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我比黄仁宇看得透。”
从血酬定律、元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到更早前的潜规则,过去几年,吴思借用、“杜撰”了一系列民间词汇,称呼那些他游历过的但未曾被正式命名的历史景观、人间对局。
他创造了中国历史崭新的通读方式,对因果的冰冷揭示取代了对史料的温情叹谓。因对笔下世界深情、专注而来的自信,画完“弯腰下跪”后,吴思说:“我比黄仁宇看得透。”
吴思确信,对于启蒙中的中国人而言,最具人文关怀的事,便是解释清楚现象,说清楚现象背后的规则,这是我们传统文化里最缺失的一课。
潜规则是他杜撰出来的一个词。他还想过别的词,比如灰色规则、内部章程、非正式制度等,总觉得不如前者贴切。这个杜撰并非凭空捏造,而是来源于真实生活。
在《中国农村报》做记者时,一封读者来信说,开封地区农业部门领导者大量批条子,把按计划分配的平价化肥批给自己的私人关系,私人关系再转手,牟取暴利。
其实,这是后来司空见惯的“双轨制牟利”和“权力寻租”:政府压低价格,制造出一大块利益,这利益本属于民众,但被人运用权力把它拿走了。当时他大学毕业不久,见到此等丑事立即亢奋,急不可耐邀了两位同事下去调查。
那些“条子”保存完好,像机关单位里的公文档案,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担心。外面视之为丑恶交易,内部人却安之若素,视为当然。采访结束时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种种冠冕堂皇的明文后面,实际上存在着不成文却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
这次调查所得和阅读《万历十五年》时的体会,有了某种契合。该书他读过不下5遍。1986年初读时,只觉得好,说到了要害,而要害究竟何在,他却理不清。
找到“潜规则”这一观察角度,读史时开始留心那些不明说的规矩,即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实际上支配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有了这段积累,再看《万历十五年》,便发现黄仁宇绕来绕去一直想说明白的,正是这“潜规则”。
黄仁宇清楚,明代社会绝不是按照公开宣称的正式规范运行,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体只是说说而已,于是他努力描绘真实情景。但到底按照什么规则运行,他却没能点透,更没有分析追究其形成机制。
黄仁宇确实抓住了要害,却没能把这个要害揪到亮处。
“把水烧到九十多度,但差一把火,没到沸点。黄仁宇像一个故事高手,合情合理地讲出一个个令人吃惊的结局。海瑞一身正气、刻板教条,结果失败了;张居正算计深远、布置精巧、聪明过人、不择手段,最后也失败了,都是被人告倒的。按圣贤教导办事的倒了,不按圣贤教导办事的也倒了,这到底是为什么?是偶然还是必然?是特例还是通则?”
余味撩人。他不愿意放下这模糊和不足,便把它们单独拎出来讨论,并且给这类可以总结出模式的现象起了名字。
上世纪90年代,腐败成风。有个问题一直困扰他:明朝朱元璋反腐力度大,动辄杀头,杀人如麻,把皮剥了填上草,挂在大堂,警示贪官,为何腐败仍一塌糊涂,到后来惨不忍睹垮台了?他隐约感觉可以用内部章程或潜规则解释。
揪着朱元璋时期的明朝仔细看了个究竟,潜规则渐渐清晰了,觉得可以写一篇文章。他跟人家瞎侃,说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人家一听,你写出来吧。他写了第一篇《当贪官的理由》,意犹未尽,又写了五六篇。那时他对历史读得深入,量越来越大,就进去了,欲罢不能,越来越往里看。
在描述了造就潜规则的力量后,他继续追究隐藏在各种规则深处的规则,终于,他看到了决定规则的规则。让他感觉到心脏收缩的,正是“元规则”这个词。它一跳出来,他就感觉被击中了要害。
所谓血酬,即流血拼命得来的酬报。元规则的概念提出更晚,也更深入:所有规则的建立,说到底都遵循一个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它非常残酷,又的确是真相。
一针刺出,心脏收紧,先前的那些描述,就只能算是窥见了猎豹身上的斑斑点点,功力不足又急躁冒进。几年前拼凑出来的《中国通史的一种读法》只能算是临时性的草图,少了论证,多的是文艺性猜想,随着对元规则的了解,草图全面更新。
他逐渐养成习惯,对各种历史动机和因果做极其清晰的计算,包括物质和精神力量。他认为算明白之后,才能看清蒙蔽,看清什么说法成立,什么说法不成立。“等这些看清楚了,你再看历史,你会发现,你跟前的历史都跟庖丁解牛似的,目无完牛,全是关节,一刀下去,哗啦就开。”
吴思先生
他看历史上的那些清官、贪吏,不是简单的颂扬和鞭挞,他知道背后的关节在哪里,一刀下去,便多了些理解。
“经历了那些磕磕绊绊、头破血流,在废墟中建立新的理解和框架,我就觉得扎扎实实,全都是在血肉中碰出来的。我刨一下就是一个坑,我可能算错三五镐,但你要说我多数错了,不可能,你算不过我。这符合中国老百姓的实际算法。”
“潜规则”、“元规则”出来后,批评接踵而来:贪官污吏身上的脏水、污浊全被吴思的“潜规则”清洗了,见不得人的事有了自我安慰的借口,瞧,都是“潜规则”、“元规则”啊。
“这一批评我认了,同一个东西,就看你怎么用了,但是还应该算算账。一方面,官场上有人拿来干坏事,另一方面,老百姓看清了真相,不会再被假象迷惑了。收支相抵,到底是正数还是负数呢?我觉得是正数。官场上那些勾当,你不说他也懂,早就无师自通了,就好像争夺猴王时心里的计算一样,很少有人能说明白,但是猴子都会算。老百姓则不然,他们离得远,官府显得莫测高深,你不说,他们就被蒙在鼓里,需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明白过来。”
来源 | 本文选摘自:南方人物周刊;作者:尼克、陈晓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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