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碳中和战略及其前景

刘军红：现代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

汤    祺：现代院东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内容摘要

2020年，菅义伟内阁宣布日本将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凸显其争夺构建全球气候新秩序主导权的雄心。为实现碳中和及2030年减排中期目标，日本积极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加速产业结构调整，构建绿色财金体系，打造碳中和先行示范区，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但仍面临诸多现实困难，如期实现碳中和战略目标并不容易。

2020年10月，日本菅义伟内阁宣布2050年实现碳中和；2021年4月，日本进一步提出要在2030年前比2013年减排46%的中期目标，标志着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日本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从消极转向积极。为此，日本政府拟定清洁能源、绿色金融和全产业电动化转型整体方案，决心在全球气候治理大变局中谋求规则主导权。然而，鉴于日本能源结构受制于对海外化石能源的严重依赖，政策瓶颈难以突破，能源及其产业技术转型面临现实困难，今后能否展开包括与中国的深度国际合作，关乎其减排目标能否如期达成。

一、日本的碳中和目标与计划路径

2020年9月，菅义伟接替安倍晋三当选日本新任首相，结束了长达7年8个月的“安倍时代”。菅义伟执政后，提出三大政策目标，一是以日均接种百万剂为目标，加速疫苗接种，使全社会尽早实现群体免疫；二是实现数字转型；三是将绿色转型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予以重视，并首次宣布日本的碳中和目标。2021年10月，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明确表示，将继承菅义伟的减排承诺，继续推动2030年和2050年减排目标的实现。

为落实2030年中期目标及2050年碳中和目标，日本政府打出政策组合拳，制定了“绿色增长战略”，修订《地球温暖化对策推进法》以及与之配套的“地球温暖化对策计划”，修订《能源基本计划》等，试图同时运用财政与金融两手，推动能源革命、产业转型、技术换代，在全球绿色转型大变局中重新确立全球产业竞争力，参与制定新规则，主导国际经济新秩序。

第一，推动能源结构转型。

能源领域是日本温室气体排放的重点领域，在这个领域切实落实减排措施成为日本实现温室气体减排战略目标的关键。2013年日本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14.08亿吨（换算成二氧化碳（CO2）），2030年削减46%相当于使排放量降至约7.6亿吨。日本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约90%是CO2，而能源领域的CO2排放量占CO2排放总量的80%以上。日本政府在最新修订的“地球温暖化对策计划”中明确提出，力争到2030年使来自能源的CO2排放量较2013年减少45%至约6.8亿吨。

为此，日本政府分领域确定了更加细致的目标。一方面，大幅提升电力部门中零排放电源占比。电力部门是主要的CO2排放部门，排放量约占37%。日本计划将2030年非化石燃料电源在全部发电量中的占比目标值由此前的44%调高至59%。其一是大幅提升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由22%～24%升至36%～38%。具体来看，主要是将太阳能发电由7%提升至15%、风电由1.7%升至6%；2050年力争使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达50%～60%，成为主力电源。其二是大力发展氢、氨发电，使之占比达到约1%，力争2050年进一步增至10%。三是恢复核电事业，加速重启“3·11”大地震后关停的核电机组，力争将核电占比恢复到20%～22%，接近福岛核事故前约28%的水平。与此同时，压缩化石燃料电源比例，将液化天然气（LNG）发电占比从27%降至20%；煤炭发电由26%降至19%；石油发电由3%进一步降至2%。同时，在火电领域加速推进碳回收技术开发应用，努力到2050年前实现核电与完成碳回收的火电合计构成比达30%～40%的目标。

另一方面，加速推动非电力产业部门的电动化转型并推进节能工程转型。日本政府估算，受人口减少等因素影响，到2030年前日本的能源总需求较2013年可能自然减少6%。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提出节能6200万千升（换算成原油，占能源总需求的约18%）目标，力争到2030年使实际能源消耗较2013年减少24%。此外，在产业领域电动化转型得以如期推进的前提下，日本政府估算，到2030年前日本全国的电力总需求将比2013年增加11%。在此基础上，政府提出节电2300亿度（约占电力总需求的21%）目标，力争到2030年使实际用电量较2013年减少12%。为实现2030年减排中期目标，日本政府还对各领域分别设定各自减排目标，如家庭部门计划减排66%（此前设定的目标为39%）、办公业务及其他经济部门计划削减50%（此前为40%）、能源转换部门计划削减43%（此前为28%）、运输部门计划削减38%（此前为28%）、产业部门计划削减37%（此前为7%）。

日本政府还就产生于能源领域以外的CO2及其他温室气体提出了具体的减排目标。例如，通过强化环境保护措施，如减少塑料废弃物焚烧等，使来自能源以外的CO2排放到2030年前减排15%，总量减少至约7000万吨；通过减少厨房垃圾填埋等使城市甲烷（CH4）减排11%，总量减少至约2670万吨；通过减少农用肥料的使用量等，使农村的一氧化二氮（N2O）排放量减少17%，总量减少至约1780万吨；通过强化物资回收力度，促进循环利用等措施，使氟利昂替代物减排44%，总量降至约2180万吨。通过扩大森林及城市绿化等增加绿色植被措施，吸收二氧化碳4770万吨。

第二，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广泛提升日本企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水平。

日本政府在能源、运输和制造、家庭和办公等三大领域划定了14个去碳化重点发展产业，即海上风电、燃料氨、氢能、核电；汽车及蓄电池、半导体及信息通信、造船、物流交通及基建、食品及农林水产、航空、碳回收；建筑及太阳能、资源循环利用、生活方式相关产业等。日本政府评估认为，日本在上述产业拥有较强的“知识产权竞争力”，如氢能、汽车及蓄电池、半导体及信息通信、食品及农林水产等4领域居全球之首，海上风电、燃料氨、造船、碳回收、建筑及太阳能、生活方式相关等6领域在全球排名第二或第三，希望通过加大政府政策扶持力度，促进“知识产权竞争力”转化为现实“产业竞争力”。

其一，强化清洁能源产业的扶持力度。一是重点发展海上风电，特别是“漂浮式”风电。日本政府在近海海域划定多个风电特区，筹建海底电缆，计划到2030年使海上风电的发电能力达到1000万千瓦，2040年进一步升至3000万～4500万千瓦，发电能力约相当于45座核电机组。政府计划通过技术创新和财政补贴，到2030～2035年使海上风电的发电成本降至每度电8～9日元，到2040年海上风电机组的国内采购率达到60%。

二是将氢能定位为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技术，继续加大对氢能研发的支持力度。日本政府计划以“蓝氢”（制造过程实现碳回收）和“绿氢”（使用“去碳化电源”电解水制成）为重点，大力发展“绿氢”制造、氢能发电、氢气制铁、氢能汽车、船舶和飞机等产业，完善包括液化氢运输船、输氢管道、加氢站等在内的氢供应网；计划到2030年使氢使用量达到300万吨、采购成本降至每立方米30日元；2050年使用量进一步增至2000万吨，采购成本则降到每立方米20日元以下。

三是将氨定位为实现氢能社会的重要过渡期燃料，大力推动燃料氨产业发展。日本政府提出重点发展煤氨混烧发电、研发氮氧化物减排技术，计划2030年实现加入20%氨的煤氨混烧发电商用化、2050年实现纯氨发电。在此基础上，加强国际合作，形成规模效应，分散新兴产业创业成本，例如提出通过向东南亚等国推广煤氨混烧发电技术，形成内外一体，标准一致的跨国规模化生产经营，降低能源转型成本。

四是坚持发展核电。日本将核电视为“准国产能源”和“基础电源”，看重其稳定性。无论是从提高能源自给率、提升能源安全的角度，还是助力绿色转型、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来看，核电对日本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自2012年自民党重新执政以来，安倍政府就开始推动加速重启核电站，菅义伟执政时期提出重点研发小型模块堆（SMR）和核聚变发电技术等核电未来发展方向，岸田执政后进一步加大了日美核能战略合作。2022年初，日本经济产业相萩生田光一在与美国能源部部长格兰霍姆举行在线会谈时表示，日本政府计划参与美国企业等开发的核能快中子反应堆、小型模块堆的国际合作实证项目，在核能领域加强同美国的合作。1月底，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和三菱重工等企业与美国泰拉能源公司签订技术合作备忘录，加入其正在推进的新一代快中子反应堆研发项目。

其二，推进汽车产业电动化。日本政府已宣布乘用车自2035年起、卡车等商用车自2040年起禁止销售燃油车。未来，日本市场上的新车销售将全部转为纯电动车（EV）、油电混动车（HV）、插电式混动车（PHV）和氢燃料电池车（FCV）。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计划在社区、道路沿线、商业街及其他公共场所增设充电桩、充电站，支援车载蓄电池的研发和生产，最终计划在2030年前将电动车成本降至燃油车水平。

其三，加速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CCUS）的实用化和普及化。日本经济产业省2016年就已经开始实施地下储存CO2的实证试验，截至目前已将超过30万吨的CO2埋入海底，并且正在监测储存地层的状况。日本政府估算，全国潜在可储存用地的容量达到数百亿吨，是日本全年排放量的数十倍。2021年，日本新能源与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O）宣布启动全球首个CO2综合运输系统的实证试验，计划在2023～2026年，将京都府舞鹤市燃煤电厂排放的CO2进行液化，每年将约1万吨的液化CO2用专门的运输船运送至北海道苫小牧市的接收点进行填埋。目前，位于舞鹤发电站的液化CO2出货基地和全球首艘专用液化CO2运输试验船都已开工建设，项目有望在2023年如期正式实施。此外，日本还推进使用回收的CO2种菜、养殖藻类生产生物质燃料、生产混凝土等。

第三，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为能源转型、绿色经济输血。

日本政府设立2万亿日元“绿色创新基金”，公开招募企业，支援企业研发脱碳技术。该基金共设立降低海上风电成本、新型太阳能蓄电池研发、构筑大规模液化氢供应链、“绿氢”制造等18个项目。目前已有9个项目完成招标，投入资金共计9144.6亿日元。

在税制上，企业基于已获国家认定的项目计划，对燃料电池、海上风电等促进去碳化的设备投资时，可从企业所得税额中最多抵扣10%。

在融资上，日本央行出台资金供应新政，对于旨在实现去碳化的企业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予以优惠，不仅向利用新制度的金融机构以零利率提供贷款原资，还根据投资贷款的实际成绩为其在央行的账户资金付息，以减轻负利率影响。其重点方向是对“生产设备减排投资”“电源转型投资”（风电、太阳能发电型），以及“车辆电动化转型投资”实施金融优惠政策。该机制采取对商业银行发行的低息债券进行投资的方式，而不是直接对企业以零利率融资，这样既有利于保持央行的中立姿态，又能调动商业银行的积极性，最终完成对脱碳转型的投资支持。政府还鼓励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央行也表态积极购买。

在企业治理上，金融厅和东京证券交易所2021年6月修改规范上市企业行为的“公司治理准则”，按由主要国家金融部门等组成的国际机构设置的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有关建议，要求企业披露气候变化对业务的影响。7月，金融厅又开始研究拟规定企业在“有价证券报告”中写明气候变化相关风险，以使其具有法律强制力。商业银行及投资机构转变观念，推进绿色金融。如商业银行的融资担保开始注重对绿色资产的容忍、接纳，在长期融资支持上，也将环境基准作为重要指标，编入融资框架。以各种投资机构、投资平台、对冲基金等为代表的民间投资主体，开始将环境、社会和企业治理（ESG）作为新的投资方向和选择目标。与此相对，煤炭等高碳、高排放型投资愈发遭到冷落、抵制，甚至被要求撤回。目前，世界ESG投资者团体“气候行动100+”中，已有超过500家日本资产运用机构签约加盟，承诺通过与世界各高排放企业对话，推动企业自觉加强环境、社会责任、企业治理投资。

此外，日本正就开征碳税、碳边境税、构建全国碳交易市场等碳定价政策开展实证研究。目前，环境省倾向于开征碳税，经产省倾向于实施碳权市场交易，但尚未达成一致。目前，日本政府认为欧盟开征碳边境税对日本贸易影响有限，同时因担心与中美等主要贸易伙伴引发贸易摩擦，其本身并不愿过早实施碳边境税。

第四，与地方自治体合作打造示范区。

目前，日本全国已有420个自治体宣布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2021年6月，日本制定“地区去碳化路线图”，计划从离岛、农山渔村、市区等选出100个区块作为2030年率先实现碳中和的示范区。日本还将自2022年开始的未来5年定为集中推进期，在先行示范区内因地制宜地推广使用太阳能、风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同时，加大节能力度，力争实现家庭与商业设施净零排放。日本还在地方人才支援制度中设置绿色领域，派遣相关专家赴各地一线指导。政府要求企业在商品包装和收据上标注其生产和流通环节所产生的温室气体量，鼓励民众选择环保商品。此外，日本还计划到2030年前在半数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设施中引进太阳能发电，2040年前实现可再生能源全覆盖。通过推广家庭安装太阳能面板免初装费政策，到2050年前使所有家庭实现分布式电力自给自足。2022年初，日本政府又决定在秋季设立总规模约为1000亿日元的“去碳化基金”，对积极实施去碳化项目的地方政府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第五，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日本计划利用与接受技术援助等的国家分享减排量作为回报的联合信用机制（JCM），以“印太”地区为中心，力争到2030年累计减排1亿吨。JCM于2013年启动，迄今已在17个国家敲定约180个项目，预计到2030年可累计减排约1700万吨。为实现新目标，未来将大幅增加双多边的合作项目。利用JCM，日本将向受援方提供生产可再生能源、物流节能化、利用焚烧垃圾产生的热能发电等优势技术，并助力日企开拓海外市场。此外，日本还表示将向东盟提供100亿美元投资额度的金融支援，助其导入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技术，并加速推广LNG发电以替代煤电。2022年初，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其执政后首次发表的施政演说中宣布，日本将力争构建“亚洲零排放共同体”，在包括面向零排放技术开发和氢基础设施的国际联合投资、联合资金筹措、技术标准化、亚洲排放权市场等领域发挥领导作用。2022年3月中旬，岸田访问印度，两国首脑决定新建“日印清洁能源伙伴关系”，强化在绿色转型和能源安全方面合作，加快构建《巴黎协定》框架下日印联合信用机制的谈判进程。同日，日本铃木公司宣布在印度新设电动汽车和车载电池工厂，并将投资1500亿日元。

二、日本提出碳中和目标的战略考量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浪潮的推动下，能源转型、绿色转型已成为产业进步、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甚至是国际政治博弈的道德高地。日本提出碳中和目标及调高2030年减排目标，有多方面的考量。

一是呼应美国的政策转向。日本此前的减排目标是“尽可能在本世纪后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计划与2013年相比2030年减排26%（2015年7月作为“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提交联合国）、2050年减排80%（2019年6月作为“长期低碳发展目标”提交联合国），对调高减排目标态度消极。2020年3月，日本决定将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维持现有水平，遭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批评。

在很多国际议题上，日本往往倾向于看美国脸色行事，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亦是如此。日本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不积极，与美国政府在该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密切相关。历史上，美国两党在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上存在截然对立的倾向。共和党政府一贯反对加入多边减排框架，如小布什政府就曾拒绝履行克林顿民主党政府签署的《京都议定书》，特朗普任内美国退出了奥巴马民主党政权的政治遗产《巴黎协定》。这都为日本国内的反对势力起到了撑腰打气的作用。但是，在拜登民主党执政后，立即宣布回归《巴黎协定》，并扛起推进全球减排的“道义大旗”，宣称将与欧洲联合拉高减排指标，建立“小院高墙”，以征收碳边境调节税胁迫减排落后者。实际上，2020年10月，菅义伟执政后不久便预感到拜登民主党政府可能回归《巴黎协定》，日本面临无形压力。日本当政者也意识到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将要“动真格的”，担心跟不上美国的步伐而遭敲打。与此同时，鉴于《巴黎协定》的多数成员国都提出或准备提出碳中和目标，菅义伟表示“切实感受到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世界潮流发生了巨变”，最终促使其在首次施政演说中宣布日本的碳中和目标。菅义伟的一名亲信曾心有余悸地称“，幸好在拜登当选前表了态”。

二是希望创造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安倍执政时期主要依赖经产省出身的官僚制定日本的相关经济政策。这些官僚往往与经济界关系密切，代表大资本和大企业利益。日本政府由于担忧经济界反对，迟迟未能提出碳中和目标。菅义伟执政后高举改革大旗，将脱碳和数字化确定为两大招牌政策，呼吁经济界转换思路，不再将应对气候变化看作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而将其视为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机遇。2020年12月，日本出台“绿色增长战略”，宣布将运用一切政策工具促进民间投资，同时吸引全球绿色资金，以此创造更多就业、带动经济增长。日本政府估算，“绿色增长战略”的经济效益为到2030年每年可新增GDP约90万亿日元，到2050年每年新增GDP约190万亿日元并创造1500万个就业岗位。岸田文雄执政后，进一步将绿色转型作为其“新资本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并计划于2022年夏出台“清洁能源战略”，继续引导全社会加大对清洁能源的投资。

三是提升国际影响力，实现“政治大国梦”。日本是典型的经济大国、资源小国，而且自然灾害多发，对外资源能源依赖严重，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吃过“先污染、后治理”的苦头，全社会对气候、环境等议题的关注度高、关注时间早。政府在面对气候变化议题时，既不希望自身承担的减排义务过于严苛而阻碍经济发展，又期待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占据有利位置，把握战略优势，发挥主导作用，提升国际政治影响力。

历史上，日本曾经在气候议题上发挥过全球引领性作用，有过借气候议题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成功经验。20世纪90年代初，在气候和环境问题成为国际性议题伊始，日本便率先与欧洲站到了气候变化议题的最前线，并借此大大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影响力。1992年6月，日本参加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署名，并迅速于1993年5月批准生效。1997年，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第三次《公约》缔约方大会（COP3）通过了《京都议定书》，成为首个明确规定发达国家减排目标和义务的国际协议。《京都议定书》是为数不多的以日本城市命名的国际协议，在很长一段时间为日本国民引以为傲的标志。虽然《京都议定书》在1997年就已获得通过，但直到2005年2月才最终生效。日本在推动议定书生效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1年美国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随后澳大利亚也跟随退出。这曾一度对同为“伞形集团”成员的日本造成极大的冲击，导致日本国内舆论对是否应当批准议定书产生了分歧。不过，日本政府最终顶住了来自产业界和学界的压力，于2002年批准了议定书，联合欧盟试图说服美、澳等国批准。虽然未能说服美国，但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家的批准最终使《京都议定书》达成了生效条件。当时国际社会对作为京都会议主席国的日本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担当态度赞赏有加。

当前，脱碳化在全球范围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浪潮，堪称全球治理中的“政治正确”和道义制高点。日本政府目前在处理促进经济发展和提升国际影响力这对矛盾时，似乎刻意无视或淡化脱碳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而将其作为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的工具，展现出积极姿态。

四是显示争夺构建全球气候新秩序主导权的雄心。当前世界多国提出碳中和目标，全球气候治理秩序加速重构。气候治理涉及脱碳技术、产业、贸易、金融等多个领域，亟待制定新标准、新规则和新体系。日本早早制定相关战略，计划动用财政、税制、金融、制度创新、国际合作等多种手段，在重塑全球气候治理新秩序中争取主动。日本媒体称，日本此前在汇率、贸易等领域多受制于人，能否在全球绿色转型中掌握规则制定主导权，不仅关乎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还直接影响日本的国家利益。

三、日本碳中和目标的前景

目前，日本社会各界对2050年能否实现碳中和目标态度不一。日本自然能源财团与德国智库、芬兰大学的联合研究显示，如果能实施大幅引进可再生能源并自主制造、进口足量的氢气政策，或可如期实现碳中和目标。但是，日本帝国数据库2021年初的调查显示，仅有15.8%的企业认为“能够达成”。环境省的一份调查显示，仅35.6%的民众“知道”政府提出的碳中和目标。日本舆论普遍认为2030年的减排目标即使努力也难以达成。

第一，日本的减排目标脱离实际。日本公布减排目标前并未进行充分论证，尤其是2030年目标的设定不是基于日本能源结构、产业现状等实际，而是深受欧美施压影响。据日媒爆料，日本最初拟定的方案是以2013年为基准年，到2030年前减排45%，但经产省在评估后仅主张减排35%，而美、英等国则强烈要求日本减排50%。日本最终将目标定为46%，并表示“将朝着减排50%的高度继续努力”，这明显是向欧美妥协的结果。时任环境相小泉进次郎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被问及为何将目标定为46%时，竟称“这是脑海中突然浮现出来的数字”。日媒质疑称，要想实现该目标尚需依靠很多还处于实证阶段的技术，到2030年能普及到什么程度尚不得而知。日本有学者警告称，日本曾靠“购买排放额度”达成《京都议定书》减排目标的做法，今后恐怕要如法炮制了。

第二，能源结构制约。一是日本短期内难以摆脱对火电的高度依赖。扩大零排放电源比例是减排关键，但福岛核事故后，几乎全国核电设施均被关停，约近三成的电力缺口只能靠新增天然气发电和煤电补足。这导致日本对煤炭、LNG等化石燃料发电的需求大增，2019年化石燃料电源占比一度高达76%。在核电安全问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的背景下，过快削减火电，不仅影响日本的供电稳定性，而且威胁日本的能源安全。在2021年的G7峰会上，日本不顾主席国英国的批评，坚决反对宣布废除煤电；因未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COP26）上表明废除火电的具体路线，日本被由全球环保团体组成的“气候行动网络”授予“化石奖”，这些都凸显日本左右为难的艰难处境。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虽然紧跟欧美步伐，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经济制裁，但对切断同俄罗斯的油气合作却十分谨慎。日本商工会议所主席三村明夫就“萨哈林2号”项目明确表示，“不认为日企应向欧美企业看齐立即停止合作”，建议日本相关商社“深思熟虑后再得出结论”。

二是重启核电仍受其他因素制约。福岛核事故后，日本一度关停所有核电站，后虽推动重启，但进展缓慢。截至2021年底，日本只有10座机组正常运转，核电占比仅达6%。若实现2030年目标，约需运转30座核电机组，从现状来看希望渺茫。此外，日本顾及国内反核电舆论，政府仍坚持“尽可能降低对核电依赖”的方针和“原则上40年、最长60年”的运转时限，能否新建和改建核电站仍是未知数。截至2021年底，日本仅剩33个现有机组和3个在建机组。按现行规则，到2050年仅剩约20个机组。若保持核电占比20%，必须新建20座左右，且需所有机组正常运转。目前，日本已开始探讨允许核电机组运转寿命超过60年，但面临的阻力巨大，短期难有结果。

三是扩大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遭遇瓶颈。日本太阳能发电装机量目前仅次于中、美两国，但适合铺设太阳能面板的土地面积仅为德国的一半，继续增加规模、扩大容量的难度巨大。日本适合海上风电的海域面积仅为英国的10%，加之周边海底较深，需要大量使用较欧洲国家常用的“着底式风电”成本更高、技术难度更大的“漂浮式风电”。而且，受风况影响，日本海上风电的发电效率仅为欧洲国家的一半。日本当前的氢能成本居高不下，日本学者称“若不征碳税、没有补贴，将很难推进氢能使用”。此外，日本政府估算，若全靠国产氢气使氢能发电到2050年占比1%，大约需要建设2500～5000个全球最大级别的工厂，所以确保稳定的氢进口渠道不可或缺。

第三，产业转型困难。日本此前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核心是以低碳为目标，而不是绝对的脱碳。企业在清洁煤炭、LNG发电、油电混动汽车等领域长期拥有技术优势，占据较大的全球市场份额。但当政策转为脱碳后，曾经的优势化为负担，导致日本留恋火电、排斥纯电动汽车。政府制定的汽车全面电动化目标为2035年，海上风电大规模利用则是2040年，与2030年目标脱节。此外，日本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统筹机制，经产省与环境省各自为政、相互牵制，决策过程不科学、政策推行易中断。

第四，日本对同发展中国家开展脱碳合作将更具进攻性。气候变化问题原本应是全世界各个国家携起手来共同应对的全人类的共同课题，《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应是开展国际合作时坚持和遵循的准则。历史上，中日之间在节能环保领域曾有过许多非常成功的合作先例，对两国和两国人民裨益良多。但进入《巴黎协定》时代以后，日本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更多地从竞争意识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甚至表现出更多的攻击性，使应对气候变化这一本应在合作中实现双赢或多赢的问题愈发呈现出你死我活之感。例如，岸田政府虽提出“亚洲零排放共同体”构想，但却明确表示“这一构想并不包含中国”。日本媒体分析称，日本政府将中国排除在合作对象之外，是因为担忧在脱碳市场中不利于同中国企业开展竞争。日本学者则更加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与其说是环保政策，“不如说更像是旨在提升日本企业竞争力的产业扶持政策”。

四、结语

虽然日本实现碳中和面临种种困难，但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日本政府不会改变绿色转型的改革方向。而且很多日本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已经意识到如果不进行绿色转型，必将在国际市场失去竞争力，从而被时代淘汰。近期，索尼和本田两大企业宣布在移动出行领域结成企业联盟，共同制造电动汽车。日本政府和大企业的战略调整，即使进展不快，也将使中国企业未来在国际市场遭遇来自日本企业更加激烈的竞争，在围绕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政治博弈中，中国甚至还将面临日美欧的“合围”压力。一方面，日本脱碳目标本身虚大于实，很大程度有缓解压力、转移矛盾的意图。日本温室气体排放量居全球第五（2018年），但部分政客却强调日本的排放量仅占全球约3%，不断呼吁国际社会督促“最大排放国”中国加大减排力度，将中国推至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另一方面，日本目前虽然对开征碳边境税不积极，但密切关注美欧动向，积极参与WTO、IMF、G20等相关机制的讨论。一旦未来日美欧构建起“碳关税同盟”，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将使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处于不利地位。

本文原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4期的日本问题栏目。现代院微信公众号现推出此文（无注释版，文章内容及文字均以正式出版期刊为准），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