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综述】张鸣浩 | 献给逝者的颂歌 ——阿来《云中记》作品研讨会综述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十一辑）

      2019年8月16日，由四川省作家协会、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阿来《云中记》作品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来自四川省内的作家、评论家、学者齐聚一堂，以《云中记》为中心议题，多角度、多层面地对《云中记》这部小说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

一、带有思想深度的神性写实主义

      阿来小说总是带有一种神秘性，灵魂与死亡、宗教与历史、神话与传说，这些带有思想深度的神性文字构成了小说的一个重要维度。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李明泉提出“神性写实主义”概念。他认为，阿来通过祭师阿巴与地震亡灵的对话，深刻表现人与大地、人与鬼魂、人与村庄、人与内心世界的多重关系，描写了灵魂与死亡的独特艺术存在方式，以祭师视角观察和体悟地震灾难给人们带来的情感震撼，让云中村的悲痛与最终消失给人以强烈的存在冲击：顺应自然是人们好好活着的终极选择。阿来小说的创新在于把汉语言文字书写提升到一个新高度，这就是“透视叙事法”。其文字的透明、语言的透气、情感的透析、细节的透彻、思想的透亮，让人在阅读时有一种悲怆中有温暖、消失中有转化、终结中有晨曦的回味与反思：我们该如何铭记那些在灾难中逝去的亡灵，该如何看待震后消失的村庄和曾经拥有的一切？

      在这个意义上讲，阿来《云中记》表达了人类看待灾难的生命方式和美学态度，把灾难书写推向了灵魂寄托和生命哲学的境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向宝云在致辞中谈道，《云中记》显示出可贵的神性特质和思想深度，它包含三个维度。一是神性的信仰之维。神性笼罩着整部小说，祭师、魂灵、山神，这些都是构成阿来小说神性的存在。而小说对于神性的展示恰恰是通过不信神来实现，这反而增强了小说的神性力量。二是诗性的审美之维。如果说《尘埃落定》是阿坝藏地部落最后一个土司从生到死的历史叙事，呈现的是一种历史空间，那么《云中记》就是云中村最后一个祭师讲述的以死（地震）为始、终于平静的诗性叙事，呈现的是一种审美空间。三是悟性的思想之维。

      对云中村命运的思考，显示出阿来对生命与死亡、现代与传统的深层次体悟，这种体悟让人们在文学阅读中获得某种启迪。神性使阿来小说充满别样的神秘感、静谧感，诗性使阿来小说饱含语言的张力与结构的灵气，悟性赋予阿来小说无处不在的智慧与力量。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四川省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副教授李立探讨了阿来小说的神秘性，他认为《云中记》告诉我们，世界其实是不可把握的，现实永远是神秘未知的，永远对自然、对花草、对鸟兽保持着敬畏和好奇，就保持着艺术永恒的生命力。人们在阿来的文字中感受到一种文字的神性，这是当下在文创产品的挤压中，在视觉文化的侵袭下，我们保持着热爱文字的理由，它足以说明艺术史演变的逻辑。唯有文字，才能唤醒历史的意义，让我们找到文明的踪迹。

二、人性的闪光与生命的诗意

      面对灾难，阿来的文字是有温度的，它是对魂灵的召唤，对生者的关怀，对大地与苍生的抚慰，阿来的小说处处闪现着人性的光芒和生命的诗意。四川省作协副主席、《四川文学》执行主编罗伟章谈到自己的阅读感受，他认为《云中记》与《尘埃落定》形成遥远而美妙的呼应。尽管《云中记》是一部立足灾难的小说，全篇却低回着生命的诗意，把一个关于灾难的故事写成一部生命的颂词，是非常独特的文本。当所有人都离开村庄后，阿巴回村，完成一次对心灵、精神和信仰的救赎，重构一个云中村。这部小说的辽阔和深刻性还在于，它借一场万众关切的地震，书写世道沧桑和文明演进。同时，这也是一部谢罪之书，谅解之书，宽恕之书：向一切犯下的过错和恶行谢罪。一切局限、缺陷、幽暗乃至罪恶，都在生命的旗帜下获得了同样的位置，进入了同样的怀抱，得到谅解。这种宽博的精神，是一种世界精神和未来精神。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成都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蒋蓝从人们对灾难和死亡的态度的反思出发，提出汶川大地震之后，《云中记》是为数不多的经过了时光考验、值得时代铭记的文学作品。阿来追求有难度的写作，《云中记》的文风明显比《尘埃落定》更为收敛，更为节制，但更有力量，有鹰翅一般硬羽盘空的大力。《云中记》写出了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其更为峭拔的意义，在于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和闪光。他认为，小说不但是阿来的自我救赎，也是汉语文学对这一巨大创伤的珍贵书写。阿来借阿巴祭师这样一个人物反思我们的乡村建设，反思文明。站在高地上放眼世界，我们要有收拾旧山河的雄心。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阿来研究中心主任陈思广认为《云中记》是一部关于人性温暖光芒的颂歌，一部以生命、人性与神祇的名义表达对生命与魂灵尊重与敬畏的人性史诗，小说塑造的主人公祭师阿巴生动、形象地阐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人性的光辉，堪称典型。《云中记》不仅是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也开启了灾难文学书写的新范式。作家形象地刻画出一个在精神与行动上都返归乡土、皈依教义，直至与大地融为一体的苯教祭师形象，为当代小说的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光彩，也使这部以生命、人性与神祇的名义书写的人性史诗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凄美而又庄严的收获。

三、哲学层面的文化反思

     《云中记》的意蕴已然达到了一种哲学的高度，它反思与超越现代性，在物质时代将精神的大旗高高举起。四川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侯志明在致辞中表示，如果说《尘埃落定》奠定了阿来在文学界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作家的地位，那么《瞻对》就使阿来成为民族意义上的大作家，而《云中记》则让阿来成为哲学意义上的大作家。

     《云中记》搭建起一个平台，那里有更美丽的风光，更艳丽的彩虹，预示着阿来将有更加精彩的作品奉献给读者。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白浩提出，《云中记》或许是一个保守主义立场下的文化反思、社会反思。他认为《云中记》是在无神论时代谈神灵，在庸俗唯物主义时代谈精神，在文化迷茫时代谈文化传统和自信，体现了保守主义文化思考的执拗与胆量。在叙事上，它超越题材，走向情感、情怀、思想，由浅叙事走向深叙事、难度叙事。在人物形象上，阿巴和仁钦或许会成为文学史上《创业史》中梁三老汉和梁生宝一样的一对经典人物。阿巴是飘扬得最高的旗帜，仁钦则是最为坚实的基座和社会的主体，阿巴和仁钦，保守主义的祭神安魂，唯物主义下的世俗建设，二者绝不可分，二者的合体才构成《云中记》完整的精神体系和艺术体系。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艺所所长艾莲表示，阿来的《云中记》轻盈而又沉着地“赋魅于一个祛魅的世界”。她从阿来小说的创作历程中发现，前期小说创作中的阿来是善于“赋魅”的，给苍白、贫瘠的现实以诗性与意义，散文中的阿来是不断祛魅的，而在《云中记》则是祛魅与赋魅的美妙契合，让人惊叹。因为自如地出入于赋魅于祛魅之间，所以《云中记》中以阿巴为代表的灾难见证者和亲历者真正实现了对山神阿吾塔毗的理解，与自然的和解，与现实中美好与不美好的和解，以及阿巴与自己祭司身份的和解。通过轻盈地穿梭于赋魅与祛魅之间，《云中记》完美地契合了美国批评家布鲁姆提出的好小说的三个标准：一是审美的光芒，二是认知的力量，三是二者结合带来的智慧。

四、字里行间彰显汉语之美

     《青年作家》副主编卢一萍探讨了阿来小说的语言问题，他表示阿来小说开创出一种阿来式的汉语之美，诗意、新鲜、准确、简洁、空灵，没有陈腐气，含有内在的韵律。《云中记》的任何一个章节都适合诵读和吟唱。阿来对细节的把握也体现在语言之中，比如小说中阿巴感慨说：“我们自己的语言怎么说不出全部世界了，我们云中村的语言怎么说不出新出现的事物了?”“这些新的表达不断加入，他们好像说着自己的语言，其实已经不全是自己的语言。云中村人自嘲说，我们现在有两条喉咙，一条吐出旧话，一条吐出新词，然后用舌头在嘴里搅拌在一起。”这既是准确的细节，也是现代性深刻改变中国乡村面貌的例证。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徐登明对小说书名《云中记》做了阐释，他认为小说取名《云中记》而非“云中村”或“云中村记”，妙处在于:具有百年历史的云中村代表着一种古村落文化，在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面前，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祭师阿巴消失在云中村，由此，作者似乎在暗示大地变迁之时，在人与自然的矛盾运动中，总有一些有价值的、令人怀念的宁静与安宁会远离而去。

      研讨会最后，《云中记》作者阿来做了发言。他首先向参加研讨会的各位作家、评论家表达了感谢。随后，阿来回忆起十一年前自己在地震发生之后的一些经历和故事，同时也表达了创作《云中记》这部小说的心路历程。阿来表示，正是地震中一个个小细节，构成了他笔下的《云中记》。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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