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王“钓术”，如何贯穿中国文化的始终？
以竹为竿，以丝为纶，垂以钓饵，这样的钓鱼之术，在中国确是古已有之。《诗》曰：「其钓维何?维鲂及鱮?」显然钓者的最初目的原很单纯，不过渔其小腥，聊供盘餐耳。
这一渔业的改变动机另作他用，大抵是从吕尚(姜太公)开始的。传说这位爷怀抱济世之志而钓于磻溪，使用无饵直钩且离水三尺，号称愿者上钩。
鱼们自然尚不至于傻到非要跃出清波来上攀刀俎，但这一极富表演的钓术，却也终于钓到了周文王。于是成就一番大业，变成周公。
有了此一成功先例，则所谓「渔隐」便成了传统。模仿者众且愈演愈烈，一时仕进无路之辈纷纷转向溪岸河滨，弄得天下水族竟惶惶不安；老实的渔民亦将歇业矣。此中自然有真正尘心褪尽的高士，洞鉴世相而逃名江湖，于是这些「无名英雄」成了文化传统中的智慧化身。
如《庄子•渔父》和《楚词•渔父》中的「渔父」，皆一番高论诘驳，把孔子和屈原说得哑口无言，然后歌唱着掉舟而去，消失于烟波芦丛中。
然而此后的无数渔翁钓叟，则往往意不在鱼而另存深心。韩信垂钓于淮，钓到了漂母的饭食和日后的功名；严子陵钓于富春江，不奉帝召，抛了功名钓了浮名。这都是何等的美事！
所以骆宾王说：「夫垂竿而为事者，太公之遗术也。夫如是者，将以钓川耶?将以钓国耶?」
因是早在先秦，「钓」这一纯粹因鱼而造的动词，便有了其他搭配对象物件。《韩非子》曰：「饰非诈谋，以钓利于秦。」《管子》认为：「钓名之人，无贤士焉。」
世上多了如许钓名钓利之徒，应该说是鱼的幸事，于人，则又何敢言幸。
钓有术，隐亦有术，钓术寓于隐术之中。世多以钓为隐者，而实乃以隐为钓，惟其所钓非鱼焉。
可笑的是古代皇帝往往自比文王，也常希望找到新一代姜太公前来辅佐，于是往往迷信渊泽之畔必有灵蛇，蓑笠之间乃多奇士，遂访而求焉。于是这便弄出功名捷径在烟波之上去求的闹局，一时呆子也寄梦于「钓尽江波，金鳞始遇」的幻想。
其结果是翻开一部文学史，诗则多好言钓言渔，人则惯称钓客渔叟，仿佛一部渔业志般。
当然，这些扬言渔樵的文人，并非真要转行，多数乃发牢骚而已。也有部分人果然去「钓」过一时，什么也没钓着，便记下山水之乐，算是钓到了一份人生清闲，也差堪自慰了。
綦毋潜说：「生事且弥漫，愿为持竿叟。」这是表达一种无可奈何的愿望；倘「生事」很好，则竿是不必持的。
李白说：「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这是典型的心不在焉，志在庙堂。
不过李白倒很老实，一向不以钓鱼自命。据《侯鲭录》载：「李白开元中谒宰相，封一板，上题曰『海上钓鰲客李白』。又谓以虹霓为丝，明月为钩，以天下无义气丈夫为饵。」这倒是豪气干云的钓客，不过终究失志，只好说：「未夸观涛作，空郁钓鰲心。」
至于许浑的「帝乡明日到，犹自梦渔樵」，那则是十足的假惺惺；跟袁世凯下野后的自号钓叟一样在玩清高。
钓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生命状态，甚至也是一种精神境界。有目的时，钓的姿态表示一种守望和涉猎；无目的时，它意味着一种消磨和享受；也暗示着孤独、虚静和颓废。高适诗谓「心无所营守钓矶」，柳宗元的「独钓寒江雪」，皆此之谓也。
于是，这样的钓，渐渐就通了禅意；在流逝的水和岁月中悟透了生命的玄机。因而连不食荤腥的禅和子们也乐得一钓，或以钓设譬从中开悟。
端静禅师自称「本是潇湘一钓客，自东自西自南北」，表示身无挂碍，任意东西。德诚和尚诗云：「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未钓到鱼而钓到一船明月，正所谓种豆得瓜，随缘遇合，一样可喜。似乎只有这样的钓，才真正得到了「渔父」的真谛。
一方面是广大的士子在钓君王，钓功名利禄；而实际上，另一方面则是君王在钓读书人，钓天下英雄。诚如人之钓鱼，鱼也正在钓人，二者各有所乐，谁上了钩却是两不分明的。
《孔丛子•公仪》说：「为君操竿下钓，以荡守节之士也。」正说尽了天下君王的良苦用心。倘才士皆视名利如粪土，守节不出，则天下以谁为臣。
这一思想传到明代，则公然可以订入律令，谓之不事君王罪。朱元璋认为：「今之所以获钓者，君恩也。」意即要不是老子浴血打下太平江山，你们上哪去安坐钓鱼台？故而他说：「朕观当时之罪人，大者莫过于严光周党之徒。」
渔隐与垂钓，不仅仅是一种传统文学和艺术的主题，其背后隐藏的是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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