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黄轶：内省的力量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今日批评家
黄轶（拍摄时间：2012年）
黄轶，河南南阳人。文学博士，博士后。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受聘为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南社研究会理事。学术方向为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研究、中国乡土—生态小说研究和批评。主持有“中国当代小说的生态批判”等国家级、省部级项目七项。出版独著《现代启蒙语境下的审美开创》《中国当代小说的生态批判》《传承与反叛》《风雨饮冰室》，编著《张炜研究资料汇编》，合著《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入选“国家社科优秀成果文库”）等。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八十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等转载，在《文汇报》《粤海风》等刊物发表随笔多篇。
我的批评观
内省的力量
黄轶
陈平原先生将中国文学的传统化约为“史传”和“诗骚”，王德威先生则命之为“史诗”和“抒情”，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现代作家对“楚辞”世界的向往。沈从文由“楚辞”出发，“发现”了知识分子的文字表达“本质不过是一种抒情”；在张炜《楚辞笔记》中，屈原不仅是不被信任的臣僚、遭遇放逐的贵族，也并非是史书一再渲染的爱国志士——他更多是一个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行吟骚客。在其绚烂华彩背后那份抗拒流俗的苍凉悲壮，那份抵御流言的高迈傲骨，那份对感情的沉醉、依恋与哀伤，那份对民生多艰的长长太息汤汤泪流，那份对末世之哀的无奈和疼惜……是今人面对时代大转型、竭力维护自我精神域地的纯洁时不得不引为共鸣的。
难道，这就是我们与屈子千古遥契的缘分？阅读《楚辞》时千转百回的愁肠只是为了遥应那个至美灵魂孤独的生命体验吗？在一个以粗鄙为时尚、排拒优雅和深刻的时代，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幕落花凋，“七夕”变成了一夜娱情，“中秋”被置换成奢华的月饼，但待“端午”也变成了粽子的时尚言说，你说这是屈原的悲哀还是今人的悲哀？即便“多元”对抗“一体”显示了知识者的批判精神，在网络传媒、影视文化的洪水冲刷出的“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政治伦理预谋？我们陷入了“无物之阵”，仓皇错乱。但是，当我们“融入一片时光”、让“时代的一切阻障都在这个时刻里消融”而力显自己的高标独异时，是否也预示着知识分子在挽救不了精神滑落时就只有一条去路了：做个香草美人！这自然是一种轻松自在的选择，但遭忧的心魂怎么可能在沉湎于怀旧、轻绝于时代中安然？所以，对屈子的眷念应该包含对历史和现实荒诞的质疑，尤其是那种对任性自由、桀骜不驯、柔韧旷达的精神的崇仰，这是文人的永恒心结。或许正如闻一多在“敬质”孙次舟时所分析的，屈原的悲哀正在于他本该做好一个“弄臣”，但他忍不住要做一个“文人”而参与到“公共思想领域”。《楚辞》中的诗人“不为邀宠，不计贫贱，从而赋予‘忠’特殊而固定的内容”，以在流浪与行吟中绽放的“沉思”和“内省”抗拒着知识者的心灵蒙难。这是伟大传统中的“史传”内涵还是“诗骚”精神？其实，“史传”也好，“诗骚”也好，总有些相同的美如那些内省和沉思的力量会打动我们。
再思索蔡元培所谓“我国周季文化，可与希腊罗马的文化比拟，也经过一个繁琐的哲学时期，与欧洲中古时代相同，非有一种复兴运动，不能振发起衰”，这有其道理。如今，我们正以退守的姿态、怀旧的快感热议传统文化复兴。但当发现不是文明精粹在新的时空中浴火重生、凤凰涅槃，而是某些沉淀下来的渣滓重焕生机，是只求“活着”的民众重陷祥林嫂捐门槛的蒙昧和华小栓吃人血馒头的悲剧，正如从《药》到《古炉》活生生写着的，我们不由得惊心：对传统文化的叩问和回溯会变成另一场闹剧吗？中华民族何时能以沉思的力量缔造出立足于“现代”的内省意识？文学经典是穿越历史隧道能与后人心灵共震的艺术，《楚辞》悲伤的文字已漫过千古，我们只有鼓起勇气才能面对那份由沉思与内省玉成的高贵与尊严。所以，我有理由尊重路翎、穆旦、萧红、钱钟书……欣赏霍达笔下的韩子奇、石舒清笔下的马子善、阿来笔下的达瑟和晋美、迟子建笔下的老祖母、贾平凹笔下的善人……
“内省亦称‘自省’或‘自反’，也是自我了解、分析、反思，并建构正确的自我知觉和行为的方法。”或许，拥有了内省的力量，文学才能写出大变局时代的崇高与堕落、理性与疯狂，写出在一场场精神的劫难中那些不可复制的心灵搏战，写出人心的抗争与颓灭、呐喊与悲凉？起码，内省意识是一位作家、一部作品应该具备的重要品质。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2年第3期
批评家印象记
黄轶印象
王尧
我第一次见到黄轶，是2006年10月底在山东大学召开的“中国古今小说通识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主持会议的孔范今教授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学者，他发来邀请函，又让战军致电，我颇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会议好像是在“舜耕山庄”举行的，我在大堂见到孔老师和战军兄，接下来就认识了黄轶，我们彼此并不熟识，寒暄了几句。当时我只是零星看到黄轶发表的一些论文，觉得要做苏曼殊研究，既需学识也要才情，这让我对黄轶刮目相待。印象中的黄轶戴了副眼镜，微笑而从容——女性知识分子大概就是这个模样。
黄轶的博士论文《苏曼殊文学论》最终出版时名为《现代启蒙语境下的审美开创——苏曼殊文学论》。从博士论文到出版专著，这中间相隔时间不算长，但这个书名透露出来的学术信息更能反映出黄轶把握苏曼殊的独特视角以及她以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高度。苏曼殊“以诗人致力革命”，文学成就卓然，个人经历亦为传奇。从晚清到民国，正是近代与现代转型之际，气象万千。黄轶选择苏曼殊，显然怀抱了高远的学术理想，她试图从苏曼殊这一个案来透视历史转型之际中国文人的心路历程，并以此呈现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路径和内在逻辑。
以我有限的阅读观之，黄轶将苏曼殊置于近现代文化冲突之中，置于中国文学审美现代转型之途，对苏曼殊角色的定位应该是准确的。在黄轶看来，苏曼殊在“升天成佛我何能?……尚留微命做诗僧”的诗中明言了自己对自己的定位:一是诗者,一是僧者,而第一个问句对“成佛”的质疑,颠覆了“僧”的价值定位,因而实际上苏曼殊在此强调的是“诗者”。在苏曼殊的多重角色中，黄轶突出了他的“诗者”身份。苏氏“多少不平怀里事,未应辛苦作词人”和“词客飘零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的咏叹，都注重文学家的自我身份定位。因此，黄轶在学界通常的革命爱国、思想启蒙等视点之外,更倾向于认为苏曼殊终究是以一个审美主义者的姿态切入了时代进程,文学创作成为苏曼殊最后的逃亡地,他以自己的感悟建立了文艺审美观,参与了中国文学审美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
黄轶在《现代启蒙语境下的审美开创》一书后记中，有一段不算短的文字，抒发自己研究苏曼殊的心迹，这颇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熟悉黄轶。当下的状况未必完全可以类比近现代之际，但由那个世纪之交延续下来的知识分子角色冲突，在我们这一代学人身上依然激烈。黄轶在对先贤的追忆中，在对当下的评判中，毫不掩饰自己的内心困惑与现实冲突，也不掩饰她想做一个知识分子的期许。她说她“总是特别痴念抗战的隆隆炮火中在西南联大、重庆郊外等在后方辗转流离的那些学人们，他们是以怎样的坚韧和激情在维护着读书人的精神境界，表达着知识分子的人间关怀？”这一读书人的谱系，当然也包括苏曼殊那一代。我自然不能夸张地说黄轶写苏曼殊是在写自己，但可以肯定的是，黄轶在研究苏曼殊时自己也经历了精神的洗礼。
对我们这一代学人而言，19与20世纪之交是一个历史的出发点，而20与21世纪之交则是一个连接了历史的现实问题。新世纪已经十余年，转型累积的问题仍然是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无论是基于学术思路，还是从介入现实的立意，黄轶近几年来转向当代文学批评都有迹可循。而这一转向，也显然受到她的合作导师丁帆教授的深刻影响。黄轶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的几年，其学术重心基本转到了当代。很多年来，我们对批评家角色的理解窄化了，只是把专门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专家称为批评家，将学者与批评家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角色，并且将批评家置于次要的学术位置。这其实是一个误解。依照萨义德对批评家的分类，被我们通常称为学者的文学史研究者、理论研究者都是归入批评家这一行当中的。事实上，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经呈现这样的“身份”特点。
黄轶关于当代文学的批评，作家作品论相对少些，而更多关注问题和现象，并且相对集中在“乡土文学”领域。她的博士后工作报告，集中反映了她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状态。《文化守成与大地复魅——新世纪乡土小说浪漫叙事的变异》《论世纪之交乡土小说的“城市化”批判》等论文，都受到学界关注。和他们这一辈中的许多学人不同的是，黄轶以小说为中心，能够将现代以来的乡土文学现象贯通起来，这正是她的学术从近现代着手再涉及当下的一个优势。无疑，当今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谓“乡土中国”不仅和五四时期有太多的不同，和费孝通先生论述的“乡土中国”亦有很大差异。如何在这个变化了的时代中，重新观察和思考乡土小说这一文学中的“中国问题”，对黄轶来说，仍然有许多重要的工作要做。
“两个世纪之交”，或许成为黄轶学术研究的基本框架。黄轶肯定已经意识到，对两者的关联研究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在这两者之间移动是容易的，而通识是艰难的。我对黄轶的近现代文学研究中涉及的两个话题尤有兴趣，一是苏曼殊与五四浪漫抒情派文学，二是苏曼殊的小说与文学的雅俗流变。这两个话题，一个涉及抒情传统的问题，一个涉及如何认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关系问题。可以说，对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进行关联性研究，这两个问题有待更深入的探讨。黄轶目前正在做的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研究课题“《中国新文学大系》与现代文学经典化问题研究”，是她在这方面试图突破的开始。黄轶在自己的治学道路上已经基本具备了将近代与现代、现代与当代贯通的知识准备，前景可期。
和黄轶重逢，是2009年暑期在安徽大学。南京大学文学院和安徽大学联合举办了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学术会议。在那个炎热的夏天，与会学者的兴趣仍在文学。我可能是中间出去抽烟了，没有听到黄轶的发言，很是遗憾。2010年我从国外访学回来，黄轶说想邀我去讲课。后来正好去徐州参加作协的活动，我便顺道去了郑州。这也是我第一次去郑州。想做一个文人，而没去过中原，实在说不过去。我到郑州火车站时已是深夜了，黄轶和同事还在车站等我。在那里两天，我感受到她在学院的亲和力，也有时间听到她对学术研究的想法。当时无论我还是她，都没有意识到一年后会成为同事。黄轶到苏州后，依然是那样勤奋刻苦，以此度过了适应期。我不是看到她新发表的论文，就是又听说她重新回到近现代研究领域，她的那张书桌是安稳的。
从中原到江南，一切或许都是新鲜的。年前黄轶告诉我，她去了苏州哪些哪些地方，感觉如何。我想提醒她去寻觅一下苏曼殊在苏州的踪迹，想想她可能去了。“三生花草梦苏州”的苏曼殊，身为南社成员，曾在苏州小住过一段时间，“春泥细雨吴趋地，又听寒山半夜钟”。现在这个季节正是春泥细雨，未必在半夜，白天也是可以去寒山寺撞钟的。
（王尧，时供职于苏州大学文学院）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2年第3期
延伸阅读
《批评家印象记》
张燕玲，张萍 主编
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评观》
张燕玲，张萍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0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