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我们这个民族最缺失什么？

▲作家刘震云在北大国发院2017届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混淆一些词汇，例如，把固执当作坚持，将抄袭说成借鉴，把迷信当作信仰，将放纵标榜为自由......其中，有一组词，混淆最严重，争议最大，它就是聪明与智慧。

聪明是否等于智慧？我们见过很多天资聪明的孩子误入歧途。我们也看到，最聪明的知识精英群体，恰恰是历史上绝大多数人祸的始作俑者。

我们还看到，现代文明（市场经济、有限政府）的诞生地，不是聪明人遍地的国家，而是那些貌似愚蠢的国家。

在作家刘震云看来，聪明与智慧真正的分野是，是否肯下笨功夫。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是敢于担当、甘做“笨人”的人。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缺聪明人，缺的恰恰是笨人、笨方法。以下摘录自2017年7月1日，刘震云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致毕业生的演讲。

▲北大求学时期的刘震云

▌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分子？

北大是什么人？一代一代的北大人认为，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产生地。不但北大人这么认为，全世界的人也这么认为。这里产生了严复、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和鲁迅。蔡先生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些人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高矮胖瘦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是民族的先驱者。

什么是先驱者？当几万万同胞生活在当下时，他们在思考民族的未来。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不切实际的理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黑暗中没有火炬，我只有燃烧了我自己，我以我血荐轩辕。哪怕他们知道几万万同胞会蘸着他的血来吃馒头。这就牵涉到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性。

为什么人类需要知识分子？他除了要考虑这个民族的过去、当下，最重要的是未来。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眼睛应该像一盏探照灯，更多的知识分子像更多的探照灯聚焦一样，照亮我们民族的未来。如果这些探照灯全部都熄灭了，这个民族的前方是黑暗的。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这个民族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我们的校徽是鲁迅先生设计的。鲁迅先生的作品读来读去，我读出了三个人。

一个是我们的父亲阿Q。阿Q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最大的特点是没老婆，出门就挨打。出门挨打不叫受欺负，但是你的智商被欺负了而不自知，你又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跟着这个父亲受欺负就叫受欺负了。

另外他塑造了一个我们母亲的形象，祥林嫂。她最大的特点是没丈夫，有一个孩子也被狼吃了。她一辈子最大的工作是要把这个悲剧讲成喜剧。

另外鲁迅先生还塑造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孔乙己。他最大特点是腿被打断了。如果知识分子的腿被打坏了，他看的远处比平常人还要矮近，那这个民族就会出现像孙中山先生所讲的那种情况。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应该是我们北大人捍卫这个民族、这个民族生命的所在。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母校是谁，我们的老师是谁。

▲作家刘震云面对近千名毕业生演讲

▌我们这个民族最缺失什么？

大家毕业以后是从一所大学到达了另一所大学，从一本书到另外一本书。大家最需要知道的是这个民族最缺失什么。

这个民族不缺人，不缺钱。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最有钱。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最欺负人的。如果14个人有10块钱，另外2个人有9块钱，用我们国发院现代金融学的理论来衡量，到底谁有钱？

我们的马路头一年修，第二年要拉开看一看；我们的大桥，寿命不会超过30年；一下雨，我们的城市就淹了。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缺远见。远见，对于这个民族，如大旱之望云霓，如雾霾之望大风。

大家在另外一个大学起步时，有两句话千万不要信：一是，世界上的事是不可以投机的，千万别信，世界上的事是可以投机的。另外一句话，世界上是没有近路可走的，这句话我也不同意。投机分子走近路成功的人在人中起码占80%。

但主要的区别是，他们得到的利益只是针对他们自己。你做的这些事情是只对自己有利还是你促进了这些事情的发展。这个民族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最缺的就是笨人。

▲日本东京的地下排水系统犹如宫殿一样宏伟

▌真正的聪明人，都在下笨功夫

我在北大有很多特别好的导师，我在另外一个学校也有两个特别好的导师。

一个是我的外祖母，她是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不识字，她和上个世纪同龄，1900年出生，1995年去世，活了95年。她在方圆几十里是一个明星，如果演电影她就是安吉莉娜·朱莉，如果踢足球她就是梅西，如果打篮球她就是杜兰特，如果跑步就是博尔特。但她一辈子给地主打长工。

她个子只有一米五六，但是我们黄河边三里路长的麦趟子，每次割麦子时她都是头把镰。头把镰是什么？就是第一提琴手。当她把麦子从这头割到那头的时候，一米七八的大汉才割在地头中间。

她晚年的时候，我跟她有个炉边谈话。我说，你为什么割得比别人快？她说，我割得不比任何人快，只是割麦子我一哈下腰，就从来不直腰；因为你直一次腰你就会直十次、二十次；我无非是在别人直腰的工夫我割得比别人快一点。

接着她跟我语重心长地说了句话：我是个笨人啊。这是一个伟大明星的教诲。

我有个舅舅，是个木匠，小时候得过天花，脸上有麻子，大家叫他刘麻子。刘麻子做的箱子柜在周围四十里卖得最好。渐渐周边就没有木匠了。所有木匠都说刘麻子这个人特别毒，所有顾客都说他做的箱子柜特别好。

他晚年时我跟他有个炉边谈话，我说：舅舅，你的同行说你毒，你的顾客说你好，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说别人说你毒，和说你好，并不能使你成为好木匠；我能成为好木匠，是因为别人打一个箱子花三天时间，我花六天时间；你只花六天时间也不是好木匠，我与别的木匠的区别是，我打心眼里喜欢做木匠，我特别喜欢做木匠活刨出的刨子花的味道；你只是喜欢做木匠活，你也当不好，我当木匠会有恍忽的时候，比如我看到一棵树，如果是松木、柏木、楠木，哪家的闺女出嫁的时候打个箱子柜该多好；如果是棵杨树，杨树是最不成材的，只能打个小板凳。

他已经达到了“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境界。他虽然不是北大哲学系的，但已经达到了哲学系毕业的水平。

有时候，我开车路过我们民族的马路，马路两边基本上全是杨树，因为杨树长得快。但你去像欧洲、北美那些发达国家，路两旁全是松树、椴树、楠树、橡树、白蜡。树的质量对比能代表一个民族的心态。

所以我送在座的师妹师弟两句话：种树要种松树，做人要做刘麻子；举起你们手里的探照灯，照亮我外祖母没工夫直腰的麦田。

刘震云说：“我是我们村最不幽默的人。”

“刘氏幽默”已是中国文坛的一个标签，在这幽默的背后还有发人深省的思辨。

他被王朔称为“绝无仅有的反映小市民真实生活”。读他的小说，如同听一个高水平的人在唠嗑。能把中国人几千年来的过日子，用最鸡毛蒜皮的事儿，讲得通透无比。

他对中国人的人性有着深刻洞察力，就如《一地鸡毛》的房子、票子、妻子、孩子、职场、官场的是是非非中，每个人似乎都能看到身边影子，看到那些曾经的人生困惑、扎心真相。

有人喜欢刘震云的幽默，称他是“被写作耽误的喜剧人”。但他说“我是我们村最不幽默的人”，“我不幽默，真正幽默的是生活”：

·《温故一九四二》——幽默的严肃悲剧：当年逃荒路上，老李饿死前，没有责怪世界，也没有责怪其他。老李想起好朋友老张，3天前饿死了。他觉得自己比老张多活3天，值了。

·《我不是潘金莲》——用荒诞解说荒诞现实：普通妇女李雪莲，为纠正一句话，从镇里到县里、市里、省里……打了十年交道，没有纠正过来，李雪莲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不是潘金莲。

·《一句顶一万句》——中国人行为大赏：每一句都是戏，一句话后面憋着一万句别的话。嘴里说的是东，心里想的是西。还有各种官场关系……忽然发现，中国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

以至看他的故事，总是既舒适又难受，舒坦的是文字，难受的是他描写的太真实了。

王朔：刘震云是当代小说家里对我真正能构成威胁的人。

张旭东：把活人写活了，把死人也写活了，写到神和鬼，动物也开口说话了。

冯小刚：看似云淡风轻，实则刀光剑影；一切不露声色，于无形中势不可挡。自从有了刘老师，我们都进入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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