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臧棣：诗歌反对常识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今日批评家
臧 棣（拍摄时间：2005年）
1964 年生于北京。1983 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97 年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新诗所研究员，《新诗评论》杂志编委。从事的学术研究涉及新诗史研究、中西现代诗学比较、新诗的现代性、当代诗歌批评。出版诗集有《燕园纪事》《风吹草动》《新鲜的荆棘》《宇宙是扁的》《空城计》《未名湖》《慧根丛书》《小挽歌丛书》《骑手和豆浆》《必要的天使丛书》等。曾获《南方文坛》杂志2005 年度批评家奖、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1979—2005 中国十大先锋诗人、中国十大新锐诗歌批评家、第三届珠江国际诗歌节大奖、当代十大新锐诗人、汉语诗歌双年十佳诗人、首届长江文艺·完美（中国）文学奖、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诗人奖、首届苏曼殊诗歌奖。
我的批评观
诗歌反对常识
臧 棣
在现今的文化环境中，谈论常识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这里，严肃有两个非常突出的含义，一、它包含了一种对历史的觉醒，二、它意味着一种艰难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假定它担负有启蒙的义务，要向公共领域普及常识。但是，如何谈论常识仍然是一个问题，至少，它不是一个由常识能决定的事情。有时，我不禁感慨，要是谈论常识能完全由常识来做主就好了。最为蹊跷的是，近几年，在诗歌界也开始流行一个趋势：由诗人出面来谈论常识。听上去，不仅振振有词，而且口口声声。说实话，我非常欣赏其中显示出来的“胆量”，这种“胆量”虽然距“胆识”相差甚远，有时简直风马牛不相及；但是，这毕竟显示出了一种诗歌的姿态：说明当代诗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越来越滑向私人领域，他们也非常关注文化领域的公共问题。这些姿态暗示，由诗人来谈论常识正在变成一种文学时尚。和时尚沾边，不一定都是浅俗的。这大约是我们时代的特色之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进步。或许，这本身就是一个常识。
姿态一旦时尚化，偶尔会有特别的滑稽冒现出来。比如，由这些诗人来谈论理论或知识时，他们往往会说，理论是灰色的，或知识是灰色的。为什么不是花色或橙黄色的呢？因为这是常识。换句话说，对这些诗人来说，在面对知识时，他们所知道的常识就是理论是灰色的。如果你死脑筋，追问个中原委，他们会躲躲闪闪地说，歌德好像这么说过。另一个与此相关的常识可能显得有点隐秘，有点鬼祟，就是灰色是和不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这大约又是不容置辩的所谓常识。谈论常识经常为对常识的无知所害，这也可算个常识，尽管永远都不会成为共识。
用常识来诊断当代诗歌的历史，也属于此类文学时尚的一个更富于戏剧性的行径。比如，在谈到当代诗歌的危机和问题时，宣称当代诗歌最大的问题就是背叛常识，陷入了乌托邦的泥潭。这种宣称多少带点自以为找到了真理的口吻。背叛常识，是中国当代诗歌的主要问题吗？不背叛常识，中国当代诗歌就会走上金光大道吗？假如这仅仅是如何看待当代中国诗歌的历史及其走向的问题，也还不失为一种故作惊人之语。因为在谈论或回顾一种文类的历史沿革的时候，我们不必对一个论者的见识要求太高。只要他能说出真实的想法，就算相当不错了。但假如这涉及在真理的意义上对诗歌本身的认识，就颇值得辨析了。一个诗人可以说，对他而言（由于种种局限或缺陷），大地是他的诗歌的常识。但是，当僭越个人的范围，悄悄蹭溜到代言人的位置，妄言大地是诗歌的常识，是诗歌必须遵守的圭臬，是医治诗歌的创伤的灵丹妙药，这样的说辞恐怕就有点装神弄鬼了。
何谓诗歌？诗歌就是没有常识。再进一步地，何谓中国新诗？它的立场也是如此，它没有常识。我知道大地是深厚的，丰富的。正因为如此，它才不是诗歌的常识。近两百年来，许许多多的现代事物都以常识为基础巩固它们在历史中的事业，不仅如此，还常常想逼迫诗歌接受它们推荐的常识。在我们的时代，由于历史的沉痛，诗歌也被逼迫着向所谓常识靠拢。这些逼迫使用的经典步骤有：贬低浪漫主义，贬低乌托邦，用似是而非的反崇高来对抗被误读的崇高（这难道是新版的大战风车？），用日常经验来诋毁想象力的作用……
诗歌没有常识，只有关于它自身的一些基本事实。比如，诗歌不是用常识来工作的，诗歌用想象力来工作。更进一步地，也不妨说，诗歌用对语言的想象来工作。其实，在诗歌领域，人们讲到常识时往往并不像他们自以为是地谈论诗的常识，比如，于坚以为他自己是谈论诗的常识，其实呢，只是在谈论诗与常识的关系。没有人有资格在我们的时代谈论什么诗的常识。而如果角度严格限定在诗与常识的关系上，没准能谈出点什么新东西。但即便如此，还有些立场要明确。从诗歌的角度如何定义“常识”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于坚，说了那么多常识，其实都还不是从诗歌本身的角度给“常识”一个定义，都还是在借助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所说的“常识”概念来东拉西扯。比如，一谈常识，就与日常生活、日常经验挂钩。其实，这恰恰不是在谈论与诗有关的常识，这是在作茧自缚。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5年第2期
批评家印象记
臧棣：另一种印象
唐晓渡
有朋友建议我读一篇文章。“……《霍拉旭的神话》……是针对你们‘幸存者’的。”他的声音怪怪的，有点幸灾乐祸，也有点语重心长。霍拉旭我知道， “幸存者”我也知道，可针对“幸存者”的霍拉旭或被霍拉旭针对的“幸存者” 我就不知道了。1991 年初某日，我感到一头雾水。
这位朋友所说的“幸存者”指“幸存者诗人俱乐部”，由芒克、杨炼和我于1988 年4 月间发起，初衷当然是为了创造某种现代诗的“小气候”。俱乐部主要的活动方式是诗歌沙龙，无非朗诵、讨论，间或喝一次酒。也办了一份交流性的刊物，刊名就叫《幸存者》，包括“首届幸存者诗歌艺术节”特刊，前后共出了三期。“首届幸存者诗歌艺术节”也许是俱乐部最辉煌的一次作为， 但正如在中国常见的那样，“首届”就是末届，辉煌就是结束——艺术节举办两个多月后，俱乐部就被迫停止了一切活动。
“幸存者”的宗旨是“致力于维护和发展诗人的独立探索，并通过诗人间的交流，促进这一探索”，而不是要建立一个风格流派。它从来没有具体倡言过、事实上也不存在什么共同的诗歌主张。唯一一篇阐释性的文字，大概就是我为《幸存者》创刊号所写的发刊词《什么是“幸存者”》了。在那篇文字中，“幸存者”意味着隐身沉默与死亡对弈，这和霍拉旭有什么关系吗？而且还“神话”! 雾水变成了好奇。
好在文章不难找到，《发现》，也是创刊号。奇怪的是，读完这篇署名“戈臣”的文章，我丝毫也没有那位朋友所说的感觉，相反倒有一种息息相通的快意。当然，它确实“针对”了“幸存者”，然此“幸存者”非彼“幸存者”。如果说， 前一种“幸存者”（或“幸存”意识）因偏执于诗的“见证”功能而具有自我神话化的倾向，因而必须解构的话，那么，对后一种“幸存者”（或“幸存” 意识）来说，这同样是题中应有之义。
真正令我感到吃惊的是文章所显示的耀眼的理论才华，以致有所保留的歧见变得无关紧要。“后生可畏哪。这位戈臣，必定长着两片薄薄的嘴唇。可是， 他是谁呢？”
又过了一年多，我才从另一篇文章中得知，“戈臣”就是臧棣。
我和臧棣相识肯定远远早于这一小小的文本事件，然而，当我答应写一篇“印象记”，试图搜罗、整理所有有关他的印象时，此前的记忆库房中却顽强地呈现出一片空白。换句话说，《霍拉旭的神话》暗中做了“消磁”的工作。这种情况似乎还从未有过，我不免反躬自省：究竟是他的才华掩盖了他的魅力， 还是我太注重他的才华，却轻慢乃至忽视了他的魅力？如果是前者也就罢了；但如果是后者，我将和许多女同胞一样，对我的审美能力感到不可原谅。当然， 认定戈臣“长着两片薄薄的嘴唇”已与事实核对无误，可对臧棣来说，两片薄薄的嘴唇又算得了什么呢？“前几天你们北京的臧棣来过这里，哎呀，一米九的大个子，白白的脸蛋宽额头，围一条五四青年的大围巾，啧啧，那叫‘要型有型，要款有款’!”说这话的可不是什么女同胞，而是一位东北糙老爷们儿。他又看了看我，一副于心不忍的样子，但终于还是忍不住，续道：“恕我直言， 晓渡兄相比之下，可就……惨了点儿。”
戈臣之所以“必定长着两片薄薄的嘴唇”，是基于命相学所谓“唇薄善辩” 的推断，然而薄唇的臧棣还是成功地阻击了这一推断，使之充其量只实现了一半。90 年代与臧棣的交往慢慢多起来，才发现他于命相学多少有所辜负。他的敏感、他内在的激情、他思维的活跃程度与他的口头表达能力似乎有点不对称。前者往往过于快而猛烈，以至后者像是在故意设置障碍。这不是说他口拙，不喜欢表达，而是说他的话经常显得突而秃，有点词不达意，没头没脑。最先指出这一点的不是别人，而是我的女儿——其时尚不到十岁的闹闹。当时她狂热地痴迷于“脑筋急转弯”，几乎所有来客进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像回答拦路的斯芬克斯那样，回答她从书上贩来的那些令人对自己的智商深感担忧的问题：世界上什么帽子不能戴？一个人从十楼的窗子往下跳却没有受伤，为什么？等等。由于怀揣事先备好的得意，通常情况下她总是不待客人猜到第三遍便宣布答案，于是大人目瞪口呆，满屋响彻她咯咯的笑声。可那次她发出的却是恼羞成怒的大叫：“臧棣叔叔你怎么啦，没头没脑的!”过去一看，她小脸憋得通红， 正对一旁也红着脸、同时讪笑着的臧棣叔叔耍横。相问之下，原来是臧棣叔叔故意回避她的问题不答，却就问题本身和她纠缠个没完。当然，臧棣叔叔始终是最受她欢迎的客人之一，但她却从此确立了对臧棣叔叔的心理优势。
那次臧棣也红了脸大概是因为我作为家长突然到场，然而他遇事爱红脸对我早已是见惯不惊。据说这样的人一般都心地诚实，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现在的女孩子们是否还像从前一样，特别喜欢这样的男子？假如仍然如此，那臧棣的优势是否太多了点？好在上帝公正，赐一利者必予一弊。臧棣既爱红脸，也就不易守住秘密。比如一段时间电话寻他不着，再见面时调侃一句，若面不改色则无事， 若红了脸，则必有蹊跷矣。当然我等也是点到即止，不会再作深究。前些时偶翻《诗歌北大》，发现他的学生也注意到了他的这一特点。一篇纪言师尊的文章， 有关他那节的标题就叫《30 多岁还脸红》，其结论是：“一个到了30 多岁还爱脸红的人必定是善良的。”也是在这篇文章中，我于我所蠡测过的他的授课风格亦有所验证。在说到1999 年“盘峰论战”留给老师的余绪时作者写道：“一些人的超出了正常的学术论争的无理指责显然激怒了臧棣。在给我们上的‘当代诗歌’课上，他的情绪依然难以平静，谈到某些问题时，嗓音会颤抖，写粉笔字的手也会颤抖……”其未及之处，大概与前面说到的那种“不对称”不无关系。
薄唇的臧棣显然深谙“损不足以补有余”的资源配置之道，他把“善辩” 的天赋更多地留给了他的诗歌和批评写作。作为批评家，臧棣的“善辩”应该和一个谐音词——“善辨”，即洞察力——结合起来考虑。在这方面，《霍拉旭的神话》只不过是端倪初现，其“耀眼的理论才华”背后，是对当代诗歌写作在经历了20 世纪80 年代的剧烈动荡和分化之后正迅速步向成熟，并形成崭新的自我意识这一趋势的敏锐识读和反省。随后的《犀利的汉语之光》等文章进一步呈现了这种识读和反省的细部：新的欲望、新的语境、新的压力、由此导致的“加速写作”现象、加速之于传统的意味、普遍的实验风格、对形式的迷恋……“向心式”的专业态度和“对汉语的全新理解和感悟”相匹配，从中臧棣发展出一种既雄辩滔滔，又极为节制缜密的批评风格。这种风格在《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1994）一文中找到了真正的用武之地。在这篇文章中，臧棣以一批成熟的诗歌文本为依托，以解构“朦胧诗的语言、语言风格和它所借助的语言规约的真实性”为切口，以“对语言的行为主义态度”和“不及物性”的诞生为标志，以不断拓展汉语诗歌的可能性为前景，令人信服地阐释了当代诗歌在20 世纪80—90 年代的持续裂变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如果说， 实现了“从传统意义上的写诗活动裂变成以诗歌为对象的写作本身”是后朦胧诗对当代汉语诗歌的重大贡献，那么，系统地总结这一裂变并予以上述经典性的定义，就是臧棣对当代诗歌批评的重大贡献。
为“后朦胧诗”正名，昭雪其“靠造反起家”的不名誉出身只是这篇文章的副产品，其高屋建瓴的气势和深挚的内省目光表明，一部装备精良、动力强大、雄心勃勃的批评机车刚刚开始提速。这部机车后来好像一头扎进了某条叫作“新诗传统”的时光隧道中，我们不知道它最终会选择谁的天灵盖作为出口，但还是能透过《现代性和新诗的评价》等，听到它沉稳的运行声。
很抱歉一篇印象记写着写着竟滑入了“小评论”的窠臼，同样需要抱歉的是， 被事先限定了的篇幅已使我无法对作为诗人的臧棣说得更多。问题还在于，至少是就目前而言，关于臧棣的诗，还能有谁比诗人胡续冬在《金蝉脱壳》一文中说得更多、更好。该文不难找，就刊载于《作家》杂志2002 年第3 期上，从中读者可以发现，另一个同样与“善辩”谐音的词似乎一直在等着臧棣，那就是“善变”。在诗歌盼“本质”被打进现象学意义上的括号，“只指涉自身的写作”（福柯语）为诗的自主提供了进一步的合法性依据，诗的可能性的天空因之向我们无穷敞开之后，“变”差不多已经和臧棣所倡言的“享受写作的欢乐” 成了一回事。那么，它也会成为他不惮于突出的“局限”吗？
（唐晓渡，时供职于作家出版社）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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