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热评】何胜莉 | 我们面对的是精灵还是恶魔——读阿来的《蘑菇圈》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九辑）

（本文作者：何胜莉老师 ）

一、蘑菇圈的前世今生

        何为蘑菇圈？从科学的解释来看，它其实是蘑菇子实体在草原、林地上呈圈带状生长的生态学现象。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仙人圈位于法国东北部的贝尔福（Belfort），直径约有600米，有700年的历史。

        因蘑菇圈的出现通常毫无预兆，可以长大、收缩、移动，生生不绝，去而复回，神秘莫测，在东西方都流传下来不少神话传说。西方人称之为Fairy Ring（仙人圈、仙人环、精灵环、仙子环），认为它和仙人或超自然生物有关，并发展出两类不同倾向的传说：一类是好的，认为蘑菇圈是仙人或精灵月夜跳舞留下的痕迹（斯堪的纳维亚和凯尔特）、绿宝石岛精灵王国的入口（爱尔兰）、仙人宴会桌凳（苏格兰）或者仙人伞（威尔士），有“地上仙人圈，地下仙人村”的说法，认为有蘑菇圈的地方都是肥沃、幸运之地，作物和牲畜必定长势喜人；另一类是坏的，认为蘑菇圈是恶魔的牛奶桶放置之地（荷兰）或飞龙创造而成（澳大利亚），所以圈内植物枯萎，或巨型蟾蜍用诅咒守护的“男巫之环”（法国），或“女巫之环”（德国），并认为是魔女之夜（五朔节前夜）女巫们举行庆典的地方。

        总而言之，在欧洲民间传说中，大都认为蘑菇圈是精灵或恶魔的出入口，是连通仙（险）境和凡世的大门。人类踏入蘑菇圈是非常危险的，要么永困圈中，不为凡人所见，要么被送到仙域接受惩罚；可能会失去眼睛，也可能被其迷惑，围着仙人圈跳舞筋疲力尽癫狂而亡。

        那么，阿来的蘑菇圈代表着什么？

        在肉体的饥荒时代，它是自然的馈赠，是藏地的精灵。《蘑菇圈》的故事开始于1955年，在那之前，蘑菇是机村人对一切菌类的总称，在那之后，蘑菇的名称变化成为不同历史阶段的标志。《蘑菇圈》的开篇非常符合蘑菇的自然属性，阿来用干净明丽的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山野的风、物和气息，布谷鸟清丽、悠长的鸣叫、机村人循环往复的生活中美妙而庄重的停顿以及蘑菇的生长和烹煮。在这曲田园牧歌中，工作组来了，饥荒来了，革命来了，舌尖上的蘑菇从生活的调剂品一跃而成必不可少的活命粮。阿妈斯烱靠着隐秘的蘑菇圈让自己一家人安然度过灾年并将儿子胆巴养育成人。在这段时期，蘑菇蕴藉着春天的能量和神的光辉，是山野好物的代表。

        小说叙事非常克制，笔调哀而不伤，在那个荒诞的政治时代，即使有无端被拘押的烧火和尚法海，有因全家死光而故意杀羊生火引人追捕的逃荒者吴掌柜，有颗粒无收的庄稼和砍伐一空的森林，有失去干部前途怀着野种返乡的姑娘，但是，在工作组眼中贫穷、落后、愚昧的机村人生活得并不悲哀，因为他们还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他们从从来都只是吃粮食、肉和奶，到学会了把山野里的各种东西装进肚子，他们保持着朴素的灵魂，他们赞叹感激着自然之神的赏赐，心态平和地过着一个接一个的日子。在斯烱放在每个邻居家门口的几片蘑菇和邻居回赠的几块肉里，在斯烱给吴掌柜的盐包和吴掌柜埋下的大半只羊中，人性在生命的挣扎里依然闪烁着微微的光。这种对自然的发现和爱一直贯穿全篇，甚至到了小说的后半部，蘑菇成为了承载现代主流社会意识的消费符号，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一种诗意的温暖和寂寞。

        到了经济时代，当蘑菇更名为松茸，当新鲜好吃的食物变成昂贵稀缺的商品时，蘑菇成为（金钱、权力）欲望的砝码，蘑菇圈成为了那扇通往异境的大门，人心渐渐地变了，人性的饥荒时代来了。在阿妈斯炯仍然小心翼翼地滋养着蘑菇圈，保守着这个大自然的秘密时，机村人开始大肆搜索松茸破坏生态环境，丹雅为了金钱用GPS技术夺走了斯炯最后的蘑菇圈，胆巴利用母亲用蘑菇打通了升官的渠道，法海依仗侄子的权势为其所在的寺庙谋得大量好处而过上了逍遥的生活……淳朴的人们通过松茸经济走入了金钱、权力的利益世界，这个世界中既有好的，也有坏的，既有得到，也有失去。当蘑菇圈被暴力翻掘后，令人心寒与怖畏的人心变坏赤裸裸地露了出来。蘑菇的价格涨了，人心和信仰却垮了。

        除了阿妈斯炯以外，小说中的各个角色几乎都以不同程度的人性丧失为代价来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蘑菇圈反射出他们心中的恶魔，他们都受到了蘑菇圈的惩罚。刘元萱始终随波逐流，胆巴醉心于玩弄权术，丹雅沉溺于情欲和金钱，法海热衷于趋炎附势，甚至那些在荒年里曾对阿妈斯炯的善举投桃报李的机村人都变成了一群没有心的人：“今天就是有人死在大家面前，他们也不会感动的。或者，他们小小感动一下，明天早上起来，就又忘得干干净净了！”从生命的延续到金钱的代表，藏地质朴的自然生命被唯利是图的欲望利用,蘑菇圈成为机村社会转型的一个载体，成为现代消费主义侵袭藏地的一种隐喻。蘑菇圈的最终暴露也象征着藏地传统文化的流离失所。斯炯对蘑菇圈的保护，是对一种传统价值观的卫护：“人心变好，至少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我只要我的蘑菇圈留下来，留一个种，等到将来，它们的儿子孙子，又能漫山遍野。”

        斯炯是《蘑菇圈》的核心人物，作为蘑菇圈的发现者和卫护者，她自己就是一朵随遇而安的蘑菇。她从少女斯炯变成阿妈斯炯，虽然身份变化的原因并不名誉，但她的内心世界是纯净的，不管别人如何看待，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她对蘑菇、对人的态度始终如一。斯炯是个平凡的没有父亲的藏族少女，对环境的磨折逆来顺受，她默默承受着生活的好与坏，为工作组跑腿时如此，到干部学校学习又被退回时如此，未婚生子时如此，背水上山养蘑菇圈被人嘲笑时如此，以一己之力养活全家时如此，蘑菇圈被人破坏发现时亦如此，即使是对造成她未婚先孕的刘元萱，她也只是觉得不自在，并没有揭发他，还经常给他送蘑菇。但是，斯炯的心性和祖宗蘑菇一样坚定。不管世间如何风霜雨雪，不管学到了多少“新方法”“新观点”，她还是没有泯灭心性和良知，对世事万物始终怀着善意和珍惜。她坐在掩埋羊的土堆上对着狐狸唱歌，她在林中笑看小鸟啄食蘑菇。在生存最艰难的时候，斯炯仍以一种单纯的力量安然度过，就像那些“在树阴下，圆滚滚的身子，那么静默却那么热烈地散发着喷喷香的味道”的一朵朵蘑菇，自由自在地生长。松茸升值时，机村和附近的村子都为之疯狂，都为了金钱而迷失。斯炯的蘑菇圈也卖了大钱，但她在高兴之余还是保持着冷静。她呵护着蘑菇圈，同时还呵护着蘑菇圈的生态环境，对待资源始终保持着克制而珍惜的态度，她是卫护蘑菇圈的最佳人选。面对丹雅的新科技炫耀，斯炯的蘑菇圈秘密虽然被攻破，但她还是坚守着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认为“时代不同了，从你那个死鬼父亲带着工作组进村算起，没有一个新来的人不说这句话。可我没觉得到底有什么不同了。”

        在沉浮的时代和渐变的人心面前，只有斯炯一直坚守着一个朴素的价值观：“谁能把人变好，那才是时代真的变了。”这种在金钱逻辑盛行时代对人性逻辑的坚守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其他的机村人已不再如此，胆巴、丹雅等年轻一辈自不必说，早已为物质欲望所迷惑驱使；舅舅法海也已经忘却了宗教信仰，成了一个狐假虎威、谙于世故的披着袈裟的商人；还有许多人，他们“在变大、只是变大的人不知道该如何放置自己的手脚，怎么对付自己变大的胃口罢了”。时代变了，人心也变了，只有斯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守卫着最后的蘑菇圈，守卫着高原最后的精灵。但是，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这个最后的桃花源最终还是失去了。

二、精灵与恶魔的两难选择

        阿来的文学作品有一个永恒的主题，即对藏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交流、融合、新生的思考。他的机村系列着力于描写一个藏区小村庄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浮沉与变迁。《蘑菇圈》的故事跨越了半个世纪，从1955年写到2014年，表现的正是机村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融入现代文明的过程。其中蘑菇圈作为故事的绝对主角，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在阿来的描绘中，现代文明给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带来的究竟是精灵还是恶魔，作家自己也是困惑的，所以他的故事中总是流露着忧伤和失落。一方面他渴望蒙昧未开化的民族能够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便利，能自然顺利地完成从旧到新的蜕变，不被隔离在时代之外；但另一方面，阿来又不屑于物质世界的虚荣和浮躁，流露出对传统价值的欣赏。这种矛盾使得小说中的主人公呈现出一种“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那种空洞的迷茫”，并对世事变幻保持了静默，“她不说话，也说不出话来”。在历史文明演化的过程中，旧有的习俗信仰和道德情操与新兴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总是会有纷争的。文明的碰撞自然有冲突有忍耐，有哭有笑。这时，是顺势而为还是保持本心，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阿来的历史观应是主张顺应大势的，他曾说过“时间的意义不在于流逝，时间的意义是其流逝之时，社会的演进与进化”,“改变藏族社会落后封闭的状况，唯有对这个社会进行合于世界大势的政治改造，发展文教，开发资源……”（《瞻对》）。在机村，即使新事物新观念可能会因为有违自然观、宗教观而受到质疑，即使工作组的“物尽其用”“不能浪费资源”砍光了机村的原始森林，“人定胜天”用光了机村的肥料但土地却颗粒无收，“金钱至上”的松茸经济导致蘑菇生态失衡，机村还是一步步被历史大势撬松，机村人还是不可避免地被消费狂潮所裹挟。因为历史进程无法避免，现代文明无法抵御，消费需求无法逃避，所以胆巴、桑吉离开了村庄，奔向了外面更大更精彩的世界，阿妈斯炯也靠卖松茸赚钱修房娶媳。作家并没有回避现代文明的必然性和优势。即便如此，阿来还是不遗余力地赞美了斯炯和她的蘑菇圈，这不仅是对自然的敬畏、对人性的礼赞，还是对美好生活的追念，对终极价值的反思。

        因此，当阿来借着阿妈斯炯之口说出“我老了我不心伤，只是我的蘑菇圈没有了”时，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阿来对那个渐行渐远的时代的惆怅（相较而言，《三只虫草》的桑吉对新时代是有憧憬和期待的）。从那个“所有卵生、胎生，一切有想、非有想的生命都在谛听”的时代开始，我们已经走得太远。

       《蘑菇圈》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不但没有少数民族文学中常见的宗教习俗或神秘主义色彩，而且还超越了一般的民族文学作品，为我们所有人提出了问题。小说中发生的不少事情（如寺庙圈地、合作社失败、商业活动大量破坏生态环境等），出现的不少人物在汉地也是司空见惯的，猎奇者并不能从中挖掘出多少独属于地方文化的奇闻异事。从文明的角度而言，这就是新旧文明的对抗。但是，“新”“旧”的界定往往由人为想象而成，并不一定代表真实情况。

         汉地和藏地对彼此的想象由来已久，在《蘑菇圈》中，这种想象预设是这样的：汉地认为藏地贫穷、愚昧，需要拯救教育；藏地认为汉地是金钱、权力以及广博知识的来源。这些想象在小说中部分是落空了的。在工作组到来之前，机村人保持着一种返璞归真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有着大自然赐予的神性和灵性。他们从不贪婪，“从未发展出一种关于美味的感官文化的迷恋”，对自然的法则认识清醒，“上天是不会让地里长出这么多粮食的”，所以他们过着自给自足知足常乐的生活。反而是工作组的“人定胜天”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饥荒和干旱，“物尽其用”造成了大量森林被砍伐，大量蘑菇被吃掉。外来人对大自然采取的索取、征服、奴役、利用态度几乎将藏地的自然资源消费殆尽（文中唯一对藏地有正确认识的汉人是吴掌柜，但他最终被扣上反动派的帽子悲惨地自杀了）。被这种外来文明熏染的藏人由此改变了自己的价值观和自然观，最终导致了人心变坏，更可笑的是以此为代价换来了金钱和权力。

        我们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所谓的“旧”文明看似原始粗糙，实更接近终极价值，而所谓的“新”文明，看似先进便利，却是短视功利。这还不是藏族或者某个少数民族单独面临的问题。阿来曾在文集《就这样日益丰盈》中说过：“异族人过的并不是另类人生”，其实已经说明了民族文化内在的普遍性。所有民族的历史发展都殊途同归。所有民族的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都难以抵挡。所以说，当我们不再对自然抱有敬畏、退让、共生共存的态度时，当我们不再对人心持着单纯、美好、坚定的信任时，不仅阿妈斯炯失去了蘑菇圈，我们大家都失去了蘑菇圈。

        不管面对的是精灵还是恶魔，阿来在《蘑菇圈》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先去人世间走一遭。只要坚持自我，不忘初心，不管经历了什么，最终会重回清静纯洁的启源地。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与艺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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