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与文学中国——王蒙作品研讨会暨第十一届“今日批评家”论坛纪要
王蒙与文学中国
——王蒙作品研讨会暨第十一届“今日批评家”论坛纪要
时 间：2020年10月17日
地 点：广西师范大学王城校区学术报告厅
主 办：中国现代文学馆、南方文坛杂志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与会者：王蒙、李敬泽、邬书林、聂震宁、韩少功、舒婷、徐坤、王跃文、邵丽、郜元宝、谢有顺、东西、汤文辉、黄伟林、周晓枫、计文君、朱文颖、弋舟、朱山坡、李约热、林森、笛安、孙频、陈楸帆、赵柏田、王威廉、王占黑、周恺、陈培浩、杨丹丹、卢燕娟、程旸、来颖燕、沈闪、曾攀等四十余人
主持人：李洱、张燕玲
张燕玲
《南方文坛》主编
各位师友早上好！“今日批评家”论坛，是今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异彩纷呈的文学盛会中的一个乐章。“今日批评家”是《南方文坛》坚持了二十二年的品牌栏目，至今已推介了近一百三十名全国新锐批评家，十一年前，李敬泽老师、周立民老师与我商定，以此栏目创立了这个论坛。首届与中国现代文学馆、上海作协联合在上海举办，以“凝聚批评新力量，互启文学新思想”为宗旨，一年一度，第三届开始定型为以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栏目推介的“今日批评家”为主体的中国青年批评家论坛。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十届，深受业内关注。本届主题为“王蒙与文学中国”，这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的论题，我们先请汤文辉总编致辞。
汤文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编辑
广西有两家单位一路走来相互支持，一家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另一家是《南方文坛》，两个单位应该说气质接近，而且很多地方高度契合，所以近二十年一直在相互支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发展道路实际上就是得到《南方文坛》、广西各方人文力量，包括邬书林先生、聂震宁先生的加持。因此我们从漓水之滨、独秀峰下走出广西，走向全国。
关注这次活动的嘉宾知道，我们有一个新的品牌“世界·观”发布，确认这个品牌的时候，很多师友都在帮我们参谋。因此可以看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在大家的支持、关爱下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需要感谢广大作家、学者、评论家以及各级领导的支持，我们也会以更多的好书、更多的精品力作来回报大家的厚爱。
张燕玲
致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家知道，近日青岛出现新疫情，王蒙先生因去过青岛而处于隔离阶段不能与会，昨晚周晓枫称之为后疫情时代的文学现象。是的，这也是后疫情时代文学的一种可能性。本来王蒙先生要在广西待到23日的，往返机票都买好了。23日广西要举行“纪念王力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活动，有关部门嘱我请王蒙先生参加，所以，近期一直保持联系。12日11点半王老师在青岛机场还与我通了电话，不久新闻便发布了疫情，他微信说到苏州了，赶回北京后，便是检测与自行隔离，他当然无恙，却因防疫规定已不能出门，他说“天意如此，无法是好”。但是他一定把他的心意带到会场，下面我们一起观看王蒙先生专门为研讨录制的视频发言。（观看视频）
王 蒙
人民艺术家、原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
我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各方面配合召开这样一个研讨会，对文学当然也包括对我个人的创作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推动。我想起我从1953年11月开始写作《青春万岁》，到现在已经是第六十七年了，我不知道我算得对不对，这六十七年呢，我也有过各种各样的遗憾，各种各样的失误，也有虚度光阴。但是总体来说，我还一直保持着这份对文学的爱恋，对文学的难分难解，也保持着对文学的追求。我不但喜欢写青年，也写中年，最近刚刚10月份的《人民文学》，还有我写的老年题材的作品。另外，我写作题材的面也比较宽，我写知识分子、写革命干部，写新疆的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人，我也写北京郊区的农民，以至于我的一篇写郊区农民的小说，责任编辑收到他朋友的来信，说怎么这些人真敢乱署名，他可以起名叫王蒙，他没有想到我也会写这些农民方面的东西。当然，任何一种涉猎，太宽、太多了，有得，有失。但是我感觉到谁都不能代替谁，当年苏联有个作家爱伦堡，他就说过，说文学的产品和其他生产的物质产品不一样的一条，就是文学谁也代替不了谁。你的再好，我没有你写得好，我差远了，差三等、差五等，但是我写的那个，你那个高级的人写不了，你再高级也写不了。我是写小笑话的一个人，你是写大部头历史小说的人，但是互相不能取代。所以我的写作，我的经历有一些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有时候我也感到不好意思，因为我没有按照最规矩的规范来做。比如说所有的作家都教育这些青少年，你写作品的时候，先从短小的作品写起，但是我不是，我第一部写的就是《青春万岁》，二十二万字，这当然也为难了自己，所以写作的经验是很不一样的。我也非常地佩服，比如像宗璞的精神，我当然自愧不如。比如有些老作家他们那种文化的底蕴，我也非常佩服。对于有些始终擅长写农村题材的作家，我也非常羡慕。但是呢，我想来想去，我做不到别人所能够做到的那个样子，我继续在我自己的道路上，希望慢慢有所创造，我稍稍推迟一下写作的结束期，甚至死亡期的到来。感谢大家。
张燕玲
祝福王蒙老师！因国学堂韩少功、周晓枫主题演讲后，郜元宝、邵丽、朱文颖、朱山坡、林森、陈楸帆要过去接龙做文学对谈，我们先请他们几位发言。知道郜元宝老师是王学专家，知道“二王对话”，还知道《王蒙郜元宝对话录》《诡论王蒙》，有请元宝兄。之后，研讨由李洱老师主持。
郜元宝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这场研讨，主题是“王蒙与文学中国”，也可以说是“王蒙与共和国文学”，这样或许更准确。对这个问题，已经有许多真知灼见，但我觉得仍然存在继续研讨的空间，因为王蒙本人的创作还在继续。记得2003年在中国海洋大学参加王蒙文学创作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会前严家炎、何西来、何振邦三位前辈召集几个平时关注王蒙较多的作者开了一个预备会。何西来先生倡议成立王蒙研究会，何振邦先生极表赞同，但严家炎先生很冷静，他说恐怕还要等一等。严家炎先生没说健在作家不宜成立研究学会这一惯例，只是强调王蒙正处于创作巅峰期，来日方长。严先生不愧为文学史家。但即使是他，当时恐怕也没有料到，王蒙还有如此旺盛的创作潜力，在后来近二十年里持续爆发。
上午听了王蒙先生为此次“文学周”录制的视频，使我又自然想起2003年那个预备会。王蒙为何至今还在奋力写作？他甚至到现在还痴迷于发表。这在中国文学界实在不多见。许多中青年作家批评家早已对发表和出版感到麻木，而拥有两千多万文字的王蒙如今还因为一篇文章一个短篇的发表而激动不已。为什么？我想他对自己未来的创作仍有期待。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文学生涯已功德圆满。他还在争取一个更接近理想的最后的“完成”。或者说，他对自己迄今为止所有写作是否达到“完成”尚无确信。在他从容、自信、充实、宽和的态度里，也有急迫、不足与不确定感。正是这种心态促使他必须奋力写作。
王蒙想达到怎样一个能令自己满意的“完成”呢？不敢随便猜测。但王蒙在自己许多重要的小说中描写了他的前辈、同时代人以及他本人的不够圆满的“完成”，并常常为之扼腕叹息，唏嘘不已。以他的前辈、同时代人为原型的众多人物形象，跟以他自己为原型的小说叙述主体或主人公一样，都属于共和国文人或知识分子。王蒙描写他们，很大程度上也是自我描写。他的自我与这些非我或他者的群像有重大分歧，但仍然可以归结为一类人。真正与王蒙的自我有质的不同而又塑造得相当成功的人物形象，是《活动变人形》中以他父亲王锦第先生为原型的倪吾诚。《活动变人形》续编也写了倪吾诚1950年代以后许多故事，但这个人物早已定格于1950年代之前。倪吾诚是王蒙小说中出现不多的现代启蒙知识分子形象。只有倪吾诚，才真正具备“非我”与“他者”的身份，可以充当王蒙及其同类型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检测他们在思想人格上的“完成度”。
王蒙在《活动变人形》中理解了、宽恕了、审判了倪吾诚，也在随后的《王蒙自传》中照样理解了、宽恕了、审判了倪吾诚的原型王锦第先生。换言之，王蒙曾经以纪实与虚构两种形式，充满自信地总结了、描写了以倪吾诚、王锦第为代表的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失败——他们的不完成的完成。
但《活动变人形》和《王蒙自传》并没有，也不能完成对倪吾诚或王锦第的终极裁判。我最近编了一本《王锦第文录》，约四十五万字，相信出版以后，读者会拿来跟《活动变人形》《王蒙自传》的“审父”“弑父”进行对照。《王锦第文录》是一个现代启蒙知识分子、诗人、日本研究者、现代德国哲学（斯宾格勒、士榜格、胡塞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专家，对自己的一种不够全面却也相当忠实的描写。这种描写只能与王蒙心目中的父亲和父辈形成对照，而不能推翻、否定王蒙对父辈的描写。革命者倪藻无法制止启蒙者倪吾诚对全家人居高临下的审判，启蒙者倪吾诚也无法制止后来长大成人的革命者倪藻对父亲和父辈的再审判。现代启蒙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的双重对话，类似卡夫卡式的父与子的双重“审判”，在王蒙的文学创作中尚未结束。我想，这也是王蒙先生的文学尚未“完成”、他还可以在已有的文字基础上不断有所改写、有所添加的内在理由之一。
已过八十六岁生日的王蒙先生之所以不肯放下笔，之所以成了不折不扣的“劳模”，主要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没有完成。通俗地说，他还有东西没有写完。有些问题在他这里还没有足够地挑明、澄清，还未能最终趋于定型。王蒙自传有三大本，学者们给王蒙写的传记、年谱以及王蒙研究论著更是汗牛充栋。但这些跟王蒙迄今为止的写作一样，都还不能让动态的王蒙趋于完成。王蒙本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曾经对自己的创作有过宏观与整体的把握。比如，新时期初期所谓“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载”，就颇有概括性。后来又有一个自我定位，“青春作赋，皓首穷经”，说他在年轻时写出《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80、90年代又迎来了文学上的第二个青春，不断有“大块文章”；而进入新世纪之后，则集中精力讲解李商隐、《红楼梦》直至孔孟老庄。这也是一种想完成自己的努力。但现在发现不对了：他又重新回来写小说了，而且被有些学者称之为“晚年写作”的这些小说，许多地方还很值得注意。比如，2016年的《女神》，不仅改写了王蒙此前小说所有的女性形象，也部分地改写了那个崇拜“女神”的“我”。比如刚刚出版的《笑的风》，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活动变人形》的改写——不是改写倪吾诚，而是改写曾经那样审判过倪吾诚的革命者倪藻这一辈人。“穷经”之后（或同时）再次“作赋”，显然又是一种自我完成的努力。
共和国时期的当代文学是巨大的存在，幅员辽阔，代际众多，风格流派很难统一，而且至今仍然无法确定其文学史叙述的时间下限，因此它可否由某一个作家来代表，在怎样的意义上来代表，还值得继续思考。但如果非得选出一位作家来代表共和国文学，那就非王蒙莫属。
李 洱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
邬书林先生是王蒙先生的老朋友，知根知底，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剧透，有请邬老师。
邬书林
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
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
我们研讨会的主题是“王蒙与文学中国”。文学我是外行，彻底的外行，但作为与王蒙老师二十多年来有交往的人，又有近四十年远远地观望，我主要从一个出版工作者的角度，来谈谈我心目中的王蒙老师。讲三点：一是他是当代中国作家中的劳动模范，是常青树；二是他是中外文化交流以及国内文学与大众交流的有担当、有成就的使者；三是他是关心后学的长者和老师。
第一，王蒙是当代作家中的劳模，是常青树。中国的劳模有独特含义，是指在某一领域做出了突出成就，还要特别勤奋，工作量还要特别大。其实劳模不是我说的，是今年春节的时候，他自己说的。他说老邬，你们要对我评价，最重要的是我是劳模。王蒙老师这个文学劳模的地位是实至名归的。近七十年的文学生涯，笔耕不辍，两千多万字厚重、实在的作品。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程，每个时期他都会留下有影响的作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豪情万丈、激扬奋进的年代，他写了《青春万岁》；原来以为他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文革”那一段好像沉寂了，后来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这边风景》把这段补上了；改革开放之后，我认为是他焕发青春的时期，他写了大量与时俱进，反映中国人的思想变迁、东西方文化碰撞之后带来的社会变化，以及他怎么看这些问题的作品；到了晚年，传统文化复兴起来的时候，就像郜元宝教授讲的，他又去注释传统文化经典了，再后来又去写青春文学了，像最近几年写的《生死恋》《笑的风》。
第二，我讲讲作为中外文学交流和向国内大众传播的中国文学使者的王蒙。现在都喜欢讲故事，我就用几个小故事把这说一下。我印象最深的是，2009年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有国外的敌对势力要一起来砸我们的场子。当时我是法兰克福书展的现场总指挥，我去请教王蒙老师并告知情况。王蒙先生说文化不碰撞、不相互激荡，就走不出去，让他们闹吧，不闹显不出我们的本事。王蒙就有这样的底气。王蒙的另外一场活动是讲“革命文学和中国的文学革命”，是有人要添乱的。结果坐在底下的一些人，是曾经受过王蒙恩惠的人，你说还有人跟王蒙闹吗？那天以王蒙朗诵小说片段“老王老了”顺利结束。所以我讲王蒙老师敢于担当。
我再讲讲在国内向大众传播文学的王蒙。从2006年开始，中国响亮地提出来一个口号——全民阅读。新闻出版总署做了一些谋划，比如把过去的每年举办的书市改成图书博览会，把倡导全民阅读作为图书博览会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开设大家讲坛。我们请著名文学家、科学家走到一线去倡导全民阅读。王蒙是大家讲坛文学的首讲人，科学家是杨振宁。从那之后的十多年，重要的场合他是有请必到，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王蒙老师既有担当，又有水平，同时也做得风生水起。
第三，我想王蒙老师还是年轻人的良师益友，诲人不倦。2012年，伦敦书展中国又是主宾国，王蒙有一场用英文和英国作家的对话，王蒙老师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重新捡起英语，短短三年实现了无障碍地和外国人用英语进行交流。那一次在伦敦书展上，王蒙的英语对话是非常出彩的。王蒙老师活到老，学到老，用言传身教的方式给年轻人做了榜样。
再有就是王蒙先生诲人不倦，他将自己的人生经历，自己的感悟分享给年轻人，引导青年人在快速变化的年代，更好地适应社会、更好地开展工作。1986年我在中央党校念研究生，王蒙老师给我们小班讲课，题目是《年轻干部怎么和文学界打交道》。王蒙老师讲得很全面、很精彩。有两句话我至今还记得，小人难养，以直报怨即可。王蒙老师睿智，善于应对复杂情况，处理问题全面，甚至圆通，但他从来都讲原则，自己堂堂正正做人。王蒙老师是一本大书，是要好好读的。我以为王蒙老师是把文学、参政议政、做人这三方面打通了，他很好地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并且身体力行。
我认为王蒙的重要贡献在于，他用他的作品，他的为人，表达了他对文学的钟爱，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忠诚。他用他的生花之笔记录了新中国七十年来中国人的生活变化、思想变迁、喜怒哀乐、人生百态。无论是当代还是今后，王蒙老师都是我们认识这个时代绕不过去的著名文学家，当然，王蒙本人也深深地打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
朱山坡
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
王蒙老师无论对中国文学还是对文学中国，都是影响非常巨大的，对我来说，王蒙老师是前辈的王蒙，是精神的王蒙，是文学史的王蒙，是楷模的王蒙。他的作品，他的人品，将会继续激励我。
林森
《天涯》副主编
这几年，文学界都在谈文学当中“新人”的问题，而如果关注文学现场，就发现当下的文学作品中，不仅仅没有什么文学“新人”形象出现，连青年人都很少——当前的文学当中，青年形象是极为匮乏的。而王蒙老师的作品中，跃动着年轻人青春的形象和昂扬的精神。且不必说他早期的作品中，直接以“年轻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和“青春”（《青春万岁》）入题，在他最近刊发在《人民文学》2020年第10期的短篇《夏天的奇遇》里，写到他和一位九十七岁的翁老先生相遇，翁老先生喊王蒙“小朋友”，他就“雀跃，干脆就是如沐春风，受宠若惊。他的存在与光照使我年轻了十余岁”；也就是说，王蒙老师真正地以年轻为乐、为荣，他热爱并享受年轻。我们看看现在的青年作家的书写，是什么样的？往往是失败者的书写，年轻作者的文字，却暮气沉沉、未老先衰。
王蒙作品当中，一直洋溢着健朗的精神，这在当下的中国文学中，其实是极为少见的。是不是说，当下的很多作家，在自己内心里，会有一个排序，这个排序里，健康的、明朗的、昂扬的，往往被认为不是那么高级的表达？从这个角度来看，王蒙老师的作品，就给当下的文学现场，提供了一个镜鉴，提供了一个中气十足、青春万岁甚至有点絮絮叨叨的健朗者的形象。不仅仅是文字里透出的气息，他的文字本身，也很具青年性——大家看看王蒙老师最常用的句式，往往是排比句，辞藻华丽如楚辞，以某种排山倒海的气势，进行滔滔不绝的讲述。这是年轻人、年轻的心态才喜欢的文字。在很多人心目中，可能认为一个年老的作家，汪曾祺那样平淡、清澈的文字，才更符合期待，可王蒙老师不是，他一直保持这种气势万钧，展示自己健朗的生命和青春的力量。这也是他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陈楸帆
中国科协科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二十年前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读过王蒙老师的《活动变人形》，当时看和现在回首，我觉得有很大的感悟。书中写到，倪吾诚陷入了在文明夹缝中一种痛苦的感觉。变人形象征着对西方文明的追求，不可得，他陷入了痛苦。但其实现在看起来特别有当下性，《活动变人形》把人分成了头部、胸部以及下半部分，然后他可以通过不断的翻越来变化他的外部，其实这隐喻了一个民族的认知，他的心胸或者说道义以及欲望，在不同的时代中，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外部的变化。对我来说，现在我写的可能是科幻小说，科幻是一个西方的舶来品，从一开始它就打上了非常强烈的外来的印记，现在我们到了一个节点，我们怎么样回归，去连接中华文化上的根脉，寻找到中国语境里新的表达。王蒙老师给了我们非常多的启示。我觉得《活动变人形》入选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这本书给了我一个特别震撼的精神上的楷模，向常青的王蒙先生致敬。
聂震宁
中国出版集团原总裁、
中国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王蒙先生的写作很宽泛。他的小说什么人都写过了，学生、知识分子、革命者、老年人、农民、少数民族都写过了。小说家有两种，一种是写生活，努力再现某些独特的生活、独特的人、独特的故事；一种是写文化，努力通过书写某些人和事来表达自己的文化感悟。王蒙先生的小说写作更多地属于后者。
纵观王蒙先生七十年的写作历程，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那就是，王蒙先生一直是追随着时代变化的方向和节奏在写作，是最为体现时代精神的作家。我们论坛把“王蒙与文学中国”定为主题，是很恰切的。可以说，王蒙先生70年代的文学创作，大体上是记录了或者说反映了七十多年来的中国发展变迁。新中国刚建立，文学写作出现了回忆的热潮，出现了一批很有影响力的作品，《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日》《红岩》《红旗谱》等，可是王蒙先生他写《青春万岁》，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写现实生活，写现实生活中的时代精神和矛盾冲突。新时期文学开创之初，他获奖的第一部小说是《最宝贵的》，很短的一篇小说。当时很多作家都在写伤痕文学，写悲欢离合，差不多有一种伤痕文学的故事大赛，王蒙先生的这部作品不在故事上炫技，而是写了最深的伤痕——“忠诚”这一最宝贵的价值观被玷污了。王蒙先生写的是文化，一种时代精神。他根本不和你玩一般的故事。他总是把故事浓缩或者揉开，用来表达成自己的一种文化态度，像《布礼》《蝴蝶》等作品都是这样一种写作路数。
20世纪80年代初，《春之声》来了，当时议论纷纷，有人指责王蒙先生玩弄技巧，而且是“西方的现代派技巧”！其实，《春之声》更多的是反映了时代在国际化进程中的精神，是王蒙先生在文学上的一种呼应。至于他主观上当时是不是有那么强烈的意识和目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阅读时就有这样的客观效果。当时社会的主流文化事实上正在加大开放的力度。可以说，《春之声》不只是一个小说叙述上的革命，更多的是社会意识上的革命。
20世纪80年代初王蒙先生提出了“作家学者化”的观点。反映了当时社会“重视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精神。他的《活动变人形》被选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具代表性的十五部长篇小说，因为这部作品是从深层次来书写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特点和变化。他的“季节系列”用四部长篇小说书写了新中国二十多年跌宕起伏、波谲云诡的时代变化。他的《这边风景》还正好弥补了他在20世纪70年代写作的缺失，而这一弥补也让我们看到作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写作的精神状态。进入新世纪，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被隆重地提出来，王蒙先生的《老子的帮助》《庄子的快活》《天下归仁》《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天机》等一系列著作也被隆重推出。不过，这可不是老先生应时应景之作，我们回想一下，老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作家学者化”的主张，然后出版过《红楼启示录》《欲读书结》，还评点过《红楼梦》，表明王蒙先生对于我们时代对于优秀传统文化再认识的需求一直是高度关注的。
王蒙先生一直还在写。《女神》《生死恋》《笑的风》都是十分劲道的作品，依然趣味盎然，折射着时代的思考、时代的审美。郜元宝说读王蒙的作品，觉得“永远是没有完成的王蒙”，为什么这么说？在我看来，因为时代没有完成，还在往前走，所以王蒙还得写。王蒙先生确确实实属于时代的。王蒙是文学中国的王蒙。
谢有顺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蒙老师的人与文都是重要的、复杂的，我讲几件与王蒙有关的事，或可作为理解王蒙的一个材料或视角。
第一件事，2009年我和王蒙一块去安康讲课，贾平凹一路作陪，回程时，在西安专门参观了位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贾平凹文学艺术馆”，这个馆有两层，据说有两千多平米，非常大，王蒙看得很认真，也仔细询问了关于这个馆的建设、布展、管理等问题。与我们同行的还有另一个作家，他看了一会就出去抽烟了，他对我说，也只有像王蒙、贾平凹这种体量的作家，才能建这么大一个馆，他们的作品多、版本多、获奖多、翻译多、报道多、字画多、收藏多，给他们一个这么大的馆，才有足够多的内容填满它；假如给我建一个馆，就我这么几本书、获的这几个奖，十几平方米都嫌大。想想也是，并不是每一个作家都能被安置在这么大一个空间里的。有一些作家是小而精的，尖锐、狭窄、深刻，这是一种类型；但中国有另一种类型的作家，那就是体量庞大、争议很大，经得起反复研究和讨论的。王蒙就是这样一个体量庞大的作家。他经历丰富、人生曲折，他的写作题材广泛、数量巨大，他常常在一些重要写作时期先行一步，他的思想驳杂，能融通很多问题而滔滔不绝，又不时对传统经典有大胆解读。这几十年下来，关于他的话题、争论、毁誉，一直不断，而这些都磨损不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光彩，反而极大地扩展了他的体量。一个作家，有容量才有话题，才能被反复研讨。相反，有一些争议，如果放在那些体量很小的作家身上，很快会将他压垮。这就好比我们到一些古村落，看那些古代留下来的石拱桥，这些石拱桥是根据当年马车的重量来造的，假若今天我们把五十吨的大卡车开上去，它就会压垮。所以，作家没有体量，荣誉多了也未必是好事，名不副实，最终会把作家压垮。而王蒙受得起文学界的一切誉与毁，他写小说、诗歌、散文、随笔、评论，他解读《红楼梦》，重读老子庄子等，他的精神边界和思想容量确实超越了很多的作家。这是第一个想法。
第二件事，多年前我曾经请王蒙到东莞演讲，专门讲《红楼梦》，我主持的。他讲到《红楼梦》里面元春省亲，元春说起宫中的不愉快，“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时，贾政含泪回道：“贵妃切勿以政夫妇残年为念，……惟业业兢兢，勤慎恭肃以侍上，庶不负上体贴眷爱如此之隆恩也。”王蒙说，每次读到贾政这一段话，“贵妃切勿以政夫妇残年为念”，他都会潸然泪下，为贾政的忠心而感动。这是特别值得来分析的一种心理。这种“忠”，不能简单地以封建思想来对待，这在中国一直是极重要的价值观，不能以我们现在的思想来看贾政的言论，否则就是一种误读。王蒙对这种“忠”有一份体认和感情，这甚至可以看作是他的人生、写作的一个解码口，他是自己选择了革命，选择了共产主义，选择了这种政治信仰，他对自己的选择是有很深的感情和投入的。不是说他没有反思，但所有的反思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下，那就是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所信的。他不能颠覆自己的过去。很多人都希望王蒙成为他们所希望的人，那是他们不理解王蒙。王蒙可以反思，但他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怀疑主义者，因为他内心有“忠”，说白了，就是他内心里是有相信的。很多作家是什么也不信的，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所信是普遍现象，所以他根本无法理解作为一个少年布尔什维克一直走过来的王蒙。王蒙讲起毛泽东、邓小平，口气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我感觉，王蒙视他们为准精神父亲。王蒙这一代人是很有意思的，对自己的生身父亲未必有什么敬畏，但对精神父亲是非常崇拜的。这就好比金庸小说里的主人公，普遍是孤儿，生身父亲是缺席的，即便后来出现了（比如萧峰的父亲），也不太能让儿子敬畏，相反，他们对自己的精神父亲（师父），却无比敬畏的，甚至像令狐冲，明知自己的师父岳不群是一个伪君子，但心中仍有不忍，最后仍为师父之死而痛哭。由此我想起，有一次王蒙接受电视采访，说到革命和共产主义的话题时，王蒙提到了北岛的著名诗句“我不相信”，但王蒙随即高声说，我这一代人是“我们相信”！王蒙这一代，与在座的舒婷他们这一代，和我们年轻一代是有多么的不同！一个相信的作家和一个什么也不相信的作家，他对待世界、对待人、对待自己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红楼梦》里，你能要求贾政在当时的语境里反体制吗？他只能选择在现有体制里做到最好。他有自己的“忠”，他说“贵妃切勿以政夫妇残年为念”，是真诚的。从这个角度，我们或可理解王蒙对革命、对共和国的那份独特感情。研究王蒙，不能离开这个语境，否则就是自说自话了。
第三件事，在一个轻松的场合聊天时，王蒙有一次说：一个人一辈子没有得罪过人，他还是个男人吗？这种调侃的口吻很王蒙，这个时候的王蒙也很天真、很可爱。王蒙多次说过，都说我圆滑、聪明、世故、人情练达，其实我也经常冒傻气、犯浑。他的意思是他也常常不周全，常有破洞。这其实就是一个作家的性情。没有这一点傻气、天真、可爱，就成不了一个作家。王蒙的热情、自信、敏锐、傻气、永不悲观，甚至过度热情，以致激情泛滥，就像他的写作，永远不缺排比句，不缺形容词的叠加，有些人未必喜欢这种滔滔不绝，但这就是王蒙的语言风格，这种语言风格也说出王蒙的个性和内心。他是驳杂的、热烈的、宽阔的、希望主义的，他八十多岁了，也只是说“明年我将衰老”，连衰老在他笔下都是充满激情的。有一次，我对王蒙说起另一个作家的话，“谁没有年轻过，你老过吗？”王蒙大笑，连连说这话好，他要为此写一篇小说，也许就是后来的《明年我将衰老》，这就是一个作家的气质，一个作家的敏锐和见识。
我觉得，体量、相信、天真，这三个词，共同成就了今天这个王蒙。他体量大，他天真地相信他所相信的，这些东西统一在了一个叫王蒙的人身上，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作家。我们研究这个复杂个案时，单一、清晰的判断都未必奏效，也无法概括王蒙，多一点角度、多一些线索，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一个作家。
王跃文
湖南作家协会主席
我上大学时读王蒙先生《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印象十分深刻。小说所描写的那个时代，风尚是积极向上的。林震坐人力车去组织部报到，车夫望见机关的招牌就说：您是来这地方，不收您的钱。那时候，老百姓敬重官员。林震到组织部后，遇到的却是种种不适应，看到的却是种种不理想，他敢于对领导和机关作风提出批评。小说对当时就已很严重的官僚主义者作了细致的刻画，似乎除了那位叫赵慧文的女干部，从区委书记、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到组织部两位副部长，都是或多或少的官僚主义者，而那位麻袋厂的王厂长则是那个时代的腐败分子。印象格外深刻的是那位起初是组长，后来提拔为副部长的韩常新，一天到晚声音洪亮地讲着溜熟的套话，写着空对空的官样文章，玩着滴水不漏的场面游戏。面对密不通风的环境氛围，面对逻辑缜密的空话套话，年轻人林震常常感到无助和失语。王蒙先生在那个年代敢于这么大胆地写小说，我向他表示敬意。
谈论王蒙先生《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时候，我突然联想到自己的短篇小说《很想潇洒》。这部小说发表于1992年，距《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时间整整三十六年。诚实地说，我写作《很想潇洒》的时候，一丝儿没有联想到早年读过的王蒙先生的小说。但是，这两篇小说的内在气脉几乎是同构的，差别只在时代风尚完全变了。《很想潇洒》里的汪凡大学毕业分配到市政府工作，报到那天遇到的不是不收车费的车夫，而是神色警惕的传达室老头。这个时候的机关时刻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提防着每一个上门的群众，哪怕你是新来报到的大学毕业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了。三十六年，换了人间。汪凡起初也不适应，但不像林震那样是因为看到组织部的官僚主义同社会主义高潮不协调，而是不能呼吸陈腐的官僚气息，不习惯庸俗的游戏规则。但是，现实的强大令个人十分渺小，无法选择。三十六年前，林震经历种种挫败之后，听说区委书记正在找他，马上跑过去敲书记办公室的门；三十六年后，汪凡经历了种种挫败，突然想起领导约他晚上打麻将，马上离开了冷饮店。也许，中国当代作家如果关注现实，永远都存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叙事模式，我的《很想潇洒》逃脱不了，今后还会有人不能逃脱。区别只是有意，或者无意。因为年轻人走向社会，都是不同时代的林震或汪凡，他们面临共同的人生课题。
笛 安
作家
我只能从我个人的经验出发，我之前做过一本文艺类杂志的主编，有一次，我去给王蒙先生做一个专访，当时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该怎么称呼他。因为王蒙先生的年纪和我外公的年纪差不多，我该怎么称呼。那天他就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说他家的地址，让我和摄影师过去。他说他们家的具体路、什么小区，从哪条大路上拐进来，在什么桥底下掉头，等等。我当时挺感动的，我们采访过很多人，我几乎没有见过这样的嘉宾。那次我们去专访的时候是2013年，《明年我将衰老》刚出，我确实没有看过《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我必须承认，我到今天也没有看过。我当时和他聊天的时候，只能就他的新书和他聊。他和我说了一句，为什么这本书叫《明年我将衰老》，他说其实我的意思是，明年我可能才开始老，今年我还年轻。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认为，我可以开始和他聊一聊《青春万岁》，因为我明显感觉到了，坐在我面前的这位老先生，他的内心深处有一部分可能还留在青春万岁的那个时候。那天的对话进行得比我想象的要顺畅，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我觉得作为这个小说本身，作为作品本身，尤其这些年，他的长篇小说，经常给我的感觉，可能某个章节像散文，其实这是一种对于文体而言已经没有那么在乎的一种自由，就是所谓的随心所欲。这可能是写了一辈子的人，然后到今天对写作的热爱，开始有了这样一种自由，至少追求一种无拘无束的状态，这个非常珍贵。
弋 舟
《延河》副主编
我不知道李约热什么感觉，今天好像学习了一下文学重生的感觉。我和李约热差不多，写了二十多年，到今天这个会场听了老师们的发言之后，发现原来我们写了二十多年好像和文学中国和中国文学还没有发生关系。当然，王蒙老师的书我们肯定是读了不少，今天这么多前辈来历数王蒙老师的业绩，我还会觉得原来这是一个中国作家应该感受到的中国文学。在这样的启发之下，我们才会更好地理解何为文学中国，乃至何为中国。
来颖燕
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八届客座研究员、
《上海文学》编辑部主任
人人都在谈他们眼中的王蒙。这让我想起帕斯捷尔纳克的话：“诗人的传记，存在于读他诗作的人接下来的日子里。”王蒙老师的作品很难被框限到某个流派的河道中。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显得很现代，而且这个现代从他一步入文坛时就开始了——因为“现代”更深的关涉的是一种不妥协的精神，或者说是一种抵抗精神。这抵抗是双重的，既抵抗传统带来的固化，也抵抗外在世界的直接影响，或者说抵抗为了创新而创新的趋向。王蒙老师这么多年的创作，始终散发出强烈的生命力，多变而丰厚，显示出一种离心的状态，但是细看又有着强烈的向心力，向内忠于自己的内心和感觉，从作品的思想主题到表达形式都是。
1995年1月，王蒙老师曾在《上海文学》发表过一篇《沪上思絮录》，里面有一节讲到作家可以分为两类：悲剧型升华型的作家与喜剧型化解型的作家。当时是针对王朔告别文坛而感的，但今天回头看，王蒙老师的创作好像是这二者乃至更多其他类型作家的融汇。但无论其中蕴藉了多少种看起来相悖的特点，都是出自王蒙本性。
《页页情书》，是王蒙近年来的中短篇小说集，其中许多篇的格调都不相同，但是有一些，有所谓的“回归传统”的迹象。但是这种回归并非简单地折回原地，而注定会具有新的视野和胸襟。直接的结果，就是一部作品里会有多样的元素，比如以现实主义为底，但又融合多种手法。我们能强烈地感觉到他对于小说形式的随心所欲不逾矩。不论是对传统的突围，还是对传统的回归，王蒙老师都不是有意而为，而是时至而生的出于本能的选择。所以我想，他甚至可能都不会同意这样归纳他的创作历程，但是钩沉这样的一条或者不那么明晰的脉络，可以提醒我们，技法的求新和尝试不是创作的主要动力，对于生命本能和潜能的尊重和重视，才是文学的生长点。这对今天中国的文坛有着深刻的启示。
黄伟林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关于王蒙的小说，我也想说几点阅读感受。一是王蒙的作品是一个整体。很多老师都谈到，王蒙的作品成为共和国文学的代表。如果我们了解王蒙的经历，我们会发现，《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的林震，《活动变人形》中的倪藻，这一系列的人物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一个人物，也可以说就是王蒙本人。也就是说王蒙始终是这样一个时代的观察者，一直在观察着整个时代的进程。二是我觉得在王蒙的小说中，他不是一个单一的观察者。虽然我提到林震、倪藻，但林震、倪藻都不是作品中的核心人物，《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核心人物实际上应该是刘世吾，《活动变人形》中的主人翁应该是父亲倪吾诚。其他作品，比如《蝴蝶》《春之声》《夜的眼》《海的梦》《风筝飘带》等的核心人物，如张思远，仿佛被分成了两个人，用这个人物的另一个自我来对现实的自我来一个反思，进行一个观察。这是王蒙小说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三是王蒙的小说到今天依然有生命力。如果大家今天读《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刘世吾这样的形象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今天还以另外一种面貌存在，我有时在想，如果在一个单位里面，会不会也有林震这样的年轻人，去观察刘世吾呢。刚才聂震宁先生谈到，王蒙没有完成他自己，因为这个时代还没有完成。我想王蒙的作品生命力可能也因现在这一个时代尚未完成。
孙 频
作家
我觉得王蒙老师身上有可贵的东西值得我们青年人学习，除了他孜孜不倦的探索、创新之外，还有他对人生和对文学的一种态度：豁达、乐观、包容、开阔、激情、热爱，也非常值得我学习。他能够这么多年来从不同的时代吸取营养，能够把各个时代的那些时代特征，能够化在自己的作品中，变成自己的文学作品，并且能够一直坚持那种对文学的真正热爱，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青年作家学习的。
赵柏田
浙江省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
只有王蒙这样有着宽广的视域和大体量创作的作家，才可以“文学中国”的视野来观照。把他和思想史上的梁任公来对照，有两点很相似，一是笔端常带感情，二是他是一个自觉的“求变者”。20世纪90年代开始读王蒙，《活动变人形》和《春之声》等作品确立了我对小说的最初观念。他作品中的现代主义和边疆书写对那个时代的文学有一种启蒙意义。十多年前在浙江听过王蒙老师一次演讲，谈全球化时代的文学，气象宏大，逻辑清晰，这次从视频里听他谈文学、谈语言，精神还如此健旺。更令人钦佩的是，他的思想与时代依然保持着同步。老先生说得好，文学可以使我们拥有多重人生。这正是我们亲近文学的理由之一。致敬并祝福王蒙老师。
陈培浩
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八届客座研究员、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只有很少的作家能撑得起“文学中国”这样的题目。目前来看，当代作家中，王蒙是当仁不让的一位。所谓“文学中国”指向文学中中国现实、历史、审美经验的综合体，也指向文学所提供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中国立场。事实上，“文学中国”不应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形成于特定的时空性。我们为什么说王蒙可以担得起“文学中国”的讨论，因为他的写作顽强地要去占领“文学中国”的时空性。
王蒙顽强地要在“文学中国”的时空中舒展自己、完成自己，其间展现的文学姿态我将其概括为“以信求真”“以真启新”和“以新启文”。评论家谢有顺指出北岛是“我不相信”的一代人，王蒙则是“我相信”的一代人。信是信仰上的真，求真的意志也有赖于对真的确信。那种陷入迷狂而置真于不顾的“信”不是真正有价值的信。有价值的“信”是将价值的坚定性和求真的意志结合在一起。王蒙的写作一直洋溢着一种理想主义情怀和一种青春性的特质，但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时，他便于信中求真，书写了理想主义与官僚主义的摩擦；90年代在人文精神大讨论中，王蒙却颇令人费解地站在“躲避崇高”的一边，这不是因为他放弃理想主义，而是因为他的文学姿态中始终有对“伪”的警惕和弃绝。以信求真，也使王蒙在文学史的重要节点上获得了以真启新的效果。所谓“以新启文”，典型如80年代初王蒙《蝴蝶》《春之声》等作品对意识流、心理现实主义的引领。换言之，王蒙的文学姿态里有“信”，但这种“信”并不被凝固的书写所锁定，这种理想主义的“信”跟服膺创造的“求新”结合在一起，使王蒙每能以新启文。现在谈80年代的先锋文学和文学实验，不能忽略王蒙在80年代初的写作引领和任《人民文学》主编时对“求新”之文学的扶持和推举。这对讨论“王蒙与文学中国”以及王蒙的文学姿态，也有相当的启示。
程 旸
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八届客座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当代室助理研究员
王蒙与共和国历史转折关系最密切，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和《夜的眼》。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在“双百”方针背景下创作的。刘世吾的冷漠和消极，韩常新的世故和虚浮，这种新社会刚滋生的官僚主义，令林震忧虑，但又没能力改变。《夜的眼》初刊于1979年10月21日《光明日报》。那时人们思想刚经历1976—1978年两年的“徘徊期”，标志思想解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已召开，可右派摘帽还没开始，王蒙自己也在新疆和北京之间举棋不定。这种心态，或说这种忽暗忽明的历史心态，是《夜的眼》的基本格调。王蒙在这两个历史节点上抓住了“共和国性”，就是共和国即将进入一个新时期的彷徨游移的那一刻。这种“共和国性”，即是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史的内在逻辑。而有意思的是，他不像1956年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和1978年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等作品从“外部”来看这种共和国性，而是从“自己人”的角度来看共和国性的。可以说王蒙最符合类似于共和国勋章的“人民艺术家”称誉。在这个意义上，王蒙作品的“共和国性”是以“自己人”做底子的。也就是说，当代文学的共和国性中有一个“自己人”的内核，并不是所有的当代作家都具有这种共和国性的；而自己人意识，则使这种当代文学的共和国性，具有了充实的历史和现实内容。这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当代作家，都能在当代文学中注入这种比较典型的历史和现实的内容。我觉得有一种说法很贴切，王蒙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作家。并不是王蒙同时代的作家，都能够这样命名，而王蒙则是受之无愧的。
王占黑
作家
我前面看到王蒙老师发来的视频，很惊讶原来王蒙老师这么年轻，他年纪和我爷爷奶奶差不多，但他看起来非常年轻，讲话的精神状态也很年轻。我想这是生活带给他的气质，也是写作带给他的。如果我们从运动员一个比赛的例子来说，王蒙老师是一个打满全场而且长时间在不同位置的一个运动员。这是不可思议又令人非常佩服的一种能力。我想也是他有足够的激情去不断挑战自己，也许越往后走，他越需要去挑战和给予自己新鲜。
杨丹丹
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八届客座研究员、
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员
“王蒙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命题隐含着一个重要的问题指向：王蒙的文学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长期有效性。关于这一问题可以从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网络接受来探讨。1956年9月《人民文学》发表了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小说提出了青年的“理想主义”及其现实遭遇问题，虽然时间过去了六十四年，这一问题并没有随着中国社会语境的变化失去效用，而是作为一个恒定话题被反复阐释。以“豆瓣读书”为例，截止至2020年10月16日，关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书评一共一百零二篇，其中短评三十五篇，长评六十七篇。虽然对小说的认知和理解存在明显差异，但青年的“理想主义”及其现实遭遇成为一百零二篇书评集中关注的话题，并衍生出关于小说主人公林震的理想主义的真实性，在新时代语境中林震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适用性，林震式青年的世俗化、娱乐化、技术化和内卷化倾向，林震式青年的“再理想化”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甚至按照反腐小说、职场小说、改革小说、成长小说、青春小说的叙述样态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进行改写，并把“理想主义”话语作为核心内容。这表明，一方面《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提出的青年的“理想主义”及其现实遭遇问题所承载的叙述容量、阐释空间和精神气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达到的高度，另一方面意味着这一问题的未完成性，并相应地体现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叙述中。可以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性和当下性、普遍性和个体性、现实性和未来性的整合和重组。这也是王蒙文学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王威廉
作家
王蒙先生的写作具有一种极为强烈的“共和国文学意识”几成共识，那么，我们今天究竟该如何来界定“共和国文学”的内涵呢？回望历史，我们得阐述“共和国文学”与“社会主义新文学”之间的关系；面对现在，我们得反思为什么丰富多元的“当代文学”却很少能以“共和国文学”为尺度来进行阐述。而在未来，也许不是“共和国文学”要求着“当代文学”做出回应，而是“当代文学”会再次从“共和国文学”的尺度中获得自身的更大开阔性与可能性。很多写作者也许只是纠结于某一部作品的完成度如何，而并没有在一个更宏阔的民族国家乃至世界视域中去思考一个作家的完成性问题，而后者意味着一种自觉的文化抱负与文化责任。事实上，我们要看到，“未完成性”包蕴着一种巨大的可能性，它代表了一种文化的开放性，而不是封闭性；代表了文化的生长性，而不是衰败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未完成性”成为一个作家最良好的状态，如果能保持这样的状态，我们就会远离枯竭，远离绝境，不断拓展出新的意义空间。值得注意的是，王蒙先生笔下反复书写的“青春”，恰恰对应着生命的“未完成性”，于是，生命的青春与共和国历史的青春取得了微妙的同构，从而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脉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问题意识依然困扰着当下的很多年轻人。因此，即便在他已经获得成熟智慧的“晚期风格”，这种青春的元素一直作为某种底色，进而成为他的一种写作哲学。此外，从他的新疆经历来说，他的西部书写，使得他对新中国的边疆文化意识建构影响深远。《这边风景》的“这边”限定不可忽视，是对于司空见惯的“那边”的一种回应，一种补充，一种完善。这种往返于“中心”与“边地”之间的广阔的空间意识，实际上也让他的“未完成性”获得了一种更高的可能性。这也意味着“共和国文学”并非自我定义，而是要置放在20世纪以来的全球史与世界地缘的视野中，才能看清它的不同寻常的意味。
沈 闪
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九届客座研究员、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助理教授
王蒙先生所写的几篇非虚构小说，比如《悬疑的荒芜》《闷与狂》《女神》《邮事》，还有王蒙先生自己透露的尚未面世的“非虚构”书稿，都充分证明他的探索精神。王蒙先生的非虚构小说在写“人”呈现个体的“人”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比如《女神》以生活中真实人物陈布文为对象展开，作者通过日内瓦相遇、回归家庭、母亲的角色等情节把陈布文塑造得饱满鲜活，走出了当下非虚构文本人物剪影化的局限。《邮事》以亲身经历来实录自己与邮局之间所发生的难忘往事，同时借由自己的故事，串联起一百多年中国邮政事业的兴衰迹变，代表着个人对时代和历史的活的见证，王蒙先生在《邮事》中建构了他关于非虚构小说的美学理念。在《生死恋》的跋二中，王蒙谈到非虚构小说时有这样几句话：非虚构小说是明明以虚构故事人物情节为特点与长项的小说精神、小说结构、小说语言、小说手段去写实，写地地道道有过存在过的人与事，情与景，时与地。概言之，非虚构应该尊重生活的本来面目，但非虚构不是反对虚构，在局部可以合理想象。王蒙先生有着非常丰富的人生阅历，其早期的很多作品都带有非虚构特质，像《青春万岁》、“季节系列”小说等。综观王蒙先生的文学创作，他一直都在虚实之间穿梭，在两者之间寻求新变，寻求突破。
李 洱
现在我们请敬泽老师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李敬泽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王蒙老师确实是说不完的，今天上午听了各位的发言，很受启发。从学术上来讲，王蒙研究也算是当代文学研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点，说是热点好像也不算很热，但肯定不是冷的，是温度适中的这么一个点。我们现有的王蒙研究，说老实话，对于王蒙的语言，他的早年创作，80年代以及90年代人文讨论的种种，恐怕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还有就是当我们用历史或者已有的论述去印证王蒙，或者反过来拿王蒙来印证已有的历史论述的时候，固然证明了王蒙的力量，但同时我们可能也忽略了王蒙的复杂性。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可能注意力还是不够。而且其实人在那个时候的真实境遇很值得考究，说老实话，有时候我很同情我们的年轻学者，有时只是从书面到书面，看材料，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或者对历史和生活的复杂性，都还没有很丰富的感受。王蒙是我们所面对的非常不简单的一个作家。同时王蒙的问题领域其实大大有待于扩展，包括王蒙光是就文学谈文学是谈论不清楚的，他和共和国思想史的关系，和边疆叙事的关系，不仅仅是文学上的，也涉及我们新中国、我们中国边疆叙事的传统。王蒙如同一座山，我们今天只是在山脚下等着，然后发出惊叹，说此山很大、很高，此山是个什么样子，实际上我们还真是没有走到山里去深入攀登和探访。所以，今天一方面是要进行研讨，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推动关于王蒙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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