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一步到位，把处在不同发展程度上的所有人群，一下子拉到同一发展水平上，只能是一种幻想。想要缩小并消除这种种差距，唯一能够指望的，就是在逐步完善社会治理环境的条件下，耐心期待时间的效用。——杨奎松我小学三四年级以后，父亲就给我灌输上清华，学工科的好处。而小学音乐老师那时候也看上了我，认为我有唱歌的条件，因此定期给我辅导，让我参加合唱队，包括演节目，鼓励我将来报考广播学院附中。可是我刚上到五年级不久，就成了“失学儿童”。以后跟着父亲去了“五七”干校，多少个月起早贪黑把连队的羊群赶到十几公里以外的水库滩地上去放牧。一年以后回北京分配进了工厂，从学徒当到学徒的师傅。一直到因为写“黑诗”被抓进北京看 守所，我想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以后会去研究什么学问。1977年，有了高考的机会，当时家里商量的也是将来要跟着父亲向经济学方面去发展。只是由于当时第一次恢复高考，高校还没有经济学专业的设置，因此头两个志愿报的是政治经济学，是为正打。想不到头两个都没录取，最后歪着到第三志愿：历史。所谓歪着，则是说我被录取的其实还不是历史，而是党史专业。这个专业当时——今天恐怕也一样——并不是史学的一个门类，它完全是一个“四不像”：既非史学，也非政治学，被划在所谓政治理论专业，毕业时学位证书上却写的是“法学”学士。影响我走上史学研究之路的原因很多，第一个原因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授课中，还是有历史课的设置，那个时候给我们上课的还有个别资深的老教授，如郑昌淦先生等。他们对我都有影响。第二个我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对这一专业的学习，使我对许多历史问题发生了兴趣，同时当时条件下大量不顾史实的宣教，也刺激了我想要从事相关历史研究的意向。因此，大学毕业后我没有再去读学位，而是找关系进了教研室做杂志的编辑。我正是在那里，开始了我的史学研究之路。像我这样不做古代史和文化史研究的人回答起来恐怕很不专业。但是，这又是我们这些正在做建国史研究的学者人人都应该也必须要面对和研究的一个重大历史问题。至于说到个人，我相信，我们每个生活在这种已经变化了的社会文化空间里的中国人，都无法不受到这种传统断裂的冲击和影响。而旧的传统一旦丧失，新的观念习俗就会渗入到人们的血液之中，怕是没有什么课能够补得回来的。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任何一种所谓传统文化，指的其实主要是溶化在亿万国人血液中的观念、礼俗和行为举止等种种习惯性的社会生活观念和社会生活方式，它的延续多半是通过按照这些传统方式生活的家庭和由无数这种家庭所构成的社会环境的习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的。一旦旧的传统方式被外力强行中断，或破坏，就一定会被其他非传统的新的观念、礼俗和行为方式所取代。当人们逐渐接受和习惯了这些新的观念、礼俗和行为方式以后，你想通过改变某些书本的内容，或像于丹那样按照她的理解水平去给老百姓灌输一些经过她演绎的古代典籍中的思想观念，去恢复国人久违了的传统，实无异于痴人说梦。传统何以会断裂？说起来也很简单。因为那些在今天人们看来的繁文缛节，说到底都是富裕人家才会去讲究的东西，穷人家多半是没条件去学的。孔子所谓“仓廪足而知礼节”；孟子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过去的富裕人家及其文化人不再主导这个社会，甚至成为被压制的对象了，依附在他们身上的传统文化自然也就连同他们的阶级出身一起，被当成脏水一道泼掉了。有人问我研究历史的乐趣的是什么，我说最初的乐趣是“破案”。历史研究有点像刑警破案，通过种种蛛丝马迹，深入发掘拓展，找到更多的线索，运用逻辑分析和推理，把所有能够掌握到的历史碎片串联拼合起来，最后组成一张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图，弄清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发生的经过情形如何以及原因何在等等，从而揭示一个过去不为人所知或被人误读的历史秘密。我刚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时，每完成一篇论文，就都会有这样一种成功“破案”的满足感。
但是，随着自己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大，思考的问题越来越多，和读者、学生之间的交流越来越直接，我就越发感到仅仅满足于这样一种职业的兴趣是远远不够的。我经常和同学们讲“问题意识”的重要性，经常提醒年轻的历史研究者要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的精神，就是基于我自身和当今史学研究的某种危机感出发的。我们还在1990年代初就已经清楚地发现，现今的历史研究由于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的介入，变得越来越重视微观，重视下层。许多学生，甚至是学者的研究题目，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研究出来以后对这个社会有什么用处。我们那个时候做过粗略的统计，不要说大量地方杂志上发表的史学论文，仅以北京当时最好的《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上发表的论文来说，其中许多文章发表后，除了作者自己用来评职称需要和极少数几个因为要写相关论文的学生会去读一下以外，就成了废纸一堆。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又有多少历史问题，或在实际上是必须要通过历史研究来解答的问题，需要有人去研究啊！为什么我们的学者不能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把他们的聪明才智，针对我们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和不断涌现出来的各种各样人们关心的问题，去做出比较深入和比较专业的解释来呢？我的观点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我们每个人的时间也都是有限的，如果我们确实是历史研究者的话，我们有什么必要把时间浪费在那些对我们深入了解我们的历史，认识我们的今天，帮助我们的后人更好地把握未来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呢？而我今天研究历史的最大的乐趣，就是我的每篇文章或每本书，都有相当多的读者，而绝大多数读者都能够因为读了我的文章和书而对历史或现实有所反思和警悟。1980年到1990年的我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那10年是我步入史学研究的开始，那些年可以说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查阅搜集各种文献史料上面，当时还没有用电脑，全部都用手抄卡片。教研室所藏资料，除了建国以后的部分以外，绝大部分都找来读过，光是各种资料卡片，就做了万张以上。那个时候也没有科研经费一说，我们编资料集完全是自费，按照全国期刊篇目索引，全国各地所有藏有相关资料的图书馆，无论大小，几乎都跑遍了。因为没钱，全部都是坐硬座，有时还得站着。那个时候刚刚通过《档案法》，中央档案馆也一度不得不对外开放，因此我给校领导打了报告，经过批准后，有空儿就坐上公共汽车往中央档案馆跑，一连跑了几年时间。所有这些基础的资料工作在下一个10年，即1990年代都见了成效。那10年，我从1991年开始，接连出版了6部专著。
记忆中的1980年代，是一个充满了变化的10年。记得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历史大讨论，什么意见都有，包括在起草新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初期，许多讲法都十分大胆。中央档案馆那时的开放，也是这种力推的结果。但严格说来，当时的建国史研究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还较深。尤其是在新的决议发表之后，许多已经开始的讨论受到了新的限制。而另一个方面，即对中国国民党的研究，在那个年代却出现了一个高潮。随着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开放，中国国民党史研究顿时成为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许多过去做革命史研究的学者转去做国民党史研究，一时成绩斐然。只可惜，1990年代初期，风向再转，有人鼓吹“人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说什么前苏联就是修史不善以致灭亡。此说一时甚嚣尘上，影响到档案开放全面倒退，就连国民党的档案也连带挨批。有人认为80年代有过革命史热。严格说来，那并不是，而是政治家、名人的故事热。这也是传记文学作品大量出现的一个原因。对于口述史的重视，中国史学界是直到1990年代末才逐渐开始的，而叶永烈、权延赤他们在这方面明显地走在了前面。因为重视口述史，他们的作品中就有很多在文献史料当中看不到的活生生的历史细节，包括人物性格、言谈举止，甚至有一些重要情节内幕的具体描写，这便于他们编故事。但即使像我这样专业的研究者，也会买一些他们的书来读，以便借助他们披露的口述材料和我们从文献史料分析中所得出的认识来进行对照比较。但是，他们毕竟不是历史研究者，更缺乏应有的批判意识，因而他们写政治家的故事，只是着眼于歌功颂德，对历史人物以及历史进程的把握，通常只是依赖于相关史书梳理的脉络和逻辑人云亦云。前人研究的不足和偏颇，自然也就会体现在他们的书里。任何研究都需要较高的悟性和想象力，历史研究也不例外。我前面说过，历史研究很像警察破案，要通过大量蛛丝马迹和历史碎片来重建历史的图像。悟性高的学者能够举一反三，把大量常识性的知识与书中得来的各种信息运用于有逻辑的联想，从而容易寻找出各种珠丝马迹与历史碎片相互之间的联系，编织起证据链接逻辑严密的历史图画。他甚至还会触类旁通，由此及彼地发现其他更多更大的历史问题，做出既微观又宏大、既历史又现实的历史研究课题。缺乏悟性和想象力的学者，在这方面的表现就会差得很多。他们的研究题目往往过于偏狭，文意晦涩难懂，即使能做出一些应时的题目，其成果也通常缺少应有的张力和对读者思想的冲击力。
中国社会许多制度上的和人文环境方面的痼疾，其实上千年来并无多少改变。即使改革开放前后相比，好像变化剧烈，但影响左右我们生活乃至命运的许多东西也依旧在那里起作用，未必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知道，过去所发生过的许多情况，今后就一定不会再发生了呢？如果我们的某些决策者不了解群众性政治运动的种种内幕及其严重危害性，而是一味地相信我们今天众多教科书和相关著作异口同声地高度评价的运动的伟大意义，谁能保证他们有朝一日逼不得已不会再来这样一场运动呢？对于今天中国的现代史研究者而言，绝不能简单地满足于重现或重构过去本身。不难了解，过去从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到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没有什么不是历史，没有什么不可以去重现。问题是，我们花费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去重现它们中的这一点或那一点的意义何在？还是那句话，如果要让自己的生命，包括自己花费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有其实际的意义的话，除了要考虑个人的职称评定以外，还是应该尽可能让自己研究的动机更多些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对于我们今天这个始终反反复复在艰难前进之中的社会来说，我们历史学家尤其应当对创建一个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权利与自由、注重人性和人道的文明的人文社会环境，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为此，我们需要做的历史重现和历史解释，以便激发更多人反思和警醒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只靠几个人是远远不够的。要知道，多一个人明白“天赋人权”和“人人生而平等”的道理，多一个人明白“必要的恶”的逻辑之可怕，就多一份建构中国未来文明社会的力量，中国就会多一分和谐与发展的希望。
杨奎松老师在八十年代利用档案短暂开放的时机，在中央档案馆枯坐冷板凳多年，收集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良知，重写被迷雾扭曲的中国现代史，最终他完成了这套《革命四书》。这套书问世后，很快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史无法绕开的重要著作。书中的历史事实，颠覆认知又合情合理，让今天的我们恍然大悟，又深感叹息。杨天石：“这是四本讲真话的书，没有假话，没有废话，没有套话，揭开了许多历史真相。杨奎松收集到的资料，让长期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都惊叹。读他的书，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我们看不到的资料，许多历史事实我们也闻所未闻。”陈永发：“《革命四书》是一套能直面中国革命逻辑的佳作。杨奎松是这一领域内最有成就的学者。”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堪称“断货王”。书店有记录：有位书友已陆续买了20套送朋友。 杨奎松《革命四书》（精装典藏版）在装帧设计上，选用最好的材料和制作工艺，质感布面书脊，烫银字体，呈现特有光泽，内文纸张是特为本书研制的75克纯纸，阅读与珍藏皆宜。更难得的是，尽管杨奎松老师远在泰国，身隔万里，但感念书友们的深情厚谊，特别联合先知书店，经过来回跨国寄送与运输，奉上亲笔签名版《革命四书》。数量有限，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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