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是怎样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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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鹿鸣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仇鹿鸣，1981年生，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2000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2008年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出版专著《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长安与河北之间》（北京师范大学2018年），参与修订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的点校，并曾先后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中华文史论丛》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四十篇，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古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士族政治、石刻文献等。
写在前面
一晃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已经十年过去了，其中的很多细节未必还能完全记起，更何况以历史作为糊口职业的我，从来都笃信回忆本身就是筛选与重构自身历史的一种手段，对此抱有天然的警惕。另一方面，我近十年学术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走出博士论文，当然更没有觉得自己已经老到可以谈一点“人生的经验”，而且作为古代史研究者，治学中多是与故纸堆打交道，整个过程毫无波澜，不如社会科学的同仁，研究的题目多与现实有关，也有田野的经历，有故事可讲。因此当石头兄约我谈一下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的经历与思考时，尽管之前我已读过多位学者的同题作文，觉得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设想。但基于以上原因，我几乎是在应允了这一任务的同时便觉得有些“后悔”，于是一再拖延交稿的时间。最终还是勉力写完本文，其中说服自己的理由便是我经常阅读前辈或同辈学人的自述，从中获得过不少启发，或者说至少通过读这些文字，在学术道路的跋涉中感受些许“吾道不孤”。既然自己喜欢读，似乎不应该拒绝写，或因此仍有义务将自己个人化且“乏味”的经历略作记录。
一、被“缩短”的学术准备期
直到现在，我每次在填写简历的时候，对如何表述我从本科到博士的求学经历，仍不时感到犯难。我从2000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到2008年获得博士学位，在八年中完成了本科到博士阶段的学习，较之正常学制缩短了两年。当然这种缩短，更多的不是因为我学业的优秀，而是在一系列制度调整的过程中，成为了“试验品”。
众所周知，1990年之后的十年，大约是整个中国人文学科最不景气的一段时间，这种不景气落实到高等教育层面的一个集中体现便是文史哲纷纷成为各大学录取分数线最低的专业，其中仅中文系由于就业面稍广，情况略好，而且在不少年份中，仅有个别学生是第一志愿考入，绝大多数都调剂而来。稍后，至1990年代中期，或许是为了回应社会舆论关于“没有培养出大师”的批评，不少大学纷纷开设了以培养文科尖子学生为目标的基地班或强化班，并同时配套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有兴趣的学生深造，复旦自然也不例外。
现在想来，我入学的时候，大约正好赶上不景气仍在持续，但已开始从谷底爬升的当口。当时，复旦鼓励有志于从事基础学科研究的学生继续攻读的主要优惠政策是提前一年攻读硕士（校内俗称3+3）。这一政策最初大概是为文科基地班所设计，但平行班的学生也能参加选拔，而且由于当时的不景气，竞争并不算特别激烈。我有幸通过这一选拔，从2003年便提前进入了硕士阶段学习，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到了研二那年，学校不知基于何种考虑，突然改变了政策，取消原来的本硕连读（3+3），改以硕博连读取而代之，而我恰好成为最后一批本硕连读和第一批硕博连读中的一员，于是从2005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
这种人为制度设计及意外造成的学制上的“缩短”，在很长时间内都成为我不得不与之搏斗的对象。人文学科长期以来的传统是强调积累，“板凳要做十年冷”这样的话自然是人人都被耳提面命过的。就历史学而言，主要是指通过大量而扎实的史料、文献阅读来奠定今后从事专业研究的基础。我也知道直到现在，系里还有不少教授明言不希望自己的学生硕博连读，跳过硕士论文写作这一重要的训练。对我来说，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不足。客观而言，当时的课程训练并不及现在规范，因此2003年当我开始念研究生的时候，事实上还没有写过一篇正规的论文，当然也谈不上经历过一个比较完整的学术训练过程。如果说还有长处的话，只能说是阅读面还比较广，对于当时流行的社会科学理论和史学著作都有些涉猎，但也谈不上专门的方向。通过直研面试，选定以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为方向之后，则系统地阅读陈寅恪、唐长孺等学者的主要著作，并在韩昇老师的建议下，以每日一卷的速度，通读了一遍《通鉴》，算是做了一些准备。
至于为什么会选择以魏晋隋唐史作为方向，除了个人的兴趣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古史的资料量比较适中，基本可以自己购置齐全，不需要特别仰赖图书馆和档案馆。我当时已有较为明确的自我认知，自己虽然对专业研究抱有兴趣，但远谈不上勤奋，特别是对披沙拣金的工作方式心怀抗拒，即对抱着寻找某一类史料的目的，大规模地翻检方志、档案等原始文献的工作始终提不起兴趣，更愿意享受读书本身的乐趣，认为史料是读出来而非找出来的。加上之前在课堂上已听闻不少老师对图书馆、档案馆的种种控诉，尽管我当时对近代史也很有兴趣，甚至在念博士之后，阅读的近代史学术论著的数量不比自己的专业领域少，但一想到要处理庞大的资料，加上自觉没有在“非制度层面”与人打交道的天赋，便立刻断了从事中国史下半段研究的念想。
进入研究生阶段后，对自己之前所受训练的不足也有所觉察，比较快就和韩昇老师商定了硕士的方向。根据自己当时的能力，我提出希望能做一个士族或藩镇的个案研究，主要是考虑到个案研究史料范围比较可控，便于初学入门，由于同一级的张达志在本科时就确定以藩镇为研究方向，韩老师建议我选一个士族个案，并提议可以尝试研究一下渤海高氏。以此为契机，我在研一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南北朝各史，尤其是北朝四史，并配合读了一些清人及近代学者的考证文字。之前读《通鉴》和这次读南北朝各史，不带有找题目或写论文的目的，对我而言是一段至今都感到怀念的从容读书的时光，虽然很难说有什么直接的收获，或许主要帮助自己建立对这一时代的“现场感”。
二、选择挑战重要的问题
如果不是在研二的时候意外地被推入博士阶段学习，这种愉快而自由的读书生活，可能还能持续一段时间。作为一个之前没有受过本科论文和硕士论文训练的学生，进入了博士之后，选择什么样的题目来写出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著作，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史，由于史料不足及前人研究积累丰厚，找不到题目早已是这个断代中常见的感慨，对于我来说困惑无疑会更多一些。
由于在直博前韩老师已指示过，尽管制度上我不需要再写硕士论文，但还是要拿出一篇相当于硕士论文规模的文章给他看，所以我在2005年暑期，利用之前累积的资料，围绕渤海高氏写了6万多字。这篇文章，应该说韩老师和我自己都不太满意，现在回想起来主要的问题大约出在我之前已读过不少前人关于士族的研究，坦率地说对于既往研究的同质化，即用不同的材料证明类似的而且前辈学者已经论及的结论，感到不是很满足。轮到自己动手的时候，特别希望能和之前的研究有所区别，因此急于把之前读其他领域论著学到的一些分析概念，如“长时段”、“社会结构”、“层累造成的古史”等都塞进去，显得有些消化不良。
因此，在选择博士论文题目的时候，我个人其实已经对士族个案的研究意兴阑珊，而且从当时的想法而言，也早就认定个案研究是初学时候练手的，而博士论文应该选择一个更重要的题目来做。最初和韩老师商量的时候，我隐约感觉韩老师是希望我能把渤海高氏继续做下去，并不赞成另起炉灶。确实从之前的经历来看，由于我缺少完整的论文写作训练，做一个和硕士阶段具有延续性，至少保证能写出来的题目，是更稳妥的办法。不过我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坚持要换一个题目，好在韩老师对于学生想做什么，素来比较宽容，也准许我自己去另找一个题目。
在短暂的硕士生涯中，我还尝试过其他一些议题，其中刚开始念硕士的第一学期，因为上课时大家重点讨论了黄永年等学者对陈寅恪“关陇集团”概念的批评与修正，这在1980年代以后引申出了一系列研究，颇具影响。我想到陈寅恪论著中经常与“关陇集团”对举的“山东旧族”、“山东豪杰”这些概念似乎没有人梳理过，于是在寒假中以此为题写了一篇作业，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写学术论文，颇为投入，对我自己而言也算有意识地要弥补之前没有写过本科论文的缺憾。写完之后，韩老师比较满意，推荐给了《史林》，很快就在当年登出，对当时刚刚入门的我而言是一个不少的鼓舞。
陈寅恪（1890-1969）
现在看来，这是一篇比较讨巧的文章，主要涉及概念的辨析，对具体史料讨论不多，正好契合我当时的能力。在尝到甜头之后，我想如法炮制，围绕着陈寅恪在讨论魏晋政权更替时运用过的两个概念：汝颍集团与谯沛集团，又写了一篇文章。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开始意识到魏晋历史的复杂性，不是靠辨析概念就能解决，特别是因为早先读过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中对桓温、刘裕北伐与篡晋图谋关系的讨论，很快联想到司马氏代晋过程中经过祖孙三代四人，时间长达十六年，其中的曲折绝非陈寅恪认为的那样因“东汉儒家大族之潜势力极大”，夺取帝位轻而易举，值得做进一步考辨。
于是两年后面临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我想起之前那篇旧稿，计划重新讨论一下从曹魏后期到西晋的政治结构转换。从当时的考虑而言，大约想回应两个大的问题，一个是陈寅恪所主张的魏晋嬗代的实质是代表儒家大族的司马氏取代了法家寒族的曹氏，我因为之前做过初步工作，对此已抱有怀疑，希望能系统地重新加以检讨；二、尽管我对士族个案研究常做不出新意，感到失望，但对于士族形成及背后的社会结构变动这样的大问题，一直怀有兴趣，因此也想从政治史入手，尝试能不能进一步和背后的社会结构变迁联系起来。
应该说这个选题比较符合我个人对博士论文的期待，题目足够重要，材料却不那么多，容易把握，在时间上也比较从容，关键就看能否在前人已有大量研究的基础上翻出新意。那个时候刚读完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对其中一段很有印象，大意是说何炳棣的学长林家翘告诫他，清华出身的人，“千万不要做第二等的题目”。我当时的状况是读书不少，可以说眼界已经有些高，好处是不愿意做平庸的研究，安安稳稳地求得毕业，缺点当然是比较浮躁，对于史料上下的功夫还不够，眼高于手。不过当时对此还没有太明确的意识，只是觉得何先生的这段话很贴合我的心气。
尽管我个人对这个选题比较满意，但在开题的时候，还是受到比较多的质疑，老师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个前人已做过很多的旧题目，我所提供的开题报告并不能说服大家，在多大程度上有把握推翻旧说。从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选择无疑有鲁莽的成分，我虽然早就读过这一时期的基本史料，但这些材料此时在我脑海中还只是一个个“故事”而已，并未经过整合和梳理，因此在开题报告中，除了表达了对既有成说的批评之外，并没有提出太多自己成型的看法。
记得我在开题报告中写过一段带有些许“理论色彩”的文字，大意是说我研究的目标是希望通过史实的重建，呈现出这段历史的复杂性，而不是为了提出一个与前人不同的结论，也有老师提出了异议。我当然能够理解老师们的苦心，不过这点后来成为我在论文写作中贯彻的重要基点，直到现在我都认为历史研究尤其是政治史研究，并不是为了求取一个颠覆性的结论，这种对于事件性质或原因的翻案式研究，不但容易陷入历史辉格解释的陷阱，而且在材料较少的中古史领域，实证层面上往往依赖于对一两条关键材料的重新解读，其可靠性是存在疑问的。而强调对过程复杂性的观察，将历史人物假设为“雾中人”，或许更能规避“倒放电影”的危险。
不太顺利的开题对我来说是一个有力的警醒，在正式写作博士论文之前，我做了两项准备工作，都是围绕着写作展开的，一个是完善了司马氏篡#魏过程研究的那篇旧稿，等于为博士论文写作进行了一次可行性实验。另一个则是将之前写的渤海高氏初稿中较有心得的关于世系辨伪的部分，单独抽了出来，并增补了唐代的高姓墓志材料后，形成一篇自己比较满意的论文。幸运地的是，这两篇文章先后在我撰写博士论文期间被录用发表，前一篇发表于《复旦学报》，后一篇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特别要感谢《历史研究》编辑部的老师们及刊物坚持的匿名审稿机制，不仅是让一个无名小卒的文章能够有机会脱颖而出，更重要的是《历史研究》提供的审稿意见，是我当时收到过最详尽的反馈，并要求我提供一份修改说明，对外审的意见哪些接受，哪些不接受，逐条举出理由，这一往复的过程对我反思自己写作中的不足大有裨益。
这些准备工作对当时的我来说，更重要的意义可能在于通过两篇较长单篇论文的写作及反复修改，真正弥补了硕士论文训练的缺环。因此当2007年暑期正式开始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尽管起初仍心怀忐忑，因此选择较早动手，万一需要大的修改，也可留有余裕。但整个过程是比较顺利的，基本上以一个月写一章的速度，到08年初便已完成了初稿，利用寒假中仔细修改一遍，并写作了结论部分后便提交了预答辩。
如果要回顾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的得失，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写作方法无疑是个人化的选择，并无法度可循，更无高下之别。我养成的习惯是在写作前仅给自己提供一个比较粗线条的想法，而在写作的过程中不断地重读史料、重新检讨前人的论著，进而细化、修正、有时候甚至反转之前那个粗线条的想法，这样做的好处是脑海中没有太强的成见，在不断辨析史料的过程中，从细节考证出发，汇聚为成型的文字。
我在博士论文中提出的不少问题，如对高平陵之变过程的考证、对邓艾、钟会二士争功的讨论，其实在写作前完全没有意识到，而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偶然发现并扩展成论文中专门的章节。这种方法的缺点当然是比较随意，例如博士论文的第一章《汉魏时代的河内司马氏》本来计划只是一节，或许开始写的时候，有些担心篇幅不够，写的比较多，于是被扩展成了一章。其实我开题时递交的题目是《西晋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正是由于写作中的随性，把原定的第一章扩展为两章，导致写到司马炎去世时，整体篇幅已经足够，自己也感到有些疲倦，于是就干脆变换了一下题目，形成了现在的模样。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仇鹿鸣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年6月版
当然这种改变，也有一个客观原因。众所周知，博士论文虽然仍名为论文，实际上是在写作一本专著，对于一本史学专著而言，需要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或在议题上具有相关性，但中古史的困难之一便是或许还能找到不少足以写出精彩论文的空白点，但要找到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或者同一组有内在关联的议题，同时又是前人未充分讨论过的，进而形成一部专著，而非论文集，则相当不易。我当时对洛阳被攻破后，北方各个仍以晋为正统的小政权，已搜集了一些材料，也形成了一些想法。但问题在于从西晋前期过渡到西晋后期，无法绕过的重要事件是八王之乱，这一问题前人研究很多，我对此似乎也提不出什么新见，这也是最终放弃写下去的一个原因。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围绕着这些问题，完成几篇论文，以弥补遗憾。
三、从“读者”到“作者”
回顾自己八年的求学生涯，整个经历并不具有典型性，但从自己学术起步期的经历来说，或许以下的思考尚具有一些普遍的意义。从我个人主观的感受而言，如果把这八年分为两个阶段，那么前四年比较愉快，后四年则愉快的感觉渐减，直到现在都是如此。这种愉快感觉减少的经验，或许是很多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同仁在转型过程中都会遇见的，即如何从一个知识的消费者（读者）变为一个知识生产者（作者）的过程，同样也是研究生训练的目的所在。
前四年的愉快，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自由阅读的基础上，充分满足了自己的求知欲及散漫的天性。回想起来，大约有两个场景，直到现在都让我怀念不已。一个是本科的时候，章清老师开设《史学导论》，主动要求所有同学至少在学期中抽出一个晚上到他办公室去聊天，他还建议每个学生都从他书柜借一本书，如果你愿意多去聊天或多去借书自然也是在欢迎的范围之内，加上后来他带我们班去贵州暑期实践，前后有不少联络与准备工作，因此大约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都有频繁的接触，私下里的各种漫谈，虽然不尽与学术有关，但对我后来选择学术道路有很深的影响。我们班后来成为前后几级中选择直研最多的一级，与此也有密切的关系。另一个则是读研究生之后，每周韩老师课程结束后，大多数的时候会师生一起午餐，并去周边的书店逛一圈。在这个过程中，听韩老师谈各种学术掌故及评骘书店中陈列学术新著的优劣，自觉收获有时候要大于在课堂中。
但我后来才渐渐认识到广泛的阅读只能帮助你建立不错的学术品味，而不能让你自然而然地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甚至有时候过高的品味对于一个学术成长期的研究生而言是“有害的”。因为当你尝试写作的时候，如果总是写不出达到自己期许的文章，难免会陷入自我怀疑及焦虑之中。打破这一怪圈的唯一办法，恐怕只有更多的阅读与写作的尝试，这一试炼的过程当然不会是令人愉快的。严耕望在《治史三书》中一段话对我很有触动，“写作事实上不但是为了向外发表，同时也是研究工作的最后阶段。常有人说某人学问极好，可惜不写作，事实上，此话大有问题。某人可能常识丰富，也有见解，但不写作为文，他的学问议论只停留在见解看法的阶段，不可能是有系统的真正成熟的知识。”
尽管自己因为学制的关系，没有写过本科及硕士论文，但在读研究生之后，坚持在每个寒暑假都根据平时阅读的积累，写一篇论文或书评，最初是为了弥补训练的不足，后来渐渐成了一种习惯，这种持续的写作练习对我的学术成长有很大的帮助。事实上，在国内的学术环境中，适当的自我压力是完全有必要的。同时渐渐体悟的一个经验是，只有在写作中思考过的史料，才会成为你真正理解并能在研究中运用的史料，否则再多的阅读，建立的只是一种泛泛的印象而已。读书时候所谓的灵感只有通过写作的检验才能被证明到底只是“一种随意的猜测”还是能转化成真正有价值的论题。
但较广的阅读面依然令我受益良多，其实自己进入专业方向的学习时间较晚，特别在本科阶段基本上是无特定目的的泛读，真正意义上的论文写作练习更是要进入研究生阶段之后。在成为老师之后，我也经常指导本科生的科研计划，应该说现在本科生在规范化论文写作能力方面上远远超过我同期达到的水平，甚至完成一个本科生的科研项目已成为直升研究生的基本要件，但我常常怀疑过早投入比较狭窄的专业方向学习，对于学生成长的利弊到底如何。
如果说通过广泛的阅读建立的学术品味，确实会造成初学者在一段时间内的“眼高手低”，但眼界及自我期许同时也成为一种有效的自我审查机制。从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努力和别人写的不一样，不满足于规范化但重复性较强的研究套路，成为最初的期许，等到自己学术经历稍丰，尽量不重复之前自己做过的研究，则变成了进一步的自我设限。因此，在完成博士论文写作之后，如何走出博士论文，便成为一个自觉的目标。
尽管根据坊间流行的说法，博士论文一般是一位学者最好的著作，但依照我的看法成为一位优秀学者标准之一就是要在两个不同的研究方向中做出比较好的成绩。而留校之后参与《旧唐书》、新旧《五代史》重新点校工作的机缘，倒也促使我自己比原先预期更快地走出了博士论文，转入唐史研究。同样，转换研究方向之所以还算顺利，确实应该感谢自己长期以来的阅读习惯，在以魏晋南北史为主要方向几年中，也没有偏废对唐史的关注。
《长安与和河北之间》
仇鹿鸣 著
北京师大出版社 2018年11月版
现行的学术体制毫无疑问对把阅读作为一种爱好的研究者而言是有些冷酷的，它鼓励的是计件化的工作方式，这种工作方式要求的是把阅读视为写作的准备，因此无论是读文献还是二手研究都变得带有很强的目的性与工具性。其实我本人并不反对所谓的量化考核，一来这是国际学术界的普遍潮流，二来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中，有标准总是要大大好过没标准。但无疑这种环境的驱迫造成了我所说的从读研开始便觉得愉快感渐少，甚至可以说直到现在自己在心理上仍未完全适应这种转变，一直努力保留在专业之外的阅读时间。
在我看来读其他领域中第一流研究的收获要远大于读本专业中的二流研究，尽管这些收获不能很快的变现为论文中的脚注，但对于一个知识人的成长而言，价值无可替代。以我个人而言，自觉较有发明的几篇文章，其中的大多数灵感都不是来自于本专业内的研究。如何在专业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完成从“读者”到“作者”的身份转换，同时协调两种身份的冲突，即在满足一个知识人扩展所知范围的好奇心与成为一个现代学术产业中的优秀员工之间寻求平衡，并尝试让两者互相促进，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是伴随学术生涯展开的一段重要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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