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凯：如何从中医药海外传播中“看见西方”？| 东西问

共同研究中医，已经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中新社记者：韩帅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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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医药在治疗危急重症领域取得良好成效并收获众多研究成果，得到了世界医学界的更多关注与认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医药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针灸、拔罐等中医治疗方法也受到众多国际友人青睐。中国官方数据显示，目前中医药已经传播至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医药何时开始向海外传播？在海外传播和发展后的中医，与中国本土传统中医有何不同？研究中医药海外传播，对中华文化走出去有哪些启示？近日，云南中医药大学中医西学研究所负责人吴凯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逐一解析这些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医药何时开始向海外传播？

吴凯：有明确史料记载的中医药海外传播，发生在唐代。当时中国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将包含中医药在内的中华文化传播到当地。事实上，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医药就已开始沿着起源于汉代的丝绸之路向中国周边国家传播。

大航海时代，欧洲的航海家、探险家探索亚洲时，也将中医药文化带回西方。著名的中医典籍《本草纲目》就是通过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和驻华使馆人员传入西方。

到近代，一批来华专家学者主动对中医药展开研究，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他所著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又名《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包含了大量关于中医药的内容，对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

值得一提的是，1878年出生于法国巴黎的苏烈（George Soulie De Morant）。1901年起，苏烈在中国从事外事工作期间，先后在北京、上海、云南等地向当地医生学习中医和针灸技艺。1927年，苏烈开始在法国传播和推广针灸，并与当地医院合作开展针灸临床实验。

苏烈是将临床中医带入西方医学体系中的第一人，1950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提名。他的著作《针灸法》至今仍是西方人学习针灸的教材，他也被誉为“欧洲针灸之父”。

苏烈针灸著作及手稿原件。中新社记者 李嘉娴 摄

还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资深记者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访问中国期间突患急性阑尾炎，在术后接受了针灸治疗。回国后，詹姆斯将他的经历和中医的神奇疗效写成稿件发表在《纽约时报》头版，由此在欧美国家掀起了一场“针灸热”，也带动更多国家研究和学习中医药。

近年来，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和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在中国成立，中医孔子学院在多个国家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实施，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等，让中医药的海外传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中新社记者：目前中医药在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如何？在海外传播和发展后的中医，与中国本土传统中医有何不同？

吴凯：在不同国家，中医药的传播和发展也有所不同。在中国的部分周边国家，中医药大多融入了当地传统医学，如日本的汉方、越南的东医等。

在西方国家，当地是否有支持中医药合法化的法律非常重要。在通过了中医药立法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的部分州，中医药的知识体系和治疗体系得以持续发展。而在没有相关立法的国家，中医药在当地的发展则可能会遇到重重困难。

此外，西方民众普遍对以针灸为代表的中医疗法抱有好感，但对中药却存在一定偏见。部分中药曾会用到动物制品，例如犀牛角、虎骨等，虽然中国已经禁用，但部分西方民众仍对中药持有刻板印象。

云南中医药大学研究团队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地开展的实地调查发现，许多西方国家的中医研究者和中医师并不是对中国传统中医进行简单的“复制”和“粘贴”，而是让中医与当地环境适应或与不同领域碰撞，由此产生了大量创造与创新。

研究过程也让我们的认知得到扩展：从“中医西传”——认为中医是由中国人向西方传播的，到“中医西学”——认为中医是由西方人主动学习的，再到“中医西创”——认为中医在西方的传播和发展离不开当地人的创新和创造。

这其中有器物的创新，如苏烈制作的金针、18世纪开始研制的电针以及在欧美广泛使用的艾灸勺等；有知识的创新，如法国的耳针结合了西方反射疗法进行针灸治疗，这一疗法在20世纪50年代传入并影响中国。还有社会结构创新，苏烈创办了法国最早的针灸学校，满福利（Felix Mann）1958年在伦敦西区开设英国最早的针灸诊室，华思礼（J·R·Worsley）1960年创立了英国最早的针灸学校。

20世纪初苏烈自制的中医针灸金针套组。中新社发 尧雪洲 摄

中医药在西方的传播甚至推动了艺术的创新。英国人彼得·法尔布雷斯（PeterFirebrace）将中医和蓝调音乐相结合，创作了一系列诙谐幽默又便于记忆中医知识的蓝调音乐。我在美国访问时，一些学校和诊所的张贴栏上随处可见中医的相关漫画，这应可缓解患者或者新生对陌生医疗的“文化休克”。在西班牙，有一所中医学校将汉字“天”和风水等传统理念作为设计其校舍的灵感来源。

彼得·法尔布雷斯（Peter Firebrace）用于将中医和蓝调音乐相结合的蓝调音乐CD。中新社记者李嘉娴 摄

还有一点比较有趣，西方的中医师会利用针灸为宠物进行治疗，这种现象在中国也比较罕见。

中新社记者：云南中医药大学为何重点研究“中医人类学”？目前有哪些重要研究成果？

吴凯：人类学产生于西方，它研究人类各民族创造的文化，以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当这门学问传到中国，中国的人类学家们主要用其研究中国乡村、民族等，却很少用于研究西方社会。

目前云南中医药大学中医人类学中“中医西学”的研究涉及的是西方社会，而研究手段是人类学。中医人类学给了我们“看见西方”的切入点，即对西方社会中医元素形态的研究。同时，该学科也是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提升互惠、互信的机会。

云南中医药大学于2012年创立“中医人类学”重点学科，并于2018年在中医学下自主设置中医人类学硕士点。学校共有20余人次先后赴法国、英国、美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等国家和地区开展为期3年多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并对调查点定期回访。

最大的研究成果，还要数坐落于校内的中医西学博物馆。得益于学校多年来的推动和支持，旅法学者贺霆教授带领团队的实地收集整理以及世界各地的慷慨捐赠，除了苏烈、腊味爱（Jacques-André Lavier）等中医西学大家的专廊，博物馆的藏品还包括来自西欧、北美国家的近3000件实物、照片、文献，还有超过150小时的音像资料，较完整、深入地展示了西学本土化中医的历史、发展与现状。

中医西学博物馆内展出的腊味爱教导学生制作的针灸针。中新社记者 李嘉娴 摄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研究中医药海外传播，对中华文化走出去有哪些启示？

吴凯：中医药走向海外之后，将西方医学中所缺少的“治未病”“养生”等理念带入世界医学体系之中，对推动世界医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海外的中医研究者和中医师们在对中医的使用、传播过程中，向海外民众很好地宣传了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本土化”后的中国文化更适应当地民众的口味、更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而由于传播者与接受者均属同一社会，也不会引起“文化冲突”。通过热爱、精通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西方人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一种主动的、直接的、有效的传播方式。

我们在与海外中医人交流时，他们大部分人表达出希望到中医的发祥地看一看的愿望。除了中医文化，他们还希望能够了解中国的古汉字、天文、易经等传统文化。可以说，共同研究中医，已经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同时，中医药海外传播也是一面“镜子”，在研究“镜子”的同时也能够“反观”我们自己。在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中，我们能够更清楚地了解中医到底是什么，中医在世界上的定位是怎样的。这对于增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也十分重要。

受访者简介：

吴凯，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访问学者，现任云南中医药大学中医西学研究所/博物馆负责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重点学科“中医人类学”学科负责人，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人类学专业专委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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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明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