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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徒手：政治打压下“思想改造”的威力
一
后人要看待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坎坷命运，“思想改造”是无法绕过的一道重要门坎。这既是巩固新政权所必需的杀威棒，也是极左时代植入知识分子“原罪”、自愿“臣服”的惯用手段。
近些年来出版的一些中国当代史著作或文章，对此多半是简略交代，涉及功过呑呑吐吐，其具体的内情、运作的方式则语焉不详。邵燕祥先生在为我的拙著所写的长序中提及这一点：“各个年龄段的读者，多半知道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普遍流行‘知识分子改造’一说，但具体的经过，怎样从各高校发轫，往往就不得其详了。”
实际上从作品中去完整复原“思想改造运动”已经十分不易，要做到“详细周到”更是奢求。主要是相关史料的严重缺失，各相关单位的以往档案资料无法从容查阅；再则大量当事人早已过世，无法完成口述工作，丧失了重要的采访时间节点。中国当代史的敏感阶段研究就是这样时常陷入错位和盲动之中，所有“探究真相”的努力往往因受阻和无作为而面对。
但是，“思想改造”确实是194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遇到的最大心里障碍，是脱胎换骨一般的真正蜕变，是不得不迎合时代的“屈膝之举”。只有经历了这种斗争的磨砺和煎熬，承认了难堪的落败，中国学人才能勉强地承受政治上的恐慌和职位上的威胁，放弃了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抵抗，而有意地贬损自己、打压同事，以换取与新环境相互“融合”的安全感和进步性。
对于这一点，邵燕祥先生在序言中说得非常明晰：“当时高校中对高级知识分子和一般知识分子的伤害，应该说是由极左性质的政治运动（包括名为学术批判之类的所谓思想运动）和日常‘政治思想工作’互相衔接持续完成的。运动中的伤害，以及渗透到每一天，每一课，每项教学任务和大小会议，而使广大教师们动辄得咎、人人自危的处境。”
因此，在从事中国知识分子专题研究时，我们就必须正视“思想改造”问题的不可或缺性。只有剖析它的暴虐横断面，才能看清改造的入门槛有多高，磨难有多险，极左措施又多么有效，由此开端而寻觅知识分子艰辛的路径口，准确地把握中国学人六十年来的思想发展脉络和苦难心灵历程。
《故国人民有所思》载运了这样一种没法回避的历史责任，在操作和谋划上它可能不尽理想，但我愿意设想为一种祭祀，一种追溯，一种道义。如果读者朋友从这些“精神事故”中能领略当年的“斗争风景”，感受左祸的残酷和无理，对高级知识分子不堪的命运有所同情和哀叹，那么这本拙著的写作初衷就达到了。
二
在整理《故国人民有所思》的史料素材时，自己有意没有预设立场，没有强烈的先入为主观念，也没有受规定口径的左右，我只想跟随着史料的本意，顺着历史弯曲的河道“漂浮”，尽量让史料本身去发声去表达。贴着档案原件“描摹”，保持一种严谨、平实的史料风格，应该是自己写作的坚定原则，也是写作的难得福份。
梳理素材之中反复缠绕的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为何一步步落入思想深渊，精英整体在政治打压下愈发懦弱，计较过多的得失，缺少应有的担当。这本书着眼于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思想改造”的威力促使知识分子自觉转向，在公众场合、在内心深处一遍遍批判和谴责自己的出身、动机及言行，就像被恶魔诅咒一般整体落入平庸和退化，发不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丢失思考的本能，被迫自污，在强力改造世界观的同时，解除了原有的思想武装。这种集体污损的成建制行为应该是上世纪世界范围内令人瞩目的学界重大现象，是中国学人心灵最为晦暗、无以追悔的特殊历史产物。
书中展现了十一位著名教授在天子脚下“台风眼”中的生存境遇，突出的是“中国教育、中国文化的悲剧”（邵燕祥先生序言语）。此次有意以北大教授为主体（共九位），配之北师大校长陈垣和农业大学蔡旭教授，主要是考虑北大充足的标本意义，其运动形式不仅浓缩了诸多的高校特点，而且它往往首当其冲，领全市及全国运动之先。
把一个具体单位的政治运动写透，让传主们“东突西窜”狼狈之中呈现复杂的斗争形态，学校内外的几个重要代表性人物（譬如康生、陆定一、陆平等相关领导）可以时而穿插其间，成为运动执行的关键手，成为隐性的穿线人。我也努力烘托北大的具体氛围，从教学、生活诸多方面铺垫了许多鲜活的细节，写出它的严酷、混沌和琐碎，便于读者通过这么一个伸手可触的详实环境来感受总体的时代气候。
这本书稿基本不用已知的背景材料，也不像别的人文著作那样引用已发表过的资料，完全展示的是不为人所知的第一手档案素材，突出的是材料的新鲜感和发表的独家性。这些史料的搜集过程不算特别艰辛，只是需要一点耐心和坚持。书稿如果能受到朋友们的关注，完全是托档案抄录之福。档案的有无、优劣可以决定史类作品的成色，只是期待日后的档案开放程度能逐步提高，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多多利用档案宝库。
三
十一位传主各有特点，他们在“思想改造”中的表现有统一性也有差异性，他们的承受力和遭遇程度不尽相同。所以我尽力在写作中注意到他们的侧重点，使每个传主都有各自的历史呼应之处，都有自己鲜明的、无法替代的“现身说法”。当每个传主都显露自己独特的“运动密码”，就可以充分呈现政治运动迷宫般的诡异和层次清晰的肌理，构建了纪念碑意义的微型历史框架。
譬如北大化学系傅鹰教授是中央钦定的“中右标兵”，本来是属于政策性的保护对象，但是他所在的系总支却收不住“思想战斗野性”，几年间屡屡大小会批判，令傅鹰痛苦不堪，几次有轻生的念头，就是上级领导碍于经济困难形势指令收手，都无法刹住系总支的“批判热情”。从傅鹰和系总支的斗争纠结，看出一个中右标兵的悲情和一个基层总支的坚硬，都是那个极左时代扭曲照射出来的两面。
冯友兰和贺麟均是北大哲学系名闻天下的教授，他们两人全方位地经历了长时段的磨难，永远无法解除几乎响彻大半生的“思想警报”。尤其是冯友兰起伏不平的挨斗遭遇，浓缩了强迫改造旧式教授的所有例证。我在他们身上注入了深切的同情和悲叹，在写完“冯友兰”一文时我忍不住写下这样一段话作为结尾：“在政治风暴眼中，冯友兰是无处遁藏，无一是处。细细回想一遍，能煎熬着扛过那样几十年的暗淡岁月，大师确实不易。”
冯友兰先生的女儿、著名作家宗璞感慨而道：“读到<冯友兰：哲学斗争的个人挣扎史>一文，真觉难能可贵。这篇文章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环境。只有了解了真实的情况，才能明白个人的处境是多么艰难，从而做出正确的评价。我们需要这样的文章。”
马寅初和陈垣均是享誉中外的大学校长，职位虽在，却只具有摆设的统战意味，就像知情者称之的“牌位”。以往人们只知道马寅初在学术上的抗争和不妥协的态度，对他在北大任职的内情知之不详。《马寅初在北大的苦涩旧事》首次披露了马校长的当官苦恼和无所排遣的无奈，有一个细节最能说明问题：他管不了校内大事，却对校内清洁卫生工的调动、职员的大小事都很关心，一有变化都要人向他报告。
就是这样“诸事无争”的一校之长，还屡被校党委列入“烧教授”计划中，在政治上加以歧视，几年间都成为全国性的批判必选人物。而陈垣是政治上的明白人，几次被北师大党委保护过关后言行更为谨慎，细读保存下来的1959年入党支部大会记录，可以说看到老人浸染多年之后应付性的表态已经极为纯熟和老到，周遭的政治烙印已嵌入在他的思想形态中。
整本书稿中，我个人最为看重的是《冯定：大批判困局中的棋子》一文，是我涉及北大社教运动的尝试之作，也是想解开文革爆发之谜的练笔习作。对于1964、1965年北大社教，校方多有正面论述，但呈述过于简单，与复杂多变的事态相比有片面性之嫌。我在行文中，把哲学家冯定放置在汹涌的政治浪潮中，以客观的语态平静地讲述双方的博弈过程，如实地谈到各自的弱处和恻隐之心，直指党内斗争的无情和抛弃，从结局看没有绝对的胜利者，只是所有的出场者都一一成为被人置用的“苦闷棋子”。
从这个角度看，冯定的沉浮与落败就具有高度的标本意义。我觉得，这样平实地使用档案史料，这样平静地讲述人物的跌宕故事，不偏不倚，不刻意强调是与非，只留取原生态，应该是当下纪实写作中值得试验的方法之一。
《故国人民有所思》记载了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一截截悲欢故事，以真实的档案史料还原了“思想改造”的冷酷和摧残，一代大师遭此磨难谁还能保留正直的发声和异议，他们被“异化”的程度是骇人听闻的，但又是安然待之，孤寂地、忐忑不安地度过余生。但愿年轻读者朋友看完书稿后，能够扪心自问：这样不堪的时代难道还值得留念？
王瑶先生夫人杜琇老人给笔者的信中，说出这样一段真心的话语：“王瑶（在过去年代）不断地写自我检讨，作自我批判，没完没了地交代自己的问题。一家人生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样的日子不能再有了。”难道这不是传主家属们发自内心的真切呼吁？
记录动荡年代知识分子的几声长长叹息，是陈徒手老师知识分子研究写作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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