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巴”专辑】王治国 | 康巴藏区文学“走出去”的翻译话语阐释 ——从《隐蔽的脸》英译谈起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七辑

本文作者：王治国副教授

“文学川军”中近年来涌现出一批以四川甘孜州作家为主的创作群体——“康巴作家群”。“康巴作家群”以益西泽仁、达真、格绒追美、泽仁达娃、亮炯·朗萨等作家为代表，他们的作品围绕家族的兴衰书写康巴的前世与今生，以浓郁的康巴地域特色和鲜明的艺术风格，给中国文坛带来了新的惊喜和独特的审美经验。“康巴作家群”的作家们用汉语写作，以自己的作品讲述了康巴藏族历史文化的记忆，表达了独特的民族精神气韵，为我国文学艺术长廊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康巴作家群”的代表作品多次获得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和四川省部级文学奖，因而，其创作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不仅如此，一些作品已被翻译为英文。其中就包括格绒追美的长篇小说《隐蔽的脸》。《隐蔽的脸》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一部康巴长篇小说，2011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格绒追美站在本民族独特文化视野的角度，描写了藏民族的生命状态，写出了康巴的过去、现在，饱含着作家深厚的情感。《隐蔽的脸》对于提升“康巴作家群”的创作力和影响力，推动康巴地区作家作品走向全国文学创作的前沿，激励广大作家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有着重要意义。2016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中译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隐蔽的脸》。作为“阅读中国·藏族青年作家丛书”的一部，《隐蔽的脸》英译本的出版，为我们了解康巴藏区文学、历史、民俗、人文地理等情况提供了很好的文献支持；为我们思考如何书写藏族文学史、翻译史提供了一手的个案资料；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通过翻译“走出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出版模式，会进一步引发中华多民族典籍翻译传播的学术思考。

一、《隐蔽的脸》：康巴文化的文学表达

“康巴”是指蔵区使用康方言的地区，该地区是茶马古道的中枢，也是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和康定情歌的诞生地。康巴地区历史文化丰富多彩，形成了独特的康巴地域文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处藏、羌、彝走廊的自然与人文内涵孕育出了一个以描写康巴地区藏族生活为主，进行文学创作的群体，即“康巴作家群”。康巴作家立足康巴高原，创作出版了上百部优秀作品，形成了一个以中青年作家为主体，思想内涵丰富、艺术魅力独特、创作成果丰硕的“康巴作家群”，给文坛带来了独特的审美经验。无论是老一代作家益西泽仁，还是中青年作家达真、格绒追美等，他们的创作是时代发展、社会发展的印证，也是藏族文化在21世纪的真实表现，是藏族文化的文学表达，也是近些年来民族文学文化繁荣的一个具体案例。正如阿来所言：“康巴作家群”是横断山区甘孜康巴大地上的人们的“自我书写者的集体亮相”，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 

作为康巴大地上诞生的康巴作家群的一员，格绒追美和大多数作家一样，是土生土长的藏族康巴汉子。他曾从事乡村教师、旅游、文化等工作，目前是四川省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理事、甘孜藏族自治州文联常务副主席、甘孜州作家协会主席。已出版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隐蔽的脸》；中短篇小说集《失去时间的村庄》；散文、随笔集《掀起康巴之帘》、《神灵的花园》、《在雪山和城市的边缘行走》以及散文集《青藏时光》等。格绒追美的作品曾获多种文学奖项，包括第四届和第七届四川省文学奖、第四届和第六届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四川省第十三届“五个一工程奖”、巴金文学院第十四届文学奖等。对格绒追美的简略介绍，对把握小说《隐蔽的脸》会有一个背景铺垫。

格绒追美以康巴大地的主人用汉语书写这片他们熟悉而为他者所描写的大地与生活。《隐蔽的脸》就是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分为三部，分别是风轮、风云和风马，描述了一个能自由穿越时空隧道、感觉极其敏锐的“神子”（精灵），以其独特的眼光见证了一个康巴流浪家族的道路。小说以“神子”的神灵和凡人双重之眼，透视一个雪域村庄从神话、口语时代一直到当下急剧变革的历史风云，全景式地展示了神秘而真实的西藏，是隐蔽的西藏面向世界打开的一扇多彩之窗。《隐蔽的脸》以神灵和凡人的双重眼光，书写了康巴大地上一个雪域村庄神秘的前世今生，“由此对康藏近一个世纪的风云际会做出了宏阔而细微的展示，对整个藏区的民族历史文化的变迁和生长、过往和现状给予了现代性的审视和反思”。 

格绒追美丰富的汉语写作功底与深厚的康藏文化精髓，借《隐蔽的脸》以汉语文本透视藏族历史，旨在使读懂小说的读者能够拥有穿透汉语文本直视藏族历史的第三只眼，一只隐蔽的眼。《隐蔽的脸》语言优美、华丽、流畅、准确，以其精湛的藏、汉语的化用和汇通，借语言之美来显现《隐蔽的脸》的寓意之深，激活的是更多的人久违的乡土记忆。关于语言，格绒追美自己讲过来自民族的传承：“数千年来，从祖先嘴里流淌出的是山泉、珍珠般充满诗意的语言。这语言据说得到过神灵的加持，充满了弹性、灵动，如珠玉扑溅，似鲜花缤纷，常常让人心醉神迷。特别是说唱雄狮大王格萨尔的传奇故事时，那语言的魔性像一片云雾罩在你整个身心之上，使你飘盈在神话的云烟中”。阿来曾评价《隐蔽的脸》说：“用汉语写藏人生活，常痛惜于那些似乎用藏话才能表达的意味的消减。这部小说却用汉语把藏人对自然、对神性、对人性的知与觉表达得如此细致真切，让我深受鼓舞。”阿来之语甚为恰当地说明了《隐蔽的脸》语言运用的妙处所在。格绒追美用汉语写作藏区题材，把藏民对自然、神性、人性的认知表现得浓郁而不消减。“几乎只能用藏语才能表达的意味，用精妙的汉语表达出来，这就是格绒追美不同于其他涉藏题材的作家的地方”。小说中随处可见的比兴、隐喻、排比、递进等汉语修辞，藏地典型特色的谚语、民谣等令人目不暇接。“形象而华丽的语言描写，诡谲善变的叙述与文本情节推进的融合，让我们在阅读中快感难抑，可心地享受到一道语言融汇的精美大餐”。

《隐蔽的脸》是藏族作家以局内人的视角，对康巴藏区文化的一次自我书写，与局外人的他者书写形成对比，是藏区作家对本土文化的自觉反思与书写表达。之所以能够对康巴文化进行反思性书写，源于格绒追美的身份转换与独特视角。对此严英秀评价道：“多年来，格绒追美以一颗敏感多思的真诚之心，游走在故园和城市之间，在乡野村史和浮华现实之间的缝隙中，思考着“父亲”、“母亲”们的故事，找寻着一条通往前生往世的村庄之路。他的执着坚持、厚积薄发使藏民族幽深玄奥的历史之门徐徐打开，露出了被时间之尘遮蔽已久的脸，真实的脸。”《隐蔽的脸》叙事中围绕定姆河谷的雪域高原、河流、湖泊、草原、森林以及独特的气候和带有地域特色的民族风情，以及康定、茶马古道、锅庄、藏歌、藏舞及藏传佛教等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康巴自然人文意象，无疑为外面的人打开了一扇洞察康巴的窗户。而这扇窗户的打开，一方面是得益于格绒追美用拥有更多读者群的汉语写作，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归功于小说的对外翻译，即《隐蔽的脸》英译本的出版。

二、《隐蔽的脸》英译本的多维评介

2016年，中译出版社出版了由英国译者Andrew Stevenson和中国译者董锐合作翻译的英译本《隐蔽的脸》（THE SECLUDED FACE），该英译本是中译出版社策划的“走出去”产品线：阅读中国·藏族青年作家丛书（英文版）系列丛书之一。Andrew Stevenson和董锐两位译者现都供职于重庆市因特传思翻译公司。英译本呈现出由官方主导、企业参与、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多管齐下”的翻译特点，体现出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对外传播发展的新阶段。具体而言，在翻译策略上体现出紧扣原文的直译与就简避繁的意译交叉使用；灵活多变的语序调整与译文重组；康巴文化意象词的阐释与翻译等特点。     

（一）紧扣原文的直译与就简避繁的意译

英译本与原小说体例编排一致，总计三部，分别是第一部风轮（Part I Wind Wheel）；第二部风云（Part II Wind and Cloud）和第三部风马（Part III A Wind-horse）。每一部的章节标题和原文一一对应，构成完整的全译本（full translation）。为了使读者一目了然，标题汉英对照如下。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将三部所有标题汉英对照罗列于此，就是要从标题的汉英对比中发现，译者在翻译标题时基本上遵循了两个翻译原则：一是紧扣原文的直译（音译）；二是就简避繁的意译。前者如头人（touren）、颇瓦（Phowa）、圆寂（Parinirvana）、阴气（cold air）、魔女（Succubus）、胎息（Embryonic Breath）、地庆（Celebration of the Land）和梦魇（A Nightmare）等。后者如万象（The All-inclusive World）、超度麻风（Break Through Shackles）、坐化（Passed Away While Sitting with Crossed Legs）、牛蛇（Monsters and Demons）、手相（Palm Reading）等。尽管这两种翻译原则看似简单且依然囿于直译与意义的窠臼、貌似无需创造性，但实际上，两种翻译原则与方法恰恰体现出译者对原著理解之透彻。因为标题翻译就是要言简意赅、提纲挈领，需要译者不仅对词汇的翻译有着精微的考量，更要在风格上与原文贴近，以便译文精神上与原文一致。从汉英对照表可以发现，译者在翻译时都尽可能地选用了简单通俗的词汇，如此将原文标题朴素直白的特点加以保留。

紧扣原文的直译与就简避繁的意译不仅仅体现在全书的标题翻译上，而且贯穿于全书始终。对于康巴藏族文化词汇的翻译，译者采用了音译、意译、音译加注释的方法。一般其他词汇，采用直译、意译、转译等方法，旨在进行文化传递，以便译入语读者赏析。小说中的人物、地点、情节都是虚构的，所以很难找到相对应的现成的英译。故而人名、地名的翻译多用音译，因为音译既可以保留藏族文化特色，又符合英语表达要求。例如白格村（Baige）、定崩桑神山（the mountain dingbengsan）和袈裟（kasaya）等。当然，如果使用音译而失去了文化特征，从而造成意义不能全部为英语读者理解的话，那就需要音译加注或是意译的策略。如酥油茶（Tibet buttered tea）、经场（praying place）、三宝（Sanbao）、莲花生大师（padma sambhava）以及膜顶（moding）、荼毗（tupi）等。类似称谓语直译即可，如，阿绝（dad）、阿巴（brother）、阿木（uncle）等。

（二）灵活多变的语序调整与译文重组

《隐蔽的脸》讲述了三个时期：土司、解放后和改革开放时期。小说中人物众多，三代共20多位人物，人物对话和行为在小说中举足轻重。不同代人物有不同的思想、风俗、形象。土司时代的人物具有挑衅性、粗鲁性；改革开放时期人物受过教育，更文明。为了展现人物性格特征，汉语中可以使用句式变化和动词改变来描绘栩栩如生的动作，辅之一系列短句的使用，来描绘紧张生动的场景。英语中句型结构不同，如何翻译对话和人物行为，如何利用恰当的词汇和句型来表达原文中的相同意义，使译文读者获得相同的审美蕴含是一个难点。为此，除了使用灵活多变的词汇来描述人物性格、心理活动和行为描写外，译文运用丰富的修辞手段，进行必要的语序调整与段落重组，尽量使原文的风格得以逼真地体现。且引几例，以飨读者。

例1，原文：

从此，我的亲人们开始了在异地艰难而漫长的生活。在定姆，他们必须像楔子一样坚韧地扎下根子来，首先是安身立命，然后才谈得上其他的一切。（第9页）

译文：

Since then, Ronten and Droma began the hard task of living in another place. In Dingmu，they had to take root like a wedge, firstly making a living and then making a life. (p.23)

 原文中“像楔子一样坚韧地扎下根子来” 比喻句英译为“take root like a wedge”，保留了汉语中的喻体，转换为英语，不难为英译文读者欣赏。“安身立命”译为英语“making a living”非常吻合，而“谈得上其他的一切”译为“making a life”，初读貌似相差甚远，细品实则是译者以不似之“似”似之，却是最高明的翻译。尤其是“making a life”与“making a living”遥相呼应，突出对比“living”与“life”，即生存与生活之别，实属神来之笔，译文境界已出。

例2，原文：

天空彻头彻尾地变黑了。山林和万物也都捂紧了自己的嘴巴。

第二天，世界又回到了它原来的样子，像是妓女，又装出一副贞洁的面目。所有的阴谋和罪恶都被掩藏了起来。（第101页）

 译文：

The sky was completely dark, and everything was quiet.

The next day, the world seemed just like before, like a prostitute putting on a chaste appearance. All conspiracies and evils were hidden. (p.170)

原文中使用了拟人和比喻的修辞手段，描述了活佛遇害的夜晚。第一段为两句，译文调整为一句，用“and”链接暗含因果关系，因天黑万物而寂静。“山林和万物”译为了“everything”，“捂紧了自己的嘴巴”译为“quiet”，言简意赅，灵活调整、增删有度。原文第二段两句话，译文也译为二句。译文将“妓女”比喻形象与“贞洁”讽喻并置，尤其是“装出一副贞洁的面目”译为“putting on a chaste appearance”惟妙惟肖。英文“put on”本含有装腔作势之意，用在这里令人叫绝。译文亦步亦趋，将原文意味得以完整形象地保留。不难想象，英文读者会得到相同的审美体验。

例3，原文：

在人世的岁月中，我总是埋首于眼前的事物，看不清未来，也听不到未来的声音。时空荒凉，何处才有春风如水春花如云不随时令变化的永恒之境呢？

我的梦连绵不绝，我在前生后世的梦河里独来独往，像一条鱼一样，却始终无法游到彼岸。那是一条漫无边际的道路啊！（第272页）

译文：

In my years on this world, I have always become absorbed in things in front of me, so I can’t see or hear the future clearly. The world is desolate. I don’t know where to find unchanging eternity.

My dream is uninterrupted. I come and go freely like a fish in the dreams of my previous and later lives, but I can never get to the other side. What an endless road it is! (p.443)

译文将原句语序打乱，按照英文的句法进行合并重组，通过增加连接词，重新断句，将疑问句翻译为陈述句等手段，以地道的英语传达原文的语义信息与风格特色。此外，类似“饶登感动着，嘴里流泻出感激的话语。”（第3页）译为“Ronten was touched and his mouth was flooded with grateful words”（p.14），“天空无言，依然是空洞的湛蓝。”（第14页）译为：“The sky was silent as always, insane and azure.”（p.30），可见译者熟悉西藏文化，从约定俗成的藏文化负载词中，选择常用的、被大家普遍接受的词汇。译者熟稔地在汉英双语中自由地转换，增删有度，通过拆分、合并和综合进行语序重组与段落调整，旨在传达原文的文化信息与审美特质。

（三）康巴文化意象词的阐释与翻译

康巴藏族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专属藏地独有的文化事象词汇。这些译入语文化中不存在、而原语文化中特有的文化意象词，囊括了康巴藏族风俗习惯、饮食文化、高原文化，反映了康巴独特民俗习惯与文化背景。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康巴文化意象词不仅具有了一层神秘色彩，也多了一种传达文化的功能，它们拓展我们视野、帮助我们深层次了解康巴地区的文化。这些意象词不仅能展示康巴地区的一些事物，也能展现出当地的某些文化底蕴。例如，他们的称呼语就是一大特色，“父亲叫“阿觉”，姐姐、哥哥们只要比自己岁数大，又不能称为叔叔阿姨的都可以唤作“阿巴”，叔叔叫“阿木”，阿姨叫“阿松”，阿婆叫“阿斯”。类似“活佛喝酒，佛祖流泪；侍从煮酒，戒律化水”讽刺活佛开始嗜酒的民谣，展现了民间的智慧。还有像“木碗遇着木瓢——一个样”这样的谚语也有很多。这些词语，歌谣，谚语，称呼语都展示了康巴地区藏族语言的一大特色及魅力，它让我们身临其境般感受到藏语的魅力。翻译时对译者提出了挑战，译者要基于康巴文化背景的阐释上，用合适的表达法翻译出来。比较典型的康巴文化意象词详见下表。

这些文化意象词会让读者领略到康巴文化事项的多种类型和表达方式。有些词汇对于对藏族文化知之甚少的译入语读者而言，几乎是难于理解的。因此译者尽量使用为英语读者所能理解的词汇进行替换与转译。此外，康巴文化意象词往往和佛教词汇融合在一起，使得康巴文化附着了浓厚的佛教文化色彩。类似“格西、业力、机缘、苍巴”等词语，增添了《隐蔽的脸》的宗教色彩。译文将“业障，业力”译为“karma”、“格西”译为“gershe”、“轮回”译为“reincarnation”、“护法殿”译为“Hufa hall of the temple”，这些文化意象词的翻译既保留了原文的宗教色彩，又能在译文中找到音义最佳结合词，为康巴文化对外传播作出了翻译学的铺垫。

对于藏语中有但是英文中没有的词汇的翻译，就需要对康巴藏区文化进行阐释，采取转译的变通方法来加以解决，以便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源语文化，并由此产生对它族文化的应有尊敬。实际上，格绒追美在汉语写作中已经注意到了康巴文化意象词的现象，在文本中以文内加注的形式为一些关键词汇进行文化注解。如“余耳房”这一文化意象词，作者在文中括号解释：（偏房的当地称呼，与正房成直角拐弯），译者对照将其翻译为：wing (perpendicular to the principal room)。译者通过加注，既为读者阅读理解提供了民俗背景，又为藏族风俗文化的对外传播做出了注释。久而久之，类似于“酥油茶”（buttered tea）、“锅盔”（guokui）、糌粑（tsamba）等意象词汇会成为英语中的一个固定词汇，成为藏族文化词汇的象征。

三、康巴藏区文学“走出去”的话语阐释

康巴藏区文学作为一个文学群体创作，其鲜明的地域特色不仅仅引起了文学界的重视，翻译界与出版界也行动起来，翻译出版了康巴系列作家作品英译丛书。2016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中译出版社出版了“阅读中国·藏族青年作家丛书”英文版，这一套丛书包括八部藏族青年作家作品的英译，分别是：白玛娜珍的《拉萨红尘》（Love in Lhasa）、尼玛潘多的《紫青稞》（Purple Highland Barley）、江洋才让的《康巴方式》（The Way of Khams-pa）、严英秀的《纸飞机》（Paper Airplanes）、次仁罗布的《界》（Realm）、亮炯·朗萨的《布隆德誓言》（The Oath of Polungde）、达真的《康巴》（Khams-pa）和格绒追美的《隐蔽的脸》（The Secluded Face）。丛书英文版的出版拓展了康巴藏区文学翻译传播的跨学科话语空间，对藏区文学以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文化“走出去”，乃至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增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认同具有重要的模塑作用和启发意义。

就翻译层面而言，康巴藏区小说中的文化意象词集中在藏族人名、地名、宗教词汇、方言、民俗词汇等层面。如何恰当地传达、翻译藏族文化负载词，短语与习俗，成为衡量译作标准，乃至决定译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走出去”的首要问题。一个基本的解决方法是除了选择直译、意译、音译加注释的方法外，就是借鉴文化人类学翻译策略来传达康巴藏族文化。因为，翻译不只是眼前的文字，还有诗和意境。用汉语、英语或用其他语种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不仅是对康巴，乃至对整个藏族文化都会有一种全新的感受。正如严英秀所言：“我是多么欣喜地看到，原来，母语可以这样的形式走进汉语，使之最纯粹的意味奇妙地存活在另一种语言载体中。同时，不用担心外族读者会对这样从母语“直译”、“意译”而来的汉语产生阅读隔膜，实际上恰恰相反，好的东西总是共通的，连接最广泛的人性的”。

在《隐蔽的脸》中，“强人、王族、土司、头人”全部音译为“qiangren, wangzu, tusi and toren”，令人耳目一新。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将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土司”英译为“chieftain”。 魏清光、曾璐就指出：“在英语文化中，‘chieftain’意为‘the leader or head of a group，especially of a clan or tribe’，即‘一群人( 尤其是宗族或部落) 的领袖或头领’。事实上，“土司”是中国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封授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首领的世袭官职”。因此，“chieftain”与“土司”的文化蕴涵是完全不同的，如将“土司”译为“chieftain”结果就是英语读者未能完全理解“土司”所蕴含的藏族文化蕴涵，倒不如直接音译，逐渐让英语读者慢慢感知“土司”的文化内涵。显然，如何翻译文化意象词既是翻译理论界长期探讨的问题之一，也是优秀译者为之而奋斗的理想追求。

事实上，译者通过注释提供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识，完全有助于译入语读者的理解，从而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康巴藏区文学通过翻译“走出去”，既要善于讲故事——康巴藏区的风俗民情，又要善于讲道理——普通大众的人文关怀，通过引人入胜的方式努力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让全世界听到并听清中国好声音。为此，在翻译模式上，较好的方式是合作翻译，即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完成。丛书英文版都是中外译者合作翻译，英美译者与本土译者通力合作，既保证了对原文的理解到位，又保证了译文的表达流畅，能够比较忠实流畅地传达康巴文化的精髓。 

就出版层面而言，翻译之后的出版也是“走出去”的重要一环。较好的模式是以中国出版社为主，争取中外出版社合作出版，即探索一条“合作翻译、合作出版”的“走出去”道路。要建构“中外合作，以我为主”的翻译主体，海外人士对译入语国家及其文化有相当的了解，能够准确把握译入语读者的阅读喜好，再加上精于中国文学的本土译者合作翻译，取长补短，通力合作，可以有效地共同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加强中外出版机构的合作，可以尝试在版权贸易、图书贸易、合作出版、数字出版物和国外办出版社等形式进一步开展。作为译介主体，政府主导的文化输出，可以借鉴韩国“文化立国”战略的成功经验。

当前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一个基本现状是：海外读者无法接触到中国作品，学界也无从了解中国学者的译著，从而也就谈不上研究和推广。为此，出版社与译者多争取申报国家项目资助，国家出版基金等资助。例如2010年开始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就是一个努力的方向和目标。该项目资助国内的优秀学术成果翻译出去并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拓宽了国内优秀作品国外发行的传播渠道。近年来国家逐步开始实施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出版工程”、“中国文化著作对外翻译出版工程”和“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等项目，就专门资助翻译类项目。国内出版社要敏锐地抓住项目支持机遇，加紧寻觅优秀译者，积极出版优秀图书著作译作，探索新的中外合作出版的有效形式和传播渠道，力争进入西方销售宣传等商业体系和传播系统。   

中国文学的翻译、出版和传播已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环节，译介中国文学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围绕康巴藏区文学作家群——格绒追美的《隐蔽的脸》英译本出版发行为个案，文章对该英译本进行了翻译学视野的多维阐释，探析了康巴藏区文学对外传播的翻译策略、翻译主体、出版渠道与传播途径等多重视域，拓展了康巴藏区文学翻译传播的跨学科话语空间。关于康巴藏区文学“走出去”的翻译话语，为拓展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翻译出版途径与加强中外出版机构多渠道合作的讨论带来了阐释空间，可引发我们进一步关于中国文学翻译出版的思考与探索，或是相关话题的讨论。

（作者单位：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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