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的百年演进

《现代国际关系》

2021年第3期

《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的

百年演进》

董春岭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内容摘要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时，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有着刻骨铭心的认识，始终高度重视国家安全。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不同阶段，党的国家安全理念、战略紧跟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丰富、完善。随着“十个坚持”的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内核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已然成型，完成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理论体系构建的历史性飞跃。本文从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的百年演进历程中发掘总体国家安全观形成发展的思想脉络，从百年来我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中理解国家安全思想所发挥的重大理论指导作用，从百年变局之下中国的历史方位与时代责任中去思考坚持和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亡之时起航，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如今已历史性地接近民族复兴的彼岸、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发展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不开国家安全工作的保驾护航。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始终把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紧紧抓在手上，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不同历史时期对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了正确战略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国家安全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强化国家安全工作顶层设计，完善各重要领域国家安全政策，健全国家安全法律法规，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保持了我国国家安全大局稳定。2020年12月11日，在中央政治局就 “切实做好国家安全工作”进行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了“十个坚持”。不仅是习近平国家安全思 “十个坚持” 想的新发展，也标志着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站在“第二个百年”的历史起点上，系统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价值和战略价值，对落实新发展阶段“统筹安全和发展”“把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的新要求有着重要意义。

一、“站起来”阶段：捍卫主权安全

“站起来”阶段（1921~1978），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再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国家安全思想主要集中体现于毛泽东思想之中，其核心是以斗争求生存，谋求国家独立自主，坚定捍卫国家的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和军事安全。

百年前的世界正处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18世纪后半叶的蒸汽技术革命、19世纪后半叶的电力技术革命极大提升了生产力，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战争形态，加剧了大国兴衰轮替。西方列强对资源、财富、权力、势力范围竞逐日趋激烈，战争规模越来越大、集团对抗愈发凸显，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把所有国家卷入其中。而在此期间的中国，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 1/3的大帝国，不顾时事，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与这两次科技革命失之交臂的中华民族在生产力上大幅落后于西方，积贫积弱，丧失了农业文明时代领先世界的地位，在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一次次战争中被迫割地赔款，国家主权沦丧，国土四分五裂、被列强瓜分蚕食，国民被冠上了“东亚病夫”的帽子，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延续千年的封建王朝和朝贡体系架构在这场变局的冲击下崩溃解体，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主权国家的建构尚未开启。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国家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中诞生，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有着刻骨铭心的认识，与生俱来地肩负着“救亡图存”的时代责任，肩负着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现代国家的责任。在旧式的农民战争走到尽头，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屡屡碰壁，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纷纷破产的情况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给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复兴”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虽然没有针对国家安全问题进行过专门论述，但其中体现的唯物史观、方法论以及关于“人民主权”“无产阶级专政”“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必然发生经济危机”“科技是生产力”“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等经典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理解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的基本指引。而列宁主义指导下苏维埃俄国在帝国主义夹缝中生存发展的一系列经验也给中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借鉴，包括“建设强大的无产阶级军队”“时刻保持强烈的战争危机感”“组织发动群众维护政权安全”“充分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用经济利益约束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行为”“支持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建立反帝的国际统一战线”等。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建立了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坚持群众路线，运用统一战线思想，充分动员一切进步力量，带领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的一切特权，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

“站起来”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主权安全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出发点，这客观上是由新中国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综合国力状况决定的，是由冷战的时代背景和复杂严峻的内外安全形势决定的；主观上是由“百年国耻”带来的强烈的国家安全意识驱动的，是由中国共产党捍卫红色政权的战略自觉驱动的。这一时期党的国家安全思想突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定维护政治安全与主权安全。政治上，把捍卫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任务，中国坚定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坚决反对外来干涉”。经济上，一方面强调经济、科技自主权，坚决抵制苏联提出的“国际分工论”，坚定推动发展自己的工业体系，掌握关乎国家安全的经济命脉；另一方面强调自力更生，不依靠外援，要独立自主地发展最前沿科技，不跟在他国身后亦步亦趋。外交上，新中国外交“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基本原则，从根本上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的屈辱外交史，在处理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关系时，中国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坚定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不屈服于任何霸权主义的压力，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外交经历了从“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再到“一条线”的调整，虽然外交战略的形式和内容变了，但独立自主维护国家安全的思想内核始终没有变。

其二，将军事安全置于国家安全的最突出位置，敢于斗争、敢于亮剑。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边疆问题十分复杂，幅员辽阔、陆海复合型的国土形态使海空军力不足的新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国防压力。这一时期，我国国内面临着肃清匪特、旧势力残余，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外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敌视、颠覆、封锁和包围，同时频繁遭到一些周边国家对我国领土主权的挑衅，安全形势十分严峻。一穷二白的新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十分有限。为应对上述挑战，毛泽东将军事安全置于国家安全的首要位置，坚持积极防御战略，坚决以军事手段维护国家安全。这一阶段，中国先后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金门炮战、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抗美援越战争、珍宝岛战役及西沙海战等多场战争，均取得了胜利。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使美国等“帝国主义再也不敢做出武力进犯新中国的尝试”，显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战斗力，极大震慑了外部侵略者，有力地捍卫了我国的国土安全。中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全面加强诸兵种建设，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贯彻人民战争思想，以安全为优先考虑推动“三线建设”，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大力发展尖端科技。两弹一星研制成功彻底粉碎了核大国的核讹诈、核垄断图谋，实现了军事安全的重大突破，改变了国际战略态势；毛泽东“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反对核战争”“核不扩散”“研制核武的目的是为了最终消灭核武”等思想奠定了我国核安全的理论基础。

其三，灵活运用统一战线思想，调动国际力量维护国家安全。建国之初，中国果断地采取了“一边倒”政策，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建交，捍卫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50年代，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划定了外交“边线”。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北面中苏关系恶化，南面美蒋伺机侵犯，毛泽东通过对国际局势的深刻分析，敏锐地捕捉到了两大阵营同步离散化的趋势，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紧紧依靠“第一中间地带”的亚非拉国家，积极争取“第二中间地带”的欧洲、北美和大洋洲国家，构建国际反霸统一阵线，共同牵制美苏的霸权主义行径。70年代，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面对苏攻美守的新态势，毛泽东又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明确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全面加强了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其后，通过“一条线、一大片战略”，中国进一步拓展了外交空间，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在美苏对立的格局中构建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大幅提升了中国的战略影响力，也为“富起来”阶段中国的大战略调整营造了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

二、“富起来”阶段：维护发展安全

“富起来”阶段（1978~2012），党的国家安全思想主要集中体现于邓小平理论、新安全观、科学发展观之中，其核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求安全、以合作求安全——在国内，更加重视经济、社会、文化等非传统安全；在国际，以扩大共同利益为基础推动各国间实现共同安全。

在“站起来”阶段，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连续的战争与备战、以国防为核心的经济建设、相对封闭的外部环境也给我国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制约，中国错失了参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黄金期”，经济与科技实力不仅与美西方进一步拉开了差距，在亚洲国家中所处的战略位置也开始明显落后了，甚至还有被“开除球籍”的风险。“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再次驱动着国家安全观念的革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美正式建交以后，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国际战略形势发生的新变化，作出了“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自此，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一方面牢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抵御西方“和平演变”、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另一方面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升和发展生产力。在苏东剧变的过程中，党和国家经受住了这一重大外部风险的考验。在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中，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了中国的和平崛起。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为中国“强起来”奠定了坚实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这一时期党的国家安全思想进一步丰实和发展。

其一，发展是安全的基础，注重通过提升综合国力，夯实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就国内而言，富国才能强军，强军才能卫国，落后的经济实力不仅严重制约了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还成为社会稳定问题复杂难解的症结所在。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的国家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就全球来看，以经济、科技实力为主的综合国力比拼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能否快速提升综合国力也成为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关键，“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没有先进科技，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都谈不上”。

其二，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坚定而灵活地维护国家安全，为发展营造良好条件。一方面，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政治安全的底线，如在处理香港回归的问题时，邓小平表示“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必须由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另一方面，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强调为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维权手段可更加灵活。这一阶段，中国外交打破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传统，奉行不结盟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与所有国家的务实合作；秉持“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等原则，专注于自身发展，不让中国成为国际矛盾的焦点。在解决争端与冲突时优先选择和平、互利共赢的方式，必要时可以创新方式方法，在坚定原则的基础上将矛盾和分歧搁置起来。例如，在处理南海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重要思想；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构想，为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为海峡两岸在和平发展基础上实现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三，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新安全观，谋求共同安全。冷战结束后，面对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国创造性地选择了“同世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在同国际社会实现互利共赢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共同发展拓展共同利益，推动共同安全的实现，走出了一条无先例可循的和平发展道路。提倡各国“安全上应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倡导“只有实现全球协调、平衡、普遍发展，才能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稳定”等，超越了“对方安全就意味着自身不安全”的零和思维，主张“安全必须是各国普遍的安全”；超越了“只维护本国安全而不顾他国安全关切”的单边 做法，主张“在共同安全中实现各国的国家安全”；超越了类似“公用地的悲剧”的全球治理难题，主张“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应对”。

其四，与时俱进看待发展中产生的国家安全新问题，高度重视非传统安全的挑战。随着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国家安全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大，党中央密切关注发展中产生的新安全问题，尝试用科学发展的理念去解决这些问题，及时填补安全漏洞。如中国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加速发展，但相关的安全保障措施没跟上，带来了新的安全风险，党中央及时提出“网络技术涉及国家安全”，大力推进网络文化建设，抢占这个“新的思想文化阵地和思想政治斗争阵地”，并对西方一些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等新手段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严加防范。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不断演进，党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在国际反恐、金融危机等大背景下，对“恐怖主义的危害”“民族宗教矛盾导致的冲突风险”以及“信息安全、金融安全，以及粮食、石油等战略物资的安全”更加重视。随着中国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新空间、新边疆”的不断拓展，中国国家利益观和国家安全的“新边界”也在随之延展，维护新兴领域安全的意识不断增强。随着国家走出去的力度不断加大，文化软实力安全、经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等也逐渐被纳入到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范畴中，党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视程度已经逐渐上升到同传统安全一样的水平。

三、“强起来”阶段：塑造总体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强起来”阶段。 “强起来”阶段，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转变——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在追求获得感、幸福感的同时，也在追求更高的安全感，人民的新需求正成为新阶段国家安全工作变革的重要动力。“强起来”阶段，随着中国已经从世界经济的依赖者转变为主要贡献者，从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弱势者转变为强势者，从国际体系的被动 适应者转变为全球治理的主要推动者，新时代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了重大转变，我们不仅需要维护战略机遇，也需要善于从各种危机和挑战中“转化”出对中国有利的战略机遇；我们不仅要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要统筹好安全、发展两件大事，维护和延长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中国复兴提供有力保障。

这一阶段，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在国家安全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但“大而不强”的问题突出，中国以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在金融危机冲击下脆弱性尽显，海外人员和资产“单兵突进”导致安全风险激增，外部资本控制国内企业带来新的安全风险；关键设备、零部件对外依存度高，核心技术、专利受制于人；军民融合存在诸多壁垒，经济实力转化为综合实力任重道远；粮种、大豆、石油、矿产等战略物资缺口巨大；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严重；长期稳定造成的“和平积习”使党内不少干部精神懈怠、风险意识淡漠，对西方“颜色革命”的威胁、意识形态渗透的威胁认识不足，对网络安全等新兴领域的重视程度不够；在国际恐怖主义日益猖獗的背景下，“三股势力”在我国异常活跃，严重危害社会安全；过去被搁置的东海、南海、台海问题及中印边界争议问题全面凸显、交织共振，中国的国土安全问题再次面临系统性挑战。这一阶段，中国不断迈向社会主义强国，强国的内涵已越来越丰富具体。空间上，已经从“陆地”扩展到海洋、太空、网络等；领域上，已经从工业、农业扩展到科技、金融、制造业、交通、体育、健康、生态等，强国的目标更加精准，覆盖的领域也更广泛。中国的国际战略布局也越来越具有大周边、大外交的色彩，对相应的国家安全保障的需求也更加迫切。这一阶段，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意志更加坚定，“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绝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绝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时候敢于维护国家利益，反对世界强权，从未在外来压力下弯过腰、低过头，现在中国发展强大了，更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必须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和重大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维权、敢于斗争的战略胆魄与决心意志，为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的发展创新提供了新的动力。

这一阶段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以往的国家安全思想与实践经验已难以适应和满足“强起来”时代的国家安全需求与发展。需要我们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科技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需要我们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应对国家安全环境新变化的客观要求，是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文化思想的传承和发展，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统筹协调国家安全工作的必然结果，也是对世界大国通行做法的借鉴，标志着我们党对国家安全工作基本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与不断发展，已经成为强起来阶段中国最鲜明的理论标识。

总体国家安全观有其理论魅力和实践伟力，集中体现于“总体”二字。一方面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系统性思维方法。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客观、发展、全面、系统、普遍地认识事物、把握规律，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把中国的国家安全放在国际安全的大形势中去思考，放在中华民族复兴中去思考，把国家安全的各个要素、不同领域放在一个“多位一体”的有机整体中去思考，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学会十个指头弹钢琴，通过科学统筹的方式加以治理。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从发展视角看问题，追求国家安全状态的可持续性，强调对人民安全需求的持续回应和长期关注。因此，在明确内涵的基础上，总体国家安全观对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预留空间，随着安全形势的不断发展动态调整，把涌现出的新型安全问题如生物安全、人工智能等源源不断地纳入其中，但一定时期内的国家安全重点领域又是明确的，避免了国家安全概念的泛化。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各类国家安全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看到安全风险的滚雪球效应、多米诺骨牌效应、蝴蝶效应等，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整体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一个木桶能够盛水的多少，取决于最短的木板”，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综合提升各重点领域的安全水平，切实补短板、强弱项，通过要素提升系统整体的安全水平。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更要从矛盾相互转化的视角去把握，既要看到风险，又要看到机遇，同时寻找化危为机的办法；既从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又要从好处着想，争取最好的结果，同时寻求把坏处变好处的途径；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另一方面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总体性制度架构。对于由大向强的中国而言，国家安全形势的复杂性、威胁的多样性已远远超过单一部门的能力范围，各种突发风险状况需要快速决策，各种急难险重的安全任务需要多部门配合，需要突破横向、纵向的分工界限，群策群力，共同应对。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大创举。国家安全事务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敏感性、战略性，理应归由党中央统一谋划、统一指挥、统一部署。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制能够充分发挥党中央总揽全局的作用，充分发挥党组织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显著制度优势。在顶层，党中央纵览全局、战略统筹、高效决策，建立起跨部门的协调机制，加强国家安全立法，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根据新情况及时填补空白，不留死角；在中层，各部门、地方各级政府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领导之下，通过全面依法办事、全面落实国家安全工作责任制，把中央的部署落到实处；在基层，充分发挥党组织的群众路线的优势，把“人人安全，国家有责”和“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有机结合起来，发动全民参与，着力打造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国家安全共同体。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党带领全国人民下先手棋、打主动仗，通过自身的改革和发展赢得了更好的安全环境，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在国家安全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显著提高，形成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比较优势，为新时代的发展塑造了更好的战略机遇，为在百年变局下更有力地捍卫国家安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政治安全上，在全球反精英、反建制、反主流思潮兴起之际，中国率先通过反腐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全面加强。经济安全上，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率先实现了高质量发展，经济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也得到全面加强，特别是通过高铁、公路、桥梁、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国土安全的时空距离被大幅缩短，海外远程投送的能力也显著增强。军事安全上，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军事斗争准备取得重大进展，武器装备发展全面提速，大量“人无我有”的先进装备成为捍卫国家安全的大国重器。科技安全上，数字科技迅猛发展，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成为探索和开拓国家安全“新空间”的重要依托。社会安全上，在全球民粹主义泛滥、底层民众诟病贫富差距、社会骚乱此起彼伏之际，中国已通过历史性的脱贫攻坚解决了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明显提升，社会更加安定团结。国际安全上，通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塑造良好的外部安全环境，引领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有力地推动中国由区域性大国向全球性强国的转变。在地缘安全上，通过党中央“西通、北联、南突、东进”的战略运筹，我国首次形成了“背北 面南，坐西向东，倚陆抱海”的地缘安全格局，为经济西进、军事东出、更好地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创造了条件。通过“填海造岛”，我国创造性地运用经济实力维护国家安全，取得了经略海洋、维护海权的 历史性突破。特别是通过提倡共建“一带一路”，我们不仅打通了联通欧亚大陆、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新通道，缓解了“马六甲困局”，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发展与稳定，还优化了中国海外经济布局，为中国商品和资本获得了更大的战略腾挪空间。

十九大以来，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东西、南北矛盾叠加共振，世界进入到了新一轮的动荡变革期。一方面，东西两种制度、两条道路之争愈发凸显。美西方新一轮资本主义危机朝着政治、社会全方位蔓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制度文化的全球感召力不断增强，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历史终结论”终结了，“中国崩溃论”崩溃了。美西方如临大敌，不断加大对华政治战，构筑基于价值观的“小圈子”，“新冷战”风险若隐若现。另一方面，南北国家对发展权利的博弈也在加剧。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以美欧为代表的北方国家一直牢牢占据产业链和价值链顶端，依靠“科技红利”通过对南方国家的剥削维持其优厚的生活。此次，南方国家崛起进程与新一轮科技革 命与产业革命不期而遇，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新技术正重构全球创新版图，给南方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次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历史性机遇。然而，北方国家为了维护垄断地位不惜通过各种非常规手段来阻断这一进程，南北经济竞争、科技竞争愈演愈烈，标准之争、规则之争日趋白热化。上述东西矛盾、南北矛盾交织共振，且不断向中美两国积聚，最终以中美战略竞争的形式呈现出来。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寻求遏制中国的动机丝毫未减，美国动用“全社会”“全政府”资源对中国展开了“全天候”“全领域”的围堵和打压，发动政治战、经贸战、科技战、外交战，利用“香港牌” “新疆牌”“台湾牌”“西藏牌”干扰我国发展进程，给我国带来全面系统性挑战。

抚今追昔，在百年前的那场变局中，没有国家独立、没有国家安全的中国所充当的不过是列强战利品的角色；在当今这场百年变局中，强起来的中国不仅牢牢掌握着自身的前途命运，而且成为塑造变局的关键，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与前三次科技革命失之交臂的中国，终于迎来了充分参与并引领新一轮革命的契机，但“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越是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就越大，若我们在这场历史性的较量中扛不住、攻不下，我们很可能会遭遇“半渡而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功亏一篑。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变局之下，党中央全面加强了对政治安全和科技安全的重视，在把科技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加速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同时，提出了“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塑造是更高层次更具前瞻性的维护”“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等新要求，成为我们保持战略定力、有效因应百年变局的新的理论武器，也成为这一时期党的国家安全思想的重要发展。面对汹涌而来的美国战略围堵与打压，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各部门协同配合，国内国际一起发力，各条战线相互策应，我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顶住了美国一轮又一轮的攻势，守住了底线和阵地，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展示了强起来的中国“塑造国家安全”的意志和能力。中国继续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硬实力不断增强，在国际上推动安全合作，积极引领全球治理，软实力加速提升，牢牢掌握着引领和塑造百年变局的主动权。

四、几点启示

回首百年，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战胜风险挑战中壮大，秉承“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工作，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党在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同时，也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安全道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思想体现，是百年来党的国家安全思想不断自我总结、修正、完善的结果，它不仅直观反映了强起来阶段党的国家安全思想，更是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的系统集成，是党的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我们要不断完善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的理论体系，更好地运用这个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理论武器，不断增强“安全与发展并重” 的认识自觉与行动自觉，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更好地护航“第二个百年”的民族伟大复兴进程。

第一，坚持党对国家安全的绝对领导是走好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关键。百年来，中国从旧中国时的积贫积弱、主权沦丧到独立自主、发展自强，再到如今历史性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历史性地接近民族复兴的彼岸，党的领导是关键。党的领导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人民深知这一点，如今，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历史性提升，“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态势不断增强，“中国之治”与一些西方国家的乱局形成鲜明对比，国际社会也开始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一些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对中国政权性质的敌视，从未放弃过对中国的和平演变、西化分化。冷战的“不战而胜”使一些国家尝到了甜头，也陷入了一种错误的战略认知中，意图照猫画虎。在激烈的中美贸易战中，美一些反华政客将舆论攻击的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为了“重新领导世界”，美国不断渲染中国的制度威胁。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推进，东西之争愈演愈烈，维护政治安全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也是维护和塑造我国历史战略机遇期的关键。

第二，坚持人民安全至上，依靠人民力量是中国国家安全“强起来”的基础。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换来的，抗美援朝等一系列战争的胜利也都是依靠人民的力量取得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辉煌的建设成就也是人民用智慧和汗水积累出来的。没有人民的力量，国家安全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维护国家安全需要坚持把人民安全放在最高位置，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权益，把不断提升人民的安全感作为追求的目标。同时，也需坚定地依靠人民维护国家安全，只有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始终把人民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性力量，才能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力量。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统性思维方式是习近平国家安全思想认识论、方法论的重要创新，已广泛地渗透到习近平经济思想、强军思想、外交思想、生态文明思想、法治思想等各个领域。在中国向强国迈进的过程中，如何使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人心，成为指导我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增强每个人的国家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应成为我们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立足点和着力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教育不仅是国民教育的必修课，更是基础课。

第三，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牢牢树立“发展与安全并重”的思想是强起来阶段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点。回顾历史，在“站起来”阶段，中国以斗争求安全，把国家的生存安全作为重中之重，更关注外部安全，有力地捍卫了国土安全，但并未解决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相对落后引发的内外安全问题。在“富起来”阶段，我们更注重以和平、开放谋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促和平，坚定而又灵活地维权，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但并未解决其他领域的发展相对滞后、被搁置的国家安全问题反向掣肘经济发展等问题。“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对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发展和安全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 需要做到相对均衡，任何一方面都不能有明显短板。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根本在于预警预判风险、防患于未然，本质上是要“塑造国家安全”。现阶段，中国需重点关注发展水平与安全维护能力不协调不匹配的问题，中国既要通过发展提升国家安全实力，不断加大对国家安全的投入，努力推动将国家实力转化为政策工具，不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不断丰富和完善“国家安全政策工具箱”，又要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努力形成在发展中保安全、在安全中促发展的格局，实现更安全的发展。

第四，着眼“两个大局”，走好和平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纵观党的百年历程，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中国曾饱尝列强欺凌之苦，深受霸权主义之害，故而珍视主权独立与公平正义，一直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同各国的关系，结伴不结盟，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如今，面对世界百年变局，中国依然高举合作、创新、法治、共赢的旗帜，推动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超越传统的零和思维，超越西方传统的安全理论，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不走新冷战、大国对抗的老路，希望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中国正通过新一轮改革开放、加入更多的多边机制不断拓展同各国的共同利益，同时也通过积极参与全球与地区安全治理，谋求在共同发展、共同治理中实现共同安全，与世界各国共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 之者亡，通过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一个百年大党已经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强起来后的发展方向；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一个在百年国耻中浴火重生的中华民族既不会在逆风逆水的环境中迷失了初心，也不会在复杂的压力困难面前妥协后退，必然会在和平发展中、在更好地统筹安全与发展中乘风破浪，赢得这场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最终抵达民族复兴的胜利彼岸。

本文原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3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栏目。现代院微信公众号现推出此文（无注释版，文章内容及文字均以正式出版期刊为准），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