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方岩：继续写······

Original 方岩丁帆中国作家网

2024-09-04

编者按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今日批评家

方岩（拍摄时间：2020年）

方岩，生于1980年代，安徽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四届客座研究员，现为《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辽宁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近五年来，在《文艺争鸣》《文学评论》《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扬子江评论》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六十余篇，部分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曾获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当代作家评论》年度优秀论文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编著《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第五卷（1984—1987）》《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第六卷（1988—1992）》，《1986：当代文学批评史的问题和方法》。

我的批评观

继续写······

方岩

倘若是几年前，在这样的时刻，宣告华丽、雄辩的批评观对我来说，并不是需要反复斟酌的事情。事实上，我确实写过几篇类似的文章。它们基本上属于学院教育教会的学术三件套——史料、理论和项目——熟练使用、组合的结果。这几年，我开始怀疑它们的意义。这些东西除了能够证明我曾是知识生产流水线上的一名亢奋、熟练的操作工，再也证明不了别的。我无意宣称要用某种类型的写作去取代另一种类型的写作。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依然是偏执、狭隘的选择。但是，是否要用某种单一、逼仄的写作格局、形式和某种外在于写作的评价机制，去衡量辽阔而复杂的写作，确实成为我的日常焦虑之一。

在目前可以望见的日子里，我想我还会继续写下去。写作于我而言，并非不可或缺，所以，“生命里不可分割的部分”之类的话，我是说不出口的。在可以掌控的范围内，人总会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写作得以持续，仅仅是因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还能让这份与愉悦、智识乃至入世关怀的相关的劳作继续推进而已。

写作于我而言，从来就不是职业需要，我也未曾想过要把“志业”这么虚幻的词扛在自己的身上。从2013年持续至今，我的主业一直是编辑。所以，写作确实是编辑生涯的衍生品。对工作对象的失望和不满让心高气傲死灰复燃，于是便有了最初的写作。坦率地说，我并没有格外看重读书时的那些文字，因为制度规定内的很多行为往往是被迫大于主动，标准重于创造，成果拖垮趣味。大概知识生产就是这样吧。所以，我并不愿意把这些东西与写作关联起来，写作最起码应该与主动的、朴素的、原始的表达欲望和干预冲动相关。所以，2015年以后冲动渐成习惯，写作发展为兼职。于是，便有了批评家这样一个身份。我非常欣喜地接受了它，伴随着虚荣心的满足和名利的获取。好在“批评注定速朽”也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让适度的自恋和幻觉远离轻佻、浮夸的自我标榜也就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了。人总有一死，但有些人总比另外一些活得长久；批评注定速朽，但是总有一些文字比另外一些文字流传得久远。

批评是写作，写作总是在处理人自身及其与周遭世界的关系。懂的人自然懂了……所以，批评的愉悦来自不确定的自我和不确定的世界之间一次次的交流和辨认；而批评的焦虑则来自一次次交流和辨认之后毫无意外的形式和结论，因为这往往意味着自我的停滞和交流、辨认方式的僵化。所以，要允许那些不懂装懂、指手画脚、贬低批评的人存在，精神褊狭、衰老而不自知的人往往疏于行动，难免信口雌黄。他们行为艺术般的言行像是关于拙劣的批评和蹩脚的批评家的警示标志，提醒还在路上前行的人，此路不通，请绕道而行。

所以，还是那句话，继续写吧……如果有一天，我不写了，那肯定是因为写作对我来说不再具有意义，这是一个非常私人的原因。无须再向周围喋喋不休地解释，以营造“世界对我很期待，我对世界很亏欠”的矫情。一个人的写与不写对这个世界来说，从来就没有重要过。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20年第1期

批评家印象记

文学批评的个体言说

——关于方岩的批评

丁帆

方岩是南京大学文学院的学生，又是我多年来主编《扬子江评论》杂志的得力助手，我对他的了解不仅仅是在其学习与工作获得的印象，更多的是在他平时为人为文的品行与个性中总结出来的。尤其是读了他的批评与评论文字后，便更体味到布封所说的那句名言“风格即人”的准确性，它成为方岩行文风格的写照。

从2015年至今，方岩在《文学评论》《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小说评论》《扬子江评论》《当代文坛》等各种刊物上已经发表了五十多篇文章，其代表作就有《文学史幽暗处的高晓声——兼谈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代表作”问题》《历史的技艺与技艺的历史——读王安忆〈考工记〉》《批评史如何生产文学史——以“新时期文学十年”会议和期刊专栏为例》《作为“札记”的文学批评——从“重读”苏珊·桑塔格谈起》《传奇如何虚构历史——读贾平凹〈山本〉》《当代文学批评史方法论刍议》《诱饵与怪兽——双雪涛小说中的历史表情》《“世界的一段盲肠”——从阿乙小说的起点谈起》《“卑贱意识”与作为历史证言的文学批评》《历史记忆、精神创伤与中年危机——弋舟小说集〈刘晓东〉读札》《当代文学批评史的起源、分期和时段——以1980年代文学批评史研究成果为中心》《当前长篇小说的现状与可能——从一场小说家的对话谈起》《从文学期刊到文学选本：1980年代文学批评史形态的一个侧面》《80年代作家的溃败与80后作家的可能性》《当代文学批评史中的批评家论》等。

纵观这些批评与评论文字，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其学养所在，其特点就在于这些文字的背后渗透着作者开阔的文学视野，我以为，这其中起码涉及了以下几个领域，即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现象、作家作品；而批评品格的元素则涵盖了对史的重估、对理论的重建、对现象的发现、对作品的新见。这种素质的形成，除了其读书的用心而外，就是周边的文学语境的暗流影响，再就是编辑杂志时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和思想后进行二度鉴别与思考的结果。

我激赏他的文学批评的态度，他认为：“我把文学和文学批评均视为个体言说的方式和权力，区别在于，作家以‘虚构’作为言说的方式来完成关于个体、历史、社会的描述和想象，而批评家则是以‘虚构’作为讨论对象或中介来完成价值判断。在重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有效性，需要重视黑格尔式的‘复杂’文学批评所彰显的一些启示。很显然，从形式上来说，文学批评之于文学是一种‘依附性’关系，这也是文学批评作为‘次要的’、‘从属性’的写作，始终挥之不去的焦虑。然而如何理解这份‘依附性’焦虑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首先，从形式上讲，从文学作品到哲学观点的写作过程，其实是一个文学批评摆脱‘依附性’关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批评颠倒了其与批评对象的从属性关系，把作品变成了素材。经由批评对象这个‘中介’，文学批评恢复了其作为‘写作’主体性和开放性。这便意味着，‘文学批评’超越所谓‘文学’边界，自由地出入更为广泛、多元的表达领域成为可能。”①作为一个一直被视为“依附性”的“中介写作”，文学批评历来是被作家又爱又恨的玩意儿，而作为一个端着这个职业饭碗的评论家和批评家们在“主体性”与“依附性”两者之间彷徨，的确是使我们当下的批评和评论失去方向的通病，方岩能够发现这个现象的本质，并作出了自己有机和有效的回答，这是难能可贵之处，正好我也刚刚写完了一篇同样主题的文章，将“厨师”与“食客”的关系加以梳理，也是试图为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开出新的理念和方法来，尽管文章的角度不同，但是问题相近，真是不谋而合的论题。

考察方岩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的心路历程，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国几乎所有的理论家、批评家和评论家都经历过的写作心理状态，我们都曾经匍匐在大师的脚下，这并没有什么不光彩，问题就在于你是否永远匍匐在地，从来就不敢抬起头来仰望过天空：“如果文学批评在当下算是一个正当的职业的话，那么，在漫长的‘学徒期’中大约总会有这样一个阶段，就是对理论和大师批评经典如饥似渴地阅读。这种饥渴并非仅仅是因为知识的匮乏，而是很大程度上源于名震天下的野心和虚荣心。于是，阅读行为变成了寻找闪闪发光的金句和气势恢宏的论断的过程。因为，总是迫不及待地要在随后的操练中能及时地把它们镶嵌在文章中，所以，写作的过程也就成了制造‘我在说，世界在听’的幻觉的过程。然而未经有效审视和转化的知识实践总是来得汹涌，耗散得迅疾，如同幻觉来去如风。总是用不了多久便会发现，一篇篇貌似华丽而深沉的成品其实只是骷髅新娘，经不清细看和推敲，轻轻一碰，大师的残骸散落一地。”②问题就在于我们的许多理论家、批评家和评论家一生都在大师的阴影下生活和写作，他们离开了大师的语录就不能写作，是文学的爬行动物，他们终生都是在“学徒期”中度过。所以，一个评论家、批评家和理论家只有在思考中获得自己的观念，他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批评者，一个大写的文学独立观察者。否则你就是说上千万言，世界也不会记住你的一句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方岩奔着独立批评的目标前行，方向绝无问题，只是能否持久坚持，这才是最难做到的事情。

我读方岩的作家作品评论，看到的最大好处就在其能够将作品不仅放在“当代性”（我正在写这个题目的论文，就是因为它有歧义）中进行即时性的考察，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将它们置于文学史的高度来考辨其优劣之处。所有这些均来自他对历史的钟情，有了这样的视界，其评论的视点肯定是比那些平面的评论高出一筹。因此，我更加看重他的中观和宏观的批评文字，他在《当前长篇小说的现状与可能——从一场小说家的对话谈起》中说：“每年的年底有关长篇小说的各种榜单纷纷出炉，上榜的作品未必值得谈论，落榜的作品也乏善可陈。年复一年的数量繁荣，依然难掩心不在焉的写作和敷衍了事的批评。同往年一样，2015年的长篇小说依然是在声嘶力竭的叫好声中乱象丛生。因此，在我看来，与其全景式的泛泛而谈，倒不如细读部分文本，提出与长篇小说相关的若干具体问题，由此，我们方能细致辨析这个文体的病象和症结，或许还能找到保持这个文体尊严的某些要素或新质。”③这种具有宏观意识的批评，带出的是那种在细读过程中获得的文学史自觉意识，从而得出的结论是独到的：“国家进程与文学史发展有时并不是平行的对应关系，却存在一种复杂而隐蔽的关联。文学发展总是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生成的，每个时代都产生了大量直面历史进程、积极参与历史形态建构的文学创作，除此以外，无论文学作品或流派其自身诉求如何，历史的碎片也都会散落于文本中散发幽暗的光芒。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余年的国家进程，浓缩了欧美现代国家几百年发展的经验和挫折，文学在这样急剧的历史进程中根本无法抽离其中。”④从历史的碎片中看到“散落于文本中散发幽暗的光芒”才是评论和批评作家作品的好手段。

在另一篇《作为历史遗产的先锋文学：局限与可能》的文章中，他以为：“如今重新谈起先锋文学，我们谈论的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历史时刻：1985年前后，一批在文学观念、文学形式等方面具有强烈反叛意识的作品在较短的时间内涌现，对彼时的文坛造成了巨大的震动。作为创作潮流，它只持续了四五年的时间，却产生了一批迅速进入文学史叙述经典序列的作家作品。这批作家不仅现在仍是当下文坛的主导力量，他们当年的作品亦不断地释放历史影响力。只是年复一年的近乎雷同的谈论方式充满了仪式感，反倒日益将这一切塑造成只供膜拜、凭吊的历史遗迹。以至于30年后，当引领这股浪潮的风云人物重新聚集在北京师范大学时，已显得意兴阑珊。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先锋文学的历史势能已经耗尽，而是因为我们谈论它的方式已经僵化，换个方式或许能重建搭建起这份历史遗产与当下的关系。”⑤这种“换个方式”重新梳理往日的历史，并非是回到历史现场和语境中去，而是对过往的文学历史现象进行深度的反思，那才是一个合格的文学批评家和评论家所应该做到的事情。

当然，对于方岩的有些观点我是持不同意见的，比如他对“中国故事”“中国经验”讨论，但是我尊重他的发言权。

重要的是批评家的品行才是第一位的。

2019年10月6日草于南大和园

【注释】

①方岩：《“卑贱意识”与作为历史证言的文学批评》，《南方文坛》2017年第4期。

②方岩：《作为“札记”的文学批评——从“重读”苏珊·桑塔格谈起》，《文艺争鸣》2018年第1期。

③④方岩：《当前长篇小说的现状与可能——从一场小说家的对话谈起》，《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3期。

⑤方岩：《作为历史遗产的先锋文学：局限与可能》，《文艺报》2016年2月29日。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20年第1期

（丁帆，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延伸阅读

《批评家印象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