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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批评家 | 张柱林:文学花园和外面的世界

张柱林 王晓明 中国作家网 2023-11-04


编者按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今日批评家


张柱林(拍摄时间:2010年)


1966年生,曾就读于武汉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文学博士,现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在国内报刊发表论文、散文随笔及小说、杂文等作品多篇。著有《一体化时代的文学想象》《小说的边界:东西论》等著作。曾获得《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广西文艺评论奖等奖项。



我的批评观


文学花园和外面的世界


张柱林


和大多数在20世纪80年代接受文学教育的人一样,我长期相信,文学或者说文学文本,是一个自足的世界,就好比一个大花园,里面长着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各式各样的艺术植物和花朵,批评家的任务,浅的层次,是分析各种花朵是如何组成的;往深的方面说,是指出花朵之所以吸引人的奥秘。于是在评论文字中,就充满了结构、审美、心灵、反讽等等元素,一句话,文学被完全当成形式的艺术。相应地,组成文学作品的材料就是想象力和各种符号、隐喻、象征,有时也会提到作家的经验、社会现实和时代思潮,但都是作为点缀。想象力不仅是催化剂和酵母,也是作品的本源,文学鲜艳之花是在人的心灵沃土上开放的。


这个花园当然是美好的,因为非常纯粹。飘荡在花园里的全是花香,满眼姹紫嫣红,看不到尘埃飞舞,闻不到肥料的腐臭,这是多么令人陶醉啊,陶醉得大家闭上了眼睛。不过这个理想的境界,与20世纪80年代的乐观主义一起,很快被现实打碎了,文学的花园也随之呈现衰颓的景象。当然,文学批评却在另一块园地里繁荣起来,那就是大学的中文系及其相关机构。为了适应学术“大跃进”的需要,大学内批量生产了大量学院论文,多数是自我繁殖,常常与文学花园的景象没有直接的联系。


其实,批评家的工作常常令人讨厌。有些话写作者并不想明确表示,故意沉默、省略、遮掩,批评家非要用大白话将其转述出来,顿时使其失去隽永含蓄侧面烘托之美,让读者少了一份遐思追索怀想的快乐。批评家像一个侦探,把文本里的各种蛛丝马迹甚至漏洞指出来,揭露真相、隐情,因此成了两面不讨好的工作:作者嫌批评家暴露了他的秘密,读者也怪批评家多嘴,因提前把结局说了,阅读的兴致必然大减。有时候,人们看到一朵花,觉得很美或很香就行了,不一定要人告诉他,这花之所以美是因为它的形状和色彩,其香味来自某种分子或细胞。如果指出,人闻到花香是因为距离正好,如果凑近了,其实很臭,岂不大煞风景?更有甚者,说花乃是植物的生殖器官,那就得承担扼杀美好想象力的罪名了,当然,认为生殖器官美好者另作他论。这就像一位物理学家说的,世界越显得可以理解,就越显得没有意义。


话说回来,总有一天,一个再迟钝的人也会认识到,花园的美绝不在于花园本身,没有外面世界的对比,也就不存在花园,遑论花园之美了。更重要的是,花园永远和外面的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花园再肥沃,养料也会消耗,必须得时时从外面的世界采来新土,还有,从围墙外汲取源头活水。否则,花园维持得再好,也会营养枯竭,花朵枯萎凋零。一个批评家,即使不能更新文学花园的土壤,也应该清楚,文学花园的外界更加广大,如果说不是更美的话。


文学之花生长在心灵沃土上,但心灵生长在现实大地上。


好几次,有人问我,你写的究竟是文学还是社会学?我不知如何精确分辨两者。我也不知道如果他们今天看到我的回答,是不是满意。我只能说,文学确实不是社会学,但文学根植于社会现实中。文学赋予现实以一定的形式,就像花朵、枝叶、根茎等给了纤维素、叶绿素以形式一样,这样说,也就意味着这种赋形的过程是一个生长的过程,不是将僵死的形式强加到鲜活的体验上。


反过来,若没有纤维素、叶绿素等,也就没有所谓植物了。一般的欣赏者只要感觉到花朵的美就行了,而一个植物学家当然必须知道花朵的成分,也要知道它是怎样长出来的。但这还不够,理想的批评家就像本雅明说的炼金术士,他将一堆素材炼成真理的金丹,并且洞悉火焰产生的奥秘。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0年第4期



批评家印象记


柱林印象


王晓明


柱林是热心人。去年春末,我去他任教的学校,见他在办公室忙得一头汗, 有同事叫他:“柱子,这个事情……”他马上答应:“得,我去!”他更是个实在人。两年多前,他还在上海读博士学位,正遇上我们举办一个学术会议, 来了好几百人,会务组忙得焦头烂额,就把他也拉来帮忙。有一天,掌灯时分, 与会者都去饭厅了,空寂的主会场里,七八个年轻的会务人员风风火火、奔进奔出,柱林却蹲在门外一台饮水机旁,耐心地清洗出水口下面的水槽:一天下来, 那里面积满了水。他的安静的背影,给我极深的印象。


那一期博士生同学里,柱林堪称读书种子。他兴趣面宽,看得又快,书就读得很杂,几乎什么都知道一点。这并非全是好事,因为不容易融会贯通,但在柱林,这却有一个明显的效果:他有自己的立场。一个新的思想流行了,他感兴趣,甚至也想跟随,但总会这里那里地发生一点疑惑,于是就偏着脑袋沉吟了:“这……”在我的讨论班上,柱林喜欢发言——他不是闷葫芦型的,但他不人云亦云。


这不全是因为读书。来上海之前,他已经在大学执教多年。他常笑指同学:“你们那时候太小,不知道!”他嘴里的“那时候”,常常和农村的贫困有关, 他不止一次回忆小时候怎么吃不饱:“你看我长得这么瘦小!……”他因此常常强调自己体质差,尽管同学们都知道,他打得一手不错的羽毛球,好像还曾是某个校队的成员。不过,他确实吃得起苦,论文答辩前夕,突然阑尾发炎, 他硬是忍着疼,一边打抗生素,一边填表格、理思路、参加答辩,还不忘换一件新衬衫——至少看上去是新衬衫。


大概就因为懂得人生的艰辛,爱读书、不无知,柱林很少表现出左派式的激进。我并不轻看这种激进,在当今中国,年轻人的这种激进每每与热忱和理想有关。但是,我同样欣赏柱林的犹疑,他不幼稚,他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他没法抹掉自己的记忆,因此也就忘不了那些印证、拨动或激活过记忆的文字。一百五十年来,中国的革命一路艰难,那么多苦痛,那么多曲折,实在也不容后人健忘。当大家都晕头转向、不知道前途何在的时候,谁记得往事,谁大概也就不容易再次迷路。


当然,对柱林——或者说大一点,他这一代学人——来说,还有一样与记忆力同等重要的品质,那就是对新状况的敏感。柱林还年轻,但年轻并不自动赋予人敏感,正如同年轻也不一定就不保守。社会一直在变,中国尤其变得剧烈,就拿文学来说,2010 年的中国文学的图景,和譬如十年前相比,已经称得上面目全非。市场、互联网、文学和语文教育、“文学青年”、支配性的意识形态、读者和作家的关系……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条件,都快速地变化。批评家怎么去把握这些变化?如何及时准确地回应?能洞察这些变化背后的更深的变动吗?能由此对文学和更大范围的精神文化的趋向,形成有力的介入吗?当一切尚未凝固、因而就还有可能的时候,即便只对作品有兴趣,批评家也必得要挣破种种狭隘习惯的束缚,在广阔的社会和人生背景上重新定义文学。文学的地火已经被孱弱心灵的腐土压得很久了,该是剖开压抑、引它跃出的时候了。


说到这里,已经不只是关乎敏感,而是关乎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关乎当代中国人——无论是否年轻、是否关心文学——对共同命运的理解了。但我仍然把这些写出来,因为我相信,柱林是经常想着这些的。



(王晓明,上海大学)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0年第4期



延伸阅读


《批评家印象记》

张燕玲,张萍 主编

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评观》

张燕玲,张萍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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