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七箭】宋桂友| 轻悲剧的力量与希望的营造法式 ——论意西泽仁的小说《康定童话》

（本文刊于《阿来研究》第12辑）

（本文作者：宋桂友）

一

      意西泽仁是一位优秀的藏族作家，平时深入藏区，生活在藏区，不仅熟悉藏区的生活，其实是把自己融入了藏区，可谓深度了解藏民的工作、生活、民风、思想等等，加上其笔耕不辍，创作成果颇丰。他的小说尤为令人称道。他的《大雁落脚的地方》（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出版）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藏族作者的第一本小说集。所以，他在文学创作初期的1980年代就曾深入地思考过自己的文学之路，那就是如何在中国大的地域范畴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文学宏大叙事之中，自己的文学创作如何才能独具鲜明地方特色？在繁茂广阔鲜艳的文学百花园中怎样独立地开好自己的这一朵美丽呢？可以说，善于思考又勤于实践的意西泽仁用一串硬核文学作品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的大量的小说，可以说基本上“都写得朴素清新，揭示了纷繁斑斓的藏区生活的一角，形成一种特异的民族情调。”[1]在作品中，意西泽仁较多地进行了藏区人民的苦难叙事和人物奋斗的艰辛叙述，读来令人回肠荡气，甚至压抑苦闷，为其营造的氛围感染。他在早年的儿童小说《康定童话》，——不是童话，是儿童小说，就是这样的一部美好的作品。

     《康定童话》是明天出版社2002年“走进神秘地域丛书”的一本，这个神秘地域就是我国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由于生活在一些相对偏僻边远的地方，那里环境奇特，所以他们的生活便充满了危险和艰难，他们的人生也充满了神奇的魅力。他们的少男少女故事更为勇敢、清纯和迷人。”[1]丛书就是为了把这些异域风情和各色人生魅力之美做一公开展示，内容包括一本大兴安岭鄂伦春人、侗族人、瑶族人和这本藏族作家意西泽仁的《康定童话》。这一本的故事环境是青藏高原，就是祖国西部那开发较晚，很久才被世人了解的地方。这本来就是一个陌生的地方，那么作者又是怎样给读者揭开它神秘面纱的？在《康定童话》这部长篇小说中，那个喜欢画画的藏族女孩格桑娜姆，她喜欢画童话一样的白云飘着的美丽的藏族居住地高原上美丽、纯蓝、清澈、高远的天空，喜欢画草原上成片的怒放的含羞的静静的藏族人一般漂亮的野花，喜欢画成群的牛羊在草地上掀起潮水一般的波浪，还喜欢画那金色的喇嘛寺，那神秘的、包含人类思想和藏民思想归宿的静谧的建筑，静穆而庄严。这是一个上进而有朝气的小姑娘，她有一个小朋友，也是她的亲人——她姑姑的女儿——和她一个年龄段的雪花姑娘。遗憾的是雪花是个她的汉族父母在她小的时候由于生活艰辛无法抚养遗弃的，由格桑娜姆的姑姑收养艰难养育长大带到了康定这个美丽的、被作者用生花妙笔打破了神秘的康定。在康定，两个小伙伴是至亲也是至交，她们的心灵已经融为一体，她们心心相印、有共同的热爱与追求，有对祖国和这片土地承接了父母以上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爱，最深挚的爱，对于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藏汉人民。这本来是一幅生活与理想的优美图画，但是，现实生活却是充满坎坷与困惑，甚至让人愤怒。格桑娜姆参加美术大赛的极具创新意味的画作被卡下，雪花参加歌唱比赛被冒名顶替，而小说的结尾却是遗弃了雪花十几年的亲生父母找上门来，要从青藏高原这美好的地方带走，带到东北汉人集聚区的她的父母的家。于是，这一对刚刚长大的少年就这样经历了生离死别般深深的分离的痛苦。

      作者一改过去苦难叙事的方法，在结尾没有写到完满的结局，我给这种方法叫做轻悲剧。轻悲剧是悲剧的一种，它是就程度而言的，程度不同，小、轻；就共时性、历时性的范畴而言，也显得比较促狭；若从认识论层面就性质而言，那和悲剧当然是一样一样的。所以，在这不算让人肝肠寸断的轻悲剧里，让我们感受到了悲剧的力量。同时，作者也在进行希望的营造。试图通过多种方式来达到强烈的效果。

二

      悲剧是什么呢？顾名思义它来源于戏剧。最早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他在《诗学》第6章开篇就说：“现在讨论悲剧,先根据上文所述，给它的性质下个定义。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这样几个要素：一是悲剧要有一个叙事过程，即故事情节。这个过程有三个要求，分别是严肃——不能是诙谐或者非庄重风格的；完整——不是支离破碎和片断的；长度——这既指叙事过程的长短，也指故事的时间内涵，存在矛盾冲突双方的历时性延续，即所谓须有一定的长度。二是从接受层面上，叙事内涵要引起读者或者观众的怜悯与恐惧。这对故事的性质以及美学规则提出了要求，不能让人无动于衷，更不得让人快乐。而这个故事一定是可怜的，悲怆的、没有希望的、不可战胜的、给人带来巨大威胁的等等；三是以语言做为传播和接受的媒介。要求语言未必原生态，要追求美学的呈现，所以要是经过“装饰”的。“所谓‘经过装饰的语言’,指包含节奏和音调（即唱段）的语言，所谓‘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不同的部分’，指剧的某些部分仅用格律文,而另一些部分则以唱段的形式组成。”

      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2]鲁迅在这里特意强调“人生”，是说悲剧主体和载体都必须是人，是那些包含人性和人情的价值以及伦理存在；同时，鲁迅也说明价值冲突的矛盾指向是社会现实与人类美好生活向往与追求的尖锐矛盾与冲突。敢于正视与接受并参与，那就是猛士的人生，也就是敢于成为猛士而不惧的悲剧人生。他甚至说“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3]，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悲剧就是作家对在该作品让理想幻灭、让公平正义被践踏、让亲情被亵渎。而这正是意西泽仁小说《康定童话》的主叙事内涵。

      从内容上讲：《康定童话》整体上设计了一个悲剧的情节样式：理想——奋斗——失败。因了这个失败是从少年儿童阶段呈现，更让人心痛，更有震撼力。如果这样的话作品是一个好的悲剧。但作者在悲剧的叙写里还是加入了希望的成分，这是和西方悲剧的不同。

      第一部分：理想。内容为前两章。第一章写“溜溜的康定跑马山下”，风景秀丽美好：“我的家乡康定，是川藏高原上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发现我画画的颜色全是我家乡的色彩，绿的像草原，白的像雪山，蓝的像海子，红的像太阳，黄的像野花，黑的像牦牛。”[4]这里的美丽是大自然垂青，是上苍的眷顾，在这神秘迷人的天穹下，两个小朋友的登台是叙述者选择叙述视角的需要，那就是儿童视角。儿童正是这纯洁的青藏高原，是没有受到污染的清澈见底的心灵湖泊。阿来那个著名的《尘埃落定》里就从傻子少儿二少爷的视角里表达他对于世界的观察与思考。藏族的作家朋友喜欢从这儿入手，反映了他们写作之初的思想状态，纯明是他们的民族思维，民族文化，民族根性。同时出场的就是茨央阿婆了，她高亢嘹亮的歌被汉族小姑娘认为是山歌的声音唱的是佛经。这一笔其实奠定了这部小说的基调，那就是宗教，并且贯穿始终，并在后文里多次写茨央阿婆的唱经，还有大篇幅对喇嘛寺的描写。汉传佛教，是藏族族教，是广大信众亦即藏民的精神家园、心灵的寄托，是灵魂归宿。最后写两个少年的分离，再次写到寺庙，寓意明显：人走了，庙还在，根还在，希望会发芽，尽管年轻人还懵懂着。第二章“我把小诗写在太阳上”，格桑娜姆写了一首美妙的诗“雪山的诗真神奇……//草原的诗真美丽……//小溪的诗真迷人……//小鸟的诗真美妙……//我的诗真甜美，/我把小诗写在太阳上/每一首小诗都充满阳光/”这诗就是少年的心声，既豪迈又热情，积极向上。并且借用阿爸的谈话说“就是要有自己的想象，想象越丰富越好，想象越神奇越棒。……我们民族都是非常有想象力的。”[5]这时的少年浑身都是力量，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希望，有着远大的理想和追求，并且格桑娜姆决定参加全国的少年儿童绘画比赛，雪花也接受了一个班主任交代的任务，就是参加省里的少儿歌手比赛。这可视为她们的第一个人生小目标，她们的奋斗加速了。这是多么可爱多么感动多么让人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呀。天地也为她们高兴和鼓掌，“窗外，月亮又露出了笑脸。”

       第二部分：奋斗。第三章让两个少年走进“童话般的喇嘛寺”。到这里来不存在要她们信不信佛的问题，作者巧妙地利用爸爸的口讲清了这个问题，包括新中国的干部不信佛，但尊重藏族人的信仰，赞美和学习这里自然、建筑、绘画、艺术等藏族文化。少年们到这里来两重含义：一是观看藏族历史上的名人，那些为人民服务的成功人士，被塑成了菩萨供人瞻仰，这是激励少年们的意志，有一个人生奋斗的目标和学习榜样；二是让自己做一个有信仰的人，这个信仰不一定是信仰佛教，但一定要有信仰。有信仰才能有目标，有追求，从而更加有动力。为了保持信仰的纯洁，作者还对拜金主义进行了批驳：

       房间里，格桑娜姆和雪花正津津有味地读着小笔记本上的诗。

        ……“嘻嘻。”雪花笑了，“你想当诗人?”

       “诗人?”格桑娜姆摇摇头，“有一次我听阿爸对一个叔叔说，如果现在山上滚一个石头下来砸伤街上十个人的话，其中有九个都是诗人。”

       “什么呀。”雪花笑道，“我听妈妈对一个阿姨是这样说的，现在内地城里的街上，如果风吹下一个广告牌砸伤十个人的话，有九个人是经理。”

      表达的是一种现象，经济挂帅，一切为了经济增长的的内地特别是沿海城市，人们已经把全副的精力用于经济建设，忽视了文化的内涵质量建设，而藏族地区还有着学习发展文化的传统，遍地都是诗人正好说明了这一点。这一段对话，可谓寓批判于笑料，在漫不经心中表达了对于只顾经济发展而忽略了文化建设的偏颇意识，也进而表达了藏族地区人们文化建设文化追求 的自觉。想想在今天强调“文化自信”的倡导是多么地有意义呀。因此从这里也看到了她们思想的改变，在这一章的结束，格桑娜姆用一首小诗写了对于人类杀戮野生动物的不安与抵触，虽然和动物保护的思想还不完全一致，但表现了起码的人道主义思想。这一章正如《红楼梦》第五回的提纲契领，是不可省略的。在这里，两个主人公的思想基础被打好，也为后续的人物性格发展和行为及命运埋下伏笔打下叙述铺垫。之后在第四章“丑娃娃的故事”里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点是格桑娜姆要创作绘画作品了，但她总是担心自己的想法和大人的不一样。其实，她的父亲是她的艺术启蒙，当然是和她的想法一致的，这里的“大人”是指谁呢？“不知为什么，她觉得在很多时候，自己的感觉与大人们有些不一样，特别是李老师刚才说的教委的什么主任。”[8]因为上一次的时候，她画了一幅草原风光去北京参赛，就是这个教委主任非要她在画面上添上一队汽车，并且拉满砍伐的木头。——其实格桑娜姆画的那山、那云、那树与教委主任的汽车和对木头的砍伐俨然两种文明的隐喻。显然这里的“大人”是指当权官僚。从叙事角度看，这里就为结尾的人生失败埋下了伏线，那种将来毁灭人生美好的黑手也开始显露冰山一角。第二点是雪花送来了一件象征成长的丑娃娃——丑小鸭变成白天鹅，这让格桑娜姆非常喜欢，但她又担心，丑娃娃变漂亮之后，那现在就漂亮的她“长大了会变丑吗……”[9]？这又是一条伏线。第五章“卖火柴的小女孩”里格桑娜姆画了一幅画命名为《寄给卖火柴的小女孩》得到老师非常高的称赞。而她上课开小差和语文课上对老师和同学对于靴子的修饰语词是用“黑亮”还是“雪亮”产生了分歧，而她终于没有勇气对语文老师提出来。这再次写她的被压抑。情绪和不安继续发展，第六章《风儿和雪花》的命运开始向雪花倾斜，遗弃雪花的亲生父母开始写信来寻找雪花了。而爸爸写的小说，这个时候故事也有了发展，一心向往上学的藏族小女孩终于进了学校，不过她不是去上学，是到县城卖牛奶路过学校好奇进去看学生，却不想遭到了学生的嘲笑，而一个调皮而又品质不好的学生竟然用篮球砸了她手中的奶壶。在这样的故事氛围里，格桑娜姆给参加省里唱歌比赛的雪花写好了比赛用的歌词《风儿和雪花》，那么这首歌的命运，或者说歌唱者的结果又会怎样呢？

       第三部分：走向悲剧。第七章“小鸟跌落在地上”是我们心灵纯净似水的小姑娘格桑娜姆看见了洛布叔叔在森林里用猎枪非法捕猎，“林子里一阵枪响/鸟儿跌落在地上”[10]而爸爸带来的消息则是更坏的：森林已经开始遭受大面积的破坏，“我们这里的森林也被砍得差不多了”[11]生态破坏了，藏族人民赖以生存的家园开始面临毁坏的风险。“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又是一个暗示、伏笔和隐喻。于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格桑娜姆参赛的那幅美丽的画作《寄给卖火柴的小女孩》被教委给刷了下来了，原来是教委主任不同意选送上报，说这个过时了，应该题材应景，迎合政治。以格桑娜姆和她的爸爸以及雪花为代表的平民艺术家则是认为卖火柴的小女孩表达的思想是永远都不会过时，因为人性的美好与对人性的书写与表达永远都不会过时，教委主任所代表的官方思维则是政治思维，不是人民大众一方思考，更不是从艺术出发。所以格桑娜姆的爸爸直斥这就是胡说八道。作品除了对这一个官员进行揭露批判之外，还通过爸爸的口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样的人管教育，真令人担忧呀。”[12]这一下子把批判的锋芒引向了体制深处的思考。行文至此，忽然想起网上的新闻，最近哈尔滨市在调整干部的时候把畜牧局长调去做教育局长，引起了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原因也在这里。那个畜牧局长未必不懂教育，但调整过程的随意和无规则却有草菅人命的感觉。对这，显然是价值观产生了激烈的冲突。19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认为“把一种本身完整的动作情节表现为实在的,直接摆在眼前的,而这种动作既起源于发出动作的人物性格的内心生活,其结果又取决于有关的各种目的,个别人物和冲突所代表的实体性。”[13]黑格尔在论述悲剧冲突时，将其分成三种形态，分别是：第一、物理的或自然的情况所产生的冲突，第二、自然条件产生的心灵冲突，第三、心灵性的差异面产生的分裂，这才是真正重要的矛盾，,因为它起于人所特有的行动。[14]第三类冲突被认为是最高冲突。这种冲突由精神的差异而产生分裂,其特征是“一方面须有一种由人的某种现实行动所引起的困难、障碍和破坏;另一方面须有本身合理的志趣和力量所受到的伤害。只有把这两方面定性结合在一起,才是这最后一种冲突的深刻根源。”[15]正是由于以格桑娜姆一方和教委主任一方他们分别处于思想意识与立足点对立的两端，格桑娜姆和雪花是有正义感，有爱心，有理想，努力奋斗积极向上的新一代，格桑娜姆的父母则是正直、善良、嫉恶如仇的社会中坚力量的代表，而教委主任则是自私自利、势利庸俗，一心想向上爬的暂时得势的人，这是两种人生和世界观的尖锐冲突，双方的目的都是想把对方否定掉或者破坏掉。在力量还没有足够大的时候正义面临挫折和处于下风也就是必然的了。当然，正义的力量必定生长和长大，正义也终将战胜邪恶和落后，所以这也是辩证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就剧本《济金根》同拉萨尔的通信中阐述过革命的悲剧理论，他们同意并吸收了黑格尔的冲突必然性理论，摒弃其唯心主义的反动成分，强调主观与客观的不可割裂性，强调辩证的对立统一，建构了革命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悲剧理论，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理论，悲剧的辩证无可动摇。《康定童话》里多处埋下了希望的种子，也是辩证法思想的体现。并且，矛盾冲突的双方所以，这不是获奖与否的问题，这是一个藏族后代奋斗的结局——当然不是最后的结局，第一个美丽的童话瓶被打翻了。这是轻悲剧的第一笔。从作者的艺术设计来看，早有铺垫，草蛇灰线，伏行千里。这是叙事技巧术。自然，接下来的第八章“草原上的色青梅朵”则继续写冲突。这里有两组人，一组是冲突的双方是爸爸的小说里德茜放牛到河边饮水，可在河边打水的男孩却来欺负德茜，说德茜和她的牛弄脏了河水，并瞪眼、骂人，素质为什么这么低劣，谜底揭晓：这个男孩他是城里人。另一组则是写格桑娜姆和雪花在大草原上遇到了放牧的“色青梅朵”，这个女孩勤劳勇敢，热情奔放，诚实善良。这是藏族的小姑娘呀！并且她的身边草原美景如画，让人陶醉和留连，就连牦牛都是温顺随和听话的。这就又和上一组形成鲜明的对照。对比的运用情感强烈，震撼读者灵魂深处。然后，作者笔锋一转，叙事的触角却落在本章的最后一句话：这么好的儿童却不能够在上学的年龄接受充足的教育，她是个失学多年的孩子。“色青梅朵使劲儿地点点头，并跑到皮口袋的后面，取出一只书包来。望着早已压得皱巴巴的而且还积满了尘土的书包，格桑娜姆和雪花相互看看，她们不知该说什么好了。”[16]生动的细节让人泪目。这也是悲剧的继续。接着第九章“雪花的眼泪”就是有着天生好嗓子，又有独创作品特长的雪花参加省里少儿歌手大赛却遭遇了狸猫换太子，她的名字在选手名单里最后换成了别的孩子——教委主任一个亲戚的女儿。尽管家里人去抗争，格桑娜姆的妈妈跑到教委去据理力争，但改变不了什么。这无疑是对雪花的一次打击，然而，更大的悲剧来了，第十章“远方来了陌生人”，那是曾经遗弃了雪花的亲生父母，来到藏区带走了格桑娜姆的表姐姐尤其是最知心的朋友雪花。为了增强悲剧效果，家里人没有告诉格桑娜姆，而格桑娜姆在雪花生日那天精心做了一个生日礼物，在送给雪花时才知道雪花走了，去了遥远的北方。“那张只有雪花才能拥有的精美的生日卡，掉在大门口……”[17]从孩子的视角写这种人生的离别与命运的挫折与打击，力量是很大的。叙述者照样用了对比，为了衬托雪花的悲剧命运，专门安排格桑娜姆的画在国际上获了奖，也许表达对于格桑娜姆的肯定，或者表达这个世界并不都是黑暗，或者像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说的：“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了一个花环。”这样的安排当然是给小说阴冷凄清的色调增加“热度”和“亮色”，给人憧憬给人希望。但这毕竟是“平空”添上去的，是“没有根”的，它的出现或存在没有或不一定有现实生活的必然可能性。《康定童话》写格桑娜姆获奖也是一样的，这多少削弱了悲剧的力量。

       结尾真正的成功是对于宗教的描写。雪花知道自己的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她在走之前专门约了格桑娜姆到吉祥喇嘛寺去了一趟，雪花趁格桑娜姆不注意，一个人到大殿中间“虔诚地朝释迦牟尼佛像跪拜了好一阵子。等她起身出来的时候，她的眼角挂着泪花。”[18]从一个不知道不了解寺庙的外来小姑娘，到虔诚地跪拜，这其中有对于宗教的深切理解也有人生旅途上的寻找归宿的潜意识。而在小说全书的结尾是格桑娜姆来到山上自己最常和雪花待过的山间那块大石头上，遇到了小说开篇唱经的那位茨央阿婆，老阿婆一边慈祥地望着格桑娜姆，一边唱着本书的最后一句话：“唵嘛呢叭咪吽……”[19]文本在唱经中结束，再次强调信仰的力量，特别是真实地表达佛教对于藏族人的意义。

       纵观整个故事情节，作者的叙述模式就是高开低走，就像一座山，从山顶上开始出发，一路下坡，到得山下。只是《康定童话》似乎还没有到达山脚，或者这个山是从高原上起岗，本来有海拔高度，所以给人的感觉是故事的人生已经被毁坏，但还没有完全毁灭，没有绝望，不像古希腊的悲剧。这也就是我称这轻悲剧的主要原由。

       还要提一下小说的双线叙事功能。在主人公格桑娜姆和雪花的命运变化发展的过程中，从第一章开始，就有一个“外叙事”，就是“爸爸”在写小说，写文章，每写一天格桑娜姆就或“偷偷”地或被允许地阅读一段，那也是一个故事，背景也是藏族草原，牧民小姑娘是德莤和妹妹央茜的成长故事，从一开始的期待能到远方的县城去看一次，到后来的要上学，追求知识，和城里的孩子融为一体，并得到夸赞受人尊重，最后希望大可以实现，可谓一个圆满的结局。

       为什么在格桑娜姆和雪花的故事之外还要再来一个小说里的小说呢？原因有三个。一是影子作用。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文学是作者的潜意识，也是作者对于现实认识的书写。格桑娜姆和雪花的故事是元故事，是作者坚定的对于社会生活的认识与思考，但他的意识深处也受着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大团圆的结局也在他创作过程中时时做祟，让他不自觉地寻找一种方法来完成他的另一个设想。于是，大故事套小故事就出现了。二是对比，让格桑娜姆和雪花的故事这个现实生活和爸爸小说里的虚构故事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现实是残忍的，悲剧的色彩弥漫的，希望与美好只能到小说里寻找。这样的目的是增强批判性。三是创新叙事技能方式，产生结构上的陌生化，读者的文本接受上会有一种新的感受。从而实现作者的野心：让内涵丰富饱满，既实现批判又写出希望和给出出路的巧妙叙事。

三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接受者方面考虑，那不得不光顾一下心理学。那么，可以说轻悲剧的力量还体现在以下三个语词上：怜悯、恐惧、快感。悲剧的存在让我们感受到无能为力，对待阻遏的力量会非常悲愤，进而产生恐惧感。有时候，看到舞台或者小说故事里的悲剧本身的恐惧也会因之而恐惧。柏拉图在《现想国》的第十卷（第605至606节）专门提到说怜悯不是同情，同情是专指具有或产生了和对象同样的类似的痛苦的情绪、感情或感觉。怜悯尤其不同于同情，怜悯要由别人的痛苦的情绪、感情或感觉来唤起。当观众或读者唤起了怜悯心后，我们又发现怜悯的产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怜悯对是有诸多不足、弱势、落后、怯懦等现象，而接受者就会在这个心理过程中产生优越感，有时候也会因为自己的怜悯传达而有成就感，这时候，快感就产生了。而恐惧还有别一种作用，恐惧过后会产生斗争的力量，会激发责任感和表现欲。

      我们再来反观鲁迅的悲剧概念，就真切地感到了作家的社会责任和改造世界的深情：“这个定义中,严格地规范了悲剧艺术的‘价值’定性,他正视和揭露那些社会存在着的东西,许多是不合理的,极其黑暗的,这些黑暗的不合理的东西,毁灭着社会上有价值的东西,从而构成悲剧冲突的基础。但是社会竭力粉饰着自己,竭力掩盖着毁灭‘有价值的东西’的罪恶;而否定形式的现实主义悲剧,则要‘破坏’现存社会这种伪装,把社会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而显示毁灭者——制造悲剧者的罪恶。”[1]另一方面，则是让接受者在悲愤中认清制造悲剧者的罪恶以及他们罪恶的目的的本质，激励人们奋起揭露反动、反抗强权、奋发建设新世界，那么，意西泽仁的《康定故事》不正好诠释了这个内涵吗？

（作者单位：苏州市职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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