻拔、名山众多，更是给予了姚兴选择的余地。
最终，在秦州的东南，后秦腹地的交通要道之侧，姚兴找到了他理想中的石窟开凿地点，形状宛如农家麦垛的奇峰——麦积山。
在推崇佛法的后秦，皇帝姚兴颁布了开凿皇家石窟的诏命，秦州麦积山的悬崖峭壁之上，逐渐响起了工匠们的斧凿之音。
为了在山体陡峭、难以攀爬的麦积山上开凿石窟，后秦的能工巧匠们，利用麦积山近旁树木丰茂的有利条件，在悬崖之下伐木积薪，搭建起了脚手架。这些脚手架，成为了后来麦积山栈道的雏形。直到今天，麦积山一带还流传着“砍完南山柴，修起麦积崖”的山歌。
在栈道基本修复之后，冯国瑞得以前往麦积山高处，考察那些未曾涉足的洞窟。通过对比，冯国瑞发现，在麦积山的佛教塑像背后，藏有令他费解的玄机：不同时期、不同洞窟中的塑像，往往造型各异，到底是什么原因造就了麦积山石窟造像千奇百怪的风格呢？冯国瑞觉得，这会是一个有趣的难题。
在麦积山上，编号为74、78、165的石窟，被今天的研究人员确认为后秦时期开凿（北魏时期开凿），其中的造像是麦积山上最为古老的作品。石窟中供奉着为数众多的佛像，这些佛像很有可能就是当年的后秦帝王姚兴所建。后秦时期的佛教造像，大多眼睛深圆、鼻梁高挺，他们的身躯健壮厚实，形象与中原的汉人迥异，毫无疑问，这些佛像带有明显的犍陀罗艺术风格。中国早期的佛像，与我们今天所知的形象，有着较大的差异，无独有偶，这种差异不仅仅体现在麦积山的后秦石窟造像上。
甘肃甘谷县城西南2.5公里处的文旗山，山势险峻而巍峨。在山巅悬崖之上，有一尊超过20米的巨型释迦摩尼塑像，因此，人们将这里称之为“大像山”。
大像山大佛的具体开凿年代不详，但最迟在南北朝时期，大像山的石窟造像就已经颇具一定规模，所以，这座巨型佛像的开凿时间，可能与麦积山上的后秦石窟相隔并不久远。在大像山大佛宽厚的嘴唇之上，刻画着短短的须发，而大佛头顶的螺旋式高肉髻，与印度笈多王朝时期的佛教造像风格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是，为人们供奉的佛陀与菩萨，却在短短的百年内，改变了自己的模样。
1947年，冯国瑞已在兰州大学担任中文系系主任一职，但对于麦积山石窟，冯国瑞依然魂牵梦绕，期待着继续探索。经过工匠们长达一年的努力，西崖高空的栈道最终被打通，冯国瑞如愿以偿，得以进入多年来可望而不可及的西崖洞窟。看到了“万躯菩萨列于一堂”的胜景。
被冯国瑞编号为133的洞窟，其中有造像3400多座，是麦积山造像最多的石窟，据冯国瑞考证，这座名副其实的“万佛洞”，开凿于大力推行汉化改革的南北朝北魏时期。
后秦皇帝姚兴的开凿，只不过是麦积山石窟千年修凿的开始。在佛教作为民众普遍信仰的北魏时期，麦积山石窟的开凿，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在“万佛洞”千姿百态的造像中，令冯国瑞印象最为深刻的， 是在东北角一尊高度不足一米的小沙弥塑像。这位褒衣博带的佛家弟子面容清秀，长相与今天的中国少年并无二致，他的嘴角，露出了会心而迷人的微笑，传递着来自千年之前的美好。
到底是什么力量，使得原本雄伟端庄、却又严肃木讷的佛教造像，变成了和颜悦色、清新洒脱的风格呢？一时之间，冯国瑞不得其解。在推行汉化改革的北魏时期，曾经备受冷落的儒学再度复兴，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注重于人的价值和人性的表达，而汉文化地位的提高，使得中国传统的审美趣味对外来佛教艺术造成了影响。
在麦积山的121号窟的造像中，一位弟子与菩萨紧靠在一起，弟子侧身微笑，菩萨表情慈祥，他们似乎正在窃窃私语，让人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这些带有“微笑之风”的北魏造像，已经不同于西域佛像的威严肃穆。他们的面容清秀俊朗，表情自然和善，给佛像带来了拟人化的神态，显现出一种中原式的秀美。
在栈道铺设完毕之后，冯国瑞对麦积山东崖和西崖的两处巨型摩崖石刻，进行了测量和研究。在麦积山的西崖，有高达13.88米、始建于北魏的“西方三圣”摩崖石刻，位于中心的阿弥陀佛，以及左侧的大势至菩萨保存完好，但右侧的观音菩萨却只剩下轮廓。让冯国瑞倍感遗憾，但他却通过研究轮廓上的石基和残木，从而得到了意外的收获。
冯国瑞推测，绝壁之上的西崖石刻，很有可能采用了“石胎泥塑”的修造方法。工匠们依靠伐木积薪登上了山崖之后，会在质地粗糙的山体表面，凿出大致的轮廓，这就是所谓的“石胎”，他们会在石胎的关键部位，嵌入牢固泥层的木桩，在木桩的标记下，工匠们会完成佛像的塑造。而麦积山东崖的一佛二菩萨，也是用这种手法雕塑完成，在文殊、普贤两位菩萨的中央，高达15.8米的隋代大佛，是整座麦积山上规模最大的造像。 冯国瑞仔细观察这两座巨大的摩崖石刻，发现它们的风格迥然相异：西崖的北魏佛像清瘦而富有神韵，而东崖的隋代造像则丰满而略显喜态。
在北周乃至隋代开凿的石窟中，佛像的清秀淡雅的风格也再度被改变。这些珠圆玉润、体态丰腴的塑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盛唐的风度，而后世唐人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倾向，也的确形成于这一时期。
麦积山，堪称东方雕塑艺术的博物馆，然而，世界上最大的摩崖石刻却并不在麦积山上。在天水市武山县东二十五公里外的钟楼山峡谷， 错落分布着众多的石窟造像，其中最具规模的，正是拉梢寺摩崖石雕。
创建于北周时期的拉梢寺，又名“大佛崖”，它得名于这座高达40多米、堪称世界之最的巨型摩崖高浮雕佛像。在泛着红色的崖壁上，位居中央的是佛祖释迦摩尼，他的两侧是手持莲花躬身肃立的胁侍菩萨。其中，释迦摩尼造像高度超过了36米，高度超过整个崖面的二分之一，比麦积山的东崖大佛要高出一倍有余。
在宽眉大眼、雄伟健硕的大佛两侧，侍立两位眉清目秀的石胎泥塑菩萨，他们手持莲花，满面笑容，赤足恭立于方形的莲花台之上。在佛陀脚下莲花台的莲瓣之间，镌刻着狮、鹿、象，在佛教故事中，它们或为佛陀的化身，或为佛法的象征，这些排列对称的动物浮雕，站卧不一，古朴生动。
在不知不觉中，这座建于北周的巨型摩崖佛像，已经在此静静地矗立了一千四百多年。大象山石窟、拉梢寺石窟、以及麦积山石窟等一百多座石窟寺庙，在天水共同构成了一条闻名于世的陇上石窟走廊。
香火旺盛的麦积山，到了明清开始走向没落。冯国瑞发现，造成这一改变的竟然是一场破坏力惊人的自然灾害。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发现，冯国瑞对于麦积山的研究渐入佳境，前前后后有无数的谜题得到了解答。 然而，还有一个疑问困扰着年迈的冯国瑞，那便是陇右大地上赫赫有名的麦积山皇家石窟，为什么会在明清以后销声匿迹、无人问津呢？
1941年，冯国瑞刚刚寻觅到麦积山踪迹，他看到了山脚下有数量众多、大大小小的碎石，起初，这些石块并没有引起冯国瑞的注意。 但是，在栈道修复以后，得以登临麦积山顶的冯国瑞，在激动之余，却发现山顶的岩石的质地，同山下的碎石惊人的一致，冯国瑞猜想，山脚下的碎石，很有可能是从山顶滚落下来的。
到底是什么力量，可以让山顶的大石块坠落到地面呢？为了得到答案，冯国瑞试图从文献方志中找到线索。经过排查，冯国瑞终于在史书中，找到了唐代开元年间，秦州地区发生大地震的记载。这场地震，将秦州治所——上邽夷为平地，并造成了数千人的伤亡，根据当代的测定，这场地震的震级至少在7.0级以上。
而距离上邽城不到五十公里的麦积山，几乎不可能幸免于难，地震使得麦积山中部崖体大面积坍塌，凌空架设的栈道大多断裂，而窟龛中的雕塑、壁画，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二十年后，安史之乱爆发，当大诗人杜甫来到秦州避难之时，昔日窟龛密布，香火鼎盛的佛教圣地麦积山，已经沦为了“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乱石通人过，悬崖置屋牢”的凄凉境况，而让杜甫触景伤怀。
在麦积山上，因天灾和战乱而被毁坏的石窟造像，虽然在宋代曾被修葺，但最终还是消失在了苍茫的秦岭之中，直到七十年前冯国瑞的发现，才将麦积山石窟从沉睡之中唤醒。
但是，沿着丝绸之路东传而来的佛教，却在陇右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它被中国传统的文化因子影响，渐渐地褪去了外来文化的外壳，变成了属于中国人的信仰。
1961年3月，遭受病魔折磨的冯国瑞，得到了让他喜悦的消息：麦积山石窟，被正式列为了第一批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激动之余，冯国瑞不顾病痛，最后一次来到了麦积山，他为这座失落的东方雕塑博物馆倾尽了半生心血，时至今日，他的夙愿终于实现，麦积山石窟得以重见天日。
陇山之西，它是远古的成纪，是商周的西陲，是魏晋的秦州，而在更多的时候，人们把它称作天水。孕育了伏羲文化，成就了大秦伟业，铸造了英雄时代，见证了佛教东传，古老而神奇的天水，在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历经了数千年的承嬗离合，它成为了东方的文源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