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七箭】梁海| 寻找生命和历史的记忆 ——读格绒追美长篇小说《隐蔽的脸》

（本文刊于《阿来研究》第12辑）

（本文作者：梁海）

         我相信，格绒追美是带着激情和“野心”去创作《隐蔽的脸》这部长篇小说的。《隐蔽的脸》无疑是一部恢弘的作品，富有史诗的博大和壮丽。主人公晋美是无形、虚无、后投胎为人的精灵，他自由地穿梭在时空隧道里，飞翔在定曲河畔那些藏地村落的上空，讲述那里的神话、宗教、文化，还有它们的前世今生。村落中的一个个普通生命在晋美的记忆中闪回，刻印出一幅幅清晰的胶片。于是，晋美蘸取记忆的墨水，记录下这些村落的人间风霜：

思想是游戏，历史只是回忆。我走过村庄，我一生的经历是无数祖辈的反复，当村人离去之后，他们仍以梦影和记忆的方式留在了我的生活中。我和“魔人”的村庄既是那样大，又是那样小。凡是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或者可能发生的事情也在那儿发生，或者说，也可能发生。而我的旅迹正幻变成一行行文字和本质，匆忙行进于你双目的检阅之下。

（格绒追美）

        显然，这个千百年来游荡在定曲河上空的精灵，是以灵魂追忆的方式，去呈现康巴藏地的历史。从远古的开辟鸿蒙到强人横行，部落纷争，再到解放军进藏、“文革”时期，最后绵延至受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的当下。晋美实际上是在书写自己的记忆。伦理学家马各利特在《记忆的伦理》一书中对记忆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过去了的事情，我有必要再去记住它吗？我是否应该记住那些令我感到愉快的和有用的往事、而忘记那些不愉快的过去？我没有真正经历过这些，我只是听说或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我有必要去记住别人的经历并将之作为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吗？我应该记住那些我根本不想记起的事情吗？”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中，我们意识到，记忆绝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它从根本上属于伦理，属于意识形态，也归属于信仰和宗教，牵涉到记忆主体的个人情感、价值取向、文化归属等，还暗含了他人（包含个体、群体和社会）对主体的价值判断，甚至集体无意识、主体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个人记忆通过对历史细节的反复筛选、过滤，所呈现出的不仅仅是历史的真实，更多的是记忆主体的人生观和历史观。正因为如此，晋美在记忆深处的剥茧抽丝，由此呈现的，实际上是他在身体、心理、精神、思想和社会等多个层面的个体体验，并且，作者预设了一个需要了解历史并唤醒美好人性的读者群体，于是，在讲述者与受述者的交互中，文学的虚构和历史的真实以互文的方式浸入了双方的记忆。

       我们看看，自然的精灵呈现给了我们怎样的记忆呢？在文本的开篇，晋美介绍了自己的故乡。“这片由卡则、宛绒、绒工、白格、白若斗、麻让、色定等几个村寨组成的河谷名叫定姆”。“‘定姆’的‘定’是指魔性、邪恶、业障，姆，是指人，连起来就是‘魔人’。或许，像藏人最初的母亲是岩洞里的红颜魔女一样，定姆人承认自己是有魔性的，是魔女后裔，灵魂中盘踞着魔鬼和魔鬼般人心的黑暗吧？！而定姆染上‘脏病’麻风，并禁而不绝，则是遭到了上天的惩罚和诅咒。麻风像黑雨偶尔飘落村寨时，连累的却是整个河谷。”在古老的传说中，藏人是忠厚的猕猴和邪恶的罗刹魔女的后代。于是，善与恶两种截然相反的基因便构成了世界的本然状态，继承了猕猴基因的藏人天性敦厚，善良温顺，悲悯和柔；而罗刹女魔女的基因则孕育了贪婪淫邪、忿怒暴急的魔性。定姆人显然是继承了魔性的一族，于是，丑陋、邪恶、厮杀、阴谋、苦难等黑暗的基调便晕染为晋美记忆的底色。

         我注意到，小说开篇便写了由曾祖父绕登等村民策划的一场抢劫行为。绕登、格绒等村民准备去抢劫几头牦牛，没想到抢的是贡嘎岭头人的牧场。贡嘎岭头人和盘踞神山的匪帮把带着一群武装的白人都赶跑了，所以，一般不敢有人去冒犯贡嘎岭头人。当绕登的同伴们得知事情的缘由后，自己先逃跑了，导致格绒被杀，绕登尽管死里逃生，三岁的小女儿却被贡嘎岭头人当作活靶子，打断了一条腿。在此，我们看到的是，以忠贞、义气、勇敢等为基准的伦理标准。不顾绕登、格绒死活，先行逃跑的村民，显然是被谴责的对象，由此我们为绕登的复仇而感到酣畅淋漓，为贡嘎岭头人的报复而咬牙扼腕。然而，当我们反思这个事件的起因时，却发现我们忽略了事件本身的伦理内涵。无论如何，偷盗、抢劫都不能视为正义的行为。然而，在那个强人的时代，人们的价值观、伦理观似乎无奈地驯服于丛林法则。“在那样的时代，我的曾祖父他们发现：强人的岁月已经来临！胆气冲天、横行霸道的人掌握绵羊一般的人，强人们无法无天之举赢得的却是人世间的赞颂和敬畏。”[2]正是在这样“强人伦理”的主宰下，“远古承袭的血性和生活的酷烈又在民间催生了一拨拨新强人”[3]于是，精灵的“双眸之镜里”倒映出一幅幅凄惨的画面：

         奔子栏的山道上，伙头带着一帮人拦截了一群逃亡之人，他们把一位老人和许多男人打死了，只有几个身手矫健的男人得以逃脱。

         县城里，一群人攻打着一座楼房，守卫的兵士死守反击，双方各有死伤。最后，城楼里腾起熊熊火焰。

山寨里，一座房子在佩戴武器的男人们的呼叫声中，火龙肆意吞噬，很快，只剩了残壁乌脸而立。

        一个男人中弹倒在房间里，银木碗的酒里滴着血滴。一个人穿过横七竖八的尸体，走到那男人身边，用枪托捶打了几下尸体，然后骑上尸体说：“你也有这么一 天！”……

         在梅岭山腰，一伙匪帮吆赶着抢来的畜生，欢天喜地而行，驮着财物的牦牛四蹄纷乱。……

      “这里杀人，那里抢劫；这儿被烧，那儿被毁。天地难安，人畜不宁。”整个世界似乎沉沦在无序的杀戮和混乱之中。不仅如此，甚至千百来一直被人们视为神明的活佛也惨遭杀戮。即便是在解放军进藏，新中国成立之后，逐渐衰败的雅格家族竟然还会发生兄妹乱伦的事情，更让人痛心的是，乱伦竟然是父母安排的“正当”婚姻。开始，哥哥普措爬上妹妹梅朵的身体时，他还充满了痛苦和怨恨，“嘴里还在咕噜：我是魔鬼，是魔鬼的儿子”，但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当心灵变得麻木后，肉体不过是行尸走肉。如果说普措还残存着一点人的良知，那么，他的母亲尼布则将作为人的最后一块遮羞布都无情地扯掉了。当她“看到哭泣过又一脸憔悴的梅朵时，她明白了事由。也知道他们的计划终于有了成效。她有些欣慰地想道：菩萨保佑，我的儿子终于开窍了”。更为吊诡的是，尼布爆发的兽性，却是以振兴家族这一基于文明社会的伦理准则作为原动力的。以人类文明的名义实施兽性，蕴含着一种怎样的悲愤和无奈啊！

         在晋美穿越时空的记忆里，我们看到了一片深陷苦难的大地。然而，这片大地上的人们，并未因苦难而抗争，而是以暴力的形式，将自己的苦难转嫁给他人，造成更多的苦难。在此，格绒追美没有将这种畸形而丑恶的苦难叠加归之于自然灾害或战争等天灾人祸，而是直指人的内心：“当欲望像狂风般肆虐时，人世间将变得无比昏暗。” 定姆人是魔女的后裔，“灵魂中盘踞着魔鬼或魔鬼般的黑暗”，所以，现实的黑暗恰恰是人心混乱的镜像，而人心的混乱导致了灵魂的迷失，这是罪恶万象的根源所在。

         那么，怎样才能获得灵魂的救赎呢？宗教显然是可能的路径之一，但宗教是否真的能够走入人的灵魂去呢？我们看到，《隐蔽的脸》中刻画了诸多活佛、喇嘛，在这些人物身上，或许能够找到问题的答案。在遥远的过去，活佛的法力是巨大的，他们降妖伏魔为民除害，弘扬佛法，教化百姓。第一世庞措·白玛活佛就“降伏了一个难驯的妖魔，用哈达穿鼻，将它定化成一块巨石，令它发誓永不与佛法作对，危害众生。那巨大的魔石至今还在嘎陀寺的山沟里。第二年，他奉上师之命到定姆弘扬佛法。他将定崩桑开掘为神山，并在山上建庞措寺弘扬佛法，并以庞措作为名号。鼎盛之时，庞措寺的僧侣达几千人。”[8]那个时代的活佛也是令人敬畏的，当人们传说嘉纳活佛“竟然娶了妻子，并带回寺里公开同居”的时候，嘉纳活佛以他超强的法力证明了自己的清白，维护了佛法的尊严。然而，活佛、喇嘛们尽管法力无边，能够降妖除魔，他们却依然无法去拯救乱世，因为，他们无法祛除人内心的心魔。雅格老喇嘛在无人的夜晚，将那些业力形成的风云都纳入他的视线之内，这时他真正感受到了自己的责任与回天无力的悲哀。

 “有时候，他甚至有些冲动地想更改它们地流向，使村庄里的一切朝着美好方向流淌起来。可是，这一切都是‘天定’——而‘天定’之‘天’即是自己，是自己的作为，是因缘合和造就了今天的气象，每个人都必须为其因与果负责，因此，喇嘛明白自己的想法是荒唐的，只会徒增自己的伤感。同时，它使喇嘛的慈悲之心燃得更旺了，它激励着雅格喇嘛向着利众之路坚定地走下去。”

        如果说这些遥远时代的活佛、喇嘛还是秉持坚定的信仰，心存善念，有着从自觉修炼的自我意识；那么，到了现代社会，活佛和喇嘛们的功力大大衰退了，正如文本中高僧格绒泽仁所说，“末法时代的特征之一是：喇嘛们像浪狗一样四处跑动，”他们身上神圣袈裟的颜色悄然褪去。一些丧失良知的活佛替人超度念经，“只是念完颇瓦经了事罢了”，他们年年往内地跑，化缘、收大款弟子，“所有善款信财都像黑色的毒液，如果你消解不了，将成为自己身上的毒素，徒然增加自己的罪孽罢了。”而有良知的活佛，尽管没有如此的唯利和嗜势，但他们也完全丧失了活佛应有的自信和能力。当庞措·白玛活佛为死者招魂后，他谦逊地说：“我没有文化，你们再请人做做。”在我看来，庞措·白玛活佛的话是值得细细品味的。他所说的“文化”应该是工业社会以来产生的现代文化，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祛魅”是其鲜明的标记。显然，这与活佛的法力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庞措·白玛却因为自己没有文化而自卑，以此作为自己未能完成招魂法事的原因，这显然对自己的宗教信仰缺乏自信，丧失了坚定的信仰，更不要说弘扬佛法中的忘我利他、普渡众生崇高的情怀了。由此看来，这些活佛、喇嘛们并没有给这个乱世带来救赎的希望。

       那么，救赎的希望是否会落到现代文化和外来文明的羽翼上呢？还在强人的时代，人们便对打破藏族村落古朴之气的外来文明表现出抵御，所谓“因为人便聪明了，也变坏了呀！”这与庄子笔下所刻画的那个抱瓮老人如出一辙。当人们告诉老人用桔槔汲水更快更便捷，老人却还是坚持挖通地道，下到井口，用陶瓮灌满井水，再颤巍巍地提上来浇地。他之所以不用便利的人工设备，是因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庄子这种“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的人生观，既是对代表着社会先进生产力的抵触，同时，也将“欲”与“心”联系在一起，认为外部利益的引诱必然导致心智外驰，从而让邪恶乘虚而入。实际上，当相对弱势的民族遭遇先进文明的浸入时，往往会与庄子的心学思想不谋而合，自觉地抵御外来文明。然而，这样抵御又往往是如此的无力，就像阿来在谈到《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少爷时所指出的，“在傻瓜这个人物身上，我就寄予了很多想法。他代表了现代化的冲击所引发的反应。一般来说，面对冲击的正常反应应该是抵抗，对这种抵抗如今在全世界到处都在以各种形式上演。但是傻瓜的表现却很‘反常’。这种‘反常’就好像是在突然加速的火车上，一个正常人会做出一些抵抗性的反应，因为他要通过抵抗重新获得一种平衡，但是反应的结果怎么样呢？你知道这个历史的进程就像是列车加速度一样，首先是重创这些做出抵抗性反应的人，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你的失败。”当“世界向我扑面而来”的时候，或许所有的抵御都是徒劳的。所以，定姆面对一次次现代文化的冲击，混乱的世道和人心并没有获得救赎，愚昧与贪婪依然像野草般滋生蔓延。雅格家族诞下长尾巴的怪胎，似乎隐含着不祥的预言；松茸、木材、虫草、贝母等成为定姆联接外部世界的快速通道，通道里滋生着贪婪的欲望；外地来的商人动员活佛去他们那儿传法，“钱不是问题，你可以用麻袋装钱回来。”钱，成了人们生活的目标，“是人都在说钱”。保护神山神湖，保护野生动物，珍爱所有生命，慈悲之心，所有这些美好的传统正在悄然隐退。

       显然，格绒追美竭力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村庄的百年历史，也是康巴藏地的百年历史。在自由摆脱时空约束的精灵的个体记忆里，他选择性地记住了一些，又刻意地去抹去一些，以此来呈现他对历史的理解。《隐蔽的脸》给我们呈现的晋美的记忆，绝大多数是灰暗、阴郁、痛苦的，让我们看到了潜藏在人性深处的罪恶和暴力，还有苦难。这是对藏地日常生活的真实再现，也是格绒追美对历史、对现实的深刻反思。当然，也并非所有的记忆都是痛苦的，依然还有美好和幸福。

       幸福时期是怎样的呢？家庭舒畅，居人欢畅，牲畜按年月才聚拢一次，由太阳取得火种，牦牛不必穿鼻绳，马匹不必带脚绊，家门不必用狗守护，主上仁慈，臣民恭敬，朋友重情，亲属和睦，男子勇敢，妇女贤明，佛法兴盛。

        尽管这是遥远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记忆，但却是被遮蔽在混乱、欲望之下的希望。这就是“隐蔽的脸”背后的真相。正如格绒追美在文本最后写道的，“如果天空倾斜起来，你没有办法找到一根撑木，将它扳直。如果人心离我这个‘人’走远了，那么，也没有办法找到一根‘撑柱’吧，就像天空自己变回来走向平衡，人心也要靠自己走回来吧。人可以变成魔鬼，也可以变成菩萨呢，那伸手可摘的星辰眨巴眼睛说。蓝色的宇宙像绸缎般舞动起来。我的梦蜕变得幽蓝而飘渺。”佛法认为，一切善恶都源自于人的欲念，而欲的生成源于人执著于感官和肉体捕捉到的外界镜像以及由感官传达的各种意识形成的观念或精神。所以，人心的纯净是回归善的根本，也就是晋美说的“人心也要靠自己走回来”。那么，如何走回来？格绒追美并没有给出答案。但他用诗意的目光引导我们去寻找。其实，寻找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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