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 ｜没有五四，何来晚清？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语境中，五四运动的意义毋庸赘言，无论作为现代中国的起点，还是革命精神的发祥；新文学的开端，抑或旧思想的终结，其空前绝后的历史地位，早已浓墨重彩，大书特书。2019年乃是五四百年，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雨洗礼，我想我们已获得足够的历史经验，以重估五四带给我们的遗产、困惑和可能。1949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五四及其所代表的文化资源在两岸华人世界形塑为截然不同的图腾与禁忌。在海外学界，虽不能避免冷战的阴霾和铁幕的隔绝，却终究因为远离对抗前线，生发出另一番对话的可能。1960年，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问世，开海外五四研究之先声，其简体中译本1998年出版，经由“海外”重返五四，竟成一时热潮，再版至今（最新版本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版）。在文学研究领域，对话以更多样的形式展开。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61），以“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为己任，在中国现代文学“感时忧国”的大传统下，为五四一代作家的文学地位重排座次；李欧梵的《上海摩登》（Shanghai modern：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1999），绕开五四声教所及，醉心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都市的声光化电，世故苍凉，似乎有意要另辟蹊径，对启蒙与革命的时代洪流冷眼相看；更有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Fin-de-Siecle Splendor：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1849-1911，1997），在其简体中文版（2005）的序言中高擎“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大纛，以充满诘问的口吻，挑战五四截断众流的权威。凡此种种，皆曾在大陆学界引起阵阵震荡，对于“夏—李—王”学统的整体性研究和批判，遂成为海外汉学评议的热点，如此看来，这一学统或“标靶”的发明，不免与我们的五四认同大有关联。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已经不再可能对五四抱有某种单一、刻板的印象，不再可能将之奉若神明，或者弃之如敝履。五四不再一成不变，并与我们渐行渐远，相反，它在不断历史化或语境化的过程中被重新发现，重新唤醒。于此我们或许可以借用近来愈发流行的术语——“后五四时代”——来描述这一若即若离的关系，尽管这看起来又像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后学”词汇，却恰好能够揭示出在当下理解五四的方法之一端，不同于“回到历史现场”的绵密考证，它提示一种保持距离的“远读”：既然历史终究无法重演，任何看似客观地再现都不可能根除埋藏其中的后见之明，我们又何须抹煞“五四”自身的阐释性和建构性，乃至不断自新的可能？
本期的选文即以“后五四时代”为主题，首篇是王德威教授的短文《没有五四，何来晚清？》。上文已经提及，王德威在21世纪初曾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挑战姿态闯入大陆学界的视野，以其世纪末的关怀引发巨大的影响和争议。他本人对此的回应，可以见于2011年发表的《现代中国文学理念的多重缘起》，在文中他认为那些批判的声音多属于“对于‘缘起论’、‘发生论’的标准症候群”，而“我完全可以倒过来讲：没有五四，何来晚清？”。这样的措辞之后又多次出现于其访谈文字，但至于该如何理解“没有五四，何来晚清？”，却始终没有直观的答案。如今在这篇为五四纪念文集《五四/100》（即将出版）所写的短文中，王德威再次回应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所引发的争鸣种种，更正面阐释了“没有五四，何来晚清？”这一提法的来龙去脉。首先，对于那些基于“发生论症候”的批评，王德威强调其并非“一锤定音式的结论”，而是一种“引发批评对话的方法”，其笔锋所指，并非简单作史料的翻案或申冤，而是意图打破文学史叙述的“单一与不可逆”，还原现代中国的“千头万绪”。因而“这不是一个发生学，而是考掘学的问题”。其次，对于质疑其以小说替代文学的做法，王德威认为晚清的小说界革命“不仅是文学场域的突变，也是一场政治事件，一次叙述作为历史载体的重新洗牌”，因而这里小说不仅仅是特定的文体，更代表相对于“大言夸夸的大说”，所形成的叙事与历史的深刻互动，承载了“生命的众声喧哗”。最后，他解释了“没有五四，何来晚清？”的所指：“正是因为五四所带来的启蒙思想，我们才得以发挥主体‘先入为主’的立场，重新看出埋藏在帝国论述下无数的维新契机，被压抑而复返的冲动。五四可以作为一个除魅的时代，五四也同时是一个招魂的时代”，归根结底，“与其纠结于‘没有/何来？’的修辞辩论，不如对‘文学’，或‘人文学’的前世与今生作出更警醒的观察”。无论是“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还是“没有五四，何来晚清？”都不过是辩证的修辞，王德威所要借此呼唤的乃是身处当下的学者对一系列“理所当然”和“大言夸夸”的警惕和挑战，无论是基于五四的革命批判精神，还是晚清的“真的恶声”。
（季进，苏州大学文学院）
王德威
没有五四，何来晚清？
文 · 王德威
（《南方文坛》2019年第1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是我论晚清小说专书《被压抑的现代性》（Fin-de-siecle Splendor：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1997）中文版导论的标题。
长久以来，文学和政治文化史上的晚清一直被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集颓废封建于一身。相对于此，五四则代表现代性的开端；启蒙与革命，民主与科学的号召至今不绝。
这样的二元史观其实早已问题重重，但因学科建制和政治论述使然，学界始终不能撄其锋。在《被压抑的现代性》里，我重读太平天国以来的小说，企图借此重理晚清文学文化的脉络，并挖掘“被压抑的”现代性线索。我处理了狭邪、公案、谴责、科幻四种文类，视之为现代情感、正义、价值、知识论述的先声。我认为在西学涌进的前夕，晚清作家想象、思辨“现代”的努力不容抹煞。
始料未及的是，因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一命题，《被压抑的现代性》中译本在大陆出版后（2005）引起许多讨论，至今不息。争议最大的焦点在于，五四所代表的中国“现代”意义空前绝后，岂容与帝国末世的晚清相提并论？更何況“没有”“何来”这样的修辞所隐含的逻辑先后与高下之别。批评者或谓此书哗众取宠，解构正统典范，或谓之矫枉过正，扭曲五四丰富意涵，如此等等。
晚清文学一向被视为现代边缘产物，如能因为一己并不算成熟的研究引起瞩目，未尝不是好事。但另一方面，部分论者所显现的焦虑和敌意暴露“文学”在当代中国作为政治符码，毕竟不能等闲视之。无可讳言的，直至今日中国官方历史仍然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框架下展开，因此近代、现代、当代的划分有其意识形态基础，不容逾越。在这样的论述下，五四具有图腾意义，它必须是“新的”文学和历史的起源，是启蒙和革命的基础。
我在书中强调，“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其说是一锤定音的结论，不如说是一种引发批评对话的方法。我有意以在前现代中发现后现代的因素，揭露表面前卫解放者的保守成分，更重要的，我期望打破文学史单一性和不可逆性的论述。五四和晚清“当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从政治、思想到文化、生活范式都有天翻地覆的改变。但这不必意味两者之间毫无关联，更不意味历史进展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回顾每一个历史节点，我们理解其中的千头万绪；必然与偶然，连关与突变都有待后之来者的不断思考定位。
对《被压抑的现代性》的争论多半集中在史料史实的辩驳，而忽略更深层次的批评动机。论者往往强调晚清的“发现”是由五四首开其端。但以此类推，五四的“发现”岂不也总已是后见之明？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不断折冲，正是历史化“历史”的重要步骤。我使用“时代错置”（anachrony）、“拟想假设”（presumptive mood）方法看待晚清与五四的公案，目的不在解构传统而已——那未免太过轻率虚无。恰恰相反，我希望以此呈现现代与传统异同的纠缠面相，以及“俱分进化”的动力。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有言，革命历史的神秘力量恰恰在于召唤过去，以古搏今，爆发成为“现在”（jetztzeit）的关键时刻：“呈现过去并不是将过去追本还原，而是执着于记忆某一危险时刻的爆发点。历史唯物论所呈现的过去，即过去在历史一个危险时间点的意外呈现。”①
这带向第二类批判：晚清是否果然具有现代性，或如何被压抑和解放，也成为讨论热点。事实上1930年代嵇文甫、周作人分别自左右不同立场，将中国现代性上溯到晚明；日本京都学派更将宋代视为中国现代的起点。这类追本溯源的做法可以无限推衍，但也恰恰是我希望打破的迷思：我们不再问晚清或五四“是否”是现代的开端，而要问“何以”某一时间点、某一种论述将晚清或五四被视为现代的开端。倡道托古改制、微言大义的“公羊派”经学曾经沉寂千年，何以在晚清异军突起，成为维新者的托词；百年之后，“公羊派”又何以成为后社会主义论述支柱之一？换句话说，我们的问题不再是发生学，而是考掘学。
除此，识者亦有批评：小说作为一种文类，是否能承载被压抑的现代性？我认为梁启超1902年提倡小说革命，不仅是文学场域的突变，也是一场政治事件，一次叙述作为历史载体的重新洗牌。梁启超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改变人心。如果穿越时空，他或许可以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产生共鸣。阿伦特强调叙述——说故事——是构成社会群体意义的根本动力。她更认为革命的精神无他，就是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新奇力量（pathos of novelty）。回到中国语境，冯梦龙《古今小说·序》曾有言，“史统散而小说兴”。断章取义，我要说相对于大言夸夸的大说，是小说才承载了生命的众声喧哗。晚清如此，今天更是如此。
《被压抑的现代性》出版已逾二十年。许多未必完备的论点已有后之来者的补强，而曾经被视为末流的晚清现象，居然引领当代风潮。21世纪以来科幻小说勃兴，甚至引起全球注意。回顾晚清最后十年的科幻热，仿佛历史重演。而历史当然是不重演的。将过去与现在或任何时间点做出连接比较，划定意义，本身就是创造历史的行动。
延续“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我们甚至可以推出又一层辩证：“没有五四，何来晚清？”五四的意义坐标如此多元，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多新旧知识分子的挣扎问难，从而理解他们来时之路的曲折。也正是因为五四所带来的启蒙思想，我们才得以发挥主体“先入为主”的立场，重新看出埋藏在帝国论述下无数的维新契机，被压抑而复返的冲动。五四可以作为一个除魅的时代，五四也同时是一个招魂的时代。
梁启超在五四前后游学欧洲，之后转向情感教育与伦理美学，比起当年倡导小说革命的豪情壮志，他的思想是退步了，还是以退为进？鲁迅的变与不变一样耐人寻味。曾经号召以文学“撄人心”摩罗诗人历经五四，转而成为死去活来、“自抉其心”的尸人。这是彷徨颓废，还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召唤？历经哲学美学转向的王国维此时倾心考古和文字学，最终自溺而亡；眼前无路，他以死调动了最激烈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而晚清的章太炎在革命与保守之间剧烈摆荡，并以唯识佛学作为超越起点。五四之后章太炎成为风云时代的落伍者；但五四百年之后章太炎证明他才是“鼎革以文”的先行者。
当代学者与其纠结于“没有/何来？”的修辞辩论，不如对“文学”，或“人文学”的前世与今生作出更警醒的观察。在五四百年的时间点上，如果我们仍然希望发挥五四启蒙、革命的批判精神，岂不应搁置天天向上的乐观主义，见证启蒙所滋生的洞见与不见，革命所带来的创造与创伤？而如果我们没有对五四怀有巨大期望或困惑，何至于对晚清或任何其他时空坐标的投射？但我们奉五四之名所向往的众声喧哗是否实现？抑或我们不得不退向晚清，重新想象鲁迅所召唤的“真的恶声”？
在众多质疑“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论述里，似乎未见对问这样句式的讨论。事实上新式标点符号就是五四的发明。1919年秋，马裕藻、周作人、胡适、钱玄同等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次年教育部颁行采用。在众多标点符号中，问号的语义学其实复杂多端，可以是诠释学式的求证、哲学式的探索、解构式的自嘲、政治式的先发制人。在不同的情境和时期里，问号指向疑问，询问、质问甚至天问。面向过去与未来，五四是一个提出问号的时代。一百年以后纪念五四，我们仍然有前人的勇气和余裕，提出我们的问号吗？
【注释】
①Walter Benjamin，Illuminations，ed.，Hannah Arendt，trans.，H. Zohn （New York：Schocken Books，1969），p. 257.
（王德威，哈佛大学东亚系Edward C. Henderson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