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李遇春：从阐释到实证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今日批评家
李遇春（拍摄时间：2009年）
1972年生，湖北新洲人，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新文学评论》执行主编。入选2009 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含旧体诗词）研究。迄今在《文学评论》《南方文坛》等报纸杂志发表文章两百余篇。著有《权力·主体·话语——20 世纪40—70 年代中国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西部作家精神档案》《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等，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中国新文学批评文库》十卷本、《现代中国诗词经典》两卷本等。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社科项目五项。研究成果五获教育部、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奖，另多次荣获中国文联、湖北省文联、湖北省作协等颁发的学术奖项。
我的批评观
从阐释到实证
李遇春
老实说，我不喜欢“批评家”这个名号，因为它散发出一种吹毛求疵、咄咄逼人的气息；我也不大喜欢“评论家”这个雅号，因为它容易让人联想到跟在大作家背后亦步亦趋的小人物。这样说似乎有点酸葡萄的味道。因为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还不够格被称为“批评家”，我的评论向来不够“生猛”，缺乏所谓冲击力，我也从未引领过什么批评界的风骚，也就是说，我其实还在“批评家”的门槛之外。
虽然是“槛外人”，但我得承认，几年前我就对文学批评萌生了倦意。大约从2004年起，我开始涉足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领域。从此，一手写小说评论，一手研究旧诗词。五年前的这次转向，于我是一次自觉而艰难的选择。
我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来钻故纸堆，孜孜于类似“整理国故”的工作，而相应地疏淡了对文学时潮的追逐。以至于在课间或课后，每每有学生向我请教关于网络文学或者“少年作家”的问题时，我常常感到惶悚不安。为此，这些年来我不得不在“新文学”与“旧诗词”之间奔忙，有时候觉得自己仿佛分裂成了两半：一半在现实中，一半在历史里。套用一句时髦的俗语，这叫“痛并快乐着”。遇上有年长的先生夸我写的旧诗论文还算老到，与我的俗世形象大相径庭的时候，我的内心就充满了隐秘的快乐，那是一种类似作案后一时没有被人发现的窃喜。
如果问我研究旧诗词对研究新文学有什么助益，我必须说，它让我真正意识到了学术研究中实证方法的重要性。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在从事当代文学评论仅仅几年后就萌生了倦意，那是因为我厌倦了那种流行的阐释型批评。
当年读硕士时很是迷恋过一阵精神分析批评和神话原型批评，后来读博期间又痴迷于福柯的权力话语学说，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各派西潮理论，曾经牢牢地占据了我的心灵。再后来又流行波德里亚，流行桑塔格，流行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可惜这时我已经失去了当初追逐新潮的激情。虽然长了一张学生说仿佛不会老的娃娃脸，但我的心态已然苍老。我仿佛看透了批评家的各式知识游戏，信仰启蒙主义的批评家执着地大谈特谈诸如“民主”“自由”“人性”“个性”之类的宏大概念，坚守存在论的批评家总是乐于到文本中去勘探“存在”“荒诞”“绝望”“虚无”等所谓生命的真相，还有无法穷尽的后现代理论中各种时髦的关键词，批评家们常以此为文学批评法典，做着无止无休的演绎性的文学阐释游戏。这大约就是我们批评的现状或曰症状。我自己时常也不能免俗。一提笔写评论，我就不由自主地返回那个早已异化的思维范式，仿佛不这样我就不会言说了。倘若偶尔能写出一篇摆脱了这种腔调的文字，那就谢天谢地了。
近人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清代朴学的“轻主观而重客观，贱演绎而尊归纳”的学术精神是“治学之正轨”。这对我们时下搞文学批评的人来说是很好的借鉴。当下的文学批评过于时尚化，过于主观化了，往往离开了作品和作家的创作实际，沦为了批评家的自言自语。一套理论话语到处可以套用，全不顾作品和作家的个性所在，这实在是异化了的文学批评。我并非拒绝阐释，但我推崇在实证基础上的阐释。真正的文学阐释应该从文本的形式，如叙述和结构等方面去寻找“形式的意识形态”。这不，我终于还是跌回了理论的魔障。狐狸尾巴又露出来了。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0年第3期
批评家印象记
独立来自哪里？
——李遇春和他的当代文学探索
刘醒龙
任何个人都无法经历除了设身处地之外的时代，这是由生命的最基本定义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人的最大欲望便是尽一切可能，使自身超越时代，去向远古、近代与未来。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文学最原始的起点。从欲望的共同点出发，文学也是有分野的。一种文学是用尽可能符合人性的方法，给注定要消逝的时代，留下最接近这个时代人性本质的记忆。另一种文学也在用最大可能的主观，异化她所亲密相处的一切，以图通过阅读来影响时代的精神趋向。对于当代文学来说，这两种文本的同时存在与发展，对当事人而言，其严峻性是不言而喻的。是迎风张目、分辨是非，还是掩人耳目、自欺欺人？在阅读当代文学各种文本时，最容易出现这样的感触。
从1999 年开始，到2004 年年底，我一直在闭门写作长篇小说《圣天门口》。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在同一城市里，一位青年学者，正在做着与自己精神相通的文学学问。小说出版后，被理论界称为是当代文学中第一部打通壁垒的小说。也就是在这时候，我才听说，李遇春以一部《权力·主体·话语——20 世纪40—70 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论著，荣获了武汉大学首届优秀博士论文奖。
认识李遇春是在与李遇春熟悉之前。20 世纪90 年代中期，长篇小说《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出版不久，我在一本杂志上见到一篇评论文章，当时就很惊讶， 这位叫李遇春的青年评论家，如何拥有同我一样的对乡村与乡土积攒了半辈子的深情理解。我一直对那些能洞察作家心灵动机的评论家格外佩服，评论家能通过文字抵达作者心中，正如作者通过文字抵达千百读者心中，虽然这是文学所要求的常识性东西，但恰恰是这种常识性，反而让人做起来最难，要做好则是难上加难。李遇春为小说写下的话：
人猿揖别是劳动使然，劳动缺席的生命只能是奥勃洛摩夫式衣冠其表的行尸走肉，劳动自然也应是每一个体生命生存和存在的基本前提。生命不应是碌碌无为，坐享其成，不应是骄奢淫逸、恣意挥霍，生命是生生不息的劳动和创造，是辛勤的耕耘和兢兢业业的奉献。任何逃避劳动、不劳而获、少劳多获都是对生命劳动精神的无耻背叛。遗憾的是人们总是忽视了历史和世界，且又偏执地关注着个体生命的欲求，把劳动这一神圣的天职放逐出了生命的伊甸园，而不择手段地肆意侵占自己本不配享用的劳动果实，一时间利欲熏心，物欲横流，生命的公理于是被粗暴地践踏，生命的尊严也丧失殆尽。
无论是当时，还是当下，这都是振聋发聩的声音。
城乡壁垒只存于学术探讨，并非是真正的壁垒。文学中的“1949”则在赫赫有名的要塞。很长一段时间，文学的表现，要么只写这以前的年代，要么只写这以后的岁月，两段历史之间，俨然有一座不可逾越的分水岭。即便是以欧美为代表的所谓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也没有像“1949”那样，在潜意识里形成一种事实上的禁区。从80 年代起，就有人不断地反思，要打通“1949”壁垒。不打通这一壁垒，后来的中国文学就会变成是某种天赐，用“与生俱来”形容当代中国文学，是十分荒唐可笑的。李遇春当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这种近乎荒唐的视而不见现象的人，但在最早将“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串联到一起作为螃蟹来吃的人中，他显然是最扎实的一位。正如洪子诚当年的评价，20 世纪40—70 年代，是中国“红色文学秩序”形成的时期， 对它的研究，近二十年来学术界相当忽视。李遇春这方面的研讨，分析了这一时期文学中存在的权力、主体、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在五四之后中国文学的话语转型的背景上，揭示了红色文学话语秩序的建构模式，探讨置身于这一文学秩序中的知识分子及作家的话语困境和分别采取的不同话语立场。尤其是对于置身特殊时期、特别秩序中的作家精神心理状态的分析，颇有深度。
最让人想不到的是，后来的某一天晚上，突然收到李遇春的电邮。他新近著就的一本洋洋四十五万言的《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遇上了出版问题， 托我向国内著名的文学出版社引荐。此事让我好不发愣，不是别的，是因为实在没想到，像他这般年轻的学者，眼界里通常只有当下最热门的那类课题。似这种貌似陈腐的学问，一如他的导师於可训所戏言“新文学得承百年之欢，旧文学渐失其宠，斯文其萎，形同弃妇”，一般人怕是连看上一眼都觉得是在浪费光阴。然而，回过头来一想，人生也好，历史也罢，一切都是过眼烟云，所谓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亦不过是一时之兴，最终同样会落得一个弃妇下场。既然芸芸众生都如此，其意义就当别论了。
事实上也是这样，李遇春所秉承的正是 “陈腐”“弃妇”所蕴含的莫大思想。那些让我们顺畅地走过来的，并使我们的脑海从一开始就不至于空转的，正是这类貌似遗弃之物。曾经写过一句诗：独木的意义，不用成林，形容在新疆大漠上所见到的孤零零的最能象征独立的胡杨树。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胡杨树能够存活下来，而且不改顶天立地的雄姿，唯一的理由是，它的根扎得很深很深。李遇春做学问的心力，正像在大漠之上傲然独立的胡杨树，将思想穿透一道道壁垒，沿着历史的线索，打通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边界，这是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治学方法，能够如此的特立独行，其结果如何已经是不重要的了。
（刘醒龙，《芳草》杂志）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0年第3期
延伸阅读
《批评家印象记》
张燕玲，张萍 主编
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评观》
张燕玲，张萍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0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