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家史蒂芬·平克说：“如果一个人的大脑里没有一个概念的话，就不可能理解相关事物，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中空缺某个概念的话，那么整个民族就倾向于不去思考相关现象。”可见，人类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概念，来把握纷繁复杂的世界的。然而，比缺失概念更严重的，是对概念的混淆和误解。无论是生活、商业和政治，混淆概念，都会出大问题。比如，“文明”与“文化”。这两个词，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用，但事实上，即便是专家学者，也很少能把两者的关系讲清楚。然而，混淆、误解这两个司空见惯的概念——“后果很严重”。长期以来，我们在使用“文明”“文化”两个概念的时候，总是冠以一些前缀，比如“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世界文明”“民族文化”等等。从表象来看，“文明与文化”似乎没什么区别，冠以什么样的前缀，不过是约定俗成的搭配习惯而已。然而，透过著名学者何怀宏的新书《文明的两端》一书，我们却发现，二者在本质上完全不同。我们通过书中对“商周之变”的剖析，便可以很清晰地区分“文明”与“文化”的根本分野。我们熟悉的商朝，是由“商人”这个族群建立的——“商人”不是指做生意的人，而是指商族。在他们的观念中，只有“商人”才是“人”，他们自认为“天命降于商人”，为了让上天能够永远地保佑自己，商人会经常进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祭祀当中会大量用到活人做祭品。而献祭的这些活人，来自对外战争中所俘获的其他族群的人。可见，“商文化”，只能被“商族”所接受，对于其他族群，意味着灭顶之灾。它不具备“普遍性”，是一种强烈的“特殊性”。其中，周人是最主要的一支抵抗力量。在抗争的过程中，周人提出一个全新的观念，那就是“天命降于周王”，完全不同于商族的“天命降于商人”。乍看，这似乎把天命的载体变得狭隘了，但实际上，是把它变得普世了。因为，“天命降于周王”意味着周王便是天下的共主，他不仅仅要为周人主持正义，而是要为全天下人主持正义，这是一种真正的普世主义观念。只有这样，才能动员所有族群推翻商朝的统治，甚至商朝的军队也因此临阵倒戈，如此，周王室的大业才能成功。正是在“商周之变”之后，“中华文明”“中国”等概念，才算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在这一“天命降于周王”的“天命观”指引下，“中国”一词意味着“天下的中央”，也就是全世界的中心，而“中华文明”指的是全天下人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由此，抛开具象的历史，我们便可以对“文明”做一个精确的定义。文明，是一种能被人广泛接受的普遍秩序，天然具有可拓展性。文明的“正当性”，在于对一种理想，一种价值的追求与认同。文明的“普遍性”，在于它并非局限于某一族群的小传统，而是根植于全人类的大传统。普遍性与特殊性，如此定义文明与文化，或许过于抽象，如果举例来说，那就是——知道100种酷刑的方法，叫文化，而知道不能使用酷刑，叫文明。文化，是历史性的，是对生存结构的特定表达，任何文化都会构成了一个自洽的封闭结构系统。这个系统能带给共同体想象中的安全感，因此，与文明有所不同的是，文化是历史的结果，天然具有特殊性、遮蔽性，以及对抗性。何怀宏老师在《文明的两端》一书中，对“文化”的特殊性与“文明”的普遍性的关系，做了通透的解读——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一个从早期的“同”，到轴心时代之后的“异”，再到现代的趋“同”，即一个“同——异——同”的过程。“同”即普遍性，“异”即特殊性。20世纪以来的价值趋同现象，并不仅限于中国，而是在世界各地发生。在此之前，中国自成一体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与自身的地理环境大有关系，在大航海时代之前，西面高原、东面南面是大海的地理环境天然地让中国处于半封闭状态，这促成了中国文化的“异”。19世纪时，中国被强行拖入现代文明大潮，立即面临着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由于现代文明是一种无限扩张的、无比强大的秩序，传统社会在它面前不堪一击，如果固守中国传统文化，不作出任何变革，那就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文化”与“文明”的第一层关系，就是文化不能以特殊性为由，拒绝文明。换句话说，特殊性不能对抗普遍性。真正富有生命力的文化，是要拥抱人类已经抵达的文明地基——尤其是思想、精神和制度文明，从而消解遮蔽效应，拓展未来的生存道路。何怀宏指出，中国人的价值观中，本就有一些制约人的全面幸福和经济发展的因素。比如，不甚重视自由，诚信水平不高，不够勇敢，太重视亲友关系等等，这些都是亟须改善的“特殊性”。另外必须说明的是，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并非一无是处，恰恰相反，只要它与世界主流价值观念合流，则中国人持有的文化价值观，可能完全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甚至焕发出更为强大的活力。我们都知道，一个人重复的行为，形成了习惯；一个群体共同的习惯，就是习俗；一个地区的习俗，构成了传统；千百年积淀出来的传统，就是文化。于是，文化与文明之间，便引发了一个强烈的冲突，文化只有融入文明，才有生命力，但是要改变文化，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普遍性是从众多特殊性抽象而来。例如，“人”这个概念，人之所以能脱离肤色、种族、地域、风情而共同被表述为“人”，依赖的是思维对人的具体差异性的模糊处理，抽象出共通性。
同样，“文明”这个概念，之所以能超越如此众多的特殊文化，被奉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在于它对所有不同族群所认同的普遍价值，进行了抽象。然而，文明所代表的抽象价值，只能给出意义和方向，离开了具象的人，具体的现实，文明便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文明”更强调共性、普遍性、普世性，而“文化”则更强调特殊性、差异性民族性......“文明”的概念比“文化”更广大，也更固定，或者发过来说，“文化”的概念比“文明”更细微，也更弥散。在区别地使用这两个词的时候，我们常常用“文化”表达“文明”的精神部分。此言，道出了“文化与文明”的第二层关系，文明必须俯下身来，亲近文化，文明绝不能高高在上，试图全面消灭文化，也就是说普遍性不能完全取代特殊性。因为文化事实上是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任何文化的文明是死掉的文明。1830年代，达尔文去原始部落考察，把当地的一个小男孩带回英国精心培养，他长大后，成为了一个绅士，并重返部落。当达尔文回到部落考察时，发现小男孩竟然被吃了，当地酋长不耐烦地解释道：“那小子自称是大师，整天只知道夸夸其谈，什么都不会做，连兔子都不会杀。我们觉得留着他也是多余，就把他给吃了!”可见，文明若是强行改造文化，其结果只能是发生剧烈的排异反应。
如何辨别文化与文明，如何正确看待文化与文明，需要的是一种智慧。文化具有遮蔽性，若不想走进死胡同，便不能以特殊为由，拒绝普世文明。但是，尽管文明天然具有拓展性，普适性，但若不能俯下身来尊重、亲近文化的特殊性，那么所谓的“文明”，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已。何怀宏在《文明的两端》中写道，文明一般包含三个要素：●一是物质文明，包括劳动的分工、稳定的物质生活来源和剩余收益，以及相当规模的聚居，如城镇；●二是政治文明，包括出现了国家或国家的雏形，或者正在走向国家，且可能也要容纳局部和暂时的政治秩序崩溃；●三是精神文明，不仅有精神的内心生活，还有精神的外在形态和成果，包括文字，或至少丰富精致的口头语言，有各种可以流传和留存的精神产品，有比较稳定的价值观念等。如此，我们才可以说“文明”。人类文明过程其实并不仅仅只有单一维度，是一个从“求同”到“趋异”再到“求同”的过程。因此只有从“文明的两端”开始，才能要真正的理解文明的“过去”与“未来”——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与特质，其实都是蕴含于两端之中。两端既是从“低端到高端”，从“开端到末端”，甚至也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文明的前端是从人类将要进入文明，直到轴心时代的“轴心超越”——人类各大文明在相距不大共同的物质条件上，根本价值观开始分流，各自演变出了独特的精神、政治内核。文明的后端是从思想启蒙、工业文明时代开始的现代剧变，这场变革在物质、精神、政治领域，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物质上，技术成为笼罩性的支配力量；精神上，平等的价值深入人心；政治上，民主与民族意识席卷世界。但现实却是很多人只看过程，不看两端，既不懂文明，也没搞懂文化，当下人类社会的种种问题、逆潮，其实莫不来源于此。而何怀宏老师最新出版的这本《文明的两端》，正是一本当今少见的，从文明的两端入手，把握住历史的脉搏，从而看清当下，理解通往未来亟须思考的种种问题的全新力作，阅读收藏本书至少有以下三个理由——◎一部独特的“文明史”——集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批评家三种视角于一身一般的文明史更多地强调叙事，反省和危机意识不足，也很难对中西文明都有深刻的认识，甚至有很多作者打着文明史的旗号，写出来的却是文化史——讲的是“国情论”“文化特殊论”。而这本《文明的两端》不仅在开头就厘清了文化与文明的区别，更通过历史、哲学与社会三方面视角，兼容中西，包含对当下中国社会现实与问题的思考，堪称是专为中国读者所写的一部“独特”的文明史。◎凝结近十年思考，以巨大的时空尺度，厘清人类文明发展的底层逻辑本书凝聚了何怀宏老师近十年的思考，一上来就从数万年的文明演进中，抓住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底层逻辑：“以物质为基础、价值为主导、政治为关键”。也正是通过这一逻辑，很多重要却难以回答的问题，被追问到了更深的维度——比如，人何以为人，何以区别于文明状态之前的原始人，乃至区别于动物？文明何以为文明？难道人类文明就是要“始于物质，终于物欲”？人类的文明要怎样才能延续？人类文明的解救之道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还是隐藏于文明的发端？何怀宏老师不仅是当代伦理学研究领域的奠基人，还是翻译大家，《正义论》《沉思录》等书最经典的译本，正是出自何老师之手。因此，读何老师文字，不仅没有丝毫说教之感，反而有“润物无声”之收获。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也称他为“严谨治学、长于思考的优秀学者”。此次，为了更好的阅读体验，还特别请何怀宏老师为本书亲笔签名。现货首发，数量有限，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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