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杨庆祥：作为“去魅”的文学批评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今日批评家
杨庆祥（拍摄时间：2008年）
杨庆祥，1980年生。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批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出版学术著作《“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与实践》《分裂的想象》《现场的角力》。曾两获《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中国年度青年批评家奖、第十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新人提名、第十届上海文学奖理论奖、第三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同时从事诗歌写作，出版有诗集《在边缘上行走》《虚语》。曾获《诗歌月刊》2001年全国探索诗大赛一等奖、人民文学首届诗歌奖年度新锐奖。
我的批评观
作为“去魅”的文学批评
杨庆祥
韦伯曾经认为现代就是一个不断“去魅”的时代。但现在看来，他的这种判断也是有局限性的，现代生产“神话”和“偶像”的能力一点都不比前现代差。就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例吧，如果说“文革”中的“八个样板戏”、浩然是“神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建构起来的沈从文、张爱玲，90年代建构起来的路遥、海子还有“先锋文学”等不也是“神话”和“偶像”吗？奇怪的是，“八个样板戏”和浩然可以被推下神坛，而80年代以来生产的这些“偶像”却不能受到反思和质疑。理由似乎很简单，“样板戏”和浩然是“文革”的产物，既然“文革”是“错误的”，那么，“样板戏”、浩然当然也是“错误的”。而张爱玲、“先锋文学”等是“新时期”意识形态的产物，“新时期”无限“正确”，这些人当然动都不能动。
这其中关涉80年代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和学术体制，其背后有复杂的文化权力和文化资本的运作，这里不拟展开。只是需要指出，如果存在一种所谓“理想”的批评或者研究状态的话，这种不断“赋魅”的批评和研究是让人不满意的，其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历史的健忘症以及对当代严重的不自信。这种健忘和不自信越是严重，文学批评就越是热衷于制造“标杆”和“偶像”，就越是需要不断更新“文学英雄”的谱系来支撑门面和自我安慰。我觉得这都不是优秀批评应该持有的态度和原则。很多批评家喜欢争论当下文学和当下批评是“好”还是“不好”，喜欢“排座次，吃果果”。我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首先要作出“好”还是“不好”这种价值上的判断呢？为什么我们不能静下心来面对我们复杂的历史过程呢？不管这历史是严峻的还是轻飘的，不管这个时代的文学是一流还是二流的，我想，它首先是真实存在的，文学的历史一直在延续、生成和发展。我们更应该做的工作不是去进行简单的道德裁定和价值臧否，而是去理解它们，而理解的前提，就是要耐心认真地去分析我们所面对的“对象”，平等地与作品、作家以及他们代表的美学进行对话交流，而不是一味地“认可”，匍匐在所谓文学经典和文学圣徒、大师的座下，正如布迪厄所言：“人有权假设存在某种不可认识的东西，但他不应该为研究划定界限。”（布迪厄：《艺术的法则》）
“去魅”的文学批评要求我们暂时搁置个人的主观偏见和道德诉求，力求客观、冷静、严肃，在剖析对象的同时也不断反思自我。唯其如此，批评才能始终保持其独有的、纯正的审美原则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以“同情理解”的态度去“厘清”作家作品与我们的时代、社会之间的复杂纠缠，在“呈现”“打开”“建构”有意义的“问题”和“话题”的同时，作出恰当的判断和选择。
2008年7日8日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8年第5期
批评家印象记
80后的文学史研究
程光炜
我知道杨庆祥比较讨厌别人称他80后，因为他愿意对人“年龄”的评价做更多样化的历史的理解，而不是简单的社会学归类。不过，他确实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所以我想指出这恰恰是他作为后起研究者的独特性所在。
杨庆祥是安徽人氏。近年安徽是人所共知盛产批评家的省份之一，如李洁非、郜元宝、洪治纲等。安徽人五四时就有酿造时势、推动文学之走向的先例。即使在今天，陈独秀（安庆人）、胡适（徽州人）这两位中国现代文学的“首义之人”，也还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理解与研究文学的途径和方式。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朱光潜，某种程度上也改变或者说重建了现代文学史的地图。这都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我不知道他与这一切是否有联系，但我相信一个地域的文脉与文气是能不断地给它的后继者以某种激励的。杨庆祥2004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读硕士，2006年攻读博士，一路下来已在北京待了五年。他最初是铁定做一个诗人的，最不济也做个诗歌批评家。他曾经狂热写诗，后来转入地下（大概是受了我的某种“打击”），据说现在已很少写诗。不过，他仍把诗看得比小说“更高”，对此我却不能苟同。一开始我暗自担心，一个个人爱好和思维方式如此诗歌化的年轻人是否能从事文学史研究。杨庆祥没有让人失望，他虽然经历过反复，但他的硕士论文一上手就进入了状况。他研究的是两个诗歌选本对“第三代诗歌”的建构问题，眼光却异常冷静，并且有意与研究对象保持了客观距离，确立了一个“旁观者”的立足点。在写作中，他一般不就事论事，落入研究对象的陷阱，而是左右机动、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拿得起，放得下，将问题放置在80年代的大语境中来讨论。三万多字的论文，把第三代诗歌的来龙去脉、历史渊源和文化性格讲得清清楚楚，还有不少有趣的发现，这样的工作实际上并不容易。
2007年，是杨庆祥文学史研究的“崛起”之年。两年来，他接连在《文艺研究》《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当代文坛》等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大牌杂志”上发表过十多篇万字以上的论文，有的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因《南方文坛》的赏识和厚爱，他还获得该刊“2007年度优秀论文奖”，有幸与众多师长辈批评家和学者站在一起领奖，我想这件事对他终生都会有很大激励。我不想讳言，这些成果即使拿到一些大学申报高级职称仍不会逊色。杨庆祥近年写得最好的一批论文，我以为是《审美原则、叙事体式和文学史的“权力”——再谈“重写文学史”》（《文艺研究》2008年第4期）、《“读者”与“新小说”之发生》（《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4期）、《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主体论”与“新时期文学”的建构》（《当代文坛》2007年第6期）等篇。如果说，“文学史研究”是一种“后发式的批评”，那么在我看来，它们应该是从80年代文学的“问题”出发，通过对当年文献的重读、比较、归类、挑选和“知识考古学”分析，通过质疑“已有”的批评和研究“结论”，以提出自己问题的方式所做的研究工作。这种研究不是过去那种“追求结论”的工作，而是通过提问题的方式进一步激活那些沉睡在结论深处的“问题”，使之产生对于今天的当代文学研究来说更具有建设性、启发性的对话的意义。它试图要回到我们当代文学学科的根部，大胆地、但不是想当然地找出它的“系列问题”，加固已有的支点，并对那些摇摇欲坠的现象、问题进行重新装置。于是，在我看来，他的《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一文，应该是近年讨论“路遥现象”最具创见性的论文之一，实际也廓清了这个问题的那些“道德化”的纠葛，使路遥得以成为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或者进一步说使他成为一个“问题作家”（就像现当代文学对鲁迅、赵树理、浩然“问题”的重新讨论一样）。这一工作显然不是终点。对更多的80后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研究者来说，它也许是一个不能忽视的起点。
杨庆祥为人低调、平实、谦虚，却不畏惧学术权威，这一点能从文章中隐约看到。他潜心于当代文学史研究，但没有过于张扬或令人讨厌的学究气，其同门师兄弟大概可以作证。他常与我争论，也不简单附和或认同别的讨论者的意见，然而事后总能巧妙地吸收大家的观点，并在论文的修改和充实中有所体现，使其更具光彩和锐气。我们师生一场，有长达五年的光景。每每回忆课堂上不失紧张的争论和讨论，也会惊讶于这一切都发生得那么自然。它是学理的探讨，是纯问题的争辩，是服从学术良知的实验性的工作，而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氛围就在这枯燥、考验人们忍耐力的漫长岁月里逐渐形成的。这几年来，杨庆祥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头脑冷静，思维清晰，表达准确且有分寸感。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事都完美无缺，比如，我有时交代一点无关紧要的事情，他当面应承下来，事后却不了了之。幸亏我记忆力不强，又不是事必躬亲的顽固个性，这样，就让他和他的师兄弟们经常“幸免于难”，居然都没有发展到“兴师问罪”的地步。这是文末戏言，读者切勿当真。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8年第5期
延伸阅读
《批评家印象记》
张燕玲，张萍 主编
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评观》
张燕玲，张萍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0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