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路 杨
《南方文坛》
2024年第 1 期
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博雅博士后，德国图宾根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研究员。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并有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情感政治视域下的解放区文艺研究”。获评第十一届唐弢青年文学奖，第十二届丁玲文学奖“文学评论类·新锐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优秀论文奖、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
目 录
路 杨 | 悬想一件新东西
路 杨 | 文化城何以寂寞：骆宾基的桂林经验与战时生活的精神样本
悬想一件新东西
鲁迅在杂文中讲过一个“财主和鼎”的故事。一个土财主买了一件古铜器，据说是个周鼎，“土花斑驳，古色古香”，却找来铜匠把土花和铜绿擦得一干二净，“这才摆在客厅里，闪闪的发着铜光”。一众“雅士”闻之无不大笑，但鲁迅却由吃惊、失笑转为肃然，从中得到一种启示：“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现代，我们的碗，无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当时，一定是干干净净，金光灿烂的。”因此鲁迅说，这样的鼎才是“近于真相”的，且“这一种俗气至今未脱，变化了我衡量古美术的眼光”。比如古希腊的雕塑，“雕造的当时，一定是崭新，雪白，而且发闪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希腊之美，其实并不准是当时希腊人之所谓美，我们应该悬想它是一件新东西”（《“题未定”草（七）》）。
讲述这个故事的语境自然牵连着更具体的文坛公案，但在文学批评的方法与立场上，鲁迅则是在雅与俗、静穆与热烈、寻章摘句与全人全篇、美学风格与社会状态之间给出判断。与抽象、超验乃至高蹈的审美取向相对，这里的“俗”指向一种关于日常经验、世俗生活及其历史情境与社会构造的朴素兴趣。它通过唤回铜器被使用、塑像被雕造的那个时刻，重新打开了具体的生活实践中，那些被普遍化的“美”或“人性”排斥掉的复杂性与异质性。而这里所谓的“新”，也就并非进化论意义上的未来或进步，而是指向一种作为当下的过去。因此，这件“新东西”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学的“当代性”。鲁迅的悬想透露出的是，当代性不仅表现为人与事物同处于一个时代中的共时性，而且在于他们身处的社会状态与生活实践中的位置与关系，其中蕴含的敏感、行动力与饱满的历史内容尚未在时间的延展中耗散，也不应被似是而非的历史叙述或美学批评所割裂或扭曲。换言之，当代性是一个时代的人如何处理其当代经验的过程，是其中包孕的智慧，也是其中暗含的困境，是历史堆积到某一时刻的凝聚物，也是历史将继续分延的起点。因此，文学的历史性与当代性并非对立的事物，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发掘其厚度与重量，正是批评家的使命。
如艾略特所说，我们需要同时理解历史的“过去性”与“现存性”，要将文学的整体作为一个“同时的存在”，作家才能更确切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新的作品往往会构成一个崭新的事件从而改变传统的秩序，“每件艺术作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重新调整了”（《传统与个人才能》）。换言之，历史恰是在与当代的互动中，在“新与旧的适应”中，不断发生变动、重组和自我更新。反过来讲，当代的作家、批评家和研究者也就不是在某种历史性的笼罩下被动地展开创作、批评或历史考察，而是要以一种主动的、自觉的实践，参与到艺术秩序的重造当中。与历史主义批评相比，鲁迅的悬想或许更近于伊格尔顿所说的“唯物主义批评”，即在将艺术视为一种物质生产的前提下，“分析文本生产的结构机制及其复杂的历史表述形式”（《唯物主义批评的范畴》）。由此，主导一个时代的艺术秩序背后的经验模式、认知框架与权力结构才能显现出来，那些差异化的历史过程才有可能得到呈现，进而指向某种不同的想象未来的方案。
这则故事总令我念念不忘，或许也是因为，它内在包含了一种迷人的混杂性。这段本是由论战和批评引出的议论，携带着文学史家的自觉，凝结在一个寓言式的故事里，又以杂文的形式呈现，或许也以鲁迅自身的实践方式为喻，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同时向文学、历史、社会与政治敞开的姿态。在批评越发学院化而逐渐失去其公共性的境况下，文学批评如何同时作为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如何找到一种更加融通的主体位置与研究视域，重新激活文学艺术的历史性与当代性，成为新的难题。在这个意义上，“悬想”是快乐的，也是艰辛的，更是呼唤想象力的；而那件关联着未来的“新东西”，在当下，也在历史中。
文化城何以寂寞：骆宾基的桂林经验与战时生活的精神样本
1940年初冬，赴皖南采访新四军未果又失去了组织关系的骆宾基，在苦闷中接受了冯雪峰的建议和资助，于同年底抵达桂林寻找文艺界战友，重新努力于创作[1]。自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桂林因其地处华南与西南交界且在前线与后方之间可进可退、交通便利的地理优势，以及桂系军阀与蒋介石政府之间的潜在矛盾，特别是较为开明的文化政策与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成为抗战时期有名的“文化城”。从重庆、南京、上海、江苏、浙江、武汉、广州等地迁徙来的大批革命作家、文艺家与进步文化人士纷纷汇集于此，使桂林成为当时左翼知识分子保存和发展抗日文化力量的重要阵地。抗战期间骆宾基曾先后两次出入桂林。1941年初，皖南事变的爆发导致桂林的政治气氛骤然紧张，《救亡日报》被国民党军委查封，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也被强制撤销。据周钢鸣的回忆，生活书店等具有进步倾向的书店、出版社相继被查封，抗日文艺团体的活动遭到镇压，“革命文化工作者都分别疏散到香港和海外去，有的通过香港经上海转入江北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有的则以香港为基地继续开展抗日文化活动”[2]。骆宾基接受了茅盾的建议和邀请，先是转去桂南乡间的博白中学教书以获取路费，后由广州经澳门赴港，并于1941年9月抵达，与茅盾、叶以群、胡风等左翼文人及周鲸文、董秋水等东北同乡相聚[3]。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骆宾基在战火中照料重病中的萧红，次年3月由香港经澳门、梧州返回桂林，直到1944年文化界“桂林大撤退”前夕才离开桂林去往重庆。
骆宾基在桂林虽然只停驻了两年多的时间，但其创作无论在数量还是艺术水准上都达到了高峰，不仅有《姜步畏家史》第一部《幼年》和《人与土地》《吴非有》《蓝色的图们江》等中长篇之作，还写出了被日本学者誉为抗战时期的“文学杰作”与“美的结晶”[4]的短篇代表作《北望园的春天》。此外，《寂寞》《生活的意义》《贺大杰的家宅》等一系列精心结撰的短篇小说或是在桂林写就，或是以桂林时期的人事见闻和生活体验为素材，可谓以小说的形式保存了一段知识分子后方生活的心灵史。与上海、浙东时期相比，骆宾基此时的创作焦点开始发生转移。1941年起，骆宾基开始在短篇小说中处理前线士兵与知识分子的后方体验，中篇小说《吴非有》则将笔触伸向了东南后方的一个县城，刻画了文化界、知识界、军政界中几类在抗战初期的救亡热潮过去之后，逐渐转向麻木、庸俗、将抗战职业化甚至功利化的知识分子形象。其中既有“华威先生”式的主题，又有革命青年的幻灭，并由此开始聚焦于大后方知识分子群体中“普遍存在着的苦闷与彷徨，失落与空虚”的精神生活问题，关注点也“从前方血与火的实战经历与感受转向了后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5]。如果说，此前在浙东农村从事民众救亡工作仍是在毗邻前线的后方服务于抗战，那么骆宾基在桂林的写作显然更加专注，与战争现场也更为疏远，可谓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一个作家的生活状态。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写作中，骆宾基反复抒写的恰恰是一种后方生活里难以排遣的“寂寞”。
01
“寂寞”的难题：文化城里“流浪的人”
1941年，骆宾基在平乐观音山写下了一篇以《寂寞》为题的短篇小说，开篇即以一个旅行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呈现出一种孤寂寥落的战时体验：
这城市，既古老，又偏僻。由于后方都市的商人都集中在这里办货，却又十分繁荣。现在已记不清楚它的名字。总之，这类城市在接近敌军占领区域外，随处可见的。不过这城市是在南方。我这时站在窗口，起初还能望见竹林和割过的稻畦；继之我仿佛还觉得时候已近黄昏。终于我凝目远望，却没有什么映入我眼里，我又被那一个不可解答的问题吸住了：——为什么我这样寂寞呢？我在深思甚至于忘记我自己。[6]
这一关于“寂寞”的感觉之强烈、难题之无解，给叙事者造成的精神痛苦之剧，甚至直接演化成身体病症仓皇倒下，被送进了一所冷清的战地医院。小说借在此养病的“我”之眼光刻画了两位个性截然相反的护士形象：冷静、严肃的密斯王，和活泼、好动的密斯卢。小说的情节性并不强，唯一的转折在于一群伤兵对医院静谧气氛的打破，叙事线索也是围绕医院从幽静到热闹再到幽静的氛围变化展开的。两位护士对这一变化的态度并不相同：伤兵的到来使医院里充斥着咒骂、厮打和咆哮，却给密斯卢带来了兴奋与刺激，更使其和一位青年军官之间产生了暧昧的情愫，伤兵离去后，密斯卢也陷入了无聊的寂寞；相反，密斯王始终保持着冷静而严肃的工作态度。小说结尾，两位护士也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密斯卢那年春末，就出嫁给师部一个副官主任，年轻，受过一次伤才得到这个缺。而王芳小姐，依旧在服务着。”[7]
▲骆宾基：《骆宾基小说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韩文敏：《现代作家骆宾基》，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
除去弥漫在叙事者的细微感知、舒缓的叙事调子以及环境氛围里的“寂寞”，以两位护士的态度和选择为喻，骆宾基写出的其实是弥漫在战时大后方日常生活里整体性的“寂寞”，以及面对这种“寂寞”时的伦理分歧与精神辩难。在叙事者离开之前，密斯卢和密斯王曾就“寂寞”展开过一次小小的辩论：
“你问现在吗？”密斯卢说，“只有一个军部的伙伕……有什么事作，真寂寞哪！”她轻轻叹口气。
“假若你没有什么私欲，寂寞不会生出来的。”王芳小姐说，“这就是说，你的私欲没得满足，为这你就寂寞，寂寞……譬如你有谈欲，没有人谈天，你就觉得日子无聊……”
“不。”密斯卢打断她的话，“我是说整个的寂寞。中国象（像）是没有战争的状态一样！”[8]
对密斯王而言，寂寞是可以通过克制个人的欲望，将自我投入严肃的工作中加以克服的。但密斯卢所谓的“寂寞”是一种笼罩在战时生活中的整体性的寂寞，是一种仿佛隔绝于战争现实、无法切实参与其中的精神困境，这也正是小说开篇困扰着叙事者的那个“不可解答的问题”。尽管叙事者在小说结尾通过对密斯王的肯定似乎找到了某种可取的生活态度，但事实上，无论是在作家个人生活的现实感受还是其后续的小说创作中，这一问题始终处于无解的状态。
在一篇1942年夏重作于桂林的小说《生活的意义》中，骆宾基瞩目的是一群士兵寂寞无聊的生活体验：“我们一共九个人，从前线撤退下来，说是调到后方休养的，可是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出发。你想，我们拿枪的老粗们一离开抗日的战争，日子过的（得）又有什么味道呢！”[9]作为一支有纪律、守规矩、有觉悟的队伍，这群士兵有着严格的自我要求，然而越规矩就越寂寞，只能在村前一座孤零零的祠堂里整日面对一个大污水池，靠闲聊、下棋打发日子，连早操、识字的文化课、小组讨论也“都不入心不入耳”，因百无聊赖而日益涣散。短暂地打破这一沉滞生活的小小戏剧，来自水池旁不知被什么东西咬了手而莫名恐惧的洗衣老妇孙寡妇。士兵们因此对池子发生了兴趣，为之争论、打赌，将抓“鬼”作为一点生活乐趣，孙寡妇却陷入迷信与痛苦，开始说起胡话。这使士兵们也开始对这无聊的游戏感到荒诞：“本来我们每次是为的探听些嬉笑材料的，但结尾往往是黯然，一片沉静。仿佛那孙寡妇一定不会活的（得）再长久一样。”[10]最终，水池里咬人的“鬼”被证实只是一条大鳜鱼，士兵们正准备给孙家送去时，“村子里就传来报丧的锣声。那凄凉而沉闷的音调，使我们久久无语”[11]。此后，士兵们又回到了旧时的沉闷中：
以后吗？这以后我们又恢复了以往的寂寞生活，彼此傍晚坐在祠堂门口，一句话也不说。……
谁知道，什么时候能接到出发的命令呢！每天傍晚看着秋风扬起的灰尘、落叶……一片灰茫茫的尘气，一片的灰色……尘气，在天空飘展着。……灰色……尘气……有的打盹，有的补裤子。[12]
和《寂寞》一样，《生活的意义》书写的同样是一个由寂寞被打破、打破的无效、寂寞的复归构成的后方生活的寓言。士兵的无聊游戏与孙寡妇的凄凉悲剧之间形成的张力以悲哀的反讽揭示了某种难堪的真相：这种整体性的“寂寞”使每个人都困守在自己的位置上，既无法切实地参与抗战，也不可能对乡村民众产生实质性的作用，因而很难找到“生活的意义”。更具悖论性的是，这些士兵尽管厌倦后方生活的沉滞，但其生活态度不可谓不规矩、不自律。与《寂寞》的结尾将希望寄托于某种严肃、沉默的工作态度不同，骆宾基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在于：再严肃、沉默的工作态度，在丝毫无可作为的处境当中又能如何呢？
这种无事可做又无处排解的“寂寞”几乎可以视为作家骆宾基自我处境的某种投射。如胡风1938年底在复旦的一次演讲中所说，在全面抗战的炮火声中，知识分子纷纷从书斋、客厅、教室、亭子间和地下室跑了出来，向各种各样的领域分散开去。然而当战争步入相持阶段，许多知识分子走过了这条“虽然困苦但生活形象却纷至沓来的，长长的旅路”，尽管写作姿态可能已经发生改变，但在远离前线的后方，似乎又重新回到了由书斋、客厅、后花园构成的“作家底世界”[13]中去。从“长长的旅路”重新回到（或短暂地回到）作家的“小世界”，一方面带来的是文学空间的收缩乃至封闭，另一方面也会带来美学上的沉潜。对骆宾基而言，这条动荡的迁徙之途开始得更早，他也多次试图正面介入战争现实，参与抗战工作，但总是在“到前线去”的道路上遭遇挫败或错失时机，无法真正进入战争与革命的中心地带，总在前线与后方的边缘徘徊[14]。撇开在浙东、皖南、香港、桂林之间的辗转不谈，即使是在桂林相对安定的时期，骆宾基似乎也并不甘于“小世界”内部空虚的热闹或乡居生活孤独的沉潜，反而困滞于一种“流浪汉”“漂泊者”般的“借住”生涯中。1942至1943年间，骆宾基频繁更换住地，“常往来奔波于桂林市区与近乡之间，尽可能在维持生活的同时坚持从事创作”[15]。据友人的回忆，骆宾基有时躲在乡间写作一段时间，有时则回到城中与朋友们相聚，曾多次留宿在姜庆湘、王镛镕夫妇在七星岩六合路的家，在与别动队中的旧友白萍偶遇后，白萍也曾托人安排他在市郊的兴安伤兵疗养院租住。作家张洁还曾回忆起儿时她的父母收留骆宾基借住的情景：
珍珠港事变以后，在桂林，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住在我们家里。由母亲做饭、洗衣、照顾他的生活。……
而且清早起来，只要一打开他的门，便有浓浓的烟雾从他那窄小的房门里滚滚地涌出。那个房门，活象（像）个烟囱口。好象（像）他一夜没睡，挺辛劳地烧了一夜的湿柴禾（火）。他吸烟吸得很凶。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北望园的春天》那本集子里的好几篇小说，就是他穿着脏衬衣，在冒着团团烟雾的那间房子里写就的。要是我想念儿时在桂林的生活，我会从那本集子里，找到昔日的房间、竹围墙、冬青树、草地、鸡群、邻居家的保姆、太太，以及我父亲、我母亲和我自己的影子。[16]
1943年春，骆宾基借住在董秋水夫妇在七星岩附近的家中。这个院落里还住着《救亡日报》记者、《人世间》杂志主编周钢鸣一家，木刻家黄新波夫妇，在桂林美专教书、业余从事木刻创作且爱好文艺的过长授，以及太平洋战争后从香港返桂的原“旅港剧人协会”成员舒强，当时正在广西艺术馆排演于伶创作的四幕话剧《长夜行》[17]。这个院落及其住客也正是小说《北望园的春天》的原型[18]。
▲广西社会科学院：《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桂林文化城纪事》，漓江出版社，1984
从毗邻战区的浙东农村到大后方繁荣一时的桂林文化城，生活状态与实践方式的变化也会带来作家心态与美学情调上的转换。但骆宾基小说中那种“寂寞”的情感经验以及对“生活的意义”的索解，或许也与其在桂林的城市与乡间、文艺群体活动与独居写作两种不同的文化空间与生活状态之间的频繁变换有关。作为当时可与重庆、延安并提的“抗战后方文化中心”[19]，桂林汇集了全国大批知名的专家、学者、文化人、作家与艺术家，出版业、戏剧运动、木刻运动等文化活动都很兴盛，其实很难说是一个“寂寞”的所在。据周钢鸣的回忆，桂林的文化生活相当丰富：
不少书店也搬迁到桂林，如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书店、黎明书店、科学书店、开明书店，还有冯玉祥办的三户书店，新成立的白虹书店。出版社有读书生活出版社、文化供应社、《救亡日报》附属的南方出版社、文献出版社等，还把外地出版的书都拿到这里来发行，各书店也继续出版书籍、刊物，真是繁花似锦，盛极一时，光是全国知名的书店和出版社就有二十多家。……
出版事业的兴旺，使桂林读书、写作的人越来越多。抗战几年间，在桂林居住、写作并开展各项活动的知名文化人，我想得起来的，作家有茅盾、夏衍、柳亚子、胡愈之、邵荃麟、葛琴、司马文森、宋云彬、巴金、王鲁彦、韩北屏、艾芜、聂绀弩、孟超、端木蕻良、骆宾基、凤子、秦牧、吴紫风、陈芦荻、艾青、熊佛西、林林、黄宁婴、汪巩、秦似、华嘉、谢加因、安娥、陈残云、胡明树、马国亮、鸥外鸥、于逢、易巩、黄庆云等；戏剧家有田汉、欧阳予倩、章泯、洪深、焦菊隐、马彦祥、唐槐秋、瞿白音、杜宣、洪遒、许之乔、万籁天等；画家有徐悲鸿、丰子恺、黄新波、阳太阳、廖冰兄、周令钊、余所亚、郁风、刘建庵、张安治等（关山月也在桂林开过画展）；音乐家有张曙、李凌、赵沨、甄伯蔚、陆华柏、林路等。真是人材（才）辈出，济济一堂。[20]
即便是骆宾基自己也常在回忆中谈及当年在桂林与友人同编刊物、喝酒谈天之乐：当时与聂绀弩合编《文学报》期刊时，骆宾基为了组稿常到胡风在七星岩附近的小院里做客，“来自延安的丁玲的短篇小说和田间的诗抄，都是经由胡君之手转我而在《文学报》革新号第一期上发表的”[21]；念及诗人伍禾时，骆宾基也曾畅怀当年苦中作乐的情景：“在七星岩下喝茶，嘉陵川菜馆中酒会，评古论今，我们的稿酬虽所得无几，但‘曲肱而枕之’，确也都感到‘乐在其（诗）中矣’”[22]。然而与之相对的是，骆宾基写给友人的信中却往往呈现出一种在热闹与寂寞之间彷徨无主的心理状态。
1943年春，骆宾基随罗迦去广西两江看望在那里教书的竹可羽，之后则搬去一个古旧清静的小山村里写作。在给聂绀弩的信中，骆宾基细致地描述了自己寂寞的乡居生活：
实在说，我的乡居生活是太单纯了，太单纯了。除了早晨，这是都市生活所没有的早晨，楼窗外所有的黎明第一次的鸟叫声，使我感到我是身居乡间，再没有什么使我觉得乡间的美了。一切是这么单调，……石碾子也在那儿打盹，任何东西都在打盹。春天的农家呀！我想屋子里也有人打盹吧！好寂寞。
然而我那时候还能听见话声，那是响亮的，来自后山的声音，她们在那山半腰的密草里砍柴呢！山上的农妇和山脚下的农妇在攀谈，好寂寞！
……
……好寂寞的农家之夜呀！炉下又传来蟋蟀声，唧唧唧唧……老黄狗在炉旁蜷尾瞌睡；说睡吗？它又分明地不时微微煽（扇）动着两耳。我的心很沉重，他的心也仿佛很沉重。为什么我来到乡下呀！桂林不是有喜欢我读文章给她听，而我也喜欢陪她走路、谈天的朋友吗？桂林不是有一坐下来就围着炭火谈半夜而情还未尽的书斋吗？桂林不是有那些一谈到诗一谈到剧本，一谈到绘画就沉醉的朋友吗？老聂！我想念你们呀！在这里让我们拥抱吧！[23]
值得注意的是，骆宾基这一时期虽然在《乡亲——康天刚》《蓝色的图们江》这样的小说里抒写乡土生活，却显然无法在桂林的乡间找到安慰。埋头写作时，骆宾基会怀念文化城里的文学共同体带给他的友情和丰富的文学交往，然而与都市里的文艺家们在一起时，又会产生强烈的疏离感。在1943年3月底给舒强的信中，骆宾基谈到自己和田汉、许之乔及另一位友人一同到柳州参加抗敌演剧队的庆祝活动时在情感认识上的隔阂：
六天来和四五两队的相处，得到了一个结论，四队的朋友都是深通世故的，理解力很高。五队就不同了，天真热情，可爱呀！正因为社会生活体验得不够吧！然而呢！我自己觉得就是笑，都似装出来的，我感觉和他们有着某种距离，正仿佛一个流浪的人站在墙外看运动场上那些打球的学生一样。年龄虽是差不许多，可是情绪上衰老了；因之，不无一点灰色的感觉。不管怎样，心里是愉快的。然而，又想念着你。[24]
骆宾基在抗敌演剧队中感到的是一种格格不入的疏离之感。但事实上，骆宾基此时不仅自己创作戏剧，后来还参加了1944年2月在桂林举办的第一届西南戏剧展览会。西南剧展在“演出期间，以田汉为首，组织了有孟超、许幸之、秦牧、华嘉、骆宾基、洪遒、秦似、周钢鸣、陈迩东、韩北屏参加的十人剧评小组，每看一个戏，就举行座谈会，用集体名义写评论文章”[25]。而且早在1943年3月初的时候，骆宾基就曾“在一种热情澎湃之下”[26]给桂林凯声剧团演出的《茶花女》写过相当恳切且详尽的批评，可见他对桂林当时最蓬勃的戏剧活动并非不感兴趣，甚至有很强的参与感。但在书信中我们会发现，那种距离感可能恰恰来自骆宾基自身更为曲折、复杂的战时经历，使他无法像演剧队的年轻人一样以天真的热情毫无挂碍地投入文艺活动当中。
▲骆宾基：《初春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以“流浪的人”自比，骆宾基写出的其实是一种“在路上”与“旁观者”的心理状态。在频繁的暂住与迁居过程中，骆宾基总是保留着一种暂时停留却终要出走的冲动。同时，也因为这种随时准备出走的状态，让他有机会站在旁观者的位置上观察他人。1943年夏，骆宾基应诗人伍禾之邀一同到平乐教书，以获得“较安定的生活条件和较清静的居住环境”[27]，并开始写作《幼年》。同去教书的还有木刻家刘建庵和作曲家陆华柏。但在给友人的信中，骆宾基仍然感到寂寞，并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态度：
自然我们要求作一个真正的人，唯有在人生上是一个可敬的斗士，那么在艺术的表现上才有成功的希望。我们不是生活在十九世纪以前的诗人，我们不要继承拜伦生活上的某些传统，随便到哪儿去都要带几个女人，在艺术上我们是站在人类精神领域上搏斗，二十世纪的时代，还需要我们站在实地上搏斗！所以我痛恨那些在舞台上不认真的诗人、艺术家，更痛恨那些在舞台下打着旗子到处招摇撞骗的人；因之也痛恨自己。痛恨自己不坚实，在都市生活里，老是想到卡尔登或是中茶去。实际上，只不过吃两杯茶，然而日子就在这消闲中过去了。
自己耐不住孤独，需要友情，需要谈天，当然友情和谈天，不是坏的，然而脑子却没有思考的余地了，于是全心浸入生活里了。到头又耐不住友情的包围……于是逃了，也只有逃了。不离开桂林，我真不知道什么年月才能完成我的今年的工作。
离开朋友们，就象（像）离开火，日子久了，也就感觉不到火的温暖和诱惑。整天的时间，除了读书，就去松林里采菌或是到河里捕鱼，今天晚上，我们就准备在岭角一口潭边上过夜呢！有时我自问，这是脚踏实地的作战吗？我自己作答：是的，就是那个坚强的鲁迅，还需要走到森林去“舐伤口”呢！虽然我是没受到什么大的迫害，然而我就是在这种游玩的情形下，也没有丢下我的笔。[28]
在这段反思与辩护相交缠的自我辩难中，骆宾基多次使用了“斗士”“搏斗”“作战”这样的修辞。可见对于骆宾基而言，虽然不得不滞留在后方，但作为某种替代性的实践方式，文学写作本身开始被视为一种坚实的斗争。然而，在向往“站在实地上搏斗”与“脚踏实地的作战”的骆宾基看来，“严肃的工作，只在那些沉默人的手里”[29]，桂林文化城里消闲悠游的都市生活、文学友人之间的热情交往，甚至是丰富活跃的艺术活动，对于沉思和写作而言反而构成了诱惑甚至打扰。李北京曾援引邵荃麟的“虚胖病”、胡风的“沾沾自喜的气味”等说法，指出当时桂林文坛的混乱与思想的贫瘠[30]。这意味着，骆宾基的“寂寞”实则隐含着对这一繁荣景象中包含的浮躁、空谈、享乐甚至逃避或利用抗战的敏感与批判。换言之，想要追求一种严肃、沉潜的写作，骆宾基就不得不逃开文化城里的喧嚣，甚至想要离开桂林。
02
“沉滞”的美学：后方生活的“意义”问题
在这种寂寞且矛盾的心绪催逼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断往返于桂林城乡，在友人交际和闭门写作之间徘徊不定、无法落脚的“流浪者”形象。如果说《乡居小记》《三月书简》透露出乡间生活并非安宁的归宿，那么《北望园的春天》则显影出城市知识共同体同样提供不了精神上的自我安顿。1943年春，骆宾基写下短篇小说《北望园的春天》，1947年8月，上海星群出版社出版了同名小说集《北望园的春天》，其中大部分作品都是骆宾基在桂林创作的。应当说，战时日常生活与大后方叙事构成了这一时期骆宾基小说创作总体的生存语境与文学视野。《北望园的春天》集作为大后方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素描与精神分析的样本，既是桂林文化人群体后方经验的真实写照，又是骆宾基对知识者精神状态的把捉和生活态度的质询，因而既有写实性又有象征性。加之骆宾基在个人道路上屡屡与历史机遇相错位，无法真正进入抗战前线，只能以诸种替代性的实践方式活动在时代的后台，因此其小说中“寂寞”的后方也就不仅是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大后方，更是战争经验、时代气氛以及知识分子心灵史意义上的“大后方”。
▲萧红：《萧红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
在骆宾基笔下，后方生活呈现为一种沉滞、孤绝乃至无时间性的精神氛围。《北望园的春天》一开篇就笼罩着“寂寞”的情感基调：
你想，一个人白天夜晚老是守着二十八个空房间，那是怎样可怕的寂寞呀！没有人谈天，没有笑声，没有叹息，没有走动的影子，没有光色的面色，一个无声无色的小世界呀！你想，若是这个大世界有那么一天也没有声音，没有闪动的色彩了，那么你也没有喜悦，没有痛苦，没有可悲哀的，也没有可憎恶的，那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享受这寂寞，还有生活下去的意义吗？[31]
正是为了抵抗寂寞，叙事者“我”搬入了北望园借住，但寂寞却并未在叙事中消散，而是弥漫在大大小小的空间中：茅草屋像瞎子和醉汉眼睛一样的窗户，落雨天在红瓦洋房和茅草房子间蜿蜒的水流，幽暗的屋子，寂静的街道，夜半空街上传来的铃铛声，沉寂屋子里的叹息声，以及赵人杰构思的那幅油画里寂寞的老妇人面前摆着二十几块糖果的木盘。从无声无色的“大世界”到“小世界”，这些空间意象无一不是封闭且凝滞的。这种“空间的寂寞”不仅贯穿在骆宾基的创作中，在20世纪40年代的很多作家笔下也似曾相识：萧红笔下“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32]之反复咏叹贯穿了整个《呼兰河传》，巴金《寒夜》里浓雾笼罩下的小家庭以及《憩园》里冷清的花厅，汪曾祺《邂逅》里船客们“各自为政，没有章法”[33]的船舱，师陀笔下衰老而静寂的果园城，甚至是张爱玲笔下封锁中的电车等，皆是如此。在这些封闭空间的内部，没有行动、变化或时间的流动，在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寂寞》《生活的意义》《贺大杰的家宅》中，甚至连意义和价值都有不同程度的缺席。这些作品形成了20世纪40年代战时写作中一种独特的“沉滞的美学”。无论是书写小人物、日常生活、无事的悲剧之类的知识分子题材，还是作家自身困缚在这种生活中回溯故园与幼年的乡土怀旧之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分享着这种“沉滞”的时空特点和美学风格。因此，北望园的寂寞既是“小世界”也是“大世界”的普遍经验。正如《寂寞》中的密斯卢所说：“我是说整个的寂寞。中国象（像）是没有战争的状态一样！”[34]在桂林的政治空气较为安定的时期，骆宾基感受到的战争体验的悖谬性或许正在于这种“象（像）是没有战争的状态”。
▲季红真：《汪曾祺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借助准备离开桂林的叙事者，骆宾基再次提出了“生活的意义”的问题。北望园的住户都是寄居在桂林的文艺家或知识分子：忙着筹备展览会的名画家梅溪和他整日忙于照顾孩子、饲养小鸡的妻子林美娜，给电影院画广告、常常不在家的叶蕻，在美术学院任教的赵人杰，以及有名的政论家杨村农和他颇有人望的教育家妻子胡玲君。尽管从人物的职业身份上也依稀看得出当时文化人汇聚桂林的盛景，但小说里的北望园却近乎隔绝于文化城里热闹的文艺活动，除了几户男主人白天去往城里工作或办事，整个北望园都困囿于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这种高浓度的“寂寞”既渗透在叙事者极富耐心的眼光与事无巨细的描摹之中，更透过租客们的生活处境、言谈与遐思传递出来。特别引起批评家注意的是小说中赵人杰的形象：贫穷、谦卑、固执、自尊、可怜以至有些滑稽，“他的命运就似乎决定是为了别人而生活的”[35]。对赵人杰而言，大后方的日常生活首先是一个如何“生存”下去的问题。虽然在美术学院任教，但赵人杰的经济状况拮据到连柴和盐都要买不起，其过分谦卑的个性在很大程度上亦与贫穷有关。透过赵人杰，骆宾基写出的是桂林的知识分子及文艺家某种悖谬乃至荒诞的处境：一方面是文化活动的蓬勃发展，但另一方面战争笼罩下的一时繁荣也并不能为寄居其中的知识分子提供足够的生活保障。有研究者指出：“骆宾基居桂期间，正值通货膨胀，物价不稳，一天之间，米价几升，即使每月均得以发表数万字之作，也难以一人填肚糊口。……靠卖文为生，也无法自立，有时手头拮据，只好靠友人接济，或到平乐、两江的乡下朋友家去度荒。”[36]1943年9月23日的桂林《大公报》甚至刊出了《留桂文艺作家纷纷改弦易辙，书业冷淡刊物减少，卖稿度日无以为生》一文，足见当时居桂作家生活的窘境。换言之，桂林虽是战时后方新兴的文化中心，但战争局势与政治气氛的诡谲多变势必会对其间的生活水平与社会秩序造成巨大影响。文艺家挣扎于其中，实际上是不可能仅靠文艺创作生存下去的：“许多靠写作为生的职业作家，因卖稿不能维持生活而纷纷改行，有的去卖粉笔当教师，有的弃文就商，开小杂货店。一部分没有改行的人每天忙于生活问题，在饥饿线上挣扎，潜心研究，安心写作，自然更无从谈起。”[37]
小说中的赵人杰每月只能从美术学院领到一百二十元的月薪，但桂林的物价已经涨到了五块钱只够吃得起一杯红茶的地步。举步维艰之际，赵人杰为了维持最后一点可怜的自尊而不愿再次求借，只好卖掉了两本珍贵的意大利版油画集。然而在谋生的奔忙里，赵人杰并没有放弃关于“生活的意义”的求索。在与“我”谈到绘画和艺术的时候，赵人杰也会暂时跃出灰暗，变得自信且健谈：
我们谈到罗丹的雕塑，洛基朗盖弥的艺术生活。赵人杰的脸色也就越来越光辉，他的生命在这些谈话里复活了。眉眼间也闪出青春的闪光。他对绘画有许多意见。他说：“我有一个画稿，在脑子里蕴酝酿很久了，可是总没有心情来画。”他说：“整天忙着烧饭，上课，那（哪）有时间呢！”他说：“我是不像中国一般画家那种作风的！”他说：“中国画家不是没有天才的，全给在形式上追求的倾向搅害了！”又说：“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那（哪）有不在内容的发掘上追求的呢！”[38]
在与“我”的交谈中，赵人杰援引勃兰兑斯关于浪漫主义的看法，对当时中国艺术界流行的形式主义倾向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认为画家们“不注意作品里的人物，而注意整个画面的背景和情调”，诗人“不注意诗的内容，诗的语言，而注意卖弄小智慧的美句子”，小说家“不注意人物的思想，人物的灵魂，而注意语句的简炼（练），有的注意语句的俏皮，故事的曲折”[39]。这段带有元小说意味的批评显然也寄寓着骆宾基自身对文艺创作的理解与构想。《北望园的春天》这篇没有写出任何曲折故事的小说，也正包含着骆宾基对于如何在寂寞而无事的大后方生活里发掘“内容”的努力。
在赵人杰苦心构思的油画里，“内容的发掘”是以一个在街口摆糖果摊的寂寞的老妇人为象喻的：“从她的眼睛里所含蓄的意义上看，全世界仿佛是死寂的，全世界只有她一个人，只有她那方盘上的二十几块糖果。……有时只她独自一个人，把左角上的红色糖移到右手去，把右角落的两块绿色糖，挪到左手去。改变一下排列是煞费她的匠心的。只是廿几块呀！她在排列上消耗着脑力，而且极有兴趣。这就是她的全部的生活意义了。”[40]而在骆宾基笔下，北望园里整日围着琐事打转的人们又何尝不是像这老妇人一样，只能从对生活一角的摆弄中获取意义呢？换言之，这一“内容的发掘”聚焦的正是那些遗落在时代角隅里的人，是被隔绝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或更切实的工作实践之外的人，是长时间的战争给大后方的民众生活带来的普遍的贫困、挣扎与消沉。然而，尽管赵人杰和“我”一直在对生活的意义提出质询，正如“我”在离开后还是会不无反讽地想象北望园的住客们“无忧无虑”的生活，并忍不住替他们感到空虚，但在小说结尾我们也会发现，在反讽与质询之外，叙事者的回忆与抒情亦有其真诚性：北望园的春天和深夜仍然是值得怀念的，是具有情感容量和诗性意味的。这也就意味着，骆宾基仍然是以小说的方式为这样的后方生活赋予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美学形式[41]。正如西野广祥指出的那样，骆宾基“是把目光转向被抛弃到世界阴暗角落的群众，并从这有气无力的人群中毫无舍弃地提炼人间美和善良并加以描述”，而这种“注视弱者美的眼睛”恰恰是在骆宾基“战斗、流亡、再战斗、负伤”这一“到处流浪”[42]的过程中生成的。
在北望园的寂寞里，最动人的片段莫过于“我”与赵人杰交谈中闪现的几次共情时刻。尤其是得知“我”即将离桂，赵人杰聊起未来的打算，谈到家乡收麦子的情景，“从他所向往的家乡，又谈到北方的麦季，谈到夜晚挟凉席子，躺在打麦场歇凉的风味”，“我们谈的（得）又投机又兴奋。在我们之间，没有一丝的距离。我们彼此感觉到忘情的愉快”[43]。尽管一旦回到日常交往中，两人又会因赵人杰的过分客气而产生距离感，但与“我”和杨村农一同进城喝茶时只能无聊地看女人不同，“我”与赵人杰的交往总是更容易产生精神和情感上的共鸣。除了对“生活的意义”的共同关切，或许也是因为他们都是在战乱中流徙于南方的北方人。从麦收的季节来看，赵人杰的家乡很可能是在种植冬小麦的黄河一带，而“我”的家乡则更可能是在种植春小麦的东北地方。可见叙事者很可能和骆宾基一样，是一个流亡在南方的东北人，而在经济拮据、生活窘迫的赵人杰身上，也寄托了作家在桂林的艰难际遇。所谓“北望园”之“北望”，本身就凝结着一种对沦陷中的中国北部深深的怀想与盼望。曾有研究者援引周之风1941年9月发表在桂林《大公报》上的《一个东北人的十年血泪》，谈到东北作家群在桂林生活的困境：“他们自北而南，离乡别井，国仇家恨，刻骨铭心。和南方人相比，他们的境况更惨，体会殊深。摆在他们面前的头一道难关，便是‘水土不服，言语不通，人情更大相悬殊’。”[44]这种同在异乡为异客的漂泊经验也贯穿于骆宾基在香港、桂林时期与不少关内东北流亡者的交往当中。收留骆宾基住在“北望园”的董秋水就曾是东北军的一名尉官，据研究者考证，董秋水一家很可能正是骆宾基小说《贺大杰的家宅》的人物原型[45]。
事实上，早在浙东农村从事救亡工作时，骆宾基就开始关注流落在南方的东北人，尤其是东北流亡军人在南方的生活与命运。在1938年10月发表的《落伍兵的话》中，骆宾基就写到一个原东北军的落伍兵与东北难民姜先生在一个东南乡村的废弃车站相遇的情景。在同乡面前，落伍兵的自白带着沉重的痛苦、委屈和负疚感：
“老乡！”这汉子向姜先生说：“咱们那边的瓜，是什么味道！从老家失去后！我跟随队伍调到江西，又跑到河南一直等到咱们少帅回国开到西北，我没能再尝到过。成天价我这样跑啊！人家南军都有火车坐，咱们队伍只好用两条腿，昨天又奉命向××山开拔我因为闹痢疾落伍了。我这正是去追咱们的队伍。谁叫咱们六年前不开壳（窍）就跑到人家簷（檐）下来避雨呢！——你在这里作事不受南方人的气吗？”
“不，一点也不，你知道现在正是一心打日本子的时候，当然那（哪）年能回到老家去更好了。——你不要受了汉奸们的论调的感染……”姜先生平心静气地说。[46]
在交谈中，落伍兵还反复叮嘱姜先生不要忘了东北老家，不能忘了根本，不要在南方娶妻，一定要等到回乡之后再成家：“街坊邻居看着也称道‘到底没有忘了从小爬来爬去的那块土’……”[47]或许是出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维护，小说借姜先生之口安抚了落伍兵，甚至在结尾处构造了一种理想、和谐的南北军民关系：当地农民慷慨地让落伍兵再吃些瓜，并感谢道，“你是东三省人，又来浙江替我们保守家乡”，落伍兵也被激发了一种共同体意识和昂扬的斗志：“若是穿上这件衣裳我就不是东三省人了。我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为中华民族来保卫中华民族的疆土。”[48]但与这个带有虚构色彩和动员性质的结尾相比，小说中更加细腻、真实的则是落伍兵的自白透露出的九一八事变后，被打散、收编的东北军在南方辗转作战的颠沛命运与沉重压力。这种压力既来自军事和政治上的辖制与打压，又来自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冲突；流落在南方的原东北军士兵既要承受来自普通国人的道德重压，又时刻盼望着能早日回乡，怕自己丢了根忘了本，可见其也潜在地承受着来自家乡父老的舆论压力。
▲赵园：《论小说十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作为同样是被迫迁徙到南方的东北人，骆宾基更关注也更理解东北军人在大后方流离失所的苦闷境遇。《落伍兵的话》里那些真切的忧虑，以及受制于抗战初期的意识形态规约而未能展开的精神困境，在《贺大杰的家宅》里得到了更富蕴思的文学再现。骆宾基以一个流亡到桂林的东北军人家中寂寞、苦闷、彼此折磨的气氛，道出了东北军人在异乡受到的种种歧视与排挤。在这个和北望园非常相像的寂静院落里，住着贺大杰一家和借住的客人孙学孟。贺大杰是个被革职的军官，辽宁锦州人，“参加过两次内战，双十二事变才离开队伍”，一直赋闲在家，“贪睡、爱叹息，而且无时无事不发脾气”；妻子刘淑芝是“一个心地很纯朴的中国式家庭的好主妇”，“她的发型还保持着一九三〇年在哈尔滨风行一时的情调”[49]；九岁的孩子取名“怀北”。整个家宅最富生气之时就是每晚同为东三省人的顾逸夫来做客时，大家热烈地谈起家乡，回忆起当年在东北军中意气风发的往昔。换言之，这群生活在后方桂林的东北军人仿佛是被历史遗弃在过去时代里的人。贺大杰的旧日同僚孙学孟在劝解夫妇争执时说：“人家给咱们的气不就够受了吗？自己人还斗气”，“他心里也不好过呀！这不是往年的日子啊！人家谁还给咱们事作。咱们这不是离乡背井的在人家地方混吗？”“你想他心里会舒服，就是一头牛，闲上三年不拉大车，脾气也闲坏了。”[50]可见家宅内部日常矛盾的根本症结仍在于背井离乡的东北军人渐渐隔绝于社会事务、无可作为的痛苦境遇。孙学孟说起东北军里的一位老上司今日的潦倒、憔悴与锱铢必较时感慨道：“谁能想到，当年威风一时的黄营长，会落魄到那个样子。”[51]在三等邮局做雇员的牡丹江人顾逸夫浑身是病，因出身的限制亦毫无晋升的可能。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几乎构成了东北军人的“原罪”，西安事变后东北军人的政治处境、军事处境与道德处境则愈发艰难[52]。正如老上司被问及东北军生涯时的叹息：“不用提了，提起来丢人！”[53]现实中身处桂林的东北军人周之风的表达则更加直白与痛切：“笔者以东北流亡的人，不抵抗三字已经做了被人讥诮的口实，只有忍气吞声，偷弹血泪而已。”[54]
无论是《北望园的春天》还是《贺大杰的家宅》，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与寂寞气氛并不单纯是美学意义上的白描或抒情，其中蕴含的其实是内在于大后方社会生活本身的问题，是战争施加在流亡中的个体或人群身上的时代重量。骆宾基的小说从流亡东北人的角度，将这种社会秩序的瓦解、生存保障的丧失、政府职权的窳败甚至政治博弈的历史债务落实在了流亡者的日常生活与精神层面。在这些零零落落的苦闷人生里，并非没有像赵人杰一样仍然对“生活的意义”抱有追求的人。直到友人离桂前，赵人杰还在念叨那幅想象中的油画：“我是要把我的作品拿出来，拿到世界上来。可是我的生活牵制我。”“若是我那腹稿没有画出来以前就死了，我的生活不是全部没有意义了吗？”[55]然而在大后方，有赵人杰或孙学孟式的挣扎者与出走者，有林美娜或杨村农式的安分守己者，亦有贺大杰式的沉沦者与自弃者。尽管在送别孙学孟时，贺大杰也受到“那愉快气息的感染”，但当他回到沉寂的家宅，一切又很快恢复了故道，“门窗整天关得紧紧的，仿佛他们搬了家。实际上呢？他们几乎连鞋子也不穿，天天倒在床上睡”[56]。质言之，骆宾基写出的正是动荡失序的艰难时世里，“生活的意义”如何受到了“生活”本身的牵制。
03
“出走”的失效：战时迁徙的精神困境
关于“生活的意义”的叩问，在主题上贯穿了骆宾基1941至1944年间的创作。赵园谈到骆宾基小说时特别强调其“无主题”的特征，指出《北望园的春天》这样的佳作“写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两个女性和两三个男性，他们各有些无关乎‘抗战’的性情的美处，可鄙可笑处或可怜处，——不唯‘无关乎抗战’，甚至也未必关乎道德的是非，人性的善恶。……它的特点也许正在‘无主题’，或者说‘无明确意图’”[57]。这里的“无主题”既指向小说的无戏剧、无情节、无事件，也涉及小说仿佛“无关乎抗战”因而无涉于战争这样的宏大主题。针对骆宾基桂林时期的一系列创作，萧白和胡绳在1948年先后写下了两篇批评文章。萧白的批评直接以“生活的意义”为题，从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入手，将抗战时期文学创作的症结归咎于“生活得不够深”，因此导致作家“观察力的薄弱，结果仅写出了一些概念，一些类型的或外形雕塑的人物，形式上拥有大的结构，内容上却是贫乏，少生命的色彩”[58]。而萧白对于骆宾基的肯定与批评恰恰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如《北望园的春天》一篇，萧白敏锐地发现：“在北望园这个小天地里住着的人们，都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及意义。”尽管对于杨村农、梅溪、林美娜、赵人杰而言，其生活的意义相当微细、琐碎，但萧白认为“人活着，都有一个或几种东西支持着他的，不管这个东西在意义上言，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没有它，人就无聊寂寞，并且会无法活下去”，而“对于那些不懂生活的人”而言，这个主题“可以说是深刻的”[59]。但同时萧白也对此感到不够满足，批评其“并没有留下多末（么）大的光辉”：“这个生活的追求，和历史，和时代，和斗争都是隔离着的。只有一个赵人杰，让我们还怀念着他的可怜，他的固执，留给我们一些新鲜和亲切的气息。”[60]纵观骆宾基这一时期的创作，萧白总体上认为其小说是“上升”[61]的，是逐渐与历史及社会生活相结合的，即从没有意义的生活到积极寻找生活的寄托，到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式的对意义的寻找，最终到《五月丁香》中与现实、反抗、战斗、集体的结合。萧白认为，骆宾基的小说“由单独的生活的探索，扩大为人生意义的追求，再进而至于开始和历史，社会拥抱起来，这个上升是有其深度的”，并以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为例，期待骆宾基能将自己的艺术道路“终于和历史紧密地结合，创作出史诗，走上更辉煌的路途”[62]。
与萧白的观感不同，胡绳马上在其批评中反驳了萧白的意见。一方面，胡绳认为虽然骆宾基认真地提出了“生活的意义”这一问题，但最终得到的不过是“生活没有意义”的印象。另一方面，胡绳认为由于骆宾基对小说人物抱有“过多的同情”，“使他对于小市民知识份（分）子的游离于现实社会斗争以外的情绪，思想和生活方式几乎完全不能给下必要的批判；由作者从心底里流露出来的感伤，使他的这几篇作品几乎表现不出对于生活意义的勇敢的追求”[63]。即使是萧白看来富于浪漫的英雄气息的《乡亲——康天刚》这样的小说，胡绳也认为“还没有能把生活的追求和人民大众的历史斗争相结合起来”[64]。换言之，尽管“找不到生活”也是一种“生活”，但这种对“生活的意义”之探寻的最终落空，的确印证了战时后方知识分子生活意义的空洞甚至缺席。然而如前所述，骆宾基的小说虽然与左翼批评家眼中战争（无论是抗战还是国共内战）语境下的意识形态要求存在距离，但这种日常化的书写与对“意义”问题的探问并不能简单视作是对战争或历史的回避，而恰恰是在现实生活的微观层面逼近战争中的人，从而逼近时代的命题，进而向历史提问。骆宾基的确细致地描摹出了后方知识分子“游离于现实社会斗争以外的情绪，思想和生活方式”[65]，但在同情、感伤之外亦有反讽、怀疑甚至自我省思，更有对这种“游离”姿态背后的战时社会问题及其历史根源的质询。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
应当说，“生活问题”或“生活态度”问题贯穿了1940年代知识分子对于如何在战争中重新安排自身位置和生活秩序的思考。如胡绳所说：“这样的问题的确不是‘北望园’的作者一个人提出的问题，而是当时在国民党地区内的相当多的知识份（分）子以不同程度而为之苦恼的问题。”[66]如迁往西南的沈从文就观察到战时大后方弥漫的一种庸俗的人生观。沈从文1940年代一系列杂文的主题都可用其中一篇的题目来概括，即“怎样从抗战中训练自己”，旨在批评战时知识分子或青年学生“糊糊涂涂拖拖混混”，“对生存竟像是毫无目的可言”[67]的精神状态。沈从文发现，留在后方的知识分子大多表现出或庸俗，或猥琐，或享乐主义式的，没有意义的生活态度，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不及骆宾基笔下安于家庭生活、依靠小小的寄托生活下去的人们。沈从文在杂文中强调：“我们都知道关心前线的阵地转移，可疏忽了后方的萎靡堕落”；“前方和后方对战争意义虽不同，态度却需相同”[68]。在《青年知识周刊》《战时青年》《中学生》等刊物中，战时大后方知识青年的生活状况和思想动向等问题也都得到了相当的关注。在这一问题上，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近于一个高度文学化的精神病理标本，作家在观察与呈现知识分子生活态度的同时，也是在反思战时后方生活的意义与出路。正如吴晓东指出的那样，《北望园的春天》弥漫着一种整体性的反讽，导致作为旁观者和“一个对生命意义有所追求的探索者”的叙事者也变得不太可靠，“这也意味着在小说中没有人能占据道德和历史的制高点，或者有权利审视和仲裁他人”，在认知伦理的维度，这种反讽“最终体现在叙事者与人物的感同身受的一体性中，意味着每个人都在承受战争带来的苦难、寂寞、无聊和庸常”[69]，因此也构成了一种自我批判与自我反思。
作为对“寂寞”状态最后的抵抗，骆宾基在小说中多次虚构了叙事者或人物的“逃离”或“出走”。《寂寞》与《北望园的春天》里的叙事者“我”，或《贺大杰的家宅》中的寄居者孙学孟，都在一段时间的困守或滞留之后最终选择了离开，即便是北望园里有一个“独自的世界”[70]的赵人杰也计划着要回北方去。《贺大杰的家宅》中，孙学孟不顾挽留坚持要走：
“我还是想到江西机场去看看，那（哪）怕是卖苦力呢，日子不总会过的（得）有劲儿一些吗？这样呆（待）下去，把人也呆（待）懒了。”
贺大杰不安地来往走着，两分钟之后他说：“也好，出去转转，也许新鲜些。”
……
第二天孙学孟提着小包袱，脸色显得是那么新鲜，在须发乱蓬蓬的面部之间，有种生命的闪光；而且说话的声音完全不同了，爽朗间带着一种愉快。[71]
这种强烈的“出走”冲动，指向的是一种“有劲儿”、有生机、有希望的生活。作为对沉滞生活的反抗，“出走”意味着行动与实践，呼唤着一种重新参与到社会生活与历史脉动中去的可能。这种“生命的闪光”既是小说中的出走者所向往的，亦是现实中的骆宾基所渴求的。因此，尽管承受着来自桂林文人的种种非议，骆宾基仍然选择在1944年春“桂林大撤退”前夕转赴重庆。如萧白所说：“在桂林的敌人围攻中，他离开了那里，人们诽谤他，不能理解他，称他是一个艺术至上者，责难他逃避。但他不理会这些……到达重庆时，他没有一点忧郁，他们是暴露着那个快乐的性格：健谈，寻觅能理解他的朋友，并且准备和敌人们作战。”[72]
然而具有悖论性的是，在这些小说的结尾，由“出走”带来的蓬勃感似乎又有所沉落：《北望园的春天》的叙事者虽然离开了桂林，但仍然怀念着北望园的春天与深夜；《贺大杰的家宅》也并未以孙学孟愉快的出走作为收束，小说结尾以强烈的反讽昭示出，“出走”并没有给这所沉闷的家宅带来任何积极的改变，反倒加剧了贺大杰一家的怠惰与沉沦。这些混杂着抒情与反讽的结尾在很大程度上拆解了“出走”蕴含的反抗性，也使其更像一种“逃离”而非有效的召唤。又或者说，骆宾基似乎本来就对“出走”的有效性抱有一种清醒的怀疑。事实上，据萧白的回忆，骆宾基到重庆之后，“生活仍然没有变好起来”：
他孤独地生活，晚上睡得很迟，有时坐茶馆，有时就喝酒，有时写作《家史》。……
……
由此可见，即使从桂林出走至重庆，骆宾基仍然面临着相似的困境，甚至是更加严峻的政治处境[74]，因而只能在城乡之间不断辗转。质言之，对于战时大后方知识者的生活实践而言，北望园里的“寂寞”是一种整体性与结构性的社会症结。因此，尽管“出走”的冲动能够为骆宾基这样的左翼知识青年提供不断迁徙的动力，骆宾基也希望找到一种严肃、沉默、扎实的生活态度与实践方式，但无论是在个体的生活道路还是小说的美学图景中，抗战初期为左翼作家所普遍期待的那种“崭新的战斗生活”以及“比过去一切更为广阔的、真切的远景”[75]都是很难抵达的。迁徙的无效背后正是远景的匮乏：如果迁徙不再意味着实践方式或经验结构的转换，或者很难再许诺一种更切实有效的实践路径，迁徙的内在动力也就丧失了。在骆宾基或萧红的小说里，更深刻的悲剧性在于，大后方的人们似乎只能像马伯乐一样为了逃难和自保而四处流亡，“迁徙”已经很难再构成一种有效地介入历史的“行动”。
04
结 语
抗战全面爆发后，从八一三淞沪抗战的防护团到别动队，再到浙东农村的基层救亡工作，继而辗转于香港、桂林和重庆，骆宾基始终保持着一种“在路上”的状态。其中既有被动的流亡与迁徙，也有主动的选择与参与，既有激烈的战斗和扎实的工作，亦有对现实的观察、省思和艺术上的沉潜。从前线到后方，骆宾基以多种不同的实践路径与创作选择，为我们理解战时文学实践的困境与限度提供了独特的精神样本。在出入桂林文化城的过程中，骆宾基的“寂寞”构成了一种关于战时社会生活的精神象喻与历史意识，对“生活的意义”的索解也呼应了1940年代知识分子在大后方的结构性困局中，对战争、革命、知识者的自我意识、主体状态及实践方式之关系的思考与争辩。更重要的是，在抗战文艺的群体性实践中，骆宾基的寂寞与游离姿态包含着一种反思能力与批判意识，即并非从抗战文艺所处的战争意识形态出发构造某种“生活的意义”，而是从战时日常生活的实际经验中，自觉地体察与挖掘具有症候性的历史内容，从而形成对抗战文艺实践的对话、补充与反省。当然，这条漫长而寂寞的旅路不乏艰难与顿挫，但战时文艺中更具复杂性的现实感以及新的文学经验与文学样式也正由此生成。■
✦ 路 杨，北京大学中文系
【注释】
[1][3][5][15][17]韩文敏：《现代作家骆宾基》，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第30-32、36-37、45、47、48页。
[2][19][25]周钢鸣：《桂林文化城的政治基础及其盛况》，载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桂林文化城纪事》，漓江出版社，1984，第8-9、1、12页。
[4][42]西野广祥：《抗日战争后期的骆宾基小说》，文石译，载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印《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八辑）》，1984，第303、307、304页。
[6][7][8][29][34]骆宾基：《寂寞》，载《骆宾基小说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9、18、18、18、18页。
[9][10][11][12]骆宾基：《生活的意义》，载《骆宾基小说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32、43、44、44页。
[13]胡风：《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对于文艺发展动态的一个考察提纲》，《七月》第4集第1期，1939年7月。
[14]关于骆宾基抗战初期实践路径的转换，可参见路杨：《抗战初期报告文学的经验与难题——以骆宾基〈大上海的一日〉为中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4期。
[16]张洁：《帮我写出第一篇小说的人——记骆宾基叔叔》，载何火任编《张洁研究专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第28-29页。
[18]关于小说人物原型的考证参见李北京：《骆宾基桂林文化城时期小说创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7，第12页。
[20]周钢鸣：《桂林文化城的政治基础及其盛况》，载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桂林文化城纪事》，漓江出版社，1984，第4-5页。关于抗战时期桂林的文人交游还可参见相宜：《抗战时期桂林文人的家宅与生活日常——以骆宾基的文学创作为例》，《文艺争鸣》2019年第12期。
[21]骆宾基：《七星岩下怀故人》，载《瞭望时代的窗口》，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第168页。
[22]骆宾基：《回忆诗人伍禾——读诗集〈行列〉有感》，载《瞭望时代的窗口》，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第174页。
[23][24][26][27][28]骆宾基：《三月书简》，载《初春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第130-134、136、127、172、138-139页。
[30][45][52]李北京：《骆宾基桂林文化城时期小说创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7，第9、12、22、23页。
[31][35][38][39][40][43][55][70]骆宾基：《北望园的春天》，《文学创作》第2卷第4期，1943年10月1日。发表时署名为“骆滨基”。
[32]萧红：《呼兰河传》，载章海宁主编《萧红全集·小说卷Ⅱ》，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第155页。
[33]汪曾祺：《邂逅》，载季红真主编《汪曾祺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第279页。
[36][44]杨益群：《抗战时期东北作家在桂林》，载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桂林文化城纪事》，漓江出版社，1984，第151、149页。
[37]英：《文化人改行》，桂林《文化通讯》第29期，1943年12月1日。
[41]吴晓东指出，这个结尾的复杂性与小说中的反讽有关：“怀念与反讽这两种悖谬的感受并置在一起，复杂化了文本的意义图景。”见吴晓东：《战时文化语境与20世纪40年代小说的反讽模式——以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为中心》，《文艺研究》2017年第7期。
[46][47][48骆宾基：《落伍兵的话》，《烽火》第20期，1938年10月11日。发表时署名“骆滨基”。
[49][50][51][53][56][71]骆宾基：《贺大杰的家宅》，载《骆宾基小说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60、64、73、72、75、76、74-75页。
[54]周之风：《一个东北人的十年血泪》，《大公报》（桂林）1941年9月19日。转见于李北京：《骆宾基桂林文化城时期小说创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7，第22页。
[57]赵园：《骆宾基在四十年代小说坛》，载《论小说十家》（修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第171-172页。
[58][69][61][62]萧白：《生活的意义：读〈北望园的春天〉、〈蓝色的图们江〉、〈五月丁香〉》，《同代人文艺丛刊》第1卷第2期，1948年5月20日。
[60]同上，“多末”原文如此。
[63][66]胡绳：《关于“北望园”的春天——兼评萧白对骆宾基的批评》，《小说》（月刊）第1卷第2期，1948年8月。“知识份子”原文如此。
[64][65]胡绳：《关于“北望园”的春天——兼评萧白对骆宾基的批评》，《小说》（月刊）第1卷第2期，1948年8月。
[67][68]沈从文：《给青年朋友》，载《沈从文全集》第1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第123、123、124页。
[69]吴晓东：《战时文化语境与20世纪40年代小说的反讽模式——以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为中心》，《文艺研究》2017年第7期。
[72]萧白：《记骆宾基》，《文艺春秋》第5卷第1期，1947年7月15日。
[73]同上，“年青”原文如此。
[74]萧白所说的“被捕与受刑”，指的是骆宾基因在酆都适存女中教书时选用《新华日报》社论《论联合政府》作为补充教材，且在学生作文批语中写下对《大公报》社论的批驳之语，被暗藏在校内的国民党特务告密，1945年1月10日凌晨骆宾基在与丰村等人一同逃离酆都时，被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酆都稽查室的特务逮捕，并在审讯中受刑。同年2月底，“经中共地下党和国民党中左派人士通力营救而获释。返回重庆，受到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欢迎与慰勉”。见韩文敏：《现代作家骆宾基》，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第67-74、257页。
[75]罗荪：《抗战文艺运动鸟瞰》，载颜同林主编《1931—1945年东北抗日文学大系第五卷·评论》，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7，第203-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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