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悲哀就在于错误定义了聪明

英国Richard Lynn教授在其专著《种族智力的差异：一种进化分析》里披露，东亚人是现代智人中智商最高的群体。

《人民日报》还因此刊登过这样一篇文章：《英国学者研究得出：中国人的智商全世界最高》。

实验报告称：东亚人（包括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平均智商，平均值为105。而之后排位是欧洲人（100），爱斯基摩人（91），撒哈拉非洲人（67）。而人种智商最低地区是南非沙漠高原的丛林人和刚果雨林地区的俾格米人，平均智商为54。

这个研究成果极大地呼应了国人对于自身族群的自信：一直以来世界评价中国人是聪明的，中国人果然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群。

但是这样聪明的民族，为什么没有诞生现代科技文明，导致现在有些国人只能拿毕业服装照说事，特别是当下炎热的酷暑，但不敢硬气地说我不用别人发明的空调，更不用别人发明的互联网、手机、冰箱、汽车、照相机……

更不会有人因病进入医院，面对医生开出的CT、核磁共振、彩超等检查单，硬气地说，这所有检测设备都是进口的，自己拒绝使用。

中国人真的聪明吗？

首先要明确，智商不等于聪明。智商只是一种心理学上的量化指标。而聪明的内涵就复杂多了。

一个人察言观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甚至巧言令色，见风使舵，投机取巧，内心没有一点真诚，这明明是人格的缺陷，但在这块土地上，常常被很多人冠以聪明。

一个人面对公平被践踏，正义被羞辱，面对弱者遭受不公，不是挺身而出，而是明哲保身，甚至助纣为虐，分一杯羹，得到个人的好处，再看看那些为伸张公平正义而自找麻烦自寻苦头狼狈不堪的人，顿时觉得岁月静好，自己真的好聪明。

遇到问题或争端，不是诉诸法律和规则，而总是找法律的漏洞，钻规则的空子，不是相信法律制度，而是相信权力决定一切，权力面前一切可以另外，善于托关系找门路，叫做大大的聪明。

面对指鹿为马、颠倒黑白，面对众人皆知的错误，当像《皇帝的新装》的小孩喊出真相时，觉得这孩子好蠢，竟然把坚持真理捍卫真相叫愚蠢，把丧失勇气的懦弱叫做聪明。

在中国，有一本几乎人人要学的聪明书，叫做《三十六计》，这用在军事上无可厚非，但用在做人上就是把人心的诡诈和阴暗推向极致了。什么趁火打劫、笑里藏刀、浑水摸鱼、借刀杀人、甚至把女人当工具的美人计……仅仅看这些计谋的名字，就让人胆颤心惊。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讲究诚信的土地上，对这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权谋之术人人避之不及，学这些太容易让人心变坏，但遗憾的是有多国人趋之若鹜，好像学了就会聪明。

看看中国的近代史吧，学好了36计的国人，只看到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在别人的坚船利炮面前，所有的妙计都显得黔驴技穷，眼睁睁看着国家滑向积贫积弱的深渊。

写这篇文章的契机，是因为想写曾国藩对聪明的颠覆。

曾国藩天资平平，小时候求学，从来不是那种特别聪明的学生，光是考秀才就考了七次，这一点让有神童之称一辈子功名止于举人的左宗棠面对曾国藩很不服气。

但为什么俩人放在一起，从来就是曾左而不是左曾？

国人有一个强烈的思维误区，把机智反应快记性好联想力强叫聪明，而就从聪明的非社会性因素讲，这种聪明只是智商高。

只有能够琢磨事悟出道理看到规律，能够总结得失发现问题并不断改进，这才是聪明，而这恰恰是曾国藩的强项。

否则，如果曾国藩都不聪明，怎么能够成为晚清湘军领袖？

看曾国藩带领的湘军，让一个普通士兵的工资相当一个县令的工资，小农出身的他绝不小气。

看太平天国还没有成功内部就相互猜忌内讧不断，而曾国藩能培养并信任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格局很大。

曾国藩最讨厌虚伪狡诈，带兵打仗接人待物讲究“诚”字，乃至他率领湘军与太平天国打仗，挖硬寨打硬仗，没有任何类似三国演义里孔明叠出的妙计，但最终取得胜利。

一个民族的悲哀就在于错误地定义了“聪明”。把偷奸耍滑叫聪明，把巧言令色叫聪明，把弄虚作假叫聪明，把投机取巧叫聪明，把见风使舵叫聪明，把勾心斗角叫聪明，把尔虞我诈叫聪明……

这种聪明观，导致一个民族的才智不是用在对真理的探索科学的追求上，而是用在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伤害和无尽内耗上，这种聪明观极大地阻碍了国家的进步，破坏了正常的人际关系。

当一个国家的聪明用在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时，当每一个个体的聪明不是用来对付人而是对付事的时候，这个世界智商最高的族群才是世界最聪明的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