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藏区】魏春春 李欢 | 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化表达——以《西藏文学》（2000-2011）特刊、专刊为例
（本文作者：魏春春副教授）
2000—2011年，《西藏文学》共刊发特刊、专刊五期，分别是2011年第4期《庆祝庆祝中国共产党八十华诞，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1951—2001）特刊》、2003年5期《加查特刊》、2005年5期《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专刊》、2009年5期《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庆祝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周年专刊》及2011年4期《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周年专刊》等。这些特、专刊都有确定的主题，围绕着政治、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重大历史事件或现实问题组织稿件，因此，期刊中作品类型化的表达印迹非常明显；尤其是纪念类特、专刊所占比例非常大，意味着创作者多是以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身份进行文学写作，一方面回忆录式的作品的真实性足以显示出历史事件的丰富性、复杂性、多样性，另一方面则通过过去与现在生活的对比凸显出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变迁，彰显《西藏文学》政治意识形态文学表达的自觉化、规约化；关于现实情状的专刊则全方位、多角度地深入报道、呈现特定地域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彰显出期刊的窗口作用及其社会担当意识。
一
《西藏文学》刊发的纪念类特、专刊，明显存在十年庆典的意味。所谓的十年庆典，意指以十年为周期开展庆祝性的活动。“十”作为计量单位，在中国文化中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十，数之具也。━为东西，|为南北，则四方中央备矣，凡十之属皆从十”，“十”“十之属” 涵盖方位的各个方面，是完备的象征。王夫之认为“唯《易》兼十数，而参差用之：太极，一也……十虽不用，而一即十也。不倚于一数而无不用，斯以范围天地而不过” ，又认为“聚则谓之少，散则谓之多。一，最聚者也。十，最散者也。……九则聚一也，十则聚二也，天地之数，聚散而已矣”。而后人认为船山所谓“始末相类”指的是“谓始者，一也；末者，十也；十而归一，是一与十相类”，涵咏王夫之语意，尽管是谈《易》，实则丰富了“十”的意义，把数量“十”转化为文化“十”，从本质上而言，“十”与“一”是相同的，都是作为范围、涵盖天地的象征符号，其区别在于，“一”是以起点的面貌出现的，而“十”则是作为终点出现的，“一”是最具有抽象精神的，而“十”则是具象的其他数字的归属，并且“十”为新一轮的聚散储备了基础条件，是新的事物、新的运动的新的起点，因此，“十”具有承上启下的文化功用，关注“十”不仅是对“一”的回望，也为新的“十属”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另外，在中国的干支文化中，天干为十，“十”又具有天象的循环往复含义，置身于天地之间的中国人，在天理的运化中经营着地理的春去冬来、生成人文气象。因此，“十”的既往开来、鼎故革新、周而复始、运化不息、其命维新的文化意味就在“十属”类的庆典中完整地得以彰显，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逐渐凝华成人们的普遍共识，存留在节庆活动中。
《西藏文学》的纪念类特、专刊所选取的历史事件包括庆祝中国共产党华诞、庆祝西藏和平解放周年庆、西藏自治区成立周年庆、西藏民主改革周年庆等事件。其实这些历史事件的历史意义，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表达了鲜明的认知，“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藏50年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80年光辉历程、伟大业绩的一部分。50年来，西藏社会所发生的历史巨变，西藏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过去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回顾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越了几个历史阶段的伟大征程，将更加坚定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鼓舞我们团结一心去实现中华民族的新的伟大振兴，加快建设一个更加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引文表达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藏和平解放是西藏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新起点，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辉煌业绩之一；此后，西藏加快了历史进步的步伐，诸如进行了民主改革、成了自治区人民政府，这些重大的历史变革带来了西藏当下的新面貌；回顾历史，西藏仍然要继续坚持这一发展路径，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因此，这些历史事件的历史节点值得纪念，理应成为西藏社会生活的纪念日。如此一来，纪念行为就具有强化历史节点的历史意味、不断地丰富历史节点的文化意涵。
而以文学的形式、借助文学期刊的方式纪念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社会事件，不仅体现了文学期刊的社会担当精神，而且凸显出文学主动介入生活、关怀生活的社会责任。从记录生活的角度而言，文学具有记录“风景”的社会职责，“这个风景，如果我们弃之不顾，它就失去见证者，停滞在永恒的默默无闻状态之中。至少它将停滞在那里”，而如果忽略它，那么，“将要消失的是我么自己”，因此，记录生活以及表达对生活的本真的认识，是文学的重要功能；从记录者的角度来看，涉及到文学书写者及文学编辑者的社会担当意识，白居易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实际上就是对文学写作者的社会要求，为时代、为时事而进行创作，方能实现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写作的价值方能凸显。另外，记录、书写重大社会历史事件，还涉及到写作者的意识观念的问题，严肃的政治生活事件，要体现、还原事实的真相，实现“文以载道”的现实主义精神。
二
《西藏文学》纪念特、专刊刊发的作品无疑会带有强烈的历史兴怀感和浓厚的政治文化意味，以2001年第4 期《西藏文学》为例。
这一期的主题在刊物的封面上表白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1951——2001） 特刊”，在首页则分上下两行表述为“庆祝中国共产党80华诞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在目录页则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 特刊”，看似是三种提法，实际上这三种提法都强调的是“庆祝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的主题，而“庆祝中国共产党80华诞”则是庆祝和平解放主题的基础，极力体现没有共产党哪有新西藏的政治命题。但以三种形式表达出来，难免有主题不统一的瑕疵。
这一期共设置了如下版块：
《卷首特稿》即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所撰写的《历史进步的恢弘画卷》，渲染了庆典专刊的政治意味，规定了这一专刊的政治属性，即通过回顾西藏50年的发展历程，彰显西藏和平解放的伟大历史意义、展现50年的辉煌成就、号召全区各族群众齐心协力同心同德为实现西藏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而奋斗。
《红旗飘飘》栏目，既有阿沛·阿旺晋美关于党的民族政策在西藏践行的回顾性文章，又有追忆历史见证人阿沛·阿旺晋美、平措汪杰的历史贡献的文章，以及书写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等，以纪传、史传书写的文学形式讴歌1951年以来西藏所经历的风雨岁月。
《天堑通途》着重书写“两路精神”即青藏公路、川藏公路的建设对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意义。天堑变为通途，西藏与内地的血肉联系更为紧密，为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铺平了道路。
《英雄传奇》以人物传记为主，书写了在西藏和平解放和建设过程中涌现的英雄人物的感人事迹。
《高原记忆库》 《西藏情结》则是以亲历者回忆录的方式回顾当年的壮志豪情，及垂暮之年的老西藏对西藏激情战斗岁月的无限眷恋之情。
《平叛纪实》书写的是1959年平叛战斗岁月中的真实感受。
《风流人物》的书写者多为后来人对前辈革命生涯的赞歌，表达出后辈对前辈“老西藏”精神的认知、继承、发扬。
《高原放歌》《诗情叙事》《边塞诗词》以诗歌的形式，表现老一辈革命者对火热青春无限追怀。这些作品的作者皆是早年进藏的诗人，有的是军队宣传干部、文工团员，有的是支边干部，他们心系西藏，不仅为西藏奉献青春，而且为西藏贡献新一代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大庆诗词专页》刊发的则是大庆的赞歌、颂歌，涉及内容非常广泛。
《雪域论坛》则是以文艺评论的方式书写50年来，西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西藏现代文化的开创与革新，以及对逝世的西藏诗人杨星火的悼念。
《美术摄影》封底是董希文的油画《春到西藏》，封二为韩书立的作品《毛主席派人来》，封三是李少言、牛文的木刻《和平解放的喜讯》及李焕民的套色木刻《扬青稞》。
插页画《今日西藏》以23幅摄影作品记录西藏各地区、各民族的新变化及新生活画面。
另外，这一期的《西藏文学》共配图48幅，主要是凸显新旧西藏对比以及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场面等。
整体上看，这一期的版块设置注重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结合，尽管更多的是对往昔岁月的回顾，对西藏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书写，但无不体现着党的民族政策在西藏的贯彻和落实；而且，亲历者的回顾为西藏五十年的发展历程作出了生动地注解。文学不同于政治的表达，是语言的艺术，在语言的建构过程中，自然而然流露出创作者的情感和价值取向；图像是凝固的艺术，通过撷取的画面醒目地勾勒出历史的面相，而图像之间的对比更能表达出创作者、编辑者的意指。这一期刊发的作品成为了传达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庆典的政治表达、历史表达的文学象征符号。而关于这一点，2009年5期的《西藏文学·卷首语》自明其旨“以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评论等的形式，讴歌了西藏取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颂扬了老西藏精神，描写了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为辛勤劳动的优秀人物、优秀企业。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给读者描绘出西藏发展变化的生活画卷，让读者感受50年西藏走过的峥嵘岁月”。
而从文体的角度而言，2001年4期的纪念特刊，基本以散文、诗歌、评论为主，即便是有些叙事性很强的作品，也多属于叙事散文，这不同于《西藏文学》一贯地刊发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的编辑方式，尤其是偏重小说文体的传统。究其原因，面对重大的历史政治题材，尤其是作为庆典式的纪念文字，注重的是事件的真相。尽管真相是不可还原的，历史时间、事件是不可逆的，但是当事人、亲历者作为历史见证人的身份能够弥补这一不足，能够引领人们回复到历史岁月中去；而亲历者、当事人在耄耋之年对往事的追叙多是掺杂有丰富的感情、甚至是某些记忆的想象性表达，采用散文的方式，既能叙述历史，又旁及情感，可谓兼顾两者；而诗歌的叙述与抒情皆备，历史情怀与人文感兴的融汇同样能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而小说作为虚构的文体，“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不适合纪实性很强的纪念专刊主题，因此，小说文体在此期缺失也就是理所当然的。
三
《西藏文学》毕竟是纯文学刊物，1977年创刊以来，担负着引领西藏文学发展、壮大、繁荣的历史使命，“《西藏文学》见证了西藏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汉文版《西藏文学》已成为“西藏当代文学的缩影”。
2005年5期《西藏文学》以专刊的形式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周年庆典与《西藏文学》出刊200期，并且将这一巧合表述为“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相逢”，文学与政治在此以庆典的形式结合，那关于文学的表述自然就带有明显的政治化色彩，譬如“从1965年到现在，西藏的文学事业与全区其他事业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当代藏文文学创作，是在过去基础上进行的全新开创，它的意义丝毫不比‘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逊色”，其中“翻天覆地”一词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多指陈的是政治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而在此指称文学事业则不常见；再如：
40年来，特别是在“一个转折点、两个里程碑”的历史进程中，西藏的广大文学工作者在党的文艺方针的指引下，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牢记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神圣使命，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在西藏火热的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捕捉灵感，涌现出了一批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很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出现了雪野诗、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等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百花园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上述陈述中，提到了“党的文艺方针”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神圣使命”，尽管这是在中国当代历史发展不同阶段提出的概念，但其指向的是党对文艺事业、文学活动的要求、规范，文艺为谁服务的传统命题的时代表达，只有秉持这一理念才能实现文学、文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化，才能树立社会主义文化应有的风范。立足整个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西藏文学取得的成绩才更有意义，才能作为自治区成立周年庆典贺礼。因此，《西藏文学》的办刊理念就有了合理的依据：
可以说，《西藏文学》见证了西藏当代文学事业发展，同时也积极参与和推动了西藏当代文学的发展，西藏当代文学中有影响的作家，有影响的作品，大都出自《西藏文学》。
办刊方向的再次强调和明确，办刊成绩的自我总结，充分体现了列宁所说的“党的机关和出版物”应该具有的党性原则。
因此，这一期的庆典刊次，既坚持了自我特色，即文学性，又兼顾了献礼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典的职责，主要体现在栏目设置中加大了“报告文学”的份量。报告文学属于一种边缘文体，既具有鲜明的文学表达的特点，又立足现实情况，兼具有报告与文学两者之长，把相对枯燥的干巴的数据、略显僵化的汇总材料，通过文学的形式生动形象地传达出来，使得读者不仅了解了事实真相，而且得到了美的享受。因此，本期《西藏文学》通过文学的形式报告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各条战线上所取得成就，包括先遣连进军阿里的壮举、少将军医李素芝的先进事迹、当代愚公——武警交通支队，以及农民企业家、基层村委会主任、特级教师等人的感人行为，实际上就是以文学的形式参与社会建设、构建社会样貌的体现。更主要的是，本期报告文学的作者们大多是曾任或时任《西藏文学》编辑或与编辑部有过密切往来的作家，前任及现任的编辑有叶玉林、廖东凡、闫振中、李佳俊、许明扬、敖超、白玛娜珍、克珠群佩、郭阿利、邵星等。选择这一群体采写的报告文学意在表达，《西藏文学》编辑部不只是编辑关于西藏及藏区方面的文学稿件，更是在以实际行动、以手中之笔来书写着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同全区各条战线上的工作者一样在创造、书写属于西藏的辉煌。
同期，《西藏文学》纪念出刊200期。此种形式在《西藏文学》的办刊历史中出现过多次，但多为周年庆贺，分别是：
（一）十周年庆贺。
《西藏文学》编辑部在1986年第十、十一期合刊设置栏目“十年新澜十年歌”，以本刊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西藏文学>十年》，回顾了创刊十年来的成绩，“十年前，……由文学巨匠郭沫若题写刊名的西藏第一家文学刊物应运而生。从此，《西藏文学》（初名《西藏文艺》）这片拓荒而成的文学园地，和西藏高原其他文学园地一起，为培养和繁荣西藏的文学事业做出了自己应有的努力”，“《西藏文学》的十年，由季刊到双月刊到月刊，园地逐渐拓展，共发现和培植藏、汉、回、门巴、珞巴、满、蒙、土家、纳西、朝鲜等各民族作家七百余人次，发表各类作品三千余件，计达百千万字”，并且指出其缺陷为“刊物童年时代的稚拙、毛躁、板滞等等弱点”，导致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第一个十年“是缺乏规划的垦拓，束手束脚的探索、寻求，加上勇气有余素质不足”，另外还绘就第二个十年的宏伟蓝图，“将可能对西藏这一特殊地区的文学状况进行微观剖析，常观环顾和宏观规划，一切着眼于西藏的实际，逐步由自为走向自觉，进而走向艺术的自由之境”。整体看，第一个十年的回顾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值得《西藏文学》的同仁们欣喜的。同期还刊发了原编辑部主任修义忠的《美好的回忆——献给<西藏文学>创刊十周年》，回忆了编辑工作的艰辛与幸福，展现了《西藏文学》创刊初期的不易与坚持，体现了早期编辑队伍良好的工作素养与坚定的文化追求。
（二）十五周年庆贺。
1991年1期，《西藏文学》在扉页的《新年絮语》表达出创刊15年的激动心情，“我还想悄悄告诉您，今年恰逢《西藏文学》十五岁生日，当初丫丫学语的小姑娘已经到了睁大眼睛探索人生奥秘的年龄。十五年来，承蒙诸位垂青，本刊在国内外拥有越来越广泛的读者，一批有影响的藏汉族作家正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时代在发展，人民在前进，《西藏文学》正努力攀登一个新的阶梯。”并提出“在这里，现实主义文学具有永恒的魅力，其他流派和风格的文学也有着广阔的天地”。在此，经历过1980年代文学喧嚣的《西藏文学》编辑部确定了自我的发展方向，立足西藏，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而关于文学的认知也不断地突破既有的窠臼，坚持现实主义而不排斥其他创作手法，正是这种博大的文学胸怀引领着新一批《西藏文学》的同仁们开始了新的探索。
（三）二十周年庆贺。
1997年第三期，《西藏文学》以特刊的形式“庆祝《西藏文学》创刊二十周年”，目的在于“既是为了回顾，更是为了鞭策”，并强调“《西藏文学》创刊20年了，这20年，恰是中国社会发生快速变革、中国文学空前繁荣的时代。在遥远的西南边陲，《西藏文学》以其自身独特的视角，关照历史与现代的社会生活，倾其温暖，培育西藏作家”，并感谢“西藏的作家、五省藏区的作家乃至全国各地的作家的辛勤编织……使这只文学摇篮花团锦簇”。在此，“西南边陲”的自我认定就突破了西藏行政区划的单一的文学边界，而把编辑视野放在更大的范围中，因此，所呼唤的作家队伍就从西藏的作家扩展到五省藏区的作家，又扩展到全国的作家，但其根本目的还在于培养西藏本土作家，凸显西藏文学的独特气息。而实际上，在1990年代初期、中期，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很多《西藏文学》的写作者、参与者先后离开西藏内调，致使西藏文学元气受到影响；另外，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得人们开始将目光游离于文学之外，文学的关注度明显不如1980年代，正如马丽华所言“进入90年代以来，西藏新小说经历了一段轰轰烈烈之后，表面的潮热退去之后，消停下来，东张西望，不免沉寂，”“原先的盛筵已散，新的筵席还在筹办中”，她认为“沉寂的是在改变了的社会下的对文学曾有过的期许和热望，是人们眼光和心灵关注的转移”。但也应该看到，这一时期，一批藏族作家开始成长起来，如吉米平阶、白玛娜珍、格央、龙仁青、次仁罗布等，逐渐成为西藏文学甚至是藏族文学的顶梁柱。因此，此一时期的《西藏文学》还是对文学前景充满着希望的。然而，文学的现实情况确是不容乐观的，《西藏文学》也面临着非常大的窘境。经历过突围的失败之后，再加上编辑队伍的更新，《西藏文学》开始变得有些谨慎了，有些缩手缩脚，直到2002年之后，《西藏文学》才又大规模地张扬文学大旗，开始绝地反击。
关于百期庆贺，在《西藏文学》以往的刊次中是不曾出现的。1988年第12期，出刊时标注为“总第九十八期”，而1989年的期刊中只在第5、6期合刊中标注“总第105期”，如果推算，第一百期或为1988年12期，或为1989年第1期，无论是哪一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百期庆典这一文学盛事被忽略了，在当时编辑者的回忆录或纪念性的文字中也没有涉及到这一点。因此，出刊200期庆贺应当有弥补遗憾的意味，所以，2005年5期的《西藏文学·卷首语》难免百感交集，也表现出期刊更为成熟、更加沉稳，在总结回顾中更多地强调社会主义文艺的先进性及其职责性，更多地重申《西藏文学》对西藏文化建设的贡献，即为明证。然而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卷首语》一反常态地只字不提。揣测其语意，或许是要表达《西藏文学》将继续沿着既定的路向稳步向前推进，继续秉承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继续引领广大文艺工作者书写西藏火热的现实生活。
四
2000——2011年间，《西藏文学》还推出了《加查专刊》，以实际行动宣示自身的社会职责。在《西藏文学》历史上，先后推出1990年特刊《那曲抗灾救灾纪实专刊》和1992年特刊《大型报告文学》。
在1990年特刊中，丹增说：
从去年的九月底至今年的四月中旬，那曲地区东部遭受了我区历史上罕见的特大雪灾。雪灾面积达24万多平方公里，特重灾区10万平方公里。巴青、索县、比如、嘉黎四县的雪灾及其损失尤为严重。雪灾造成牲畜大量死亡、人断口粮、交通堵塞、草场水毁的严重困难局面。
这次特大雪灾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降雪早，持续时间长，降雪量大……而是重灾地区多是高山深谷地带，大学封山，交通严重堵塞，给转移牲畜、抢运物资、救灾工作造成极大困难。三是雪灾严重地区又是贫困县区，雪灾正值春乏关和接羔育幼的关键时期，“雪上加霜”，个别地方出现粮食用完、牲畜死光的粮、畜皆空的局面。
如此罕见的特大雪灾为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所关心，为全国各地、各族人民所关心，为区内各级党组织、政府和各族人民所关心。慰问信件、衣物、粮食、燃料等一切抗灾救灾所需，及时地通过各种渠道与方式送到了灾区人民手中。抗灾救灾是一场人与自然的生存搏斗。灾区的干部、不对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在这场斗争中，表现了顽强的意志，勇敢的拼搏精神和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涌现出许许多多代表我们时代精神的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人物和动人故事。
田聪明在《血肉深情的颂歌》中说：“《西藏文学》特刊发表以藏北牧区抗灾救灾为主题的文学作品。读者看到的是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而再现的却是发生在当时当地的真人真事。可以说是反映党同藏北牧民群众血肉情感的一曲颂歌”。
可见，《西藏文学》推出的1990年特刊具有浓重的以文学的形式记录、表达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意图，赞美了西藏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谱写出一曲人间大爱的咏叹。这一期共刊发图片38幅，或是反映灾区的惨烈景象，或是捕捉抗救灾的某一镜头，或是群众与解放军、干部相拥的画面，图文相间以再现抗救灾的感人瞬间。尽管这一期的作品略显粗糙，未经过打磨，但这原生态的、发自内心呼喊的作品却具有打动人的灵魂深处的作用，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也告诉读者灾区的干部、群众在干什么，生动地诠释了“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深厚情谊、浓厚团结，是任何其他制度、其他势力所不能比拟和无法理解的”的涵意。另外，这一期没有期号，属于增刊，体现出《西藏文学》编辑部群体的政治觉悟，为生民而歌。
1992年特刊刊发的是范向东撰写的大型报告文学《这一片高天厚土——江孜县委书记平措及其周围人们的故事》，在《西藏文学》历史上，这也是个例外，一期刊物只发表一部作品。扉页上的“这是一个人的故事，这也正是一个时代的故事”明确了该特刊的主旨。同时作者的《采访手记》：
江孜人做的是平凡的事业，同时又是伟大的事业。他们自觉地坚韧地不屈不挠地从事的，都是党要求的、人民群众渴望和拥护的、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平平凡凡的事情。但正因为他们做了这些事，做好了这些事，才使所有到江孜来的人们真切地体会到：至少在江孜，以及一切类似江孜的地方，老百姓嘴里的“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万岁”，是应该喊，是值得喊，是必然会喊的！谁叫他们不喊也不行。
而创造这一局面的正是平措等江孜的普通党员干部和群众，为此，要讴歌这些优秀的共产党人，宣传他们的事迹。
而《加查专刊》与上述两期特刊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要讴歌、赞美我党的好干部，赞颂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新局面。《加查专刊》的背景是：
在我国跨入21世纪的重要历史时期，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藏的跨越式发展揭开了序幕，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国家支持西藏建设和全国人民支援西藏建设的规模空前加大，党的十六大精神……使西藏高原……正发生着深刻而伟大的变革。
而为了回应外界的关注，即“近年来兴起的‘西藏热’……不论是国外、国内的《西藏文学》的读者朋友们，都以关注的目光仰视着这片神奇的高地，尤其对西藏今天的社会进程更感兴趣。然而西藏之大、社会进程之壮阔，全景式的展现难以把握而取其一点，作为全息现实，应为上策”，至于选择加查是缘于：“加查县……虽然偏远，西部开发的热潮却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在西藏跨越式发展的进程中，在湖北荆州市第三批援藏干部的带领下，……正在创造着加查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奇迹。”为了展现这一奇迹，“《西藏文学》编辑部组织我区8位作家深入加查基层，采写了那里正在发生的真实而又生动的生活片段，作为加查专刊”，目的是“旨在推开一扇窗口，让读者朋友们看一看这里的山河之美，历史的演变，社会的进步，以及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的结合点上所生发出的美丽景象”。由此可见，《加查专刊》具有强烈的以点带面的政治宣传气息，政治生态的文学化表达，就要求作家们深入田间地头，以敏锐的政治嗅觉采集素材、以高度的政治觉悟整理材料。
就已刊发的文章来看，作家们关注的对象有援藏干部群体、基层干部群体、基层教师群体、乡村致富能手群体等。选择以上群体作为采写对象可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援藏干部群体不仅扎根加查，为加查群众谋福利，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执政理念、管理观念、经济头脑对加查干群有深刻的影响；基层干部是连接政府与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他们不折不扣地宣传、执行政策，才能使得先进的思路转化为现实力量；知识就是力量、知识能改变命运的观念，使得作家们瞩目于乡村教育，体现出只有提高全民文化素养才能实现彻底摆脱贫穷的观点；为此，有政策的扶持、有良好的发展经济的氛围，年轻的有知识的加查人通过努力实现了脱贫致富的梦想。这是成体系的一种设计，每一位作家担纲不同的采写任务，共同织就起现代加查、富裕加查、和谐加查的面貌，实现宣传加查的总体目标。
这就决定了采写的文体主要是报告文学和散文。报告文学作为时代书写的轻骑兵，能够全方位地纵深描摹加查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景式的展现加查的新气象；散文则是既能采用叙事的方式讲故事，也便于作家们抒写个人情怀。这两种文体的结合有助于完成书写加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贫穷走向富裕的整体面相。
另外，摄影通过图像采集的方式更能直观地呈现社会世相，展现生活的亮点。在《加查专刊》中共配发图片37张，既有自治区主要领导的视察、调研的场景捕捉，也有当地干部尤其是援藏干部风采的写意呈现，更多的是加查瑰丽的自然风光、基层民众昂扬奋发的生活景象。文字与插图的搭配，为读者提供了想象的线索和空间，也使得读者更直接地感受到加查的新气息。
整体看来，《西藏文学》2000—2011年刊发的特刊、专刊不仅张扬了在党的领导下西藏新世纪以来的新发展、新面貌，而且也意味着《西藏文学》主动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态记录、建设的社会担当意识，体现出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化表达。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
本文原刊于《阿拉研究》第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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