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读小结——201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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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证券化一直是比较感兴趣的领域，相关的书和案例打算持续的阅读和关注。最早做这批业务的老律师们都提到彭老师和洪老师各自的专著，他们就是看着两位老师的书而战战兢兢摸索着做的，自然有必要认真读起了。其中一位王律师提到，在做这块业务的时候，一旦遇到解决不了的或者是思考不通的法律问题时，就冷静下来回归重温民法那些元问题，最终往往都能得到解决。写了篇小小的读书笔记，只是摘抄。读《资产证券化法律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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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廉慧老师这本书算是厚积薄发之作了，写作跨度时间长，态度认真，对日本和欧美的成果引述很多，新意迭出。《世说新语》说：“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拿来形容赵老师这本书是很恰当的，不过案例分析不够透彻是大陆学者写作的通病，这方面不得不佩服王军老师对相关案例的深度分析，他的拷问令人思索起来头疼，但是也大大地拓宽了思考的进路。写了篇小小笔记，算是对书中观点的摘要。读《信托法解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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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的本质》英文书名叫《THE REAL-LIFE MBA》,商业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实战。但是，读有丰富商业经验的过来人写的书也有很多启发，这里面很重要的是商业思维和商业眼光。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到最多的以前读过的历史或者诸子的书，尤其是谈到领导者的品格和判断力时。书里面的主要内容其实做了摘要，准备结合着三国时期的历史对韦尔奇的一些观点做些补充和引证呢，但是终于放弃了，不如多读点书，懒得写了。这本书对于核心的观念一再强调，很多方面是认同的，对于做事情有启发。读《商业的本质》札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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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位奇人，能在多种角色之间转换来回自如游刃有余，重要的是每次都能成为"角"。书写的很好，没有引用大量的文献，主要围绕着法条解释展开，语言简洁，分析有力。信托的实施几乎涉及与财产相关的所有法律领域，很有意思。与赵书多次强调立法建议修改法条不同，本书主要是围绕着法条解释展开，是一本地道的解释论之作。冯友兰说:"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易克臻此。惟其如是，读其书者，乃觉择焉虽精而语焉犹详也。"此书庶几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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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编写者很用心，“本教材全体作者将向读者竭诚奉献不断改进的优秀，作为对我们敬爱的主编江伟老师的永恒纪念！”有对师恩深沉的怀念作为写作的动力，自然是比较严谨的，内容也比较全面，对实务中遇到的问题也有回应，相对来说整本书理念风格还是比较统一的。读的是最新的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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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月读10篇，两个月读其中的一册，压力不是很大。读书做人做事，最重要的是守正出奇，所以打算匀速前进，有规划的细致读读前四史，以前读的不认真。用的是书局新修订本，参考的是评价不一的韩兆琦主编的《史记笺证》，最好的自然是《史记会注考证》，但是前者偶尔参考一下，疑问都能得到初步解答，后者留待以后阅读。
以前读《留侯世家》的时候，有一事不明，觉得过于传奇和蹊跷。刘邦晚年宠戚夫人，欲废太子而立赵王如意。吕后还有吕家人肯定不答应啊，心急火燎但不知所为，只能求救于谋臣张良了。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必异而问之。问之，上知此四人贤，则一助也。”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刘邦对戚姬说：“太子羽毛已丰，甚得人心。”怎么请四个年老贤能的人，就能关乎皇位的继承呢，这期间的联系好像过于遥远，令人不解。在读《魏公子列传》的时候，似乎可以得到部分解释。“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从击琼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司马迁评论到，“高祖没过之而令奉祠不绝也。”可见高祖的任侠之风受魏公子影响之深且远，而魏公子最为影响力的事情就是礼贤侯嬴以及与毛公薛公这两个博徒卖浆者游，高祖必然是知道的。而在这方面刘邦想步效其后，最起码在商山四皎身上，未能如愿。张良是最知道刘邦为人和喜好的人，所以才出这个主意，并立马得到应验。
魏公子盗其兵符而矫杀晋鄙，却秦救赵，颇有洋洋自得之意，“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说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且矫魏王令，夺晋鄙兵以救赵，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忠臣也。公子乃自骄而功之，窃为公子不取也。”于是公子立自责，似若无所容者。这个门客说的话很有道理，谨记。
《史记》中在评论诸子和游说者的时候，我觉得是很平实客观的，比如评价孟子，“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於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彊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於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在儒者的眼中对这些是另外一种评价，“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倡；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教者不复以此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霸者之徒，窃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内济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圣人之道遂以芜塞。相仿相效，日求所以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时之得，以猎取声利之术，若管、商、苏、张之属者，至不可名数。既其久也，斗争劫夺，不胜其祸，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霸术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伤，搜猎先圣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补于煨烬之余，盖其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漬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观。”阳明欲一新时代风气，移风易俗，所以才有这样的追述和评价。不过道德确实很重要。赵冬梅说：“少年学史，好实在者，于权力、机构、制度格外究心，中年以后，渐悟信仰风气风俗之要。”她引用阎步克的话说，今人不信不等于古人不信，并许为学史的第五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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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读的第一本书，直想赶紧拿《论语集注》和《论语新解》读起。《论语》一书，除了其中论礼乐的部分不能解外，其余部分都曾虚心涵泳认真玩味过。但是如果从论语学史的角度，认真比对各家之说，以求深入的理解《论语》本身及其涵盖的内容，仍任重而道远，需要书读百遍并见之于行事之中。这是当时读后的感受。《论语新解》是钱先生很看重的一部书，他写完这部书后，很害怕大家不能体会他的深意和用心所在，于是针对自己的书做了几篇演讲，这样自信的事恐怕只有钱先生能做出来。集中最值得反复阅读的文章是《本论语论学》，这篇文章立论客观，仅仅围绕着论语展开，没有过多的发挥，于理解论语很有助益。我很喜欢论语，读的本子也较多，收益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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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先生的这本书读了很有启发，比如先秦诸子他最欣赏法家，认为"法家之学，在先秦诸子中，是最为新颖的。先秦诸子之学，只有这一家见用于时。"这样的想法同自己的读书感受是一样的，而且个人感觉儒法目标都是面对当时的乱世，开出自己的药方以求救世，手法不同，目的则一。另外评论汉朝政治是坏于元帝时，其弊病在不察名实。后汉光武帝厚貌深文，但其实行督责之术是很严紧的，中叶以后就松弛了，继之而起收拾残局的正是魏武帝、诸葛孔明这些励行综核名实的人物，但终至于魏晋清谈之俗兴。吕先生喜欢发议论，有些六经注我，对他的风格还不好把握。此外，他对士作为官僚阶层庸俗腐化一面的深度解读，消解了以前读《士与中国文化》过于伟光正的论述，后者有些“招魂”的味道，当然余英时的书价值自是不必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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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很好，于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发展的渊源和轨迹论述较详，很有特点的是指出陈寅恪论学思维和自身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在讨论陈寅恪的史学方法论，有些见解很有启发，言人所未言。第三章结合陈的唐史、柳如是研究讨论陈寅恪的辩证思维发展，推论推论陈思维方式中“正、反、合”的辩证思维应可上接希腊古典辩证思维，从而超越了此前人们所说的“朴素辩证法”之类。既不同于西马，也迥异于胡适的"大胆假设"。第五章讨论陈早年认可"中体西用"，至《论韩愈》一文，拈出"天竺为体，华夏为用"的说法，其于历史解释，有了新的心境。"西体中用"为过渡阶段文化体制的改良，且须尽量吸收，否则无法把"中西之间"融成一家之说。"虽似相反，而实足以相成"，此"相反"者，一时之间可能违逆民族情绪也。"相成"者，成就其所不忘民族地位之谓也。陈寅恪1951年完成的“唐史三论”（《论唐高祖称臣突厥事》、《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论韩愈》），证明他当时对新政权有所期待，实为建言之作，是有所为而发的：盖以唐高祖称臣突厥比拟新中国倒向苏俄，希望中国能像唐高祖对突厥一样，始则臣之，终能灭之；以“山东豪杰”比拟军内山头，希望执政者能妥善处置；以韩愈辟佛比拟在外来意识形态大举进入时应自树新义，保持中国文化的特色。这样的诠释是否完全准确，或可讨论，但无疑是发人之所未发的。关于这本书，很值得写一篇读书笔记，但是懒得写了，书里面还有很多高质量的内容。
下面这段论述很精彩，以前未曾措意，“中国之文学与其他世界诸国之文学，不同之处甚多，其最特异之点，则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就吾国数千年文学史言之，骈俪之文以六朝及赵宋一代为最佳。其原因固甚不易推论，然有一点可以确言，即对偶之文，往往隔为两截，中间思想脉络不能贯通。若为长篇，或非长篇，而一篇之中事理复杂者，其缺点最易显著，骈文之不及散文，最大原因即在于是。吾国昔日善属文者，常思用古文之法，作骈俪之文。但此种理想能具体实现者，端系乎其人之思想灵活，不为对偶韵律所束缚。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若就六朝长篇骈俪之文言之，当以庾子山哀江南赋为第一。若就赵宋四六之文言之，当以汪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浮溪集》一三）为第一。此文篇幅虽不甚长，但内容包涵事理既多，而文气仍极`通贯。又此文之发言者，乃先朝被废之皇后。以失去政权资格之人，而欲建立继承大统之君主，本非合法，不易立言。但当日女真入汴，既悉数俘虏赵姓君主后妃宗室北去，舍此仅遗之废后外，别无他人，可籍以发言，建立继统之君，维系人心，抵御外侮。情事如此，措词极难，而彦章文中“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两句即足以尽情达旨。至于“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古典今事比拟适切，固是佳句。然亦以语意较显，所以特为当时及后世所传诵。职事之故，此文可认为宋四六体中之冠也。庾汪两文之词藻固甚优美，其不可及之处，实在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而其所以能运用此情感，融化贯通无所阻滞者，又系乎思想之自由灵活。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非通常工于骈四俪六，而思想不离于方卦之间者，便能操笔成篇也。”陈以赵宋为骈偶文字的颠峰时代。他认为最上乘的骈俪必须是能像古文那样说理叙事晓畅的，而不仅仅是以形式美打动人。只有“思想之自由灵活”，方能臻于“合”的上乘境界，词藻之优美尚其余事。这点在《论再生缘》中也有提示，“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非通常工于骈四俪六，而思想不离于方罫之间者，便能操笔成篇也。今观陈端生《再生缘》地一七卷中自序之文与《再生缘》续者梁楚生第二十卷中自述之文，两者之高下优劣立见。其所以至此者，鄙意以为楚生之记诵广博，岁或胜于端生，而端生之思想自由，则远过于楚生。撰述长篇之排律骈体，内容繁复，如弹词之体者，苟无灵活自由之思想，以运用贯通于其间，则千言万语，尽成堆砌之死句，即有真实情感，亦堕世俗之见矣。不独梁氏如是，其他如邱心如辈，亦莫不如是。《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也。 ”陈寅恪之所以盛赞《再生缘》，关键原因还不在于该作是出自女性之手的“春闺梦里词”，而是陈端生能以对偶韵律之词语驾驭繁复之情节，加上空前的篇幅，将陈寅恪心目中古典诗歌所具有的叙事潜力充分展示了出来。陈氏激赏的正是陈端生的“自由活泼思想”，使其作品避免了“堆砌之死句”和“世俗之见”。（陆扬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