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作品国际研讨会】王一川| “傻子”前身是“狂人” ——谈谈《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形象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十辑）

（本文作者：王一川教授）

      不知为什么，我在这次重新翻阅《尘埃落定》（1998）、特别是重新思考其中的主人公傻子少爷的艺术形象时，会联想到100年前《狂人日记》里创造的那位“狂人”形象。今年恰是《狂人日记》发表整整100周年。这篇向来被视为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的作品，写成于1918年4月，随后发表于当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月刊4卷5号，后收入《呐喊》集。与《狂人日记》相隔100年而重读发表于1998年的《尘埃落定》，发现这两部发表时间相距长达80年的小说的艺术形象之间，居然可以产生出一种微妙的关联，这一点就连我自己此前也没有想到。在《尘埃落定》刚出版时，我是主要是从“跨族别”视角去阅读的，一晃20年过去，现在再来重新阅读，当然没有把阿来与鲁迅两位小说家及其成就进行整体比较的意思，但确实感到有必要在“狂人”与“傻子”这两个艺术形象之间，寻找某种可能的或隐或显的精神联系。

01

     先看看艺术形象的精神根源的特点。

     如果说，“狂人”的出现，代表了梁启超意义上的以崭新的“世界之中国”知识型为主干的新兴世界观，借助于辛亥革命的多方面复杂后果的严酷挤压，在现代知识分子心灵上产生的精神畸变的话，“傻子”或“傻子少爷”形象的出现，则代表了“世界之中国”知识型在其持续运行中重新依次回溯起往昔的“亚洲之中国”与“中国之中国”的知识型记忆，并在“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时代新的全球化动力作用下，在现代知识分子心灵上造成的别一种变异式形塑。

      “狂人”之“狂”，根源于中国灵魂或信仰的现代断裂和未来前景的无望或绝望，呈现为绝望中的严正控诉；“傻子”之“傻”，则是根源于灵魂或信念的出于自信的现代重建，呈现为可以洞悉未来的灵魂淡定。“上天啊，如果灵魂真有轮回，叫我下一生再回到这个地方，我爱这个美丽的地方!神灵啊，我的灵魂终于挣脱了流血的躯体，飞升起来了，直到陽光一晃，灵魂也飘散，一片白光，就什么都没有了。”不过，两者在一点上是共同的：“狂”通过大胆无畏的真相揭露而闪耀着绝望中的进取光芒，“傻”则是以“无为”方式去实现“有为”，同样是积极进取的智慧态度，只不过其表现样式是“傻”或“无为”罢了。“谁说我是个傻子，我感到了时间，傻子怎么能感到时间。”

02

      再看艺术形象的行为方式的特点。

      与“狂人”执著地揭露“吃人”真相及其精神源头、从而属于一种“有为”之“为”遭遇严重挫折后产生的精神变异不同，“傻子”属于一种重新回归于往昔“中国之中国”和“亚洲之中国”之“无为”之“为”之际的精神回归。道家的“无为”或“无为而为”以及禅宗的“即心是佛”等合力打造的中国式知识型，想必已成为隐伏于“傻子”的一连串惊人的“改革”举措背后的最终的精神传统根源。他似乎早已放弃“狂人”式揭露世界之“吃人”真相之类举动了，但能以看起来是自我毁灭或自杀的方式，接连打赢罂粟战争、实现开仓济民、开辟边境贸易市场、以和平方式化解土司间冲突等，这些都体现了上述中国智慧的神奇力量。如果说“狂人”的行为策略是“进”和“取”，即尝试揭示“吃人”世界的真相，获取众人的信任和共鸣；“傻子”的行为策略则是“退”和“予”，退让利益给他人，进而把利益施舍给他人。“做一个傻子真好，做错了事情，想一想自己是傻子，心里就释然了。”这是从个体心理去解释的。还有：“不想凡事都赢的人是聪明人。”这就体现了中国式智慧了。

     “傻子”的这些看似愚蠢至极之举，竟产生了一种相互联系的双重效果：一方面，让那些智慧的人们震惊万分，难以理解；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让其感觉到他身上潜藏着左右世界、穿透未来的深厚神力。如此看，这个“傻子”其实不傻：“我当了一辈子傻子，临了我才知道，我不是傻子，只是在土司制度结束时，以一个傻子的面孔来这世上走了一遭。是的，上天让我看见，让我听见，让我置身其中，又让我超然物外，上天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让我看起来像个傻子。”这个“傻子”，并非简单的天生物，而终究是20世纪这个“革命世纪”的历史进程所精心孕育和特别赋予的必然角色而已，因而是中国现代革命文化孕育的产儿。由此看，正像100年前产生的“狂人”是出于“五四”年代这一“革命世纪”高潮年代的文化形塑一样，“傻子”则是“革命世纪”在其终结年代之时孕育的成果。

03

      还可以看看艺术形象的修辞方式的特点。

     “狂人”形象采用第一人称“我”的独白方式，“傻子”形象则同样，沿用了这种第一人称独白方式。这种独白方式传统的传承，当然既可能是作家的有意识选择，也可能是其无意识选项。尤其是，假如果真是出于无意识的选择，倒更能见出一种隐秘而又重要的精神纽带，从而透露出一种鲜明的信号：这两部小说作品本身都可以视为作家的精神历程的自我披露。《狂人日记》借助于“狂人”的“狂语”，宣泄出对辛亥革命复杂后果的一种极度愤懑与抗争姿态，《尘埃落定》透过“傻子”的一连串看似愚蠢的自弃、自伤乃至自杀但又产生化解敌我双方对立而实现共赢的神奇举动，传达出对一百多年来“革命世纪”的激进变革精神所发出的一种新的反思姿态：运用中国式传统智慧，或许才可能化解当今全球化复杂境遇下尖锐激烈而又错综复杂的矛盾。

      为了强化对这种中国式人生智慧的重写，小说还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对藏族土司家族生活的奇异性的渲染，对预言性智慧及其代表人物如翁波意西等的刻画，对“旋风”的反复描绘，以及感兴手法的传承，都在小说中起到了不可缺少的修辞作用。

      我喜欢小说中“风”的形象。“风”好像是“傻子”的自我退让式智慧的一种生动感人的象喻形式。“风在很高的空中打着唿哨。”这里呈现的是自我退让式智慧的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作用以及规范个体行为的节制式作用。“风吹在河上，河是温暖的。风把水花从温暖的母体里刮起来，水花立即就变得冰凉了。水就是这样一天天变凉的。直到有一天晚上，它们飞起来时还是一滴水，落下去就是一粒冰，那就是冬天来到了。”这里让人感受到，这种自我退让式智慧宛如黑格尔式辩证“理念”，可以在人生历程及其主体和客体身上都产生具体化的作用。“等到风向一转，河岸上柳枝就变青，就开出了团团的绒花，白白的柳絮被风吹动着四处飞扬。是啊，春天说来就来，来得比冬天还快。”“风”不再是抽象的理念本身，而已经化作青青柳枝、团团绒花、白白柳絮等自然万物了，显然具有改变世界的神奇力量。“旋风越旋越高，最后，在很高的地方炸开了。里面，看不见的东西上到了天界，看得见的是尘埃，又从半空里跌落下来，罩住了那些累累的乱石。但尘埃毕竟是尘埃，最后还是重新落进了石头缝里，只剩寂静的阳光在废墟上闪烁了。我眼中的泪水加强了闪烁的效果。”傻子式智慧恰如那“越旋越高”的“旋风”，富有神力地和有计划地把无形的天界之物与有形的尘埃逐步区别和分离开来，让人们更清楚地看见、辨别以及做出相应的行为选择。

     上面把“傻子”形象与80年前的“狂人”形象联系起来阅读，毕竟只属于我作为读者的一种个人阅读行为，与作家的主体创作意识无关，而且也只是做了一点及其简略的说明，远远够不上认真的论证。包括与中国古典文学史的联系、与外来文学的中国影响的联系，都没有来得及辨析。置身于《狂人日记》发表100周年之际以及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之际，我的这种带着特定“成见”的阅读，于我个人实在无法避免，但不知是否具有或具有多大的共通性。在“革命世纪”的高潮年代中产生的“狂人”与在其终结之际孕育出的“傻子”，这两者之间的精神联系实际上比我这里阐述的远为复杂，姑妄言之而已。

      这两个艺术形象都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过去了，但它们是否会继续产生出指向当前文学史和未来文学史的美学力量，不妨拭目以待。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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