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 / 张学昕 / 丛治辰 | 关于胡学文《有生》
《南方文坛》
2023年第2期
王彬彬 | 《有生》：有情众生苦难与生命的延续和轮回
张学昕 | 《有生》的意义
丛治辰 | 死亡或超越：关于乡土的终极书写
《有生》：有情众生苦难与生命的延续和轮回
文 | 王彬彬
许多人都强调过，长篇小说最重要的是结构。我对这个“最”字有些疑虑，更不认为结构唯一重要，但承认结构对于长篇小说确实很重要。一个小说家，要写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结构肯定是特别让人头痛的事情。先写什么后写什么，不写什么要写什么，详写什么略写什么，都颇费思量。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总不会只有一条故事线，而应该在多条故事线之间建立什么样的关系，须反复权衡。说小说的结构纯粹是一种技术性的因素，当然不妥。但说小说的结构完全无关乎技术性的盘算，可能也不符合事实。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由许多相对细小也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在每一个细小的部分，作者都可以表达自己某种相对细小的情思。而结构则是作者赖以整体性地表达自己对历史、对现实、对人性的思考、困惑的手段。有一些长篇小说，各个细部都写得很好，但却缺乏一种整体性的艺术力量，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一种能够产生整体性力量的结构。而小说没有一种能够产生整体性力量的结构，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一是作者根本没有一种整体性的思考、困惑要表达；另一种原因，则是作者虽然想要表达某种整体性的思考、困惑，但却没有能力营造一种结构，使之能够实现自己的艺术追求。所以，结构，对于任何一个长篇小说作者，都是严峻的考验。
胡学文的长篇小说《有生》，近六十万字。这么长的篇幅，结构的考验就分外严峻。要写那么多人，要写那么多事，故事的时间跨度那么大，胡学文在动笔之前，一定在结构问题上费了不少心思。小说读到一半，我就感到这部长篇结构的独特；读到快终结时，结构的诡异性就愈加明显。小说的故事越写越精彩，阅读的快感越来越强烈，而故事以未完成的形式戛然而止。《有生》毫无疑问，让人感受到一种整体性的艺术力量，但它的结构却是开放性的，是一种正在生长着的东西。
《有生》由上下两部组成。上部十章，下部十章，全书共二十章。每章都以人物命名。上部每章标题依次是《祖奶》《如花》《祖奶》《毛根》《祖奶》《罗包》《祖奶》《北风》《祖奶》《喜鹊》；下部每章标题依次是《如花》《祖奶》《毛根》《祖奶》《罗包》《祖奶》《北风》《祖奶》《喜鹊》《祖奶》。上部十章，五章以“祖奶”命名，五章以其他人物命名，依次是“如花”“毛根”“罗包”“北风”“喜鹊”；下部十章，五章以“祖奶”命名，五章以其他人物命名，依次是“如花”“毛根”“罗包”“北风”“喜鹊”。全书二十章，祖奶的故事占据了十章，如花、毛根、罗包、北风、喜鹊每人占据二章，共十章。祖奶毫无疑问是小说的主人公，是全书的核心人物。所以，小说以祖奶的故事开头。在上部十章中，是祖奶与其他人物交织着写；在下部十章里，也是祖奶与其他人物交织着写。只不过，在上部里，是先写祖奶，再写如花等其他人物；在下部里，则是先写如花，再写祖奶。当然，以“祖奶”命名，并不意味着这一章只写祖奶，与祖奶有着联系的许多人物，也必然在故事中出现，有些人物还颇有分量。以“如花”“毛根”“罗包”“北风”“喜鹊”命名，则更是五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每个故事中都活动着一个人物群，其中也有些人物扮演着并非可有可无的角色。
第一章里，祖奶说朝廷换皇帝的那一年，她满十岁，而新皇帝才三岁。那么，祖奶生于溥仪登基的前十年，也就是1900年前后。小说第二十章，也是最后一章，乔石头向祖奶忏悔，说自己当初并没有遵照祖奶的指令去打听白花姑姑的消息，而是编造白花姑姑的死讯欺骗了祖奶。祖奶让乔石头打听白花下落时，已九十高龄，那么，乔石头向祖奶忏悔时，祖奶应该百岁出头了。在第十四章里，祖奶也的确说自己是百岁老者。所以，《有生》中历史时间起点是19世纪末年，现实的时间落脚点是21世纪初年。作为主人公的祖奶，在现实的时间里，是一个只能终日躺在床上的垂死老人。身体完全不能动弹，也丧失了语言能力，但头脑仍然清醒，思维依旧清晰。《有生》写了百来年间的事情。关于历史，关于往昔，当然只能依赖祖奶的回忆。回忆过往，是祖奶基本的叙事功能。但祖奶在小说中的结构性意义，却又不限于回忆过往，也在现实叙述中起着重要作用。现实中的人物，都与祖奶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小说在整体上是历史与现实交叉着写。虽然写祖奶的五章总体上代表着历史的一面，但在写祖奶的每一章内部，叙述又是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不断往还。以“祖奶”命名的每一章，总是让祖奶在往昔中沉浸一阵后又回到现实，只是在现实逗留的时间都很短，好多次短到只有四个字：“蚂蚁在窜。”这就像一个潜水者，在水里沉潜许久后便探头出水换口气。如果以“祖奶”命名的每一章，都只是让祖奶回忆过去，那全书在总体上便像是历史与现实的简单拼接。让祖奶在回忆过往时又不时回到现实，让历史与现实不停地在祖奶的病床前遭遇、碰撞，历史与现实就紧紧咬合着，就融为一体了，甚至就分不清哪是历史哪是现实了，而这或许正是作者所追求的效果。
如花、毛根、罗包、北风、喜鹊，这五个人当然是小说中仅次于祖奶的重要人物，但并非只有这五个名字在目录中与祖奶平起平坐的人物才很重要。祖奶的孙子乔石头，在小说中的作用比那五个人更为重要。乔石头之所以名字没有成为某几章的标题，是因为他并非只在某几章出现。小说第一章，乔石头就出现了。村支书宋品在第一章里就接到乔石头电话，于是知道乔石头要回村。乔石头是维系着祖奶与现实联系的一个关键性人物。乔石头的回乡，成为从县上到镇上，从镇上到村上的一件大事，但却迟迟不回。乔石头的回乡作为一种悬念，对小说的整体叙述起着推动作用，也起着引领作用。乔石头的回乡，像空中的一块石头，说是就要落下来，但又总是不落下来；乔石头的回乡，像楼上的另一只靴子，本应很快落下地，却又总是不落下地。这就使小说的叙述有了一个具有弹性的空间。躺在床上的祖奶，不仅回忆着过往，也洞悉着现实。她知晓现实的一切，评判着现实，却又不能对现实有丝毫干预，这样的构设也是十分巧妙的。在小说中，祖奶活跃在历史中，在现实中完全没有行动；至于乔石头，活跃在传说中，现实的行动也很少。但这祖孙二人的存在，却在小说的整体结构中扮演着纲领性的角色。
乔石头回乡，是为了买下垴包山；买下垴包山是为了建一座祖奶宫，让祖奶住进宫中。当我们最初获悉此情时，坚信乔石头这样做，只是为了表达对奶奶的孝心，只是为了让奶奶更好地受到人们的尊崇、膜拜，当然也为了祖奶能够更好地护佑众生。但后来才知道，此事另有隐情。乔石头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可能先于祖奶终结，他买下垴包山、建造祖奶宫，把祖奶移入宫中，实际上是要把自己的奶奶托付给众生。在小说的结尾处，是乔石头在床前向祖奶袒露内心深处的隐秘。建造祖奶宫是因为预感自己来日无多，这是隐秘之一。小说中的喜鹊，是一个与祖奶性情极为相似的年轻女性。可以说，喜鹊是祖奶人格风范、精神品质的继承者。喜鹊从少女时期起，就恋爱着乔石头，而在未来得及向乔石头表白时，便在野地里被布袋套头后强奸。失身后的喜鹊，觉得已没有了向乔石头表白爱恋的资格，便离开宋庄，到张家口谋生。被强奸极大地改变了喜鹊的人生道路。而在小说结尾，乔石头向祖奶袒露的另一个隐秘，便是当年强奸喜鹊者正是自己。祖奶惊讶不已。读者也惊讶不已。垴包山是属于全村人的。乔石头要买下这山，必须全村户主签字同意。喜鹊准备了酒菜，约乔石头这天晚上到她家，商谈签字事，实际上是要借助乔石头买山一事解决丈夫的问题。乔石头决定去赴喜鹊家宴，并向喜鹊说明当年的强奸犯正是自己。喜鹊性情刚烈，不知会有怎样的反应。祖奶十分担忧，读者也十分担忧。但小说就这样结束了。垴包山是否被乔石头买下？祖奶宫是否被乔石头建成？喜鹊怎样处理了当年被强奸？乔石头究竟因为什么而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并着手安排后事？这些都成为未解之谜。
建造祖奶宫，当然与祖奶关系极大。祖奶对乔石头此举是极其反感、厌恶的，决不愿意住进那样一座宫中，但她却没有表达自己意志的能力。但以祖奶的刚毅和智慧，她一定会以某种方式抗拒搬迁，这会是怎样的方式呢？如果祖奶宫终于没有建成，那意味着乔石头或者锒铛入狱，或者命归黄泉，那祖奶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乔石头可是祖奶唯一的亲人啊！但小说没有写到这地步便结束了。当小说结束时，祖奶的故事还没有结束，祖奶的命运还有待确定。一部如此篇幅的长篇小说，主人公的结局以悬念的方式充当结尾，是比较奇特的。
不仅是祖奶和乔石头的故事以悬念结束，几乎所有主要人物的故事都没有终结。第十一章又以“如花”命名。如花终于嫁给了钱宝。但夫妻二人都不太“正常”。法律意义上的夫妻是否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夫妻？读者很想知道。乔石头要买下垴包山。村中要用更好的地置换每户在垴包山上的地，并且每亩还补偿好几百元。垴包山上有如花与死去的丈夫钱玉一起耕种过的土地。如花坚决不同意换地。村支书宋品登门劝说，没用。乔石头亲自登门了，目的显然是为了换地，但乔石头却直到离去，也没有提及换地的事，让如花疑惑不已，也让读者疑惑不已。这到底是咋回事呢？但如花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留下一堆悬念。第十章又一次以“毛根”命名。毛根对宋慧一往情深，这份感情有怎样的结果？毛根死去的妻子胖女埋葬在垴包山上自家的地里。换地就意味着要迁坟。毛根不愿意死去的妻子再受折腾，也不肯换地。他表现得比如花还要坚决，干脆在胖女的坟边建了一座小木屋，住进这屋中，以人在屋在、人在坟在的决心守护着这一片土地。可以想见，如果有人要强行赶走他，他一定会以死相拼。那么，乔石头如果真要建祖奶宫，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读者想知道，但毛根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留下一堆悬念。第十五章又一次以“罗包”命名。罗包与麦香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罗包在镇上开着豆腐作坊，与在作坊打工的山西姑娘安敏同居，生下的孩子都上学了，并且安敏又怀了第二个孩子。但麦香就是不肯离婚，不时到作坊来闹腾一通，也以极端的语言对罗包发出了恐吓。罗包极其痛苦却一筹莫展。麦香是否最终同意离婚？罗包是否最终像读者所希望的那样与安敏平安、幸福地生活着？读者想知道，但罗包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留下的是悬念。第十七章又一次以“北风”命名。北风是宋庄所属的营盘镇镇长杨一凡写诗时用的笔名。杨镇长正陷入神秘的麻烦中。那在家里时总听到的奇怪的声音到底来自哪里？那养蜂女到底是什么人又为什么死于火灾？杨镇长与养蜂女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杨镇长手机不断收到的与养蜂女似乎有关的短信，来自哪里？目的何在？但小说没有交代。“北风”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留下一堆悬念。第十九章又一次以“喜鹊”命名。喜鹊的丈夫黄板倒卖过古董。在遭受牢狱之灾后，性情大变。相信垴包山底有着辽代的墓葬，便开始了他的挖掘。他日夜在那里挖着，晚上就住在自己挖出的洞里。黄板的精神显然出了问题。既然乔石头要买下整个垴包山，那黄板便必须离开那山洞。喜鹊打算把乔石头将黄板弄下山作为换地的条件。准备酒菜请乔石头到家中吃饭，就是要谈这件事。黄板的结局究竟如何？喜鹊后来的命运到底怎样？读者想知道，但喜鹊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留下一堆悬念。
一部如此篇幅的长篇小说，没有对任何一个重要人物的命运做出明确交代，是《有生》的独特之处。我们不妨先把这个问题放下，看看小说写了些什么？
我读《有生》，首先感受到的是深重的苦难。说《有生》是一部写苦难的小说，也绝对能够成立。祖奶是小说中最主要的人物，苦难也在祖奶的百年生涯中表现得最突出。十岁时，母亲在流浪途中死于难产。与父亲相依为命地过了若干年，在自己将要出嫁时，父亲被惨杀于途中，自己也同时被杀了父亲的人奸污。一生嫁过三个男人。第一个男人死于狼口；第三个男人死于枪口；第二个男人离她而去，不知所终，也成为一个悬念。一生生育过九个儿女，有八个都早死，另一个被第二个丈夫带走，也从此下落不明。在自己年届百岁、行将就木时，唯一的孙儿，也是唯一的亲人乔石头又可能先她而去。这还是祖奶一生苦难中的较大者。至于稍微寻常一点的苦难，就数不胜数了。祖奶的百年人生史，就是一部血泪史，一部苦难史。苦难不仅仅充塞着祖奶的人生岁月。如花、毛根、罗包、北风、喜鹊，他们的人生中也充满着苦难。宋庄的人，都在苦难中挣扎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苦难，无关男女、老少、贫富。小说的意蕴有多个层次。在最表面的层次上，表达了人生实苦的理念。人生便意味着苦难，这是佛家对人生的基本看法。
▲胡学文
虽然人生便意味着苦难，但生命又是必须被珍视的。《有生》一方面对生命的苦难做了深刻的揭示，另一方面又对生命进行了尽情的讴歌。祖奶以接生婆的身份充当小说主人公，便能够让重生、护生的观念得到最充分的体现。祖奶把接生当作极其神圣的事业。众生平等。生命有着同样的价值，无关乎贵贱，无关乎智愚贤不肖。正是这样一种对生命的信念，使得祖奶敢于一次又一次替日本人接生，虽然被误解，虽然因此受凌辱，也毫不畏惧；虽然后来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也毫不后悔。谦卑而刚毅，忍让而执着，随遇而安却又决不苟且偷生，冷静理智却又热情似火，诸多矛盾的品性在祖奶身上完美地交融着。如果要问祖奶最突出的精神特征是什么，应该说是慈悲。对所有人都怀着慈悲之心，但又决非任人欺侮的懦弱无能之辈。祖奶表现出的是一种佛家的理想人格。
小说中的佛家生命观念，不仅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体现在对动物生命的叙述上。小说中，蚂蚁伴随、纠缠着祖奶一生，还有蝴蝶也与祖奶有着特别的生命缘分；喜鹊这种鸟儿则与喜鹊这个人物似乎生死相依。至于乌鸦，简直是如花的生命寄托。《有生》写人的生命苦难，也写了动物的生命苦难；《有生》不仅讴歌了人的生命价值在苦难中显现，也讴歌了动物的生命价值在苦难中显现。《有生》写的是有情众生生命的相互依傍、相互支撑。如果把祖奶接生了一万多人视作是祖奶单向地对这些人施恩，祖奶自己就坚决不认可。祖奶的生命，与那些母腹中的生命，是相互依傍、相互支撑的。如果没有那些母腹中的生命，祖奶就没有与苦难周旋的勇气；如果没有那些母腹中的生命，祖奶的生命早就油尽灯枯。如果认为是喜鹊这个人物在单方面地喂养那些枝头的喜鹊，喜鹊这个人物自己就绝不认可。那些枝头的喜鹊，与喜鹊这个人物，生命是相互信傍、相互支撑的。那些枝头的喜鹊，让喜鹊这个人物的生命有了色彩、有了意义。至于如花与乌鸦的关系，就更是生死与共了。那些乌鸦甚至是如花全部的生命支柱，全部的生命念想。如花相信死去的丈夫变成了乌鸦，按佛家的观念，这想法丝毫不奇怪，丝毫不荒谬，因为这无非意味着生命的轮回。
佛家虽然强调重生、护生，但却并非主张好死不如赖活。佛家十分强调生命的尊严。生命的价值在生命的尊严中体现。《有生》中的祖奶，以百年的生命实践，昭示了什么叫作生命的尊严，什么叫作有尊严地活着。在一个接一个的苦难中，祖奶有时勇猛进取，有时忍让妥协。但无论采取何种行动，都严守着一条原则，那就是绝不丧失生命的尊严。祖奶实际上一生都在守护着一样东西，那就是生命的尊严。小说中，也写了各种各样的人对生命尊严的践踏，例如黄师傅的儿子，例如李二妮和她的丈夫赵进元，例如钱拜月。这些人活得下贱不堪。李二妮在漫长的岁月中给予祖奶无数的伤害，在伤害祖奶生命的同时，也在践踏着自己生命的尊严。祖奶对她没有怨恨，只有悲悯。
明白了小说的这样一种意蕴，就懂得了小说为何呈现出开放式的结构了，就明白为何直到小说结尾，祖奶、如花、毛根、罗包、北风、喜鹊这些人物的故事还没有完，这些人物的苦难也没有完。这样写，或许就是要让读者体悟到生命本无所谓终结，永远在继续和轮回；苦难也无所谓完结，永远在继续和轮回。
（王彬彬，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有生》的意义
文 | 张学昕
我们都会注意到，《有生》发表后将近两年来，获得评论界、读者的持续好评和广泛关注，说实话，这一点也再次印证了我早年对胡学文写作的判断以及更大的阅读期待：他是一位厚积薄发的作家，必将会有优秀的作品问世。毫无疑问，《有生》确实是一部极其厚重的当代长篇小说，它无疑是一部关于人生、生命、命运和百年中国历史的沉甸甸的小说叙事文本。最初读这部长篇时，曾让我找回了2005年读贾平凹《秦腔》、2018年读《山本》、2019年读东西《篡改的命》，甚至更早些时候阅读陈忠实《白鹿原》、张炜《九月寓言》等作品的阅读感觉和审美体验。这部《有生》，我在读了大约二十几页的时候，就已经不忍放手。也就是说，最开始的阅读，直觉就已经让我预感到这部书的分量和价值。我曾在短时间内读完这部将近六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并非源自我的阅读耐心，而在于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力量，它牢牢地抓住并震撼了我的内心。
可以说，《有生》的精神意蕴厚重，文本结构结实，修辞老到，文字优雅，叙述从容，有着恰当的紧适度，饱含忧郁而奔放的诗意。深不可测的爱恨情仇、生活实景以及生命秘史，被呈现得不拘一格，天地浑成。同时，能够感到整部作品，没有任何噱头和叙事的“小摆设”，没有刻意为之的悬疑和桥段，不造作，不奇崛，而是博大与细腻共存，是情感四溢、命运浮沉的激情演绎。在这样一个比较长的阅读时间段里，我深深地感受到这部作品格局的恢宏和叙事情怀的博大、悠远，那种阴柔、阳刚兼具的史诗风格。胡学文其实是借笔以悟天地、岁月和生死，他的叙事绵密，充满对历史、人生无尽的缅想。另外，这部《有生》还让我意识到，这是一部无法轻易被“归类”的小说。它迥异于以往所谓的“新历史小说”，叙事形态独异，既有传奇性，也兼有大历史气度，就如阿来的《尘埃落定》。从题材范畴考虑，《有生》似乎与“家族”“历史”“命运”都有着密切关联，更是以“百年历史”的时间长度，坦然地“加入”“遥指”到“百年叙事”的时间、历史之谜的偈语之中。而文本所极力彰显的是对生命本身的敬畏、致敬，芸芸众生的情感的探秘，还有人在历史烟云中命运的浮沉。它不仅是一个人的传记，也是现代乡土社会的“史记”；它叙写的是生命和俗世的“日常”，也是足以撼动人心的个体生命“创世纪”。
毋庸讳言，这部《有生》确实是近年长篇小说创作中不多见的，它是展示生命景观的朴拙之书，也是一次对于生命、命运和人性的思辨之书，是一部沉重的“隐之书”。其实，在这里，我更愿意将这部小说称为一部“生命小说”“人生小说”“命运小说”。它是一部从“家族史”“乡村史”的视角切入生命、人生和命运的小说。表面上看，它是以建构“百年史”的方式，书写个人的生命史，书写这位被誉为“祖奶”的乡村女性乔大梅的一生。这位接生婆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相处流传，人们忘记了她的名字，她被奉为一尊神。对于这部小说整体的把握、界定和判断，许多论者愿意将文本置于“百年”或世纪的时空维度上发掘、阐释。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可否不必动辄以“百年”叙事的概念或模式，进入对文本、历史和人性的考量，甚至也不必须要以“史诗性”的观念来厘定、评价作品价值和意义的大小。实际上，这就是一部中国乡村生活的生存史、苦难史、情感史和生死书。它完全以个人史维度，来状写、描摹历史、现实和个人生命的隐秘，极写人之强大的生命力和隐忍力。也就是说，在这里胡学文试图写出在百年风云变幻的大时代，大历史是如何进入一个作家的内心，它又怎样经由作家对个人性经验的沉淀和过滤，在一个作家所发现、所创造的文本结构里重新发酵和生成个人的“小写历史”，形成心灵史、灵魂史的精神、情感、心理、灵魂的真实模态。可以说，《有生》就是通过一个人的“声音”，充分、细腻、精微地呈现出社会、生活和大历史的种种细部。在这里，我们不妨说，这也是一部极力“向内转”的小说。它在直接进入“祖奶”内心和灵魂深处的每一瞬间，都在深描、开掘生命本身的“原生态”和可能性。我认为，胡学文的创作初衷应该是，将人和人性置于俗世的最根部，呈现人生——“有生”的终极主题，诠释生命过程的起承转合。而从叙事学的层面看，《有生》的确是一部独特的文本，也是一种别样的个人命运的“口述史”。这部“口述史”，从“个人”、个体生命的视角，牵扯出现当代大历史的进程，从“个人记忆”直抵“集体记忆”。胡学文的叙事，让文本中的主人公在追忆和现实的撞击中，并行不悖，叙事中祖奶的“主观性”与灵魂记忆的“重构”，相辅相成，彼此呼应，交织相契。可以说，《有生》牢牢地建立起兼具个人性和“公共”性的记忆“档案”。更为有趣的是，文本在一个“已然”世界和正在发生的可持续话语空间维度，形成一种叙事的自觉。但同时，我们能透过文字，感受到潜隐在叙述里灵魂的不安和骚动。也许，文本内在的矛盾性及其扩张正是叙事的动力。胡学文没有将文本命名为《祖奶传》或《乔大梅传》，而将叙事带入纯粹个人性视角，突出“有生”这一情感、生命价值和意义层面的，也让个人历史或记忆，直抵家族史、民族史的纵深处。实质上，从一定意义上讲，记忆是对现实强有力的挑战。个人与大历史之间，总是存在着多元化的共生性和差异性。作家试图让祖奶在每一次现实与记忆的“相遇”中，都能滋生出再生性的力量，获得对乡土世界的反思和缅想。在这里，我们或许会体味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深层意味。与人性的刚柔、雌雄相对应的“气”，在祖奶这个人物身上，体现出一种天道，或某种生之法则。
《有生》文本叙事的起点及其整部文本叙述，作家选择的是主人公祖奶于“老态龙钟”静卧床榻的晚年之际，让这位自嘲“老不死”的“老之将至”的乡村世界的人物，平静地、自然地在追忆、倾听、鼻息的状态里，继续从容而持续地唤醒、激活着她自己“有生”的现实。同时，她也无法拒绝无数晚辈、后生对她的顶礼膜拜、倾诉、求助和祈福。显然，祖奶已经被“叙述”图腾化，奶祖的荣誉与光环，来自其助力、迎接无数新生命到来的“有生”力量、自身的人格魅力和善良、隐忍精神。作为接生婆，她将万千生命接来人间俗世，对于“生”及其后的“活”，她身体力行，并见证着“生”，见证着“活”。胡学文说，《有生》是一本教人“怎么生，如何活，如何走出人生困境”的小说，“我写的是生和活，生是开端，活是过程”。祖奶就是“有生”的符号、也是“有生”的见证者。她在老迈之际常想“终结”自己的生命，虽命若游丝，但总有缕缕神奇“香气”的滋养，身躯都因她无尽的功德依然生发出不竭的力量。因而人们内心的朝圣般的敬畏，让她的灵魂在“动”与“静”之间，持续地反思个人的生命史，以及俗世和人性的微茫。显然，胡学文深谙中国传统美学如何平衡人物性格“动”和“静”之间的辩证关系。“声”令生之生生不息，“生”又让“声”构成祖奶强大的气场。在这里，祖奶自我构筑了一个强大的气场。“气”构成了祖奶生命的内在律动。这里的“气”是静的、沉着的，又是动的、生生不息的。因此，卧榻之上的祖奶，始终在自我纠结和自我博弈中，保持生命内在的精神、情感的律动。并且，凭借她所拥有的那股强大的灵魂气息，支撑起人生的信念和“有情”“有生”的生命状态。尽管那只不时隐现的蚂蚁，在祖奶的体外流窜，经常打破祖奶的思绪和内心的宁静，甚至偶尔还可能制造出祖奶的幻觉，但祖奶基本上保持着“活跃”的思维状态。文本是由两个叙事视角交叉转换，推进叙述。一个是内敛的“无限视角”，祖奶“我”作为叙事主体，这是预设的祖奶对自身个人生命史的追忆，但是，这个视角却是开放的，不受任何时空的限制；另一个是“有限视角”，它局限于祖奶的居室环境之内，完全是祖奶的“当下”所见所闻。很难说清，究竟是前者拉动后者，还是后者推动前者，抑或是彼此相互切换，相互推动，构成动静一体的叙述场域。
小说整体上并没有刻意地去彰显、放大或铺展现实的背景，我感觉，它对历史、时代的氛围是有意淡化的。我想，它可能更多的是要聚焦生命本身以及人性的、情感的细部冲突。我们会想，胡学文洋洋洒洒将近六十万字，究竟是靠什么东西支撑起来这样一个文本？我想，在这里最主要是扎实的“写实主义”，这是对个人性、个性化经验的重视，在于他在叙事方面的“细部修辞”的力度、密度和厚度。应该说，他的叙事是沉实的，丝毫也不虚空的。尤其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部长篇小说的“细部修辞”的美学力量。实际上，对于任何一部优秀的文本，在很大程度上，叙述都是通过细节、细部实现文本意义表现的最大值。可以这样讲，当作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写什么的时候，那么，他一定程度上就已经拟定或预设了叙事的时间和空间维度，而发现应该聚焦的人或事物，并且深入洞悉其间或背后潜藏的深层价值体系，这无疑是他对时代生活所作出的审美判断。而对“细部”的审美判断和呈现，完全可以视为作家的文本从整体到细部最基本的精神编码。这里面，其实就埋藏着“怎样讲”的倾向。具体说，细部修辞就是一种发现，是一种勘察和表现生活的能力。它也是那种用心地发现人与事物的幽微，重新艺术地整饬生活的独到选择和叙事策略，虽然，文本的细部无处不在，但却不只是作为语言层面的问题来加以讨论的。因此，作家的修辞，在生活面前并不是无处不在的，经意或不经意的遗漏和空缺，往往也可能是最重要的细部修辞。在《有生》中，细部无处不在。祖奶在往昔的追忆和现实联想里，时时唤醒往事，“重构”现实。像“蚂蚁在窜”这个细部的反复呈现，已然成为一个经典的细部或隐喻。而且这个细部，在一直贯穿整个文本被不断展开、延宕。我感到，这个蚂蚁意象具有强烈的现代意味。在祖奶小时候与父母一起逃荒去谋生的途中，母亲难产大出血，无数的蚂蚁密密麻麻奔扑过来，在已经死去的母亲身上嗜血不止，给年幼的祖奶的心灵以惊悚的刺激和震颤。后来在逃荒的路上，父亲与蚂蚁曾有过一次偶然的遭遇和对峙，父亲在追逐蚂蚁逃进蚂蚁洞穴时，竟然无意间顿悟：“哪里能活往哪里走。”这句话成为这部小说里的箴言，预示出命运的某种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的神秘联系。在这里，我产生的强烈的感受是，我想到了张爱玲的一句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胡学文一定从这里受到启示，“生”如蝼蚁，“生”中也爬满了蚂蚁，与“蚂蚁”争夺“生”的权力，与“蚂蚁”对抗。由此，我们可以感到胡学文细部修辞的现代意味和强大的美学冲击力。在《有生》里，人物的命运呈现，都依赖小说的细节、细部来实现，在细部中展现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状态，理解生命、命运及其存在的意义。我想，这也是成就一部优秀作品的关键。
前文提及，一部真正见出功力的作品，它终究还是要依赖写实的力量。近些年，一度曾有这样一种观念，认为作家在当代复杂的、诡异的现实面前，想象力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作家的历史书写、现实书写，日渐变得乏力，作家的文本想象力，几乎难以超越历史和现实本身的魅力。也许，正是我们的经验和想象，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触摸到生活本身的奇诡和丰富、复杂。我们说，《有生》是一部出色的写实主义作品，就在于它发掘出了生活和人自身的丰富和奇诡，生命自身的力量。它通过若干人物的生存状态，充分地展开了个体生命最“原生态”的存在状态、人生形态。从叙事伦理维度上看，它几乎没有受某种特定任何意识形态的规约和暗示，而凭借的是作家的“仁者之心”“天地之心”“为生民请命”之心，即对生命的敬畏。整部作品，从祖奶的个人命运史，她平凡又传奇的生命历程，充分地引申、延展出一个村庄的秘史，一部现当代乡土中国的“清明上河图”。文本所叙述的“接生”，深描万千生命来到人间的不同情形和方式，而在“生”“有生”的道路上，作家如何才能表现出几代人的存在状态，特别是，通过祖奶的“想”“看”和“听”，追忆逝水年华，纵览人生的艰辛岁月，让一切生活的“原生态”在缅想和憧憬中实现再现，需要作家建立起强大的结构力和包容力。历史和现实，在作家超现实的想象力面前，复现出朴素而奇崛的力量。
▲《有生》手稿
无疑，《有生》的写实，是依靠具有绝对真实性的个人经验和想象力。我非常惊异于胡学文对于乡村生活经验的熟悉和异常的丰厚，以及与此相关的乡土社会各种生活、情感经验的精细把握。从胡学文的写作，我感觉到，真正的“经验”是无须怎样过度地“处理”的，只需要依据作家的叙事伦理重新结构生活，就能够创造新的文本价值和意义。“写实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更相信生活本身的魔力、魅力。当然，在这里，我们也深深体会到胡学文的叙事自信。他已经找到了或者说发现了，思考和呈现人的生命品质和命运的审美途径。这就是对于生死、灵魂的彻悟。
显然，小说《有生》的叙事容量非常大。它从容而充分地展开来状写人间百态，沉浸到五味杂陈的俗世人生之中。尤其是在写人物方面，《有生》有着恰切的“紧适度”。小说中的如花、麦香、宋慧、毛根、李二妮、罗包，都是很有个性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大多具备非凡的个性和韧性，都保有对生命的热爱和期盼。特别是，《有生》写了这位百岁老人，一个接生婆——祖奶，这个独特的形象，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元素。文本赋予了这个人物丰厚的精神特质。这个人物既是叙事者，也是使作品具有诗性品质的最佳视角。这个人物从出场到最后，既是一个安静的倾听者，也是一位深情的回忆者。她与所有人都用听觉进行交流，同时，生命主体也始终在自主地进行自我反省、反思，这就显得颇具有玄思的意味。显然，在文本诸多的叙事视角里，这是一个具有无限“超越性”的视角，作家可以赋予其特殊的叙事功能，并且通过她的自我“陈述”，传递出那种善良、隐忍和朴素的力量。正是因为有她的存在，才使俗世的生活充满了世俗性和神性之共存。而且，以“祖奶”为叙事核心、圆心的视角，也打通了百年历史和现实之间人与人的联系的通道。她以生面对生，以生面对死，在生死之间，她以自身的经历，开拓出一条人世间“往”与“来”的路径，纵览了芸芸众生的生死歌哭，以及他们生命的隐忍和恪守、苦难、生死、心理畸变。或者说，那种新的有意义的生命形态正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交织、缅想中获得涅槃和重生。在一定程度上，这部《有生》的叙事，还具有神秘主义诗学的意味和特征。前面提及小说里写的那只蚂蚁，那只乌鸦，我觉得，似乎都是作家在某种我们的认知难以企及的层面，探寻、揭示人与世界更深的隐秘关系。祖奶那永不衰朽的身体和容颜，也在暗示存在世界里某种永恒事物的存在。《有生》的文本结构，也打破生死的因果逻辑，将“有生”引向“永生”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想象层面。“有生”，成为一个极其富于生命力量的词语，它是对命运、宿命的强烈撞击，它构成了一种精神和灵魂的力量，相信这样的旨意，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获得朴素尚志、修身正己的人格力量。同时，我们也在含义隽永的“有生”中，体味到无尽的对于“苍生”的眷顾。
另外，这部小说具有强烈的形式感和文体追求。在上部，我感觉每一个章节都可以独立成篇，甚至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中篇小说来读。这显示出这部小说丰富的多义性和多项的可阐释性。其实，即使取消章节的名称，仅用数字标注，也依然脉络清晰，浑然一体。以祖奶为叙事核心或叙事圆周为故事的半径，花瓣样播散展开。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条叙事线索或脉络——过去和现实。两者交织推进，衍生成一支雄浑跌宕的命运交响曲。
吴义勤认为，《有生》体现出“一种文学的大气象，一种艺术的大营造，它捍卫了长篇小说这一伟大文体的尊严”。邱华栋这样评价《有生》：“对历史和现实的有效凝望，对生与死的从容思考。小说气象正大，是百年中国的立心之作。”完全可以说，胡学文的《有生》，以足够的耐心，在对庞大和细小的人生书写中，深描出的是一部百年中国的乡土世界的恢宏长卷，也构成一部心灵史的生动图卷。它必将成为我们民族度尽劫波、繁衍不息的历史丰碑，从而，为我们这个时代立德、立心和立志。
（张学昕，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死亡或超越：关于乡土的终极书写
文 | 丛治辰
在《有生》后记里，胡学文表示自己长期以来都想写一部家族百年的长篇小说，对此痴梦，断难割舍。他做到了。《有生》以皇皇五十六万字篇幅，写出的其实何止是家族百年，那更是乡土百年。如不少论者早已指出的那样，《有生》堪称是一部中国北方乡村的百科全书①。
为此，小说在一半左右的篇幅里安排乔大梅充任叙述者。乔大梅是20世纪的同龄人，她生于1900年8月。在她出生那天，她的父亲刚刚从一场小规模的饥民暴动中死里逃生。四年之后，这位乡村锢炉匠因官司失去了房屋和土地，携家带口游荡在村落之间，然后在1910年的中原大旱中不得不离开豫东老家，往单县投亲。途中，他的妻子亦即乔大梅的母亲死于难产，只剩下相依为命的父女二人。他们在单县只待了两年便北上京城，因为父亲奢望把乔大梅送进宫廷做锔匠。然而，这已经是1912年，清朝结束了。两人在已近京城的高碑店才得知历史和他们开了这样大一个玩笑，机缘巧合之下他们继续北上，在张家口附近的宋庄落下脚来。在这里，乔大梅将垦荒、定居、出嫁、接生，度过此后近乎无尽的岁月，而我们也将和她一起目睹父亲死于土匪之手，跟随她穿越在战乱、瘟疫、饥荒层出不穷的察哈尔特区为汉族人、蒙古族人甚至日本侵略者接生，陪伴她经历百余年的岁月沧桑。
这是一部刻意将个人、家族、村庄嵌入百年中国历史的小说，显然，今时今日以这样的方式创作长篇小说不无风险。正如胡学文自己业已意识到的，同类书写实在太多了，使这一结构几成俗套②。有此自觉仍决意如此，当然不是因为颟顸，《有生》较之别作确有其独特之处。它诚然也铺展开百余年的时间跨度，但并未像其他类似小说一样，让宏大历史明确而横暴地参与乡村生活。1900年理应出现的义和团拳民，被写成面目模糊的暴动饥民，而如五四运动、中共建党、军阀混战、民国统一、解放战争等，都似乎因为宋庄这爿荒村过于偏远和闭塞，更像是遥远南方或城市里的一点回音。甚至抗日战争、新中国建立和“十年浩劫”，尽管必然对宋庄产生影响，胡学文亦努力不将这影响写得过分戏剧化，而使之润而无声地渗进宋庄的日常生活。有别于《红旗谱》以阶级斗争重构乡村结构，《白鹿原》用传统文化再造乡土伦理，亦有别于新历史小说以性、欲望、权力进行的颠覆性书写，在《有生》当中，大历史甚至未曾呈现出它明确的逻辑轮廓。胡学文的野心似乎并不在于“百年”，他没有重新建构历史叙述和历史逻辑的诉求，中国近代以来波澜壮阔的百年进程在他笔下仅仅是一个模糊的背景，就如几千年来一直笼罩着乡村的灰蓝天空一样。《有生》中的历史其实是高度抽象化的，因其抽象，所以混沌，宋庄反而被更加醒目地凸显出来。这大概才是胡学文的鹄的所在：他想要书写的不是具体哪个时代的村庄，而是村庄本身，是无论历史戏台上走马灯般上演过多少兴亡更替，都亘古不变地卧在历史天空下的乡土中国。这样一个宋庄不可避免地带有原型意味和寓言色彩，在此意义上，《有生》当然可以说是对乡土的一种终极书写。
▲梁斌：《红旗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但是寓言之清晰和现代长篇小说的复杂性之间多少存在着一些矛盾。或许正因为此，胡学文要那么精细地讲述乔大梅平淡而具有典型意义的生命历程，并张开了他的“伞状结构”：在乔大梅之外，《有生》选择如花、毛根、罗包、杨一凡和喜鹊五人为核心人物，讲述与他们有关的故事，穿插在乔大梅的自叙当中。这五个人里，有嗜花成痴的农妇，有生不逢时的猎手，有勤恳厚道的手艺人和买卖人，有恪尽职守的基层干部，也有心比天高的外出务工人员；他们是外柔内刚的寡妇，是外冷内热的鳏夫，是情有可原的陈世美，是莫名失足的负心人，也是命比纸薄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他们虽都由乔大梅接生，却性格、禀赋各异，正因为此，倒是共同拼成了一幅斑驳丰富的乡村图景。何况还不止于他们：他们的父母、子女、丈夫、妻子、情人、仇敌、兄弟、邻居，乃至于他们的妯娌和大伯子、同事和陌路人……这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站在一起，构成宋庄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织出一张完整的乡土社会结构网络。胡学文本人将乔大梅和另外五个核心人物的关系称为“伞柄和伞布”的关系③，而更多论者则认为是“伞柄和伞骨”④，其实各有道理。如花等五人诚然是伞骨，但由这五根伞骨绷起来的是紧致结实而五彩斑斓的伞布，共同成就了《有生》浑然一体的叙事框架。
但即便如此，或许仍是不够，无论多么铺张的大网，总有百密一疏的地方；这五个人物，不管怎样具有代表性，总不可能穷尽宋庄的一切。胡学文因此采用了一种冒险的叙述手法。和很多在长篇小说里穿插短篇叙事的作品不同，《有生》中这五个核心人物，其实并没有任何一个人讲出了完整的故事。在小说结束时，他们最核心的疑惑，最焦虑的症结，统统没有得到解决：如花将如何与钱宝生活下去？她会真的原谅毛根吗？被毛根射死的那只乌鸦确是她的钱玉吗？毛根和宋慧会成为相好吗？毛小根的怪病要怎么解决？在墓旁造屋守护着亡妻的毛根会同意将这坟地转让出去吗？罗包和麦香有没有离成婚？麦香究竟要用什么极端手段向罗包和安敏复仇？杨小凡一直耿耿于怀的养蜂女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到底死了没有？那个不断给他发神秘短信的人又是谁呢？喜鹊要牺牲身体与声誉给黄板的致命一击真能让他重新振作起来吗？若她得知当初玷污了自己的正是多年魂牵梦萦的乔石头，会作何感想？乔石头会不会死在喜鹊手里？如果乔石头当真死掉，那么他念兹在兹的伟业，那宋庄发展的美好蓝图，又该如何收场呢？……如果小说里只有一两根线头莫名断掉，那或是力不能逮的叙述瑕疵；但这样多的疑问层出不穷，则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素以擅讲故事著称的胡学文为什么执意要在《有生》里留下大面积的叙事空缺？我想那和他将宋庄以外的大历史推远的理由如出一辙，不是为了割裂故事，而恰是为了让故事无远弗届。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是封闭的，无论如何丰富，终归有其边界。但如前所述，胡学文的目的根本不在于讲述具体的故事，而是塑造一个原型意义的村庄。在这样的村庄里，故事不过是供事件发生和人物活动的舞台，故事的结局与核心，因此都没那么重要。李浩将《有生》视为一种“体验”式写作，肯定它“充分尊重迁就生活的多向和多意，让其中的每个主人公都成为自我行为和思想的主体，每个主体都只听从他的心灵之声而不是作家预想的、主题的意志”⑤。吴义勤亦认为：“作家（胡学文）并不为了表达自己的认知去支配人物，借助戏剧化手段去剪裁生活、设置情节。”⑥他们无异于暗示，胡学文拒绝刻意去讲述一个个完整的故事，甚至让这部小说所抵达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了作者本人。于是，借由这样的叙事手段，胡学文真正让他的乡土书写成为一种终极书写，因为它无边无际，向着无限敞开。
但是，何以如此呢？是什么让胡学文怀着这样蓬勃的野心，甚至不惜在叙事上屡屡犯险，违背常规？执意如此的决心是否也因为某种情非得已的无奈？而如果历史漫漶了方向，故事失去了结尾，是否也有一种可能，是宋庄的历史已然终结，而故事的逻辑本就无从建立？众所周知的是，伴随现代性不断推进，尤其是城市化日益加速以来，乡土世界早已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乡村当然还在，而且变得更新、更好、更现代，却绝不会再是过去那样的乡村。那么，胡学文所熟悉的宋庄，那个中国北方的典型农村，是否还在？
事实上，尽管《有生》当中的大历史已足够模糊，但是从乔大梅到如花等人，面貌之差异、性情之变换仍相当明显。乔大梅的一生不可谓不坎坷，她三次嫁人，九次生育，反复面对中国历史的苦难时刻——也无一例外是中国农民最艰难的关头——但她却始终表现出足够的坚韧与清醒。她的精神是健康而厚实的，情感是敏锐而爽利的，无论对大旺还是白礼成，甚至那个身份可疑的于宝山，乔大梅都表现出足够强大的爱的能力。可到了如花等人这一代，他们的精神似乎多少都带有一些病态。他们或是深爱而不能为世俗所容，或是麻木而堕入情欲的歧途，或是因怯懦犹疑而居无定所，或是因心中有愧而惶惶不安，即便是喜鹊这样强悍的女子，也终因过分强悍而近于疯狂。和乔大梅健旺的生命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无论如花和钱玉钱宝、罗包和麦香，还是喜鹊和黄板，他们的生育都出现了危机。罗包非婚生子，破坏了乡村伦理，这个私生子也因此处于性命威胁之下；毛小根那不可餍足的食欲和在城市灯光下才能入睡的怪病，俨然是乡村对城市且爱且恨的隐喻；至于杨一凡，小说只谈其妻而未涉其子，似乎对于一个已经离开乡村的人而言，孩子是无所谓的。这所有的一切，都在向我们昭示着乡村的后继无人。而在这几位核心人物之外，宋庄还有一些虽然身处不同历史时期却彼此颇为相像的人物。譬如李富和钱庄，他们都是那种心思深沉又踏实肯干的典型农村能人。然而，尽管乔大梅的被污似乎总让人疑心和李富有些什么瓜葛，较之钱庄，李富还是要显得厚道多了。又譬如宋品这位基层干部，在过去大概可算是乡绅钱广万一般的人物，但即便钱广万都懂得对引渡生命的产婆乔大梅表现出几分尊重，宋品却敢于在近乎被奉为神明的祖奶身侧行苟且之事。古老的伦理在这位乡村掌舵人心里已然淡漠；而颇为讽刺的是，一旦他走出宋庄便威势全无，连一个修摩托车的小老板都敢对他吹胡子瞪眼。
如果将乔大梅视为乡村的象征，那么其实从小说开篇，胡学文便已承认了古老村庄行将消逝的命运。乔大梅出场时便已濒于死亡，此时已被尊为“祖奶”的她不过是一个躺在炕上不能说也不能动的植物人，常年陪伴她的除了一个三心二意的麦香，便只有那莫须有的蚂蚁。乔大梅对蚂蚁实在是太熟悉了。在离开老家虞城投奔单县的路上，母亲因难产而死在血泊之中，“一只蚂蚁不知从何方窜过来。走走嗅嗅，在被母亲的血染过的沙土前停住。又有一只，两只……很快变成一群。灼烫的沙土竟没把蚂蚁烫死。先是黑蚂蚁，接着是白蚂蚁，红蚂蚁，密密麻麻，浩浩荡荡。蚁群在母亲细瘦的胳膊、隆着的小腹及翻卷着血污的双腿间爬窜寻嗅”⑦。这构成乔大梅关于死亡的最初记忆。七年之后，当乔大梅在下身的隐痛中醒来，看到她的父亲同样死在血泊之中，而让她格外“惊骇的并不是被血浸透又干结的血衣，也不是父亲苍白的脸，而是在他胸前奔窜的蚂蚁大军。红的黑的白的，每只都带着腾腾杀气”。那不能不让她想到母亲，想到“蚁群是母亲派来的，要把父亲带到她身边”⑧。蚂蚁，和中国的农民一样，数量众多、群居生活并劳作不休，但是在《有生》中，却总是如影随形地和死亡联系在一起，实在耐人寻味。整部小说里，乔大梅都如死人般躺着，感觉到蚂蚁在她的身上乱窜。“蚂蚁在窜”，“蚂蚁在窜”，如此焦虑的无声呼喊不时打断乔大梅的回忆，打断她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就像是死亡始终笼罩在这部小说的叙述之上。而蚂蚁窜得最凶也最让乔大梅难以忍耐的时候，是她的孙子乔石头在向她倾诉那个他自鸣得意的计划——他要收走村民们的部分耕地，将整个垴包山承包下来，然后在半山腰建一座气派的祖奶宫。乔大梅在这狂妄的蓝图里听到的不仅是她个人的死亡，而且是整个乡村的死亡，乡村赖以存活的耕地资源与谦逊品格，从此都将烟消云散。那意味着古老乡土的真正终结。
乡村生态的本质变化，必然造成乡土书写的困境。李敬泽在评价《有生》时，即指出胡学文写作的难度所在：“如今，乡土世界面临着巨大变化的考验……到胡学文写作时，失去宏大叙事的支持。面对社会巨变，很多东西在瓦解的时代，面对乡土写作，有着巨大的难度。”⑨这或许才是《有生》中的故事往往有头无尾，而胡学文亦不得不将20世纪以来的大历史从宋庄推远的真正原因。在这里一切自足的故事都显得可疑，却又被一次又一次讲述；而尽管未经更新的宏大叙事，已无法令人信服地将今天的乡村装进特定逻辑，作家们却还是一再尝试，让那些看似自圆其说的乡土往事愈发显得虚假。
▲胡学文：《跳鲤》，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
▼胡学文：《逐影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产生于商业化消费城市的现代小说，舶来之后与乡土中国结合，居然孕育出一脉强大的乡土书写传统。但这传统从一开始就带有某种挽歌的气息，无论是质询还是怀旧，鲁迅、沈从文等现代小说家笔下的乡村，始终在现代性的威胁之下显得遥远而萧索。当代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准则，让农村题材小说焕发出蓬勃生机，实则书写的是一个被现代化蓝图规划和改造的乡土。但在现实中尚未被完全驯服的乡土文明顽强地从规定性的叙述间隙不时闪现，在新时期之后再次召唤出书写古老文化的热情。尽管我们其实很难分辨那些被注入了传统乃至于蛮荒气质的作品，究竟是在寻找文化之根，还是在想象文化之根，但不得不承认，它们的确蔚为大观，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如今已是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那些人们居住了千百年的乡村逐渐走空，只剩下老人与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村落随之日益稀疏，代之以都市的灯红酒绿；尽管《平凡的世界》和《乡土中国》被指定为中学生必读书目，但缺少乡村经验的学生们却总是表示难以理解。胡学文和比他稍晚的七〇后一代作家，大概是最后一批拥有丰富而深切乡村体验的书写者。他们背负着那么丰厚却又沉重的乡土书写资源，心里装着那么多乡村的故事、乡村的人物和对乡村无法割舍的情感，面对的却是一个义无反顾要抛下传统乡村向前飞奔的世界。这大概就是胡学文为什么始终“怀揣痴梦”，却“迟迟没有动笔”，决意要改弦更张，有所创新，以一种无法完成的书写方式去勉力书写的根本原因。
面对这样的写作难度，面对这样一种写作者的命运和责任，胡学文显然并非被动接受，而是早有自觉。他非常清楚，“现代化的冲击，乡土文化萎缩，甚至崩塌、消失，痛惜哀叹或冷漠无视，乡土文化在告别曾经的辉煌”⑩。他所塑造的祖奶乔大梅既可算是乡村的象征，更应被视为乡村的代言人。躺在炕上的她并未失去感知能力，甚至耳朵和鼻子都变得更加灵敏，这让她细致而敏感地见证着乡村生活，但是，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已是半死之人，但我的耳朵依然好使。我能听见夏虫勾引配偶的啁啾，能听见冬日飞过天空的沙鸡扇动翅膀的鸣响，能听见村庄的呓语，亦能听见暗夜的叹息。是的，如今我这残老的身躯不能说不会动，双目无神，如风撕扯过的枯木，但我仍有感觉，我的耳朵和鼻子没有遗弃我。⑪
那当然是加倍的痛苦。在小说中多少次她想要叹息，想要嘶喊，却没人能够听到。事实上，大概也没人真的想听。尽管他们尊敬她，怀念她，却不过是想要对她诉说自己的心事。于是她只能将那么多的记忆和她灵敏感知到的一切混杂在一起，全都压进自己强劲的灵魂深处，以腹语的方式反复诉说。这可怜的乔大梅——或许这时我们应该管她叫祖奶了——不正是关于乡村书写最好的隐喻，也是对《有生》最好的隐喻？在这一意义上，《有生》更加堪称是乡村书写的终极之作。
那么，无论是“极”还是“终”，这样一部大书的意义究竟何在？胡学文竭其所能想要为古老乡土留下一座怎样的纪念碑？那些无法结束的故事，又为乡村留存了怎样的记忆？而那脱离了具体历史的乡村本质，到底是什么？
要回答这些问题，或许需要将伞骨折叠，伞布收拢，回到伞柄的主轴上去。祖奶作为小说的灵魂人物，理应凝聚了胡学文对于乡土的最终理解。有关生与死，祖奶和死神曾经有过这样一番对话：
死神沉吟片刻，其实，生还是死，都由自己决定。……不是所有的死亡都这样，但许多时候是由自己决定的。比如你，好几次想要寻死，你站在死亡的边缘，我嗅见气息，匆匆赶来，但都落空了。
……
（祖奶）：我已经活够了，快点带我走吧。
死神说，决定权不在我。
我说，我现在就想死，我真是活够了。
死神说，你已经越过生死的界限了。⑫
如果说穿越在生死之间的死神，理应对死亡有更透彻的认识，那么在祂看来，祖奶早已超越了生死——濒死状态对她来说，不是结束，而是升华。事实上，在宋庄乃至于更遥远的空间范围里，乔大梅既已变成“祖奶”，便是神一般的存在。乡民们始终将她看作是菩萨的人间化身，永不会死。麦香每日以美食之味供养她，正与远古时代焚香敬神的仪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此而言，乔石头想修祖奶宫，将她正式写入神谱里，并非是无风起浪。
乔大梅何以活成了祖奶，又是倚靠什么与死亡对抗呢？她曾至少三次“站在死亡的边缘”，却让匆匆赶来的死神无功而返。第一次是在白杏“飞升”之后，乔大梅在炕上昏睡七八天，因为预感到有人要请她接生，终于决心醒转过来。第二次是乔大梅确认了白礼成带着白花一去不返之后，在小旅店里睡了两天两夜，险些被掌柜的用门板抬了出去，所幸隔壁孕妇临产的喊叫声把她唤醒。第三次是在李夏也惨遭不测之后，乔大梅万念俱灰，打算悬梁自尽，可就在绳索即将套住脖子的时候，院门外响起了脚步声，乔大梅毅然扯掉绳子去接生。每一次，乔大梅都是因为骨肉的离去而萌生死意；每一次，又都是因为接引新生命的责任感，使她从鬼门关兜转回来。诚如乔大梅自己所说：“若说我救了他的妻子和孩子，那么他们也救了我。”⑬而就在她最后一次被即将出生的婴儿救回之后，她再次被人称颂为菩萨，并真正完成了她的觉悟：“这样的话听得太多，我从未在意，但在那个早上，却如信念植入我的骨髓。我不能死，必须活下去，好好地活着。死去的亲人虽多，但我要接引更多的婴孩到世上。”⑭可以说，在那一刻，连乔大梅自己也承认了自己菩萨/神的身份，同时领受了自己的神职，成为“祖奶”。
不少论者都将《有生》与余华的《活着》对比，探求二者的差别，认为“如果说余华的《活着》讲述的是如何忍受、不死就好；《有生》则关乎生的抗争、活的光彩”⑮。如何抗争？对此谢有顺和李浩说得更加明确：“乔大梅反抗苦难、死亡的方式是不断地接生和生育。”⑯乔大梅和徐福贵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后者为男而前者为女。女性可以生育，使“有生之类”⑰生生不息地来到人间，而男性则既没有这样的天分，大概也缺乏这样的坚忍。在祖奶漫长的一生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竟并非她所经历的诸多苦难，而是面对苦难时的沉着与平静。即便在父亲惨死、己身遭污的时刻，她仍能很快恢复理性，“没了恐惧，没了仇恨，甚至也没了悲伤”⑱，认清自己现在的身价并作出人生选择。唯一能够让她不那么理性，而且也让读者随之激动的，是她对接生这件事的执着与激情。从一个锢炉匠转行做接生婆，这一转变的契机和决心，本就令人惊讶。而一次又一次，无论她在做什么事情，无论她的状态好还是不好，也无论她遭遇了怎样的惨剧，只要请她接生的人们到了门外，她便立刻收拾出门，没有任何犹豫。那种迎接新生命的执拗甚至到了不惜赌上自己命运的地步，在得知李春的死讯之后，她以近乎迷狂的渴望，不假思索地投入了面目暧昧的于宝山怀抱：“我要生儿育女，那念头飘然而至。我不止（只）要生一个，要生两个三个四个……我尚未衰老，子宫仍然润盈。我没考虑能不能养活，似乎已经丧失理智，只是想生。死神夺走了五个，我要生更多的孩子。自然需要男人帮我，于宝山可能不怎么合适，却是现成的人选。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跑到东院，拦住正要出门的于宝山，没有廉耻地说我要嫁给他。”⑲考虑到于宝山的土匪身份，则乔大梅人生的被毁，未尝不和他有着直接的关联，这意味着为了生育，为了更多的生命来到宋庄，一切埋藏在历史里的仇恨与波折，似乎都可以不再顾及。乔大梅当然没有生出那么多孩子，她只和于宝山育有两男一女，他们和此前的六个兄姊一起，为祖奶凑足了九个子女——在中国文化里这是最大的数字了，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等同于无限。不过祖奶真正无限的子孙，是由她接生的婴儿们构成。乔石头统计，由祖奶引渡到这世上来的孩子，足有万名以上。
正是因为和生命之间这种不可割裂的联系，祖奶才被乡民们视为神，视为菩萨。在杨一凡与方鸿儒的谈话中，他们谈及当今世代不可逆转的日新月异和亘古不变的欲望，进而谈及欲望的调节器，谈及信仰。方鸿儒说：“信仰，特别是坚定的信仰是可以让灵魂安宁，但我说的调节器涵义更广。你说过，你是无神论者，对不对？我的妻弟信仰马克思，是彻底的唯物论者。没人能动摇他的信仰，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这很好。但民间，我指的不仅是现在，是几千年来的民间，就大众百姓而言，更多的是泛信仰，在儒释道之外，有临时的急救式的实用信仰。病了就拜药神，饿了就拜灶神；砍树要拜树神，采药要拜山神；下海要拜海神，祈雨要拜龙王；盖房要拜土地，结义要拜关公……大大小小的神不计其数，层出不穷，没有也要造一个出来。我认识一个鞋匠，他不拜财神，刻了一个木头的鞋神，每天都要拜，他不只要发财，还要平安，这个鞋神其实是神的总汇。是不是信仰？是，又不完全是。沙粒进了眼，立马信风神，明天，可能几分钟后就信别的了。信没什么不好，只是实用性、功利性太强了。”⑳既然如此，在传统的乡土世界面目全非，而生育渐趋困难的时刻，乡民们将祖奶奉作神明，不正是理所当然吗？
如此说来，胡学文所谓的乡土本质，难道不过是生育而已吗？祖奶教出一个全国知名的妇产科专家钟玉兰，莫非是用以证明，那近于原始欲念的生育热望，正是乡村给它此后的岁月与文明形态最好的馈赠和最后的纪念？当然不止于此，祖奶穿越百年历史日益坚定的生育信仰，早被胡学文给予了足够的精神赋值，使之的确可能成为一种超越性的存在。祖奶对生命的态度，从乔大梅拜师学艺的那天起就带有某种神圣性。当黄师傅决定收她为徒，为她立规矩，并一再强调“接生是积德，德没有亲疏，不分大小，不管什么人找你接生，哪怕是你的仇家，都不能推”的时候，接生这一职业就天然地包含着对众生平等的尊重。祖奶做到了，因此她才能够那样从容地出入长官府邸与土匪山寨，甚至在日本侵略者的产房里仍能坦然工作。在生命的高度上，敌我的分野与历史的恩怨似乎全被抹平，而代之以一种更加阔大的情感。《有生》因此而使生命升华为一种美，一种文化，一种信仰，为小说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抒情底色。在此意义上，“有生”即是“有情”。这缘起于生命热度的“有情”将转化为诸种情感，甚至是畸形的情感，游荡在古老的村庄里，成为这个行将倾颓的世界最后的光彩。那五个作为伞骨，撑开乡土社会伞面的故事里，最核心的人物无一不是深情之人。恰恰因为过于深情，他们的故事才永远不可完结。在他们各自故事的结尾处，个人的深情全都转化为对土地的深情，阻挡着乔石头所象征的资本力量吞噬乡村的企图。在此，《有生》更为深刻和生动地阐释了数千年来农民对土地不可遏止的占有欲。那绝不只是因为在经济上，土地是他们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更因为在情感上，土地负载了他们悠远岁月里所有的悲欢离合，是他们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情感寄托。土地便是乡村，是祖奶的真身，是一切生命起源和寂灭之所。只要寄托在土地上的这一缕深情依旧还在守候和游荡，古老的乡村就不会真正消失不见，而将以最好的方式转世重生。
（丛治辰，北京大学中文系。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新时代中国青年文艺创作与传播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2STA013）
【注释】
①如桫椤：《生命因为仁慈和坚韧而神圣——评胡学文长篇小说〈有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3期；李浩：《〈有生〉：“体验”的复调和人性百科书》，《山西文学》2021年第11期。
②“写家族的鸿篇巨制甚多，此等写作是冒险的。”胡学文：《有生》，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第941页。
③“另外五个视角人物均是祖奶接生的，当然，祖奶和他们不是简单的接生和被接生的关系，他们如伞柄与伞布一样，是一个整体。”胡学文：《有生》，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第942页。
④申霞艳：《生如蚁而美如神：论〈有生〉》，《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3期；桫椤：《生命因为仁慈和坚韧而神圣——评胡学文长篇小说〈有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3期；王力平：《论〈有生〉的“超限”视角与“伞状”结构》，《小说评论》2021年第4期；谢有顺、李浩：《“有生”之痛及其纾解方式——读胡学文的〈有生〉》，《小说评论》2021年第4期；管飞：《〈有生〉的伞状结构》，《中国图书评论》2021年第4期。
⑤李浩：《〈有生〉：“体验”的复调和人性百科书》，《山西文学》2021年第11期。
⑥吴义勤：《胡学文〈有生〉中的“经验”与“体验”》，《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⑦⑧⑪⑫⑬⑭⑱⑲⑳胡学文：《有生》，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第28、184、3、937-938、749、834-835、185、839、784页。
⑨李敬泽：《站在乡土的内部》，胡学文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2005年7月）。转引自马淑贞《我们如何“叙述”乡村？——以胡学文的小说创作为例》，《文艺理论与批评》2014年第4期。
⑩胡学文、何晶：《胡学文：懂得生之艰辛、壮美，才有人之强韧》，《文学报》2021年3月4日。
⑮韩亮：《丰饶的对抗——胡学文〈有生〉读札》，《长江文艺》2022年第3期。
⑯谢有顺、李浩：《“有生”之痛及其纾解方式——读胡学文的〈有生〉》，《小说评论》2021年第4期。
⑰据胡学文《〈有生〉之赐》（《文艺报》2020年8月28日），小说的题目“有生”取自严复《天演论》，“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这一番“物竞”与“天择”的道理，“或存或亡”，亦同样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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