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李云雷：批评的“泥土”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今日批评家
李云雷（拍摄时间：2008年）
1976年生，山东冠县人，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为《小说选刊》副主编。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化研究。曾在《文学评论》《南方文坛》《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与学术论文上百篇，多次被《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部分文章被译为英文、韩文。著有评论集《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重申“新文学”的理想》《新世纪底层文学与中国故事》。曾获2008 年年度青年批评家奖、十月文学奖、《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等。
我的批评观
批评的“泥土”
李云雷
我曾跟一个朋友说起，我以前的批评只是一些“读后感”。现在想想，“读后感”应该是批评的第一步，首先要“读”，读后有“感”才能有写作的动力与想法，如果不读或没有感受，则不过是无的放矢。但仅有“读后感”也是不够的，这应该只是一个出发点，还要以自己的理论视野、人生经验、社会关怀与之相互“切磋”，形成自己的总体性看法，包括对作品的看法，也包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尊重作品的独立性与完整性，也要尊重自己既有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使二者在矛盾与张力中形成一种“对话”，所谓“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既要进得去，充分理解其内在逻辑，又要出得来，从一种更宏大的视野进行观察与思考，这虽然很难，却似乎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
我从事批评这几年，始终坚持一种“底层”的立场和“中国”的立场，同时在艺术视野上力求能够更加丰富、宽广。底层相对于精英，中国相对于“西方”，新时期以来，“纯文学”与西方文学崇拜占据了中国文艺界的主流，在这种风气下，在新世纪如何建构底层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主体性”成了我的问题核心，从这一问题出发，我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左翼文艺思想及其中国化的过程，以及当下最新的文艺创作，力图以此为基点，发展出一种新型的批评方式。
在《未有天才之前》中，鲁迅先生认为，只有更多的人甘愿做泥土，才能培养出“天才”。我想在今天，只有更多的批评家愿意做“泥土”，愿意做些扎扎实实的工作，才能重建批评的公信力，才能使我们的文学迎来一个新的春天。我虽然才疏学浅，但也愿意努力去做一块“泥土”，为将来的“文艺复兴”尽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9年第1期
批评家印象记
李云雷这个人
曹文轩
李云雷，山东人，国际关系学院本科毕业，本来可能搞情报什么的（很神秘的工作），但他对这些不感兴趣，却选择了文学，考了北京大学，硕士师从左派批评大腕韩毓海先生，博士则跟了我。他上北京大学与我也有关系——是我将他录取来，交给韩毓海先生的。看上他，并不等于我就多么了解他，只是见了几次面，觉得这个高大面黑的山东年轻人很内向，很朴素，让你无端地推想， 只要他肯努力，日后也许会有所作为。
李云雷是个汉子的形象，这个形象大概只有山东的地面上才能产生。高高大大，肩宽膀阔，脸盘方正，浓眉，但眼睛并不大——眼睛虽不大，却目光明亮， 一忽闪，柔和却又灼人。平时穿衣，很随意，一副松松垮垮的样子，夏天爱穿圆领衫，把一个结实的雕塑感很强的脖子更多地展示出来，很气派，有雄风。头发天然微卷，又有点儿异族的样子。种种特质结合在一起，算是人里头的人，因此，他的形象便经常被他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很夸张地赞美。说是赞美，又含有很大成分的调侃。
如果他挺直身子站在那里凝然不动，并将表情也凝住，那么这个汉子的形象也就算是永恒了，可“李云雷式的微笑”却把一个汉子的形象瞬间就消解了。就是这个轰轰然走过来的李云雷，却是一个很腼腆的人。当有人跟他开玩笑， 或是当他向别人求助一件事情时，他就显得很局促，不言语地朝你笑着，并且不住地用手去抓挠自己的后脑勺。他就这么笑着，憨憨的，微带羞涩，半天才能说上一句话。我无法想见他生气或发火的样子——他会生气、发火吗？这一点是我始终无法推测的。他在日常生活中，随和得几乎没有任何的立场。很少见他拿一个主意，就更不用说是拿个大主意了。比如说一起吃饭，你说上东， 他就跟着上东，你说向西，他就跟着向西，很少听到他提出反对意见。他唱歌时， 嗓音还不错，可是大家聚会唱歌时，我记忆中似乎就没有听他独唱过——他只是附和、呼应，接两句很滑稽的唱词，众人皆笑。听同学说，他也独唱，常唱一曲《梅花三弄》，很柔软，情深意长。这个角色不可缺少，因此一聚会唱歌， 大家就自然想到李云雷。
生活中的李云雷就是这个样子。
使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一写起文章来，一进入正儿八经的学术场合时却决然不同了。他爱憎分明、旗帜鲜明，一副绝不肯流俗、雷霆不倒的样子。虽然还是温和的神情，虽然还是不时地发出那样的微笑，却在观点上决不退让， 最多也就是不与你一般见识罢了。那时，他是一个具有独立立场的人，很原则， 很不容易苟同别人的意见。一个汉子的形象又虎生生地站立在了人的视野里， 并且坚不可摧。
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容易让人失去个性的时代。风尘滚滚，烟雾弥漫， 稍微缺乏一点定力，就会被裹挟而去，与无数的人一起蒙头蒙脑地朝着不明的方向奔突。大家挤在同一个知识平台上，千部一腔，用的是同样的思维方式， 同样的话语资源，同样的叙述方式。明明是高高矮矮的人，却又分明是从同一条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观念上，连尺寸大小都一模一样。在这样一种平庸的、无趣的情景中，瞧着另一番天地、说着另一番话的李云雷，样子就一下子突显出来了。
他站在呼啸而过的人流中——不是站住，却是掉头回望。他发现，风景并不总是在前头，后头也有风景，而且还是大好的风景——可惜的是，人们只是一味地前行去寻找新的风景，却把来路上的好风景忽略了。
这个时代是一个不断求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那就是：只将刚刚出炉的知识视为知识，蜂拥而上，又拥又抱，而将过去的知识——过去十年二十年的知识，不再当成是知识。至于更加久远的知识，就更不当回事了， 几乎视作粪土。知识的历史被活生生地割断了，知识成了没有家族、没有种姓的、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知识。殊不知，当下那些被热烈追捧的知识，并不是无性繁殖的结果，它们是有谱系的，是有血统的，是有传承的。
被当成旧知识而被忽略的知识有许多，其中自然包括马克思主义。一提到马克思主义，我们就仿佛眼前走过一个老态龙钟、口齿不清的老人，心中不期而然地产生一种陈旧感。我们就再也不想去理会这些旧有的知识了。我们很少想到，那些旧知识很有可能比那些光艳照人的、使人感到醍醐灌顶的新知识更可靠——知识的可靠，我以为不可以新旧来论定。正是因为有这点固执，所以我们北大当代文学专业一年一度的硕士、博士考试，都要设置一些马恩文论方面的题去难一难那些只将新知识当知识而不将旧知识当回事的考生。很灵验， 不少考生在此跌了跟头，一下子就刷下去一批，使录取变得容易了许多。
李云雷在对新知识一样抱有浓厚兴趣的同时，却也转过身去，很虔诚地站在了依然风云滚滚的马克思主义的高大门口。因为这个缘故，他被指认为左派批评家。
其实在我看来，这里并不存在什么左派、右派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看待旧有知识的问题。知识史大概不能简单地用进化论的眼光来看待，并不是凡新知识就是知识，比旧知识先进，而旧知识就不再是知识，注定了要遭淘汰。
“底层”“中国”，这两只巨大的轮子，马克思主义驾辕，构成了李云雷的批评战车。他俨然一个政治家，注目着这个风起云涌的世界，探讨和谈论甚至激辩着那些重大的问题。我也曾经有过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状态，因此我很能体会他那样“玉树临风”的感觉：抵抗、战斗、正义、神圣、崇高、悲天悯人， 愤愤不平地站在精英的对面，站在西方的对面，要求底层分享政治、经济成果的权利，要求中国在思想、文化乃至一切意识形态方面的主权。他将这些称之为“底层立场”“中国立场”——底层、中国必须要获得主体性的地位。在这种感觉中，社会学意义上的题旨是远远大于文学方面的题旨的——当然他始终以为谈论这一切是在文学的框架里进行的。
今天这个世界不缺解构主义者、不缺颓废主义者、不缺向一切泼污的虚无主义者，缺的是保守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我向来不将“保守”当贬义词看—— 可以有深刻的保守，保守也是一个维度，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激进主义者（孙猴子吃蟠桃，一边吃一边糟蹋）而没有保守主义者，这个世界是注定了要完蛋的。李云雷并不拒绝那些刚刚诞生或不久前诞生的知识，但他同时看出了一些被我们随意唾弃了的或是被历史的风尘所遮蔽了的旧有的知识的不可动摇的正确性和依然具有的强大的当下性。当别人纷纷去攻占新的山头时，他却走向了人们抛弃了的山头——他以为被时尚所迷惑的人们丢失的正是人类精神的高峰。
他喜欢《那儿》，他选择以浩然为个案做博士论文，其背后皆因为那两个他认为是不可放弃的立场。
他的批评一直守着一个底线：底层的体面和中国的体面。这是最起码的体面，如果文学连这最起码的体面都不要了，这样的文学还有啥用？
不久前读齐泽克，看到他在谈到南斯拉夫时代萨拉热窝被围困时的情状时说，那些西方媒体的“狗仔”用了饥饿的目光争先恐后寻找的只是：残缺不全的儿童的尸体、被强奸的妇女、饥饿不堪的战俘……他说，这些都是可以满足饥饿的西方眼睛的绝好食粮。他问道：那些媒体为什么就不能有关于萨拉热窝居民如何维持表面正常生活作出拼命努力的中肯报道呢？他说，萨拉热窝的悲剧体现在一位老职员每天照常上班，却必须在某个十字路口加快步伐，因为一个塞尔维亚的狙击手就埋伏在附近的山上；体现在一个仍正常营业的迪斯科舞厅，尽管人们可以听见背景中的爆炸声，体现在一位青年妇女在废墟中艰难地朝法院走去，为的是办理离婚手续，好让自己和心上人开始生活，体现在1993 年春季在萨拉热窝出版的波斯尼亚影剧周刊上关于斯克塞斯和阿莫多瓦的文章里——齐泽克说的是：哪怕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之下，人们都在尽一切可能地体面地生活着。
一个国家的文学和艺术，哪怕是在极端强调什么现实主义时，是不是还应试图保留住一份体面呢？如果连这一点体面都不要了，不遗余力地展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我们的同胞们的愚蠢、丑陋与下流、猥琐与卑鄙，是否值得我们去反省一下、警觉一下呢？
如果艺术与民族、国家利益相冲突，我们又如何评价如此艺术？李云雷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这种思考极容易被人指认为左派。
李云雷是“文本至上”主义者。他很低调地将他的批评文章说成是“读后感”。他写文章，不是拿文本做幌子，然后去谈他感兴趣的理论问题。他从来就是一个很仔细很耐心地阅读文本的人。他在从事批评写作时，不时地写作小说。一年前他还写过一部电影，而且这部电影几次参加国际电影节。他对文本的研究，保持着一种良好的艺术悟性。他是熟悉文学创作门道、知道文学内部风景的人。知道了这两点，我们对于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态度，也许就会有新的看法。
他的意识形态只是一种理论而已，并不具有实践的愿望和主张——当然也无这个可能。另外，他与从前持有那样一种意识形态的独断者也早已不是一路。他是一个宽容的人、厚道的人，他的理论充满了对话性。他一直认为“对话” 才是批评的健康状态。他的“主义”，依我来看，更像是一门知识。即便是与什么“右派”狭路相逢，他也会很绅士地闪在一边，给一个李云雷式的微笑的。这所谓的“右派”并不可怕，这所谓的“左派”也不可怕，只不过是两种认识而已。
若是实践意义上的，岂会这样？怕是早已擦枪走火了。他们对立着，只不过共同造就了一番百家争鸣的局面而已。如果说导师对他的学生果真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么，李云雷受到的是我和韩毓海先生的双重影响。韩毓海先生影响他的是存在观，而我影响他的可能是生活观。
在写这一“印象记”时，无意中在电脑中看到我当年在李云雷结婚典礼上发表的一则短小的讲话稿，这里原文照录，我想李云雷看了一定会明白我的意思——
在这个世界上，又诞生了一对新的夫妻。一场美满的婚姻从此拉开了序幕。
对于这对夫妻来说，他们将面临事业、生活等方面的诸多难题，但他们的相拥相亲却会使他们一路向前。诗情画意之后的平静以及在平静中所显示出的不动声色的坚韧、浪漫之后的坚实而又不落俗套的日常生活，也许才是夫妻生活的最高境界。
李云雷应当记住一个道理：让妻子为你骄傲，是一个男人一生的使命。
你要更加勤奋，更加勤劳。前者是对于事业而言的，后者是对于生活而言的。你结实的身体，良好的感觉，细致的作风，一种可爱的内秀，加上勤奋、勤劳——再加上敢于闯荡与幻想的精神，你就必将为你的妻子创造一份永远的骄傲。
（曹文轩，北京大学中文系）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9年第1期
延伸阅读
《批评家印象记》
张燕玲，张萍 主编
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评观》
张燕玲，张萍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0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