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华：抓住疫情二次暴发的窗口期，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毛振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0年7月）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277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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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修复得益于卓有成效的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

上半年我国经济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内外形势，经济经历了大幅下行。一季度GDP同比增速出现有季度GDP数据统计以来的最低值。但随着稳增长政策的发力，二季度经济持续修复，带动二季度GDP当季同比增速回升幅度超出预期。上半年我国经济超预期主要是中国在两件事上做得比其他国家成功。

一是防疫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武汉封城使武汉从疫情最初暴发的城市成为了一个最安全的城市。六月份的时候北京暴发了疫情，不过相较武汉疫情而言，这是一种准社区型的暴发。有了武汉的防疫经验，北京的防控做得非常从容，并没有像武汉那样实施“硬封城”，而是“软封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也是对我国防疫能力的一次重要检验。现在北京的新增确诊病例连续十多天为零，前几天出现的病例都是在集中隔离区发生的病例，疫情传播风险基本得到了控制，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宣布北京的防控取得成功。疫情的防控级别应该进一步下调，转向更大力度的复工复产[1]。即使有专家认为有二次复发的可能，但鉴于已有的防控经验，我们也有信心妥善应对，不至于像最初武汉疫情暴发的时候采取非常激烈的措施。

二是上半年的复工复产取得了成效。我们在开始抓防疫的时候就在抓复工复产，各级政府花了很大的气力为大规模的复工复产做准备。通过全社会的努力，经济恢复和人民生活保障取得了成效。疫情期间，我国进一步加大了改革和开放的力度，在当前美国对我国的限制进一步加大的背景下，净出口和资金流入都超出了预期。疫情的暴发再次为我们赢得了错峰发展的机遇，如果能持续这一势头，中国能够和发达国家进一步缩小经济增长的距离。

国内外多重风险仍存，仍需保守看待全年经济增长

即使六月份有这么好的形势，下半年的情况还是要做比较保守的估计，因为当前国内外所面临的很多问题给经济的持续恢复带来了压力。

第一，居民收入增长放缓，消费倾向下移。当前外需遇到一些困难，所以政策强调内外两个循环，特别是内循环。但国内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和消费倾向下降，导致消费疲软，复苏的基础不牢。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的提升需要做很多的工作，难度很大。短期内提高居民收入的应急措施还是需要政府发钱，因为当前企业存在困难，依托企业提高员工收入的可能性不大。

第二，企业家投资信心不足，导致投资尤其是市场主体自发的投资不足。投资不振既有长期结构性问题，也有疫情和中美关系造成的冲击，从根本上改善投资特别是民营投资并不容易。现实存在的问题就是中小企业及服务业复苏远不如其他行业，我们很容易亲身体会到的，比如社区、街道一些小微服务业远未达到原来的水平，更不要说增长，有些企业甚至可能要长期退出市场。这不仅引起人们对经济前景的担忧，同时也会对就业和社会稳定造成压力，需要我们高度关注。

第三，中美冲突缓和的可能性并不大。我们做了最坏的准备，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即便如此，大国博弈对我们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香港问题、南海问题等一些非经济的极端事件，加速了中美紧张关系的升级，美国对华政策甚至回到了“麦卡锡主义”时代。我们要破解这方面的困难甚至要根本性扭转，存在很大的难度和压力。在中美博弈和疫情双重冲击下，国际需求和贸易下降的可能性非常大。上半年重点出口的商品如防护物资的增速仍可能在下半年继续维持，但很难再进一步推高，并有可能在年末出现下滑，这对我们的出口进一步带来压力。

对于全年经济增长，我个人有悲观、中性以及乐观的三种判断，悲观判断是GDP增速为0-1%，中性判断是1%-2%，乐观判断是2%-3%。从目前经济恢复的情况来看，我认为可能会是更接近2%的水平。

抓住疫情二次暴发窗口期，做好疫情防控与经济修复工作

虽然我们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方面取得的成绩远好于其他国家，但是下半年我们仍不能掉以轻心，要坚持底线思维，进一步做好这两项工作，特别是做好应对疫情二次暴发的可能。当前仍有许多因素导致疫情可能在国内二次暴发：一是全球疫情常态化，二是疫苗尚未得到大规模普及，三是气温的下降有可能加剧新冠病毒的传播和蔓延。而当前正是疫情二次暴发的窗口期，在疫情防控方面需要抓紧时间做好以下三件事情。

第一，把公共卫生短板补起来，尤其是和这次疫情有关系的短板更要补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网格化的发热门诊和分级诊疗体系，并持续加大投入力度。这方面我们要把它当成一种长期化的事情来做。

第二，考虑大规模的撤侨计划。侨民滞留在海外，会使网络上产生一些负面声音。虽然海外侨民的规模比较大，但现在我国完全有能力承受撤侨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在经历了全国疫情的暴发和北京疫情小范围的抬头后，我国当前已经具备大规模的检测能力和收治能力。对于我们这么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来讲，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国家更应该及时把这个事情做好。

第三，根据我国以城市为中心的疫情防控特点，慎重安排高校开学，防止疫情在城市之间扩散。年轻人是一个活跃的社区聚居人群，他们集体住宿、集体就餐、集体上课等活动太多，同时由于秋季开学的原因，还存在跨区域流动风险。因此，各地中小学开不开学可以结合当地的情况，但是对大学生跨区域开学的问题要慎重。未来要把网课作为主体，对不同学生采取差异化开学的方式：对本城市的大学生可以考虑开学，对跨区域的学生不应开学，进而把网课和面授课程结合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适时推进网课的长期化。另外，美国几所大学宣布把中国作为他们海外学生上课的地点，国家一定要明确反对这一点，不能因为美国防控不到位来增加中国的压力。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我们仍需抓好经济工作，在实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应当坚持底线思维，避免盲目加杠杆。过去我们长期没有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个局面来之不易，不要因为疫情之下的短期应急再度导致金融风险的积聚。从货币政策来看，考虑到货币政策边际效应下降，投入的货币并不一定能够直达基层，带来的正面效应有限，因此货币政策应避免过度总量宽松。由于中国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加杠杆的方法进入实体经济，即使资金成本在下降，但实体经济未来仍需要继续还本付息，对实体经济的帮助作用有限。我们不仅要警惕居民部门加杠杆，也要反对和警惕企业部门加杠杆，不过政府部门仍有加杠杆的空间，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出台一些促进民生、刺激消费的政策。

在政策的具体操作方面，我有以下几点建议：一是，财政政策应加大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缓解当前医疗资源过于集中的问题，医疗资源均等化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对困难群体进行救助，这有助于扶贫攻坚目标的实现；二是，要做好广泛地向居民发放消费券这件事，这样能够促进经济的内循环。三是，要进一步斟酌如何落实好已出台的政策，比如银行部门给中小企业放贷款，但中小企业并不缺贷款，缺的是资本和股本，后续应当深入研究此类政策的实施情况。

[1] 自7月20日0时起，北京市应急响应级别由二级调至三级，本发言为7月18日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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