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巴”专辑】彭超 | 从“梁生宝”到康巴汉子——当代藏民形象书写（上）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七辑

（本文作者：彭超副教授）

引言

近代中国在民族复兴之梦中既主动也被动地学习西方现代文明，东西文明碰撞的文化烙印更多体现在都市文明，而乡村则延续着更多的传统文明，即便如此，乡土文明也不可抑制地随时代而嬗变着。百年现代文学对乡村的书写，反映里社会变迁的时代风貌。

 农民形象从鲁迅笔下阿Q、闰土的国民性批判，到周立波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对农村新人新貌的书写经历了批判到褒扬的变化。从高晓声笔下具有国民劣根性的陈奂生到贾平凹笔下带着时代转型期骚动情绪的金狗，再到当代草根文学中进城打工漂泊的农民，人物形象变迁显示出农村不再是传统乡土文明的宁静田园。农民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候鸟似的往返，是当代中国一大景观之一。在当代，乡村与城市两种不同形态的文明既远且近，行走在其中的人们，在向往丰富多彩的城市文明之际也缅怀静穆之美的田园乡村。随着广大青壮年的离去，农村日益衰败；而城市也难以接受纷涌而入的农民打工潮。当代农民陷入追寻物质财富的沼泽地，失去了自己的故乡，游离在“无根”的边缘。

（电影中的高加林）

当代文坛塑造的农民形象与时代文化紧密相连。改霞（柳青《创业史》），高加林（路遥《人生》），他们的人生抉择反映出农村青年对城市的渴望。尽管《创业史》创作背景是宣扬农村合作社大发展时期，农村的政治含义具有“高”的主人翁含义，但是进城的诱惑依然吸引着像改霞这样的一部分青年。高加林回归农村的无奈、迷茫与一无所有，写出乡村文明对城市文明的向往以及求而不得的苦恼与人生悲剧。这部小说1982问世，时值中国刚迈开改革开放的步履，进入新一个时代转型期。改霞与高加林的人生抉择具有高度的代表性，时间的齿轮越往后走，城市文明以其无可取代的优越性压到乡村文明，即磅礴的农民进城务工潮流。“现代”与“乡土”的较量，“乡土”以其无比颓败的方式败下阵来。

但是，进城之后又如何？城市文明的繁华与腐朽常常如影相随，啃噬着进城务工的思乡人。农民工在城市“边缘人”的挣扎加剧了他们的思乡情感，回乡建设乡村家园成为当代农民的又一次选择。“城市是挣钱的好地方，城市是人制造醉生梦死的天堂，花花绿绿、五光十色的世界。在那儿金钱是主宰，金钱压倒一切，人们在城市制造和创造现代城市文明，同时也制造着横流的欲望，幸福与痛苦，痛苦与失落、焦虑等交织在一起。” 故而，离乡后的回望、思念，让部分农民再次回到家乡寻求出路。当代康巴文学形象表现了进城务工的藏民在离开故土后的回归，回归后的家乡建设，为文坛展示了类似“梁生宝”（《创业史》）一样的当代新型藏区农民，重塑时代新人物。

01

“梁生宝”似的当代藏民

故乡之于年轻一代是美丽的梦？还是在“出走”中彷徨。梁炯·朗萨以贴近土地的方式写出“故乡”之于年轻人一代的意义，即改变故乡的贫穷落后。她从当下的现实经验出发，书写故乡建设，塑造新一代藏区男儿形象。

梁炯·朗萨为当代文坛塑造了一位建设家乡的新型农民，充满理想主义情怀，具有高度集体主义精神。这就是她在小说《寻找康巴汉子》中的男主人翁尼玛吾杰。曾在城市追寻梦想是吾杰，回到思念的故乡，发现自己在“他乡”的美丽想象与回乡时面对的荒芜、贫穷形成截然不同的图景。但是他没有回避、退缩，而是直面家乡的荒芜、贫穷。吾杰为建设家乡，带领大家修路，修水渠，种植果木，办学校，办砂石厂，抑制挖虫草风潮，搞旅游产业，……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小说围绕修路事件，雪崩救人，雪灾抢险等事件突出渲染吾杰的英雄主义色彩。此小说主人公形象的意义在于重新肯定了青年一代的责任、担当意识与使命感；张扬其为重振乡村建设做出的贡献。小说书写一曲建设家乡的动人歌谣，将吾杰置于一个个困境中，着力刻画其战胜困难、顽强不屈的精神意志，蕴含其中的英雄主义情结再现《红岩》 《林海雪原》等红色经典的浪漫英雄情怀。

吾杰为作为新时期新一代农民形象，其舍己为人的无私奉献精神，一心为民的集体主义精神，与柳青笔下的梁生宝极为相似。梁生宝为合作社的集体利益而忘我工作奉献，吾杰为改变你家乡贫穷面貌而无私服务于村民。他们俩者都具有可贵的集体主义精神，不同在于梁生宝属于整个时代的英雄，是五六十年代新型农民的代言人；尼玛·吾杰与其说是从当代都市诱惑中解放出来的返乡青年不如说是当代藏族文学的代言人。当代藏区被誉为救赎堕落魂灵的天堂，不单因为其壮美雄阔的自然风光，更因为其虔诚宗教信仰带来的慈悲神性光环。正如作者在《寻找康巴男子汉》封面上所介绍的“伴随着康巴藏区异彩纷呈的历史、风俗画卷，吾杰曲折生动的历史不仅启示了当今青年，解放了那些被膨胀物质欲望所禁锢的灵魂，更将藏族文化中尊重生命、尊重自由、坚持信仰的精髓体现得淋漓尽致。”吾杰就是继五六十年代后九十年代的又一个“梁生宝”。在藏区，像这样建设家乡、舍己为公的“梁生宝”不是个案现象。

达真小说《放电影的张丹增》也塑造了建设改造家乡的新一代藏农形象，绒旺塘村的扎西绒塔等青年一代。他们受电影《红旗渠》影响，立志改变家乡缺水干旱导致的贫困现象。绒旺塘村的扎西绒塔等年青一代提出，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与伙伴们发扬自力更生精神，自己动手修渠，改变数辈人背水吃的辛劳。达真对扎西绒塔的形象塑造侧重于时代精神的传承，提出继承弘扬上一代共产党员的吃苦精神，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情。

梁炯·朗萨与达真笔下的“梁生宝”形象指向当代藏区广袤乡村现代化建设问题，两位作家显示的“共性”是对“集体主义精神”“奉献精神”的传承认同；“个性差异”则是梁炯强调农民梦想追求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的扶持是新一代藏区农民建设家园的有力保障，达真强调新一代藏民建设家园的自主性。梁炯笔下吾杰建设家乡卓有成效，并收获美好爱情，其故事有五六十年代文学影响痕迹，隐约有赵树理“小二黑”（《小二黑结婚》）的痕迹。达真指出：民族地区因为地理环境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现代化建设步伐远远落后于内地。采用输血式扶贫，不是长远之计，弘扬自力更生改变家乡相较于被动等待输血式扶贫更具有主动精神，也是长期可行的方式方法。《放电影的张丹增》中那敢与天地叫板的精神更具男性气质，笔下人物形象塑造既有对历史的反思也有对五六十年代共产党员不怕苦不怕累、勇于改天换地“人定胜天”精神的传承弘扬。梁炯与达真笔下的“梁生宝”们为当代“解构”一切的后现代社会“建构”了“利他、奉献、集体主义”等正能量的精神文明因子。

阿来小说《空山》在环保生态理念下将新一代藏区农民的人生理想与绿化家乡联系在一起；以此同时，又在哲学的高度写出在人类生命状态的断裂与延续。面对三千年前的古村庄遗址，今天的机村人确信那就是他们祖先的痕迹。一场大雪，掩去山林、村庄，留下隐约几座山峰的影子，仿若天地从来就是如此，岁月无痕，几千年时光弹指一挥间，隐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佛教意味。小说主人公拉加泽里曾经为改变贫弱状况，走上伐树倒卖木材的道路，但是最终回归植树造林、建设家乡之路。这是一位“圆形”人物形象，即性格的丰富性、多面性。拉加泽里对初恋的深深眷念显示他的专情；在酒吧与女孩交往颇为随意，看似多情又无情，背后则是他对情感的执着。拉加泽里已经不再是传统的藏民，而是乡村里的都市男——时尚、多金、帅气潇洒、不羁，是一名极具现代性的“梁生宝”。

从吾杰、扎西绒塔等年轻人到拉加泽里，既有红色经典的烙印也有现代性的浸染。在当下欲望横流的消费文化语境之下，康巴文学塑造的这些着力于创造、建设，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梁生宝”们无疑是当代社会缺失而需要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当下消解崇高、消解英雄，甚至消解文化的后现代社会，看似多元并存的繁荣，实质有不能承受之轻的虚无，出现价值失衡的危险趋势，重建精神文明是具有非常紧迫性的需求。纵然历史否定了以前左倾思潮下大跃进的错误历史，但是历史中曾有的舍己为公的集体主义精神，自力更新的创造精神，对纯洁爱情的执着守望，...... 这些优良的品质还是值得传承弘扬，这也是康巴文学里立志建设家乡的“梁生宝”们的现实意义。

这些高原上建设家乡的“梁生宝”们有一个享誉海内外的形象标签，即康巴汉子。“梁生宝”称谓侧重于阶级属性、社会属性；康巴汉子倾向于地理人文性与审美性。彪悍的铁血男儿，潇洒英俊的外表，是外界对于康巴汉子的普遍界定。康巴作家笔下的康巴汉子是什么形象？如何解读？本文从梁炯·朗萨与达真两位不同性别的作家作品中去解读康巴汉子形象。

02

康巴汉子的英雄传奇

从社会属性描的藏区农民形象写提升为美学性质的康巴汉子书写，是梁炯与达真两位康巴作家又一文化共性。这是炙热民族感情、故乡情怀的表征之一。

梁炯·朗萨在《寻找康巴汉子》中将吾杰的形象从一名普通返乡建设家园的年轻农民提升为康巴汉子的典型代表，“康巴汉子气质的豪迈和形象的高大彪悍，那样的英姿真是太入画了。”“其中一幅画的人物完全就是吾杰，那锐利的目光，坚毅的神情，俊气袭人的神采，风雪和种种困难都不曾压垮他。”小说以浓烈的情感渲染其马踏荒原的豪迈，迎风雪屹立不倒的英姿，塑造完美的康巴汉子形象。小说中的吾杰已经从一名村官提升为极具美学意味的康巴汉子，穿越历史而来，积淀着藏文化的智慧、慈悲与勇气和谦虚。“她讲她所见所闻的康巴汉子马踏荒原书写传奇与辉煌的篇章、讲许多高原人的事，这些感动了学多人……这些画的人物，充满了生活气息，充满了高原人古老的坚韧和对世界、对人类永恒的穿透精神……”

小说主旨寻找康巴汉子，就是寻找像吾杰这样的新一代康巴藏民。历史往前追溯，英俊迷人、骁勇善战的康巴男儿一直存在于这片土地。康巴汉子不屈服，具有反抗精神，骁勇善战，是血性男儿的代表。梁炯·朗萨在另一部小说《布隆德誓言》中塑造了一位如格萨尔王般具有王者之气的康巴汉子，坚赞。19世纪七八十年代，坚赞带领一群贫穷的藏民反抗贵族，被誉为金刚战神。这是一部康巴汉子的传奇史，淋漓尽致地展现他们刚强英勇的血性、豪侠仗义的秉性。坚赞代表的是一个阶层和另一个阶层的对抗，虽然最后他的反抗在贵族联合的大围剿中失败，但是他的反抗精神却被藏民一代代传颂。

同样是阶级对抗，《红旗谱》中朱老总依靠红军终于报仇雪恨翻身做主人。坚赞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但是英雄没有生在对应的时代，所以他的失败与《红旗谱》中反抗地主的第一代农民朱老巩的失败具有相似性，没有同盟、斗争方向，革命就只能失败。这样的悲剧也出现在益希单增小说《幸存的人》中，主人公桑节普珠带领穷苦藏民反抗贵族，却没能救回自己的阿妈。两相比较，吾杰是幸运的，他的对抗是人与恶劣自然的对抗，是人与贫穷的对抗。吾杰的对抗宣告胜利，因为他不是孤军作战，不仅有村民盟友的支持，还有上级领导的关怀、政府的鼎力相助。坚赞是悲壮的，吾杰是伟岸挺拔的，从历史到当下，他们代表着康巴汉子的铮铮铁骨。

梁炯·朗萨作品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今天消费社会，年轻人注重享受，诸如奉献精神、吃苦耐劳精神等品质是如此稀缺。她塑造的“梁生宝”吾杰形象无疑具有相当的正能力影响力。在缺失英雄的时代，她笔下的坚赞等英雄形象起到一定的填补作用。从《布隆德誓言》到《寻找康巴汉子》，在历史与现实间，完成了康巴汉子的完美呈现。

文化共性中的康巴汉子，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英雄。同样是康巴汉子形象塑造，在性别视野下呈现不尽相同的形象塑造。性别差异性导致女性视野更浪漫化、理想化，而男性视野更具世俗性的血肉丰满，在开阔的社会历史场景中展现康巴男儿的骁勇与柔情。

达真对康巴男儿的描写较少唯美的浪漫理想化色彩，如泥沙俱下般地写出他们血肉丰满的世俗性，诸如喝酒、爱玩，性关系的随意性，“口传中不成文的事实告诉她，康巴男人一年四季很少有时间将心思放在妻子身上，他们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喝酒、玩耍、打猎、钻帐篷（睡别的女人）”这样的放浪不羁，在现代爱情理念中难以说是女子的良配，却也是康巴男儿性格中存有的一面。“你阿爸睡我的时候，我知道她已经睡过许多的女人了。熊多草原上的许多部落，包括我们塔瓦部落的男人，都有睡上二十个女人就烧一条裤子的习俗，这在男人堆里是一种炫耀。” 康巴汉子的情爱关系更多受弗洛伊德“本我”的快乐原则影响。这与江南士子“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礼教约束不同，也与东北汉子儒家文化下的大男子主义不同。

达真在小说《命定》中塑造了性格迥异的两位康巴汉子，土尔吉与贡布。小说再现了康巴汉子如格萨尔王般的英勇雄姿与我佛自卑的悲悯情怀。贡布，典型的康巴汉子，彪悍勇猛，敢想敢做，男儿的荣誉引起家族仇杀之源。他的爱情是抢来的。协多草原最美的姑娘雍金玛，被他抢到了麦塘草原成为自己的妻子。他征服了热爱的女人雍金玛，也征服了傲气彪悍的黑马（雪上飞），完成了让所有康巴男人伸舌头的最高贵的征服。土尔吉，作为一名禁欲黄教喇嘛，他却有着不该有的欲望。小时候，母亲裸露上身劳作的身姿让他知道了男女性别差异，哥哥嫂嫂的性爱场面给他性的启蒙教育，寺院里美丽的度母画像继续引导、渲染着他潜藏的欲望，仓央嘉措的情诗为他的潜意识欲望提供了“合法性”，少女贡觉措让他彻底沦陷在欲望深渊，身心分裂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土尔吉带着情人贡觉措私奔，成为人人唾弃的扎洛。宗教禁锢着人性，但是人性如压抑不住的野草，女性总是能激起土尔吉的性意识联想。身心分裂的煎熬，让土尔吉试图自宫。“看来自己落到如此境地，是命定的吧，人的一生必须有一个最终的认定，要么做喇嘛，要么做俗人，不能含混不清。”

从个体命运到民族国家复兴，“大爱大勇”的民族国家精神消弭了小我的欲望困顿。在民族国家危难之际，两位性格迥异的康巴男儿参加抗日远征军，在战场上以不同方式展现了康巴汉子的英勇不屈与坚强意志。抗日战场上，贡布如格萨尔王般的神勇让他获得“战神”的称号，展现康巴汉子的铁骨骁勇；与爱马（雪上飞）在战场临别的深刻情谊震惊战场敌我双方阵营，展现康巴汉子的柔情几许。土尔吉在战场上以宗教的“利他”精神获得“无畏战士”的称号，超度生灵展现我佛慈悲情怀。战争让土尔吉涅槃重生，用俗人身份做到了僧人的慈悲与悟道。

达真《命定》写出 “个体”、“族群”与“国家”的唇齿相依。抗日战场让士尔吉、贡布明白了国与国之间的差距，明白了战争的残酷，明白了草原上的械斗、仇杀等个人恩怨与民族国家命运比较起来，完全可以抹去不谈。战争让康巴汉子更为成熟，知道了家、族群、国的关系，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命定”——那就是唯有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相依才是命中注定。“……我们可以从五千年的朝代更替看到一个命定的逻辑，中国各王朝的版图概念是中心清晰边缘移动的，……单无论王朝如何更替哦，这个认同是事实的。……因为，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版图上的任何一个民族无论用什么方式脱离这个群体都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式各民族组成的大家庭，这是命中注定的，就像本书中的主人公义无反顾地走向抗日战场那样，是命中注定的。”

正如康巴地区的历史通过长期征服、同化混杂交汇成为一个整，几千年的历史，无论是通过交流、征服还是同化或宗教的力量，我们的血液里早已混杂着不同族群的血脉，文化早已烙印、凝聚着各民族文化智慧。达真小说《康巴》以云登家族的兴盛衰亡讲述康巴历史风云，讲述康巴汉子的英雄传奇，也讲述了康巴的民族大融合。“爷爷，这次去你的故乡康定，……康定是中华民族大走廊的中心，大走廊上集居着二十多个民族。过去你常回忆说，你的父亲体内流淌着汉族和回族的血液；后来你的父亲又娶了藏族女子成为你的母亲，在你的体内有增加了藏族的血液;来台湾后，你又娶了高山族女子成为我的奶奶，这样一来，我的体会同时流淌着汉、藏、回、高山族的血液。爷爷，看来，我的身份证只填一个族别显然是不准确的。”“孩子，我活到古稀之年才悟出：其实，民族不过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友情第一，智慧第一，才是全人类寻找和谐的终极目标。” 小说以康定为舞台，描写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族群的人们如何在此扎根，开枝散叶繁衍生息，最终相融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以民族国家为背景，展现中华儿女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生死存亡之际，凝聚成一股绳，共同抵抗外辱、保家卫国的悲壮历史与民族豪情。

梁炯的《布隆德誓言》书写康巴男儿古典英雄气质，《寻找康巴汉子》展现当代康巴汉子英雄形象。达真小说《康巴》以追溯族群形成历史的方式梳理康巴汉子的文化基因脉络，《命定》以日常与战争两大场域展现康巴汉子的英雄气质。两者从人文地理、历史、美学角度书写康巴汉子的英雄形象。从历史到当下，从个体命运到阶层、民族国家，梁炯与达真两位作家笔下男儿踏马驰来，沐浴着历史的光芒，闪耀着时代气息，组成一组时光长廊中的英雄画卷。

其形象塑造可归为英雄传奇类。同样是传奇，与历史上专注奇闻异事的唐传奇与从现代性角度关注日常叙事的现代海派传奇不同，康巴作家的传奇关注英雄形象塑造。人类文明素有英雄崇拜情结，从神话中的后羿射日到历史中的项羽悲歌，再到武侠小说中的江湖游侠，英雄的书写是古今文学主题之一。从民族文化性格角度分析，具有尚武精神的藏人更是如此。藏族历史从格萨尔的传唱开始便一代代地培育着藏人的英雄梦想。藏族男子普遍具有英雄情怀；更不用说阴柔之美的女性对顶天立地阳刚男儿的崇拜。从“梁生宝”到“康巴汉子”的美学提升描写既有英雄崇拜情结，还源于民间传说。关于康巴汉子有雅利安人血统的传说以及希特勒的“借种”传说将康巴汉子罩上一层神秘色彩，佐证了康巴汉子的无穷魅力。康巴汉子成为康巴地区享誉海内外的显著人文标签。

人物形象塑造背后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与现实意义。农业合作化时期，梁生宝（柳青《创业史》）代表共同走向富裕的集体主义；改革开放之初，乔光朴（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代表着力主改革的时代潮流。康巴汉子形象塑造呼应了当代文化潮流中的民族文化风情。

藏文化主要分为藏东、拉萨与康巴三大区域，有文化共性与差异性存在。佛教让人们顺应天命，安于此生，寄希望于来世，在“命定”的人生轨迹中温驯地走向人生终点。广大臧奴对“命定”的顺应是藏区奴隶制度得以延续千年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康巴男儿却不甘于如此“命定”，反抗精神相对突出，可从地理人文环境探其缘故。康巴的主要组成部分有四川省的甘孜阿坝地区、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西藏自治区的昌都、青海省的玉树果洛地区、甘肃省的甘南。自古以来，相对于卫臧、安多藏区，康巴与中原汉文化关系交流更为频繁，开拓进取意识较强。文化交流带来的开阔视野让康巴人不相信“命定”的命运。“我看到了世间权势的邪恶，我不会因此像出世的僧、佛一样遁入佛界空门，我要着战士，要让所有苦难的人都知道幸福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而不只是在来世！” 历史中的坚赞（《布隆德誓言》）选择了反抗“命定”的命运，对个人命运的复仇，带领贫奴反抗贵族。小说再现康巴汉子如格萨尔王般的英勇雄姿与我佛自卑的悲悯情怀。为民族国家的复兴梦想，土尔吉与贡布离开家乡走出大山，土尔吉摆脱扎洛低贱身份成为“无畏战士”，贡布成为“战神”并消解了家族仇杀的复仇旧习。同样，面对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当代“梁生宝”吾杰们的选择是与天相抗改变家乡，修渠改变干旱，修路改善交通，办学校让小孩接受教育改变封闭环境带来的逼仄视野。“命定”也是“命不定”，是康巴人不甘命运摆布的反抗，是敢与天斗的豪情，是自我掌控命运的现代性精神。

康巴汉子的英雄传奇具有现实意义。在今天碎片化的后现代语境中，中性美流行，阳刚气缺失，关注小人物的灰色人生是潮流之一，康巴汉子形象塑造对当代文坛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填补当代文坛英雄人物的缺失。在蔑视崇高、消解价值“解构”横行的后现代社会，“建构”崇高美学，对于重塑理想，重构文化价值有着切实的实践意义。民族文学英雄形象塑造背后有着民族文化忧患意识的宏大叙事背景，故而文学常具有历史感、文化感的厚重与对现实关怀。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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