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论坛】李雨庭 | 汪锡鹏：飘舞青春、同调合唱的人生理想与小说创作

（本文原刊于《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本文作者之一：李雨庭）

       汪锡鹏因创作长篇小说《结局》而成名，因文本的时代性与独特的典型人物及艺术描写而为历史留一划痕，但他志不在此，以飘舞青春的朝气致力于乡村基层工作，却几无印痕。他飘泊于大江南北，本着同调合唱的意愿虔诚地投身于自己喜爱的工作，却因《记耶稣家庭》的“不合适宜”而被打入另册。本文考证了汪锡鹏的生平事迹和文学创作活动，认为《结局》在时代性、典型性和女同性恋心理描写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艺术价值；后《结局》时期创作的小说是对《结局》所涉及的问题和因子的继续深掘。由《结局》所注重的对具有鲜明时代性题材的大叙事转向对普通大众的小叙事，由塑造知识女性的典型性视点“下移”到对社会底层女性悲惨世界的揭示，由大胆的女同性恋心理描写转向对战争创伤者的命运走向的聚焦，而汪氏的平民思想和人道主义情怀是一以贯之的。

        在南京大学档案馆保存的汪锡鹏的学籍档案里，有两页汪锡鹏手写的托其学长开的一份他在金陵大学已修学分的证明信，信是用汪锡鹏特意定制的“汪锡鹏用笺”写的。在信笺的上方，一面印着“为什么不让青年在春风中飘舞”，另一面印着“让同调的人在一块儿合唱吧”。这两句话可谓汪锡鹏的人生理想，也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特别是前一句，以之为题可谓恰如其分。但汪锡鹏是谁呢？其人其作又如何呢？

一、汪锡鹏生平小拾

         汪锡鹏，1906年生于江苏南京，1924年7月毕业于金陵大学附中。毕业后，因家庭经济问题，他保留了在金陵大学学籍后去南昌谋职。1925年9月，受南昌共事时几个福建籍同事的推宣，汪锡鹏转读于福建协和大学。1926年7月转回金陵大学，受革命浪潮的鼓舞，汪锡鹏在金陵大学期间加入国民党并随国民革命军第17军参加了北伐。回来后因顾虑南京的时局纷乱，1927年9月，汪又转读杭州之江大学。1928年5月17日在之江大学举行的浙江省中学联合运动会上，他担任过田赛干事。6月21日，之江大学暂时停办，不久，汪锡鹏又患病，便休学回家休养。1929年9月，汪锡鹏转入东吴大学文理学院，1930年7月,汪锡鹏毕业于东吴大学文理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i]纵观汪锡鹏的前半生，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读书、参与文学活动与教书时期（1924—1933）。据汪锡鹏回忆，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24年3月5日《学生杂志》第3期第11卷上的《青年生活中之几个好习惯》[ii]，这虽是一篇讲述自己如何养成了四个好习惯的记叙文，却拉开了他文学创作的序幕。特别是1927年他转入之江大学后，正逢创造社发起长篇小说征文活动，于是，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长篇小说《结局》的创作上。1928年10月10日，创造社公布第一次长篇小说征文获奖作品，汪锡鹏的《结局》荣获二等奖（一等奖阙如），声名鹊起。随后，他一边读书一边创作，发表了《母亲的千金》《睡意绵绵乘船郎》《血蛇》《疑痕》[iii]等短篇小说，或写女性的悲哀，或写男性的单相思，或写军队的无情，或写少妇的孤寂心理，透露出汪氏试图把握各类题材的努力。之后，汪锡鹏还创作了《穷人的妻》《街头独唱的人》《逃一逃》《前奔》《破楼上》《恋爱》以及《晚祷的时候》《指环》《金魁》《定谳》《未死的虫蝶》《都市人家》《迷离》《南阳之夜》《偷祭》《上层人物》《在逃的罪人》《平常的病》《丙舍》《高攀》《怅惘》（又名《小苹的娘》）《异种》《嫌疑犯》等小说，这些都大多收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1年出版的小说集《前奔》和矛盾出版社1933年出版的《汪锡鹏小说集》中。

       汪锡鹏遵循内心，以一颗平常心安妥自我，不求功名利禄，只求青春洋溢，志同道合，故而这几年间，汪锡鹏漂泊在河南、江苏、浙江、北平等地，在方城、苏州、杭州等县市的中学或大学教书，居无定所。他曾介入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也受朱雯之邀与陶亢德一起参加《白华》文学社，与潘孑农、陈大慈等一起参与“开展文艺社”，与唐人、尚由等一起参与黄钟文学社，与潘孑农、徐苏灵一起参与矛盾文学社等文学社团的活动，参与编辑《白华》《黄钟》《矛盾月刊》等文学刊物，往返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忙碌而充实。对此，汪锡鹏在《汪锡鹏小说集·校读后记》中这样写道：“六七年来我的生活很零落，从没有机会在一个地方安心地住过十个月以上的时日，所以也从没有机会在一个志愿下安心地写过几篇小说。我不是个靠写小说而生活的人，也不须挂上作家的招牌而活动的人，没有多少利的冲动，亦没有多少名的冲动。我是个教员，我是个平凡的一般的穷教书先生，要我像文坛政客似的在作家的名利梯上爬着爬着，根本我也不会，宁可给人骂我颓废，堕落，不努力，我终也不愿去学会文坛政客的手腕，文坛商贾的生意经。”[1](p316)也因此，汪锡鹏这几年创作的小说数量不多，因为他的重心已经开始转向乡村基层工作。

        2、乡村基层工作时期（1933—1946）。先后十余年的教会中学与大学生活，深刻地影响了汪锡鹏的平民观与基督教观，也使他笃信搞好基层民众事业同样可以使自己的人生焕发出青春的光彩。1933年10月,当汪锡鹏接到孙伏园的邀请希望他北上河北定县任平民教育促进会干事时[iv]，他立即辞去之江文理学院的教职北上。多年的教会学校的熏陶，使汪锡鹏对民众教育工作有一种浓厚的、近乎天然的兴趣，对流行于当时的平民教育运动极为热心，也将自己的文学才能转化到解决民众的实际事务的文体写作中，他先后发表了《歌谣形式的研究》《民众文学与民族性》《大众读物问题：编著民众读物中的两问题》[v]等文章，畅谈自己关于大众文学及其实践的理解。这似乎远离了“本行”，但在汪锡鹏看来却是回到了“正业”。1935年，汪锡鹏返回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任教。工作之余，他不仅饶有兴趣地写下了《民众文学与民族性》《民众文学的总绪》《民众文学中的神话》《民众文学的分类》《农村复兴运动速写》[vi]等一系列文章呼应时风，继续表达他对民众文学与运动的认识，还与王凤桐一起编辑出版作为成人学习用的语文课本《民众文选》（1—4册），在当地产生了不小的影响[vii]。

       当然，汪锡鹏之后还零星创作过小说，如，短篇小说《望郎媳：农村实事小说之一》，发表于《黄钟》1937年第10卷第1期，但这实际上是汪锡鹏在开展乡村工作时心有所感，偶尔信笔为之而已，并非他“重操旧业”。抗战爆发后，汪锡鹏又前往江西南昌等地从事民众教育工作，著文《告战时乡村工作的引导者》，[viii]继续实践他飘舞青春，同调合唱的人生理想。期间，他潜沉于基层乡村工作，间或撰写如《工业合作社两个先决条件》[ix]等文章，传递他对战时工作的认识。1945年，汪锡鹏受邀任江西赣县《民众日报》的发行人，1946年任《大众文化》主编，与大众文化建设协会同仁一起开办一系列“大众文化讲座”，先后发表了《大众文化讲座：孔子未完成的工作》《改变地球色彩的新农具》《大众文化讲座：浩然之气》[x]等系列文章，积极推宣普及大众文化。不久，因刊物停办，汪锡鹏于1946年12月底返回杭州。

      3、热心于耶稣家庭时期（1948—1952）。1947年，汪锡鹏居杭州，时有所感，便写了《浩然之气》《影响团体组织的三种民族性》《西子湖畔的失依儿童》《个人与团体（续）》[xi]等文，这些文章看似杂乱，但内心潜在的组织观念与同调思想还是表露于外。因此，当1948年“中华基督教全国协进会”邀请汪锡鹏到上海担任乡村部干事时，汪锡鹏欣然前往并积极投入到乡村基督教活动中。他先后撰写了《大团乡情：一个乡村教会访问记》《反饥饿中我们的信念》《百花怒放间的群众：浸礼会乡村教堂访问记之一》[xii]等文，仿佛重新焕发了青春一般，快乐而兴奋地飘舞于其中。受董必武演讲的鼓动[xiii]，汪锡鹏于1949年12月10—12日，到山东泰安马庄耶稣家庭体验生活，回上海后又以极大的热情选编耶稣家庭诗歌。他说：“因为我一向喜欢在乡村工作，并已做了十几年，所以在当时我认为这一项新任务（乡建干事）与我的起趣是一贯的，因而兴趣勃勃，并与会方规定了以帮助推进乡村教会自养为我工作的中心任务。我一进教会的大门，就努力想找一个能自立自养的本色教会作典型，以推进乡村教会的自立自养。”[2](〈记耶稣家庭〉的检讨》)为推动耶稣家庭社会运动，他寻求神学家赵紫宸、上海中央神学院院长沈子高、“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会督江长川、中华圣公会主教院主席及中华圣公会总议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陈见真主教、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授方贶予等宗教界同道名流支持或作序，并以极大的热情选编了《耶稣家庭诗歌选》，1950年7月31日，与《记耶稣家庭》一书合并由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乡村事业委员会出版。岂料，时风巨变，汪锡鹏因之检讨[xiv]，之后便沉寂一生。卒年不详。

       不过，据作家罗洪说，汪锡鹏之后曾在上海县一所中学教书[xv]。不知确否？

- 《结局》 -

二、《结局》的创作特质

       《结局》是汪锡鹏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汪锡鹏小说创作的代表作。作品于1929年1月由创造社出版部出版，初版1500册；1929年10月再版，1501—3000册；1930年2月三版，3001—4500册。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印行三版，4500册，足见其影响之大。小说初版时，《创造月刊》1929年1月10日第2卷第6期对《结局》作了如下的宣传：“这本书是本社1928年第一次征文期中，在数百部著作之内，很谨慎的审查的结果所选出来的作品。技巧方面在最近的文坛上，确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内容描写一个青年女子，在革命前后的种种，流离转徙的经过，衬以变乱离奇的时代背景，文笔流利，别具风格，真是百读不厌。这是因为作者以纯客观的描写，老老实实，又自然又深刻。在现今文艺界，洵为不可多得之佳作。”说“百读不厌”有过誉之嫌，但“不可多得之佳作”却大体符合实际。这主要表现在：

       1、鲜明的时代性。大革命时期，不少女知识分子怀着青春的梦想投身革命，却被汹涌的浪潮打得茫然而不知所措。《结局》所表现的大革命时期像章芷芳型的青年女子欲求经济独立而不得，欲做贤妻良母而无缘，欲做革命者而无力，不甘麻痹自沉又不得不一度麻痹自沉的情形，极具普遍意义。这也是世纪末时代病患者的普遍病症。茅盾小说《蚀》所表现的即是如此。而《结局》，正如作者在《弁言》中写道：“全篇表现一颗青年的心，由苦闷中而解放，由解放而狂放，由狂放而入迷途——因其无结局，故题为‘结局’。时间以革命前至革命后。描写青年变态的思想和变态的生活处很多，因为这是时代中的现象。”

        2、章芷芳的典型性。章芷芳是一个相貌平平的东南大学二年级女生，主张独身主义，因家庭经济压力被迫中途辍学到苏州紫竹学校任教。经同学之采介绍，她认识了在青年会工作的黄以仁先生。黄先生已婚且有女儿的现实让芷芳很愤闷，但在后来的接触中，她又觉得黄先生值得同情，并在他的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不久，黄以仁因革命工作突然秘密离去，芷芳无所依靠。在苦闷的心绪下，她与之采的表弟圣弟发生了关系，与妓女五娘同性恋，又与刁同志强奸式的交合，在性的求乐中释放烦闷，游戏人生。像芷芳这种普通女子，辗转挣扎在困苦的社会当中，在生活无着落，情感无依托，未来无所望之际，产生变态的思想和变态的行为，寻求官能上的刺激以求片时的麻醉，是极为自然的。祝秀侠就说：“像《结局》里面的主人翁芷芳那种女性的模型，在这个‘时代急激变革过程中’的社会里是易于为我们到处找得到的。这种女性，特别是在半封建式的小资产阶级份子里更其显明。她们一方面因为旧家庭经济的破落，男女观念的转移，不得不踏上社会里找寻生活的补助。但一方面因为社会环境的黑暗，自身思想的未能彻底，又易于陷入颓唐或苦闷的境象。加之青春期的性的需求，社会制度的种种不良，实际生活与精神生活难得稳定与安慰，更为一切苦闷的来源。”[3](《海风周报》)小说通过芷芳这样的女性以表达作者对妇女解放道路的哲理探寻，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3、深刻而大胆的女同性恋心理描写。由于章芷芳“辗转在这困苦的生之挣扎中，变态的思想和变态的行为就由此发生了。一是消极厌世。一是积极的浪漫。由于厌世的思想便发生毁灭自己，自萌短见的蠢笨的事实。由于浪漫的狂放，便发生肉欲的弛纵，找寻官能上的刺激！以求片时的麻醉。”[3](《海风周报》)因此，其放浪的越轨行为就显得惊世骇俗而又合情合理。作家对此进行了大胆的描写，如：

 关于性欲的问题，五娘说得天花乱坠，芷芳又领教了许多，一切都是很有趣的。有时候芷方为感情冲动，很想把她与圣弟的秘密生活，大胆的都告诉了五娘，作为自己的成绩的报告，但是终于不便，因为五娘与之采的关系很近，只是把她在学校里与雪妹的经验——同性恋爱生活，说了一些，愈说愈热，她笑着抱了五娘，五娘笑了，终于作了一个比雪妹更能使她满足的卑陋的行为。[4](p102)

        芷芳近来天天只有颠倒、沉醉在五娘家中，她常常疲倦得不爱多说话，但是开口要说的话都有些淫亵，她和五娘关起门来在房中，假使以五娘为妓女，那么自己就像嫖客，以自己为妓女，五娘就是嫖客，不过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分别，是别人所不知道的也是别人所不承认的，那就是五娘的淫荡，是因淫而荡，芷芳的淫荡，是因身心感觉到了苦闷和压迫所有的一种暴放的表现。五娘的求乐，是一种贵族性的享乐，芷芳的求乐，是一种烦闷的出路，五娘的纵情恣性是妓女的习惯，芷芳的恣情纵性是一种超脱的人生观。[4](p106—107)

       五四时期女性同性恋小说稀少且描写隐晦，像《结局》这样大胆、细腻、真实的描写女性同性恋的心理及性行为，在现代长篇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它所传递的女性对异性婚姻的梦幻与焦虑、恐惧与怀疑、反抗与挣扎的心理动因，具有时代的先锋意义。

也由此，我们从《结局》的创作中能够看出汪锡鹏的创作特质：鲜明的时代性、女性知识分子典型形象的塑造和深刻而大胆的女同性恋心理描写。这也是汪锡鹏为新文学大家所关注的重要原因。[i]那么，起笔不凡的汪锡鹏后来的创作又如何呢？

三、后《结局》时期的汪锡鹏小说

        按理说，《结局》获奖后，汪锡鹏完全可以趁热打铁，继续从事文学创作进而形成“汪锡鹏风格”，但汪锡鹏志不在此，他热情地奔波于平民教育运动中，《结局》之后，仅消费性地出版了《前奔》《汪锡鹏小说集》，创作了中篇小说《丽丽》、短篇小说《望郎媳：农村实事小说之一》等少量作品，并很快淡出了文坛。即便如此，我们依然想问，后《结局》时代的汪锡鹏小说有怎样的艺术特点？与《结局》所形成的创作特质又有怎样的联系与区别呢？

       首先，就时代性而言，《结局》后的汪锡鹏小说时代意识淡薄是不争的事实。与茅盾等作家对富有时代性的主题的持续关注与挖掘不同，汪锡鹏《结局》后的小说逐渐远离了时代性主题，在他的笔下，我们再也没有看到时代洪流激荡下青年们热血澎湃的怒潮，也没有看到身处风云变幻之际拼博者博弈人生的时代交响，看到的则是普通人在常态的生存境遇下不幸的生存状态与命运变化，是底层生存者面对强大的生存压力无奈的挣扎和叹息。如，交通大学毕业生英仁在包府与包老爷的姨太太小翠聊天拉手被包老爷看到，包老爷撕破英仁已经与女儿订婚的颜面愤怒将英仁赶出包府。英仁想到包老爷说介绍自己去交通界谋职的锦绣前程、想到如果自己做教员吃粉笔灰几年也换不来的女友秀英手上的钻石戒指，便忍辱负重去包府道歉。低三下四摇尾乞怜也未能讨好秀英和她的家人。最后，英仁本着丢了西瓜拣芝麻的心理，拐走了包老爷的姨太太（《前奔》）；瑛的丈夫是个普通教员，发现新上任的厅长陈之光是自己小时候的同学非常惊诧，因为陈之光不仅不学无术而且吃喝嫖赌样样都来却做了民政厅长。他便几次三番去找之光希望给自己一个县长或科长的肥缺，但均为谋面，还错过了见证陈厅长开汽车到自己家门口“邀请”他吃饭的“风光”场面。邻居知道了他被厅长邀请都非常地羡慕，他开始幻想着和大人物吃饭的场景。去到饭厅却没有饭菜，因为厅长的心思是他漂亮的妹妹（《上层人物》）；祖上做过大官的德清靠出租房屋维持家计，一心要通过漂亮的女儿找个有钱有势的女婿来重整家门。看到新搬来的中年男人陈先生肥胖得像有钱的上层人，便让还是中学生的女儿和他交往，还为自家攀上了上层人物而偷着开心，愉快地吃陈先生买给女儿的糖果，并请陈先生教女儿英文以笼络感情。后来发现女儿三个月的身孕，而陈先生却失踪了，德清落得个人财两空的可笑结局（《高攀》）；中安离开新婚妻子第一次出门挣钱，在每天长时间超负荷的抄写中打字机器一般的工作，薪水却非常低廉。家人来信要缎子要衣料要皮鞋，中安克扣自己买下的廉价的礼物并不符合父母和妻子的心意，只有通过醉酒来发泄自己的尴尬和痛苦（《平常的病》）。

        作家客观冷静地还原了个体的生存现场，贴近人物本身去呈现他们的苦恼和烦心，对他们的虚荣、妄想以及无奈等复杂心理进行了细致的审视和剖析，而冷静幽默的笔法将社会普通人对自身处境的焦虑不满、为生计名利的攀爬争斗以及被命运捉弄的面相，生动地展示了出来。平静的文字、绝妙的讽刺、细腻的人物心理描写与事与愿违的结果形成强烈的反讽效果，平民众生的功利性、虚伪性、阴暗性以及生存压力都跃然纸上，批判社会制度的腐败与黑暗的寓意也一目了然。虽然在局部上小说显示了较之《结局》所没有的深度，但主题的时代性较之《结局》则是大大薄弱了。的确，汪锡鹏意不在此，其飘舞青春，同调合唱的秉性与气质以及教会教育的背景，特别是基督教观念中对社会平等的渴望与天然的认同感，使他自然而然地转向对普通人的生存现状的摹写和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并以小叙述大关怀的模式呈现于其中也在情理之中。这虽然凸显了作品的平民意识和人道主义思想，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语境中，却也与时代显出了些许隔膜。

         其次，由对女性知识分子的命运关注转向对底层女性艰难的生存现状的书写。汪锡鹏的小说一开始就表现出对女性的生存处境的关注。1928年，他发表短篇小说《穷人的妻》，就写肮脏的工人住宅区里，男人找不到事做，反靠女人廉价的卖淫来养活一家人的悲痛现实。《结局》后，汪锡鹏对女性的关注视点总体“下移”，多以底层的暗娼妓女为主角，在经济问题和性别弱势的视野中揭示一个被践踏与被侮辱的女性世界。19岁的林妹白天在咖啡店做招待晚上被嫖客蹂躏以赚钱帮父母还债，母亲对女儿疼爱与无奈中看女儿“满身的好肉是块无价的千金！只要有她，就有千金”[5](p34)（《母亲的千金》）。这令人痛心的感悟却刻画出了母亲在生存处境与金钱诱惑下的道德沦丧，写出了经济迫压下丑陋的人性和亲情的扭曲所带来的悲哀现实。丽丽被已有家室的程科长玩弄后成为商人的姨太太和光美的姘头，生了孩子后靠做妓女维持生活。她曾试图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却找不到谋生的正当职业，经济压力下一步一步滑向“卖肉”的深渊（《丽丽》）。妇人找小孔明代写家信，作者借妇人唠叨的家信内容反映了这一家子的生活状况：丈夫身强力壮却闲下无事，女儿因为公安局严打而暗娼生意清淡，又因为生病挨老鸨打，儿子出痧子妇人求签烧化给他喝，回家后被丈夫痛打，原来是偷拿了丈夫的钱去写信。因为欠小三子的钱而被要求用女儿抵债，最后被小三子告发，父母和女儿被捕（《在逃的罪人》）。

         这类小说揭示出普遍的社会事实是：底层女性既不会申诉自己的不幸，更不会反抗环境的压迫和他人压榨，逆来顺受，几乎没有“人”的概念和地位存在，她们对自身命运遭际无可奈何又无从把握。这类题材作者采用经济视角来展现女性艰难的生存现状，管窥女性悲惨的命运——经济压迫下，黑暗社会与封建男权共谋，即使勤劳负重逆来顺受也依然受到来自男性和社会的“物化”、暴力与性利用，男性霸权严重挤压了女性的生存空间、损害了女性的生命质量。汪锡鹏在作品中表达了对女性生存处境的悲悯和哀叹，并对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社会规范、男性霸权的冷酷无情进行了严肃的讽刺批判。不能说汪锡鹏的这些努力没有意义，只是说，他的这些较为微弱且相近的声音淹没在新文学更为成熟、更为集中且深刻的女性关怀的历史书写中。

        最后，不再表现同性恋问题，而是转向表现战争境遇下创伤者的命运。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战乱不止，百姓饱受战乱之扰，苦不堪言。汪锡鹏经历过北伐，深知战争的残酷与血腥，从这一视角展示战争与个体的关系，发掘与表现战争中普通人的命运，正视他们的生命状态，尤其是对革命战争中受到伤害的个体进行深入的展现和追踪，进一步深化人性的表现视阈，是汪锡鹏小说创作的重要转向。其实，章芷芳型的女性就已透出作家对战争创伤者的关注，但此时的汪锡鹏不再是续写她们情感的空虚与欲望的放纵，而是多从下等兵士的角度，真实地再现战争给平民百姓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客观冷静地展示战争创伤者的毁灭性命运以及“看客”们对这种伤害的麻木鄙弃，进而生成强烈的对比效果和反讽的阐释空间，让崇高的战争与普通人承受的苦难和悲凉命运相反衬，形成对“革命”的质疑、对战争的痛恨，对人性的鞭挞。如，被镇上的人取乐的疯妇原是南溪书香人家，遭兵患而房屋被烧、丈夫被打死，15岁的儿子在兵乱中失踪，她家破人亡而发疯，衣不蔽体吃土果腹，被人们逗乐戏弄。行军队伍经过，其中病弱的小兵认出了这是他的姆妈，可是疯妇已经彻底忘记人事，人们晚祷取乐的时候只回荡着孩儿的悲戚的哭喊声（《晚祷的时候》）。因为军队三个月只发七块钱，更没有赏金，疲劳饥饿又牵挂家人的士兵不断逃跑。身材魁伟、心肠慈柔的雷排长放走要赶回家与亲人团聚的逃兵而触犯了军法被枪决，留下奔涌的鲜血有如蛇行（《血蛇》）。因为征兵，独子金魁被程万三以500块买来做了替身，金魁当兵后村人都想着的他荣归让自己沾光，可是六七年后金魁回到镇上已经是大脑和神经受过伤的呆子，不知饥饱不知冷暖，肮脏乞讨遭到村人的厌恶和唾弃而被当作窃贼送到公安局，公安局长就是陈万三的儿子（《金魁》）。又如，睡在放棺材的破旧丙舍的乞丐常常被警察殴打，他因为在战场上了脑神经成了呆子。在京里做官的人家被窃，公安局长在破案时限下将他当作盗贼枪决，鲜活的生命成了被完全漠视的替罪羔羊（《丙舍》）。

        从参战前的生机康健到受伤后的痴呆疯傻，汪锡鹏客观冷静地抨击了战争的野蛮、冷酷与无人性，对战争给百姓造成巨大伤害——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剧命运，予以了极大的同情与关怀。虽然我们在今天看来，作者对产生战争的原因揭示不足，对战争题材的深刻意蕴和批判矛头也缺乏清晰的认识，但汪锡鹏能够为普通兵士生命发声存照，为他们不幸的命运呐喊呼号，难能可贵。这也可以视为汪锡鹏对中国战争文学的新开拓。只可惜中国的反战文学一向不受待见，汪锡鹏有益的文学贡献再一次淹没于寻常的文学史叙述中。

任何人在历史面前都是渺小的一份子，许多人甚至常常可以忽略不计，只不过有时这渺小的一份子却一不留意为历史留下了一个小小的划痕，使你不能全然忽略他，甚或忘记他。汪锡鹏就是如此。他因创作长篇小说《结局》而成名，因文本的时代性与独特的典型人物及艺术描写而为历史留一划痕，但他志不在此，以飘舞青春的朝气致力于乡村基层工作，却几无印痕。他飘泊于大江南北中，本着同调合唱的意愿虔诚地投身于自己喜爱的工作，却因《记耶稣家庭》的“不合适宜”而被打入另册。他无心为历史所承载，更不想承载历史，却不幸被沉重的历史所承载并卷入其中，终无声无息。时乎？运乎？悲乎？叹乎……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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