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张清华：像西绪弗斯一样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今日批评家
张清华（拍摄时间：2002年）
张清华，1963 年生于山东。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著有《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境外谈文：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存在之镜与智慧之灯》《天堂的哀歌》《狂欢或悲戚》《猜测上帝的诗学》《像一场最高虚构的雪》等十四部，出版散文集学术随笔集《海德堡笔记》《隐秘的狂欢》， 主编《21 世纪文学大系诗歌》（共十四卷）（2001-2014），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理论与评论文章三百余篇。曾获省部级社科成果一等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0 年度批评家奖，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名师奖。曾应邀在德国海德堡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讲学。
我的批评观
像西绪弗斯一样
张清华
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尝试文学批评的写作时，就像一匹小马驹对马车感到好奇一样，欢蹦乱跳地就被套了上去，等到再想下来时已经来不及了。因此，我是在还没等追问“批评的意义”，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问一下自己究竟有什么能力、又为什么从事这该死的文学批评时，就已经被什么驱赶着跑了很多年。
因此我几乎是“憎恨”它，就像一匹马憎恨马车。
但我还是一直拉着它。并非出于美德，而是源于“适应”，一种受虐于“惩罚”的需要——万物共有的奴性。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干这个？可就像一匹马已习惯了拉车而不再会干别的，我已无法解脱这工作，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既然每一种选择都充满了误会，任何质疑和追问对我来说都已经太晚，我只有一直欢快地跑着，我甚至已经热爱着它了。
因此我感谢文学批评。它让我接受了一种生存的必备形式，用练习和劳作来度过虚空的岁月，走过一段路。它让我懂得了许多，让我不再十分地无知，让我甚至对自己产生了些许的满意和尊重。
但当我面对“我的批评观”这样一个题目时，我还是感到了茫然。我感到任何言过其实或言不及义的表达都很难逃脱矫情和伪饰的嫌疑，因为无论这样说或那样说，词语对说话人的左右和说话人对词语的驱遣，不过都是在一念之间而已。就像鲁迅说的，吃饭前和吃饭后，倘按一按自己的胃，也是有很大不同的。批评有多大意义？在没有批评家的时代，人们不是照样独自消费着文学吗？所有批评的弊病，难道不都是由批评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带来的吗？我常想，造物者在写作之外又给了一个“批评”的名额，简直是一个“福利”。
但这不是一般的“福利”，它离“惩罚”不过一步之遥。我想起了2001年初春时的情景，当我乘坐的大巴奔驰在古老的伯罗奔尼撒、从爱琴海畔的科林斯到迈锡尼的路上的时候，做导游的雅典少女指着一座圆锥体的山，告诉我说，这座山很有名。我说为什么，她说：“一个接受神惩罚的人，从前，在这里把石头推上山顶，再滚下来，然后再推上去……”
那真的是造化和神为西绪弗斯预备好的刑罚之所!它几乎是完美的：圆滑，高耸，陡峭，一个标准的圆锥体。西绪弗斯在这里进行着他搬石头的人生练习，条件可谓再好不过了。倘若他不把这看作苦差的话，恐怕神也拿他没有办法。倘若有饭吃，则差不多就是一种福利了，好好珍惜吧——那时我就应该想到，世界上的人和事原本都是差不多的。
惩罚和快乐可见是能够转化的——当惩罚变成了生存之需时，还用再追问意义吗？如果说有意义的话，唯一的就在于这出自天然的耐力——在对本无意义的劳作与苦役的忍受方面。耐力足以将惩罚转化为福祉。当西绪弗斯用他旁若无人的勤奋，不朽的受虐者的耐力，反过来嘲笑着神，把一生的苦行变成充实的快意的时候，不就是一切意义的证明之所在吗？
文学批评也一样。
我说过，我最初尝试这工作是源于一种好奇，一种无法躲过的智力或精神的练习。而今这则是出于一种惯性。我用不无虚妄的理想和热情持续着这工作，同时还奢望着自己的文字能够成为这样的东西：它包含了我高迈的情怀，它是写作者的知音，它联系着历史知识的谱系，它发现和解释着人的生存，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美文，它是我进入世界、感知人生的别一入口，是我进行自己的文化想象的起点……这里有发现的欢悦和共鸣的眼泪，有良知的奋起和生命的沉醉……我知道，这很难达到，但我会向那个感人而又可笑的自愿的受虐者——西绪弗斯同志学习。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批评家印象记
“修正主义”的胜利
——漫谈张清华的文学批评
敬文东
一
迄今为止，张清华的文学批评活动主要建立在如下几个重要概念上：存在主义、启蒙主义和新历史主义①。这些概念不仅为张清华提供了“解读”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和诸多文学现象的理论武器，充实了他理论批评的兵器库存，更加重要的是：它们为张清华预设了看待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其发展历程的思维方式、学术理路。一般说来，富有包孕性的、开放性的专门术语，一定有一个敞开的、有待使用者进入其中才能生效的阐释空间，也大体上规定了使用者和进入者进行闪、转、腾、挪的活动范围。它是他所有理论“动作”的演兵场或“世界杯”。在此，上述几个对张清华有着重要意义的专门术语在张清华那里也就有了自身的双重性：既是有待批评者、使用者进入的理论空间，又是承载和完成批评者与使用者的阐释“动作”的兵刃。恩格斯早就正确地说过：欧洲一切语言中的名词都是由动词转化而来的。这毋宁是在说，我们的所有“动作”的实际存在都早于我们对“动作”的命名，我们的“动作”的出现当然也早于我们对它的描述。假如这样的理解还有几分正确性，我愿意下结论说：张清华使用这些从众多的术语中挑选出来的专门术语，首先也确实是在描述的意义上使用它们——因为一切用于批评与阐释的文学活动，在作为描述和阐释的文学批评活动之前就已存在；而在这里，描述既是对批评家张清华的批评动作本身的陈述，在更大的意义上，也直接是张清华的理论批评活动本身。
如果说张清华的文学批评活动迄今为止是相当成功的，那么，这种成功有一半要归之于上述概念的巨大威力，以及这些概念为张清华提供的较为巨大的理论想象空间（因为它们的包孕性、开放性），而另一半，则要归功于张清华何以就能机缘巧合地、幸运地选择了这几个重要的专门术语——一如我们所知，毕竟选择从来都不是盲目的行为，毕竟不是每一个同行都选择了这些术语，或者选择了这些术语的同行并不是每一个都如张清华那样成功。
文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活动，始终与研究者的个人情怀、研究者想要寻求到的某种（仅仅是某种，而不是随便哪一种）答案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文学研究比起其他任何学术活动——尤其是自然科学研究——都更需仰仗个人情怀与研究者的个人性情：有什么样的研究者，就有什么样亟待处理的问题，也就有了想方设法才会出现的特殊的研究范式、研究思路和研究的口味甚至情趣。当然，那些早已等候在一旁的理论框架、术语以及操作方略也会按需出现。张清华是那种有着浓厚批评冲动的人②，批评冲动首先来自他寻求人生答案的冲动，来自始终想从变动不居的时光与历史现象中捞寻到较为稳定的根基的冲动。张清华说：“我……看见一个个逝去的岁月和舞蹈在已渺然远逝的烟尘中的一串串人物与景象，（我）在不断地困惑和犹疑中，强行地，用‘暴力’把他们打入我所设置的框架和囹圄之中，我既感到有一种指点江山、创造历史的快意，又有一种因自己的虚弱而不能驾驭历史的惶恐，更有一种伪造和虚构历史的犯罪感。”③基于我对他的著述的了解和理解，我愿意说，上述言论无疑很好地道出了一个对历史有着过多癖好的批评者的内心隐情：既想不无快意地陈述历史（动词性地陈述），又怕自己的陈述“得罪”了本来存在着和存在过的历史。这毋宁是说，张清华始终想在“真实”的历史和他的陈述中的历史之间保持某种平衡，这种平衡对他来说至关重要：那里边确实寄存着他太多的个人追求，寄托了他的个人性情。批评就是面对批评者自身。而对于性情或情怀，那不是我能解释的，在此，我们或许只能按照维特根斯坦教导我们的那样去认为：神秘的不是它们是怎样的和它们是怎样形成的，而是它们本来就是这样的。我想，对于这个问题，即便是张清华本人也未必就能解释清楚。
批评活动当然还来自“求真意志”的暗中怂恿。不过，也正如张清华早已意识到的那样，文学研究中的所谓求真意志，始终是一种主观意义上的“求真”，其结果也只可能带来一种主观意义上的“真实”——假如还可以这样表述的话——在大多数时候并不具备客观性。张清华在回顾自己的文学研究时，就曾深有感慨地说：“我游浮在我自己虚构的时间山水之中。我听见历史之门在风中咣然作响。我在不断的怀疑中进行我的工作。历史是什么？谁能够复原历史？都在写历史，但谁又真正接近过历史？所有的文字都只是文字，是它的驱使者的‘修辞想象’，而真正的历史仍然隐在暗处。”④这应该算是把话给挑明了吧？实际上，这段有着“独白”性质的文字，也把那种既想陈述历史以及历史又几乎是无迹可寻的尴尬给点明了。不过，也正是在这个较为紧张的论域之内，张清华选中了上述几个重要术语，就不能不说是他的幸运，因为这几个专门术语确实给了他可以完成求真意志这个巨大任务的契机。仿佛对象“偶然的相遇，两个相同的命运，在一刹那间，互相点头，默契和微笑”⑤。剩下的任务无非是将他们相互间的“点头”“微笑”给记录下来就是了，而这，正好构成了张清华文学批评的丰硕成绩。基于上述理解，我们似乎可以下结论说，和许多别的生搬硬套的“批评家”非常不同，这成绩几乎是在自然而然中到来的，如同水遇到石头要转弯，汽车在爬坡时会突然加大马力一样。
二
作为专门性的批评术语，存在主义、启蒙主义和新历史主义都是舶来品，它们被引进中国大陆时，基于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更基于研究者本人的特殊情怀和性情，它们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都获得了不同的含义。和许多同行一样，张清华也是上述概念的“修正主义者”。但正是这种修正才既吻合了张清华的批评性情，也满足了张清华要在批评对象和批评陈述之间寻找到平衡的愿望。
批评的冲动当然不仅和个人情怀有关，也和批评对象相关。在成熟的批评家那里，批评的冲动始终想在个人情怀与切合实际的批评对象的实际之间努力保持平衡。在此，批评的求真意志尽管早已打上了研究者的个人情怀的主观色彩，但也在拼命维护自身的客观性。张清华遇到了这个问题，也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张清华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就是使自己成为一个上述术语的“修正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身份在文学批评家张清华那里赢得了某种必然性：“修正主义者”的身份为张清华提供了批评对象与理论阐释之间的广阔的中间地带、能够施展拳脚的广阔空间。
大而化之地说，张清华基本上算得上一个新历史主义者——这和他浓厚的历史癖好倒是相适应的，他对新历史主义理论也确实有着相当精辟的理解。他似乎对“历史在于观念”“历史就是叙事与文本”等观念有着暗暗的拜服（如果不是说崇拜的话）。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张清华的批评家身份和他本人的批评活动之间的秘密：用他所理解到的新历史主义的精髓，去解读中国现当代文学，既照顾到了研究者本人的个人情怀，又照顾到了研究对象的“求真意志”与主观化的统一。或者更为直截了当地说：新历史主义者的身份，正是张清华成为一个上述术语的“修正主义者”的立场和出发点。
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一方面多灾多难，另一方面也由此具有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印象。张清华对付它的方法似乎很简单：使用修改后的存在主义、启蒙主义、新历史主义的概念。这一下子使得新历史主义者张清华眼睛一亮，看上去纷纭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百年中国文学在张清华那里也陡然明晰了：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中间夹杂一个过渡性的桥梁——新历史主义，这就既为张清华明晰了研究对象，也使张清华找到了陈述对象的游刃有余的方式。在这里，他把理论术语本身所包孕的可阐释性空间给丰满、圆融了。
在张清华那里，存在主义被修改为和启蒙主义大体上相关而又有自身特殊内涵的概念，这和原教旨意义上的存在主义和启蒙主义的相互关系有了相当大的背离。虽然他明确地说过：“我在这里使用的‘存在主义’一词，也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19世纪后期以来的存在主义哲学，它在这里的相对性是显而易见的，即它完全是与启蒙主义以人文理性为核心、勇于担负社会正义和责任相对而言的以个人精神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它是个人的自觉……它不再倾向于社会、公众、理想、真理等等绝对的价值。”⑥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存在主义一词放在张清华的批评语境之中，我们就会很清楚地发现，他一开始是将存在主义和启蒙主义有意混淆使用的。这基于一个重要的事实：当五四文学和新时期的文学登台亮相时，启蒙主义和存在主义就已经纠缠在一起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有些论者认为的那么汤清水白、界限分明，倒恰恰是张清华机敏地看出的那样，始终混淆在一起。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一个作家既有可能是启蒙主义者，又同时有可能是存在主义者。毕竟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一个人身兼两重身份并不是矛盾的，反而是张清华所暗示的那样，正好是时代内容赋予一个写作者的双重身份或曰特殊使命⑦。这是中国文学的特殊性所致，不能怪张清华不懂得这两个概念的区别，恰恰相反，张清华陈述的那段文学历史越往后“走”，越显示了这两个概念的本有特征。也就是说，当中国文学中的存在主义思潮和启蒙主义思潮越来越各自为政的时候，张清华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也越来越依照它们的本义。当然，在此过程中，启蒙主义也得到了有效的修正与控制。但这归根结底仍然来源于批评者、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准确把握。
原教旨意义上的启蒙主义和存在主义完全被本土化了，正如张清华所说：“80年代中期，先锋文学思潮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转折期和复合期。尽管启蒙主义的文化语境尚未彻底瓦解崩溃，但存在主义已迅速溜出书斋而伴随商业物质主义价值观念的发育堂而皇之地进入社会，成为一种颇为时髦和激进的文化精神，个人开始从群众中回家，个人性的境遇与价值开始代替启蒙主义的‘社会正义’与‘公众真理’而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的新的基点。”⑧在这里，存在主义和启蒙主义在互相扭结着“前进”，也在相互扭结中渐渐分离并开始渐渐地各司其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有了张清华描述20世纪中国文学的著名命题“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的出现。但张清华的清醒更为充分地表现在：他始终是把存在主义和启蒙主义看成是中国文学中长期共存的思想资源，这既暗示了中国文学的实际情况，同时也厘清了许多问题，更对应了中国文学内部各种思潮的并存和不平衡性。
在审慎地思考和研究中，新历史主义也被张清华修改为另一番模样。它“不再像寻根小说那样将匡时救世、重铸民族精神作为自己不能承受之重的使命，而将历史变成了纯粹审美的对象，变成了作家人性体验与文化探险的想象空间”⑨。也就是说，在这里，新历史主义一头联系着启蒙主义（即“匡时救世”“重铸民族精神”），一头维系着个人性的存在主义（即“人性体验与文化探险的想象空间”）。这样，在张清华那里，新历史主义真正成了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的桥梁和中间环节。我个人认为，上述思想正是张清华作为文学批评家最有眼力的地方，也是一个批评家良好的总结能力和概括能力的表现之所在。
张清华甚至把“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这一命题推广到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框架中。在他早期的著作《境遇与策略》里，就已经隐隐约约开始了对这一命题的使用。而在使用这一命题时，他死死抓住中国20世纪文学所处的时代际遇，并分析这一境遇。他得出了他应该得出的结论，他的结论也正好体现了他为自己寻求答案的焦虑心情。到更为重要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上述命题更得到了明目张胆的体现。
张清华使用上述三个极富包孕性的术语，确实使他将看似纷纭复杂的20世纪中国文学明晰化了。你当然可以说他很可能把问题简单化了，但我们研究一个问题不就是为了让它明晰起来，而所谓明晰不正好暗含着简单和使之简单的潜台词吗？张清华是那种始终想借解释历史来解释自己的人，作为中国先锋文学甚至整个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参与者和亲历者，他需要有一个认识、概括文学历史的利器，以便为他参与其中的历史找到某种借口。我不能担保说，这就一定是合理的，但我能理解：它确实给了一个有着自身历史焦虑感的人一个明晰历史并由此为自己壮胆的理论诉求。
三
张清华作为文学批评家的价值还主要体现在他对同时代作家的理解上，也体现在对同时代作家的创作历程的理解上⑩。我一向认为，批评就是理解，但这种理解以道德为前提。本雅明曾在某处说过，如果歌德错误地理解了荷尔德林等人，那不是因为他的鉴赏力出了问题，而是因为他的道德患了感冒。我认为，除此之外，批评的道德还意味着诚实地指出作品中好的和不好的因素，优秀的和不优秀的方面，也就是说，本着建设性的良好愿望，指出文学创作的症结之所在。张清华在对同时代作家有限度地赞誉的同时，也提出了诸多批评。不能说全都是中肯的，但它们中的大多数意见却都是有意义的。
对同时代的作家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张清华的理论指归与出发点都是“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也几乎都是对这个命题的较为合理和较为机动灵活的使用。正是这样，使得张清华基本上建立了自己的批评体系，他有了一整套辨析和解剖当代中国文学的手术器具。如果说，他的《境遇与策略》和《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在解剖具体文学个案时，在努力建立自己的批评体系或批评理念，那么，大量解剖当代文学作品和当代文学现象的批评文字，则更主要是对他的批评理论的巧妙应用。在它们之间有一种互证、互探的关系。对张清华来说，两者似乎都是不可或缺的。
一个合格的文学批评家必须具备如下一些基本素质：敏锐的洞察力，渊博的学识，良好的语言表达，对文学的准确把握，优秀的概括能力和完善的道德感。如果拿这个标准去看待时下中国的文学批评家群落，结果就不容乐观。基于上述理解，我还是愿意说，合格的批评家虽然不多，但也不是没有，张清华就是其中一个。
【注释】
①张清华：《境遇与策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逻辑》以及《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都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些概念或主题展开来谈论20世纪的中国文学。对上述三个概念的解剖是“解读”张清华理论、批评活动的关键。
②朱德发：《〈境遇与策略〉序》；宋遂良：《〈境遇与策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逻辑〉跋》，中国文学出版社，1995。
③④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⑤梁宗岱：《诗与真·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⑥⑧⑨张清华：《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⑦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张清华的两本专著：《境遇与策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逻辑》和《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等。
⑩张清华在这方面有较多的著述，比较重要的有：《大地上的喜剧——〈乡村温柔〉阐释》（《小说评论》1999年第3期）、《莫言文体多重结构中传统美学因素的再审视》（《当代作家批评》1993年第6期）、《野地神话和家园之梦——论张炜近作》（《小说评论》1994年第2期）、《在幻象和流放中创造了伟大的诗歌——海子论》（《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5期）、《精神接力与叙事蜕变——新生代写作的意义》（《小说评论》1999年第1期）、《十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回顾》（《钟山》1998年第4期）、《从精神分裂的角度看——食指论》（《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4期）等。
（敬文东，时任职于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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