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颜水生：批评是一种生活

编者按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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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批评家

颜水生（拍摄时间：2022年）

颜水生，1980年出生于湖南衡南，文学博士，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五届客座研究员，贵州省管专家，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出版学术专著《中国文学史写作话语研究》《欧阳黔森创作研究》等5部，曾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方文坛》等杂志发表批评文章。

我的批评观

批评是一种生活

颜水生

文学批评改变了我的命运。我记得小时候家里非常贫困，父母忠厚老实，经常受到同村人的欺侮，我在小时候就知道唯有刻苦读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和父母的地位。1996年，我在初中毕业时考入了中等师范学校，中师毕业后，我在十九岁时做了一名乡村中学语文教师。由于我不满足于当时的生活状况，在繁忙的教学间隙自学英语和文学史，经多番努力才考上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走上文学批评的道路。文学批评改变了我的工作，也就改变了我的命运。文学批评已经成为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文学教学离不开阅读和批评，虽然有教材，但不能照本宣科，对文学作品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文学批评是我安身立命的基础，这是我最朴素的认识。

2016年11月，我在《文艺报》发表《批评共同体的立场、态度和素养》，提到了文学批评的主体立场和理论素养。现在，我仍然坚持认为批评家一定要有自己的立场。一方面，批评家不能成为作家的附庸，不能只是成为作家作品的阐释者，而是要把文学批评看作是一种社会文化实践，正如德里达、杰姆逊和萨义德等学者都把文学批评看作是一种“文学行动”，他们在文学批评中注重文化和社会实践；另一方面，文学作品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文学批评既是对文学作品的批评，也是对现实生活的批评，这样看来，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思想行动，不仅是对作品的认识，更是对社会生活的思想行动，正如克罗齐在《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中认为思想不在生活之外，而是生活的职能。这些年来，我写过不少批评文章，扪心自问，我在文学批评中并没有做到“文学行动”和“思想行动”。聊以自慰的是，我一直在不断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对理论著作有着浓厚兴趣，也有着比较多的阅读积累，从而使我能在多学科视野中分析作家作品的内涵，正如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认为文学批评应该是思想和知识构成的大厦。我以前喜欢阅读西方理论著作，最近我觉得中国古代经典也很有意思，比如我研究格非小说时借鉴了《周易》的“立象”传统，并以之与抒情传统、叙事传统并列为中国文学的三大传统。

文学批评中的微小收获都会让我高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沾沾自喜。2021年12月，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短文，强调文艺是一种超越性的精神活动，这无疑也给文学批评提出了更高要求。文学作品是文学批评的基础，文学是人学，文学作品呈现的是世道人心，文学批评不仅要呈现文学作品的审美世界和艺术魅力，也要呈现批评家的人格和精神世界。不同的作家体现出不同的人格魅力，不同的人物形象体现出不同的精神力量；批评家与作家作品是对话的关系，每个作家、每个人物形象几乎都能折射出批评家的影子。由此看来，文学批评也是自我批评，批评活动是一种提高自我修养的过程，在批评写作中不仅要揭示文学作品的魅力与不足，更要透视自我的人格和精神。每一个体都是丰富复杂的，或许只有不断自我省思才能发现真正的自我，《周易》中的“朝乾夕惕”“反身修德”也许隐含了生活和批评的真谛。社会是复杂的，生活是丰富的，或许只有批评才能照亮艺术的道路，才能校正自我前进的方向。

批评照亮了生活，也透射了自我。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22年第3期

批评家印象记

湖湘性格   学者素质

——颜水生印象

毕光明

自2003年取得硕士学位授予权以来，海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走出了几位湖南籍青年学者，依毕业时间列名，他们是颜水生、廖述务、张冀和罗长青。这四个人在海南师范大学读完硕士后，都考回内地读博，毕业后都在高校任教，称得上是学术湘军里的新秀，令人欣慰的是，他们每个人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这四个人在海南师范大学读硕期间，颜水生和罗长青是由我指导的，我同他俩接触更多，从他俩身上看到了湖湘学子身上特有的地域文化性格和由这种性格决定的为学修业的毅力与造诣，感觉湖湘子弟在读书治学上也能“扎硬寨，打死仗”，他们在专业道路上有较快的发展也就不奇怪。这里我要专门说说颜水生。

颜水生是2004年从湖南考来海南师范大学的，考上硕士之前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在今日高校里的文科学者，有一批人有类似的经历，这是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有着更高人生追求的一批人。20世纪80至90年代，中等师范的录取分数线高于普通高中，有一批农家子弟从家庭境况考虑，听从家长的意见，为了尽早跳出“农”门，得到一个铁饭碗，而选择了报考中等师范学校。由于他们的基本素质和学习能力本来就高于那些考上普高的同学，在师范学校里又没有被应试教育限制全面发展，因此，他们中的佼佼者后来几乎都被选拔到了师范大学深造，在大学里表现照样突出，读完本科接着读研、考博、留校任教的大有人在。更有一些没有从中师保送上大学的，毕业后分配在中学教书，但他们不甘心命运的安排而自学外语，考研、读博，只用六年时间，就完成了由中学教员到大学教师的华丽转身（将来的人写中国高等教育史和学术发展史，应该把这批人拎出来狠狠记上一笔，因为他们在一个时期几乎占了人文学界的半壁江山）。颜水生走的就是这样一条人生奋进之路，在当了五年中学语文教师后，发奋考上研究生，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要说像他这样的生源，从事学术研究的起点并不高，但是“吃得苦，耐得劳，霸得蛮”的湖湘性格，让他在读研的三年里，焚膏继晷地博览群书，身手矫健地参加学术实践活动，以至在读硕期间就开始收获研究性写作的成果，展现出从事学术研究的良好素质。

在海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三年，为颜水生日后读博和从事当代文学评论研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对文学研究的浓厚兴趣。海南岛孤悬海外，建立于民国时期的海南师范大学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省属高校，从人文积淀深厚的湖湘之地考来这里读研深造，也许会让颜水生失望。然而事实上，颜水生读硕的三年，正是海南师范大学得到国内高校一大批学者提携和支持因而赢得了较为丰富的学术资源的时期。海南建省搞大特区，一度给海南的高校带来过人文飞扬的景象。海南大学聚集了“哲学三剑客”的陈家琪、张志扬和萌萌，以及文学学的鲁枢元、叶舒宪、张三夕、余虹、周伟民、孙绍先等一批知名学者，海南师范大学（原海南师范学院）学术力量也不薄弱，文艺学美学有杨春时、黄保真、方汉文、单正平，古代文学有阮忠、易闻晓，现当代文学有陈剑晖、宋剑华、喻大翔、王晖，语言学有张辉英、张宝胜，俨然成一时之盛。颜水生考来海南读研究生时，上述学者为各地兴起的博士点所吸引而纷纷回流内地，但是他们的余响还在。而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也恰恰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一个新的上升期。2001年，经学术带头人宋剑华教授的努力，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被评为省重点学科，成为海南省唯一的文学专业省重点学科，接着在海南高校里率先拿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为海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培养高层次人才奠定了基础。2004年，由喻大翔教授兼任学报主编的《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因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主打栏目而成为教育部首批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建设栏目，得到学校的大力支持，学报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平台，也成为研究生发表论文的园地。2005年，宋剑华和喻大翔教授先后调回内地高校，学校让我接替他俩担任学科负责人和学报主编，同时负责硕士点，正是利用学科建设和学报名栏建设的条件，颜水生所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与国内高校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交流。除每年举办两次全国性和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外，每个学期都要邀请数位知名乃至著名学者来校讲学，这些活动成了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学术资源，颜水生他们在这些活动中得以与学术前辈、学界名家有了广泛的接触，转益多师，知识、文化和学术视野得以开阔，认识水平得以提高，对文学史问题和学术问题的判断力得以增强。颜水生本就是一个积极进取的人，在学科所营造的浓郁的学术氛围里，更懂得珍惜宝贵的学习和历练机会，因而充分摄取了开放的专业教育环境里一切有益的学术影响，充实和改造自己，逐步明确了研究方向，开始撰写评论文章。2006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在成都举行，我带他参加了研讨会，根据“从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的大会议题，他提交了论文《历史的寓言性——莫言小说“种的退化”主题新解》，并在分组讨论时做了发言，主持讨论的山东师范大学王万森教授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海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有水平。这次学术年会上的求教，或许正是他后来考入山东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契机。

说实话，颜水生在海南师范大学读研三年，我并没有给他什么指导和帮助，相反，他和其他同学一起，除参加我所组织的学术研讨和学术交流活动之外，还替我分担了学科建设方面的许多事务性的工作，承担了科研课题的研究和写作任务。2006年，为了迎接建省二十周年，海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周文彰博士发起编写一百卷的“海南历史文化大系”，文艺类的丛书由文联主席韩少功总负责，韩主席把《海南当代文学史》的编写任务分配给了我，而我当时被省重点学科的建设和学报名栏的建设工作缠得焦头烂额，只好把全面查阅1950年以来的海南文学历史资料的工作分摊给了我名下的十几名研究生，而正式撰稿时，则由颜水生、罗长青和廖述务等几位同学承担了较大篇幅的写作任务。虽然我个人关于海南当代文学史编写的构想并未能完全实现，但是，从这几位同学撰写的章节里，都可以看出他们把握文学现象和分析作家作品的能力，以及从事文学研究的特点。颜水生这次参与地方文学史的编写，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他分析研究对象的艺术特质时的敏锐，和对文学事实进行理论提升的诉求。他写作的速度之快也让我吃惊，这大概也是他湖湘性格的一种体现，只争朝夕，有事就及时做，不拖拉，在勤奋里出事功。

自然，颜水生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是他不停顿地学习，刻苦钻研，勇于登攀的结果。水生读博的山东师范大学，其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是国家级重点学科，是闻名全国的文学研究的重镇，在这里他得到了能够独立从事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的学术训练。毕业后进入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任教，地理上的偏远并没有阻挡住他向学术开阔地迈进的脚步，他先后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做了客座研究员和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做了博士后，在学术中心的锻炼与见识，使得他的眼光更敏锐，思想更沉潜，笔锋更锐利，自此文章更见成熟。老话说，宁做鸡头，不做凤尾。颜水生并非有意去一个文化欠发达的地方好出人头地，而是随缘自适，以能有生存保障，有个安静之处可以从事专业教学和研究，发挥自己的专长为满足。以偏处西南、山穷水恶的地理特点，黔地容易被视为学术文化的伧荒之地，然而若果真如此，荒莽之地岂非更值得开垦？水生入黔十年，得到的回报是丰硕的。在贵州，他发现了值得研究的作家欧阳黔森，写了一系列文章对他的创作进行阐释，把这个西南作家推上了应有的文学史位置，使之不再边缘。在贵州民族大学，水生得到了领导的器重和前辈的培护，发展很顺利，破格评上了教授。在同龄人里，颜水生的学术步伐甚是稳健，他的作家作品研究，都以文学史为背景，对他所擅长的小说和散文的评论研究，都透出整体视野，而对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他也不断地反省，出版了这方面的专著，显示出有根基的学术抱负。

在今天，当代文学研究越来越学术化，对文献史料的重视和考据、版本、校勘、辑佚等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的运用，都在加强着研究的科学性。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少壮派学者，颜水生对这样的学术追求不可能没有反应，因此他对当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化和历史化最早撰文予以肯定，并在从事评论研究中保持着学术的自觉，这体现了他作为一名学者的素质。学者的素质包含多个方面，比如要坐得冷板凳，要有明确的研究目标，要有求真的精神，要有从材料出发的诚实，要有敢于突破成见的勇气，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这些，在湖湘子弟颜水生身上大略都能找到。不仅如此，在他身上还能看到他治当代文学的一种优秀品质，那就是对理论学习的注重。当代文学是时代精神的呈现，永远处在进行时态，各种精神现象需要专业研究人员对其进行分析和概括，而研究者掌握的理论越丰富，越有可能对特定精神现象的性质作出准确的界定。颜水生在读研时就酷爱理论阅读，对各种有利于解释文学现象的理论来者不拒，不偏食而杂取，这使得他的理论结构更具有适应性，在运用于当代文学评论与研究时，这些理论使观照对象产生出更多的批评维度并消除作品隐含意义的盲点。比如用空间理论阐释当代小说，许多作品中从别的角度不易发现的隐喻义，也能得到揭示。现代文学、美学、哲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和文化研究等各种理论，皆是颜水生的所好，啃理论就好比啃硬骨头，这对勇于挑战、不服输的湘人来说，算不上什么。所以说，尽可能掌握文学研究所需的各种理论知识，以提高洞见力，也应该算是当代文学研究者必备的一种素质。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22年第3期

（毕光明，莆田学院人文学院“闽江学者”讲座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本一般项目“中国当代文学问题史”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9BZW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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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批评家印象记》

张燕玲，张萍 主编

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评观》

张燕玲，张萍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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