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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 | 晚期风格的开始——莫言《晚熟的人》

王德威 南方文坛 2022-04-24

《南方文坛》

2021年第2期




王德威


晚期风格的开始

——莫言《晚熟的人》



文 | 王德威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大事。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诺贝尔”一直是文坛甚至社会念兹在兹的图腾,莫言获奖,俨然完成了全民心愿。


莫言崛起于1980年代的寻根、先锋运动。他的小说从《红高粱家族》(1988)、《酒国》(1993)、《丰乳肥臀》(1996)到《檀香刑》(2001)、《生死疲劳》(2006)、《蛙》(2009)等,多以故乡山东高密为背景,一次又一次地完成“现代”“革命”“国家”的历史叙事中,凡夫俗妇的困境与挣扎、屈辱与反抗。他的叙事杂糅传统说故事人的世故、现代乡土文学情怀以及拉美魔幻现实小说的奇思妙想,不仅颠覆了既往的八股文式写作,也凸出文学众声喧哗的力量;荣获大奖,可谓实至名归。


但诺贝尔奖也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的荣誉。莫言得奖后各种褒贬纷至沓来,谓之为国争光者有之,名过其实者有之,遑论种种借机攀比附会的怪现状。面对这些得奖后遗症,莫言缄默以对,一如他的笔名——莫言——所示。与此同时,更令读者关心的是他创作的持续力。莫言如何证明自己?是否有所突破?都是想当然的话题。


▲莫言《晚熟的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


《晚熟的人》是莫言得奖后首部结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十二篇作品或写成于2012年得奖前,或为新近完成,合而成书,很可以一窥莫言八年间的变与不变。莫言作品向来大开大阖,篇幅越长,越能显现他那种异想天开、兼容并蓄的气魄。在新作中,他似乎有意摆脱这些特色,风格转为内敛,时而怀旧,时而嘲讽,显露一种若有所思的节制。短篇的形式也不容许过分复杂的情节和人物发展。


对莫言的粉丝而言,《晚熟的人》乍看未必是惊艳之作。写过各种题材,如今作家颇有返璞归真的姿态;在盛名之下创作,想来也有不得不然的理由。但仔细阅读各篇作品,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他的企图,甚至会心一笑。关键之一,正是书名《晚熟的人》。





相对于“早熟”,“晚熟”之于莫言有着复杂的意味:既可能是大器晚成、后劲十足,也可能是后知后觉、恍然大悟,甚至不计一切,后发制人。无论如何,“早”“晚”之间出现的时间落差,使得社会的顺时针不再可靠。而在政治人类学的词典里,“生”“熟”之间的学问大矣。一回生、两回熟,熟能生巧,熟门熟路,熟极而烂。“熟”是文明的现状,也是生存之道。从“晚”与“熟”意义各种可能的排列组合里,莫言观察当代中国形形色色的现象,也思索当下社会本身是否也是晚熟症候群的一端。


《晚熟的人》基本围绕两类题材展开:一类关于莫言近年返乡、重新认识当年人事风貌;一类关于莫言对文坛众生——包括自己身为“作家”——的观察。这两类题材的交集恰恰在于他对“晚熟”这一关键词的体会。借着回顾自己来时之路,不论是困窘的童年生活,或者是进入文坛后的是是非非,作家与其说有了恍若隔世的感叹,不如说忙不迭地跟上时代,辩证“生”“熟”,甚至不无“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的困惑。


▲莫言《白狗秋千架》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


还乡小说是乡土文学的大宗,可以回溯至鲁迅的《故乡》,莫言成名作如《白狗秋千架》等也循此方向展开。游子重返故里,回顾童年往事,体认城乡差异,感叹时移事往……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主题。然而莫言新作里的返乡之行证明这套公式已经过时。《地主的眼神》里的老地主,经过无数清算和运动,竟熬到寿终正寝,在村人围观中风光入葬。《斗士》的无赖受尽村人羞辱,以他的后半生贯彻毛主席“阶级斗争”;“他的仇人们,死的死,走的走,病的病,似乎他是一个笑到最后的胜利者,一个眦睚必报的凶残的弱者”。《天下太平》里的农村早已经成为环境污染的渊薮,肿瘤的鱼、变态的鳖、各怀鬼胎的村人,共同活出一个太平盛世。《等待摩西》里的红小兵“文革”中狠批他笃信基督的祖父,三十年后自己成了狂热基督徒,并以此行走江湖。命运的轮盘哗哗地转着,负负得正,一切“都是历史的误会”。


更突出的是《红唇绿嘴》《晚熟的人》。前者写莫言的一个小学女同学多年屡仆屡起,进化成家乡网络时代的恐怖分子,以五个手机、两个公众号买卖谣言,操弄民意。她食髓知味,俨然以莫言经纪人自居。“在网络上不能讲仁义道德,越无耻越狠毒越好!网络真他娘的好啊!”后者写莫言的一个邻居同样历经革命洗礼,新时期摇身一变成为地方名流,借着莫言获奖牟利敛财。小说高潮,莫言看着《红高粱》景区爱国狗血擂台赛,被操弄得怀疑自己身在何方。


莫言在这两篇作品中都以第一人称出现,看着家乡巨大变化,啧啧称奇。鲁迅式的故乡忧郁症早已过时。如今的乡亲父老耳聪目明,何其机灵;他们不需要莫言之辈的同情或矫情。他们犹如《天下太平》中基因突变的鱼鳖,已经成为一个新品种。套句《白毛女》的名句,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果如此,以后社会又把人变成了什么?


早熟和晚熟差别何在?“有的人,小时胆小,后来胆子越来越大”;“有的人,少时胆大,长大后胆越来越小”。莫言的邻居如此解释着。换句话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不,龟兔赛跑,后来居上。只是这样的“晚熟”充满铤而走险的投机,无所顾忌的盲动,还有,完全扭曲的正义逻辑。20世纪的革命、启蒙运动不乏路线之争,毕竟有起承转合的线索。莫言早期《红高粱家族》《酒国》拆解却仍依违历史大叙事,即使中期《生死疲劳》和《蛙》退一步以轮回想象作为现实的解脱,也还投射某种因果秩序。《晚熟的人》中的各色人等赶上了(革命)历史末班车,却要后发先至,昨是今非:“我们晚熟的人,要用一年的时间干出那些早熟者十年的业绩。”在这里,时间成为竞技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先来或后到无关宏旨,重要的是迎头赶上,创造“业绩”。


▲莫言《红高粱家族》

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


“晚熟”征候不仅发生在乡村,早已蔓延成社会的感觉结构。莫言暗示他所置身的文艺界就不乏是类人等。《表弟宁赛叶》《诗人金希普》里,泛泛之辈无才无德,却能无孔不入,而莫言自己往往成为他们利用或攻击的对象。《贼指花》是篇具有神秘色彩的作品,围绕一群文坛男女的小奸小诈,而故事核心居然指向偷——偷窃与偷情。所谓文学在此有如障眼法,混淆了生活与创作。这篇作品相当生动,有如莫言与文艺圈牛鬼蛇神交游多年后的心得报告。而小说最后指向叙事者莫言也有自欺欺人之嫌,不可尽信。这当然充满后设趣味了。


这神奇的“晚熟”效应让文学和农村——或整个社会——产生不可思议的连锁。在《地主的眼神》里,小学三年级的莫言据说因一篇作文《地主的眼神》“轰动全县”,也坐实了那位地主的罪状。“从此以后,我就明白了,写作文可以虚构,而且也明白了,作文中的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关系。”莫言其实是“早熟”的,但几十年后他才明白,自己熟成的速度未免过于缓慢。《红唇绿嘴》和《晚熟的人》里,莫言衣锦还乡,惊觉乡人早已经把握时机,将他虚构的世界还原为历史旅游景点,大发利市。“假作真时真亦假”,人人都能无中生有,大做文章,人人都是文学好手。莫言所能做的,无非是戏上加戏,扮演好名作家“莫言”的角色。





“晚熟”一词让我们联想到当代文学理论的关键词“晚期风格”。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在《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纵观近现代西方文学与音乐大家的晚年作品,注意到一种特殊风格。一般以为岁月与经验赋予大师一种“和谐与宁静”。或与人生难题和解,或成就圆融的智慧。但在贝多芬、施特劳斯等例子里,晚期风格不仅不见圆融与和解,反而呈现矛盾、孤僻,甚至自我放逐的倾向。这是萨义德所谓逆向反常(against the grain)的创作。在此,时间发生错置:创作者越过生命顶点,感受到时不我予,反而有了特立独行、自甘异化的冲动。晚期风格每每引人侧目,但在晦涩甚至古怪的作品中,我们感受到艺术家放出奇招,仿佛与时间的必然性相抗衡。


[美]萨义德: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阎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我们无须套用理论为莫言的新作强作解人。但就着萨义德所定义的“晚期风格”,我们仍可探问在莫言创作历程中,《晚熟的人》所显示的转折意义:它是初老的莫言重新出发的尝试么?果如此,他如何展现不同以往的“晚期风格”?他在评价当代社会晚熟症候群的同时,如何为自己的创作定位?所谓“晚熟”是饱识时务,是随波逐流,还是从心所欲——“必”逾矩?


为这些问题定调或提供答案也许言之过早,因为我们期待莫言的创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使如此,《晚熟的人》显示莫言对时间的技术或幻术不能无感。他对“晚熟”或“过熟”不以为然,但也不得不承认,那是当下中国的处境。在这个大机器里,人人操作进退之道,不论“早”“晚”,必须烂熟于心,莫言期待从回忆中找寻那些原初(却也可能早夭)的生命,那些“生”的或“半生不熟”的人和事,从中投射现实的对照。


或许这是莫言对“晚期风格”的试探?因为客观环境的限制,《晚熟的人》尽量不碰政治,就算揭露社会问题,也缺乏追根究底的锐气,而代之以嘲讽、对照或回忆。读者或谓莫言笔下避重就轻,但他别有所见:


一个作家,一辈子只能干一件事: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我在写作,早期是向外看,对罪恶的抨击多一些,更多想到的是外部强加的痛苦,想到自己怎么受社会的挤压和别人的伤害。慢慢就向内写了,写内心深处的恶,尽管没有释放出来。


换句话说,主义和教条以外,莫言更关心的是根本的人间伦理。革命的狂飙几番起落,古老的话题依然打动我们:什么是虚饰与真实、邪恶与宽容、意图与责任、暴虐与慈悲?当然更尖锐的潜台词是,如果社会多少年来号称改天换地,创造了美丽新世界,何以这些话题永劫回归,历久而弥新?


《晚熟的人》中诸作提醒我们,性善或性恶俱分进化,莫衷一是。这使得莫言的批判立场变得犹疑,甚至及于自身。最好的例子是《红唇绿嘴》。莫言对家乡的那个网络女强人充满无奈:“她的智商很高,她的知识面很广,但她为什么连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呢?我想,真正可怕的坏人还不是那些知道自己坏的人,而是那些不知道自己坏,反而认为自己很正确很好的人……他永远都认为别人欠他的。”然而,当他回忆这个女性当年所遭遇的意外屈辱,以及事后她歇斯底里的报复,他网开一面,承认生命无可言说的黑洞。



莫言曾经写道,“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能真正产生“大悲悯”。诚哉斯言。但实践这样的表述,谈何容易?人心唯危,道心唯微——不论是什么道,什么主义。只有对生命的复杂性有了敬畏之心,文学的复杂性于焉展开。


这让我们再思《晚熟的人》中篇幅最长的《火把与口哨》。小说中,莫言仍然以第一人称记叙少年所见的一桩婚姻故事,以及一场人狼大战的传奇。故事中的男女因为吹口哨相爱成亲,日后丈夫因矿难骤逝,一家四口的生活因而崩坍。悲剧却刚开始。他们的孩子一个为狼所噬,一个中毒而死。至此,我们的女主人公几乎重复着鲁迅《祝福》中祥林嫂的命运,但事实不然。她燃起火把,直奔狼窟,杀死母狼和嗷嗷待哺的狼崽,自己也力尽心碎而亡。


与《红唇绿嘴》开场背景相似,《火把与口哨》写的也是一段“文革”中期的往事。但莫言所要探讨的恶与伤害不仅来自人与人间疯狂的斗争,更来自天地不仁的凶险。故事中的平凡人家一夕间毁灭,令人无言以对。多少年后莫言回顾往事,却另有发现。时代是这样纷乱无明,生命何其脆弱。那四口之家刹那间崩塌,徒留凄厉的口哨声萦绕乡村。但——比起五十年前无限上纲的革命叫嚣,五十年后呶呶不休的“红唇绿嘴”“火把与口哨”反而留下一些纯粹的、有如寓言的东西,让我们反思卑微与执着、恶与悲悯的本质,而不禁心有戚戚焉。


这也是迟来的体悟吧。以此,莫言赋予“晚熟”一层相对积极的定义。晚熟是时间的考验,你我不免,只怕熟斯烂矣,失去本心。经过大风大浪,作家看尽一切,传奇不奇,他要书写平常里的不堪,也要记录那屈辱里的高洁。晚熟的作家冷眼观世,心照不宣,但更可以自行其是,笑骂由人。在这一转折点上,莫言开始实验他的“晚期风格”。



王德威,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


【注释】


①Edward Said,On Late Style:Music and Literature Against the Grain,New York:Vintage,2007。
②《莫言——唯一一个报信者》,《南方周末》2010年2月10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41514。③莫言:《生死疲劳》,台北麦田出版社,2006,第611页。




精彩回顾


《南方文坛》2021年第2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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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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