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华：财政政策应在救助企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毛振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2期）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2611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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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宽信用下实体经济融资改善，但仍需要关注结构性问题与风险

本轮疫情冲击下的信用宽松，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2018年下半年以来的宽松政策。自2018年下半年起，中美博弈背景下宏观政策重心已经有所调整，从以防风险为主调整为以稳增长为主，提出了“六稳”的政策目标，今年又进一步提出了“六保”。这说明在疫情冲击导致经济面临更加严峻的下行态势的情况下，稳增长重心进一步下移。从宽信用效果来看，信贷、债券、股票市场融资都有所改善。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仍然需要关注其中的结构性问题与风险。

从信贷市场融资来看，政策在直达实体经济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支持中小企业方面很有成效，为很多企业尤其是在疫情之下稍微有些困难的中小企业赢得了喘息的时间，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其中的问题，从目前来看，很多贷款是借新还旧，甚至宽信用提供的资金反而导致企业存款增加，并没有形成实际生产力。对于银行来说，把控风险是第一位的，宽信用所蕴藏的风险隐忧依然存在，我们对于银行惜贷要客观看待。

债券市场也走出了较好的行情，融资放量增长，融资成本有所下降。但是，我国债券市场发债门槛较高，比较优秀的企业（信用评级AA及以上）才能获得发债资格，导致大量需要资金的企业难以发债融资。同时，宽信用下民营企业信用风险释放仍然处于高位，民企信用等级下调或列入负面观察名单的情况频现，给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市场地位带来了更多挑战。

股权市场融资与债券市场融资有很大不同。债券市场融资以国有企业、政府融资平台为主，上半年包含融资平台在内的国有企业融资占债券市场新增融资的比例接近90%，而民营企业占比仅为10%左右，但股权融资市场新股发行的主体是民营企业。在宽信用的重要窗口期，要考虑怎么让以新经济、民营经济为主的这部分企业在资本市场扩大股本。我把股票市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扩股型的，包括IPO、配售股份、增发股份；另一部分是炒作旧股。炒作旧股只是投资者之间的游戏，即使价格再高也没有为实体经济带来很多资金，对企业运转、新经济发展来说价值没那么大，当然，如果二级市场氛围好的话，也使得企业能更容易地扩股。而扩股型的股票市场融资能为实体经济注入资本，因此应该加大企业增资扩股力度。

（二）注重政策调整，财政政策应在救助企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我们这次量化宽松政策和2008年相比有一点很大的不同。本次信用宽松虽然追随了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步伐，但从节奏和力度上更有节制，这主要是出于防风险的考虑。2008年的时候我们债务基数比较低，虽然中国并没有发生经济危机，但采取的刺激经济的手段比发达经济体甚至更为激进、力度更大。现在我们是在高债务基础上进一步地宽松，政策稳增长所面临的债务约束加大。从长远来看，疫情终将过去，我们还是要回归常态，我们的高债务风险依然没有解除，在防风险这方面来说我们还是要警钟长鸣。

正是出于防范债务风险的考虑，我始终旗帜鲜明地反对扩大中小企业的信贷。在疫情冲击下的经济下行期，中小企业本身的经营困难就比较大，在看不到良好的市场前景、未来竞争力仍未知的情况下，扩大它们的债务就是加大它们死亡的风险。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让银行来扶持中小企业，会给银行带来更多不良资产。宽松货币政策释放的大量货币以债务的形式流入市场，不仅有可能会催生资产泡沫，还会导致企业债务快速增加。而通过企业负债来延缓风险可以说是饮鸩止渴，短期来看有效，但从中长期来看，这种效用可能是负的。

在这种情况下，要注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整，财政政策应该在稳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今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赤字率按照3.6%以上安排，发行万亿国债，专项债扩容，使用范围扩大，财政政策的引导作用加大。未来财政政策应该在企业救助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过去财政政策主要用于支持大型基建项目和公益性项目，现在财政要更多地介入到对中小企业的救助中来，包括加大对困难企业的救助力度，拉动居民消费支撑企业发展，也包括对有前途的企业的扶持和帮助，帮这些企业发放一部分工资、支付一部分房租、减免一些税费等等，这都是很重要的。当前，财政政策已经朝着这个方面在调整，但力度还不够，我们财政政策的力度同其他受疫情冲击的国家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救助企业的力度。

（三）完善“内循环”十分必要，需精准施策疏通需求不足“堵点”

当前关于“内循环”有很多讨论。从中国经济运行的内外环境来看，当前的情况跟2008年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一方面，今年与2008年有点类似，由于全球性危机的冲击，经济下行居民消费能力下降，居民避险心理升温、消费倾向下移，导致需求整体回落。另一方面，今年的情况与2008年又有所不同，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疫情之下各国经贸和人员往来弱化，美国加速拉拢其盟国与中国“脱钩”，不仅仅是中美贸易现在基本上处于非常困难的局面，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贸易前途、前景也不乐观，这时候提出“内循环”是很有必要的。

对于完善“内循环”，问题主要还是出在需求端。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产能比较大，尽管疫情之下供给端也面临了一些问题，比如供应链和企业的开工因为疫情遇到了一些困难，但归根结底，问题主要还是出在需求端。出口受到一定阻碍，国内企业和居民的消费动力和能力又受到经济下行的不利影响。因此要完善“内循环”，关键是要疏通需求不足这一“堵点”。具体怎么做呢？金融政策要注重结构性调整，要考虑货币政策特别是信贷政策和内循环的联系，因为疫情冲击下居民收入增长放缓，企业经营压力加大，对未来预期也不乐观，单纯地靠总量政策难以支撑消费者扩大信贷、增加消费，这就需要我们要考虑货币政策特别是信贷政策和内循环的联系，做好进一步的研究。同时，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来看，虽然我们在技术领域、关键制造业等“国之重器”领域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里还需要加大投入，但更重要的是，财政政策要考虑在中国的消费品生产和消费内循环中找到破解需求不足的方法。

当然，虽然面临多重阻力，我们仍需要坚持外循环，尤其是需要做好大宗商品的进口和国内消费品的出口等工作，做到内外循环相互兼顾。原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供需缺口不是内循环能解决的，一定要通过进口来解决。同时，我国出口大部分是消费品。保持一定的出口才能维持我们大宗商品进口的平衡，这也是很重要的。此外，还需要通过扩大储备、扩大技术引进等方式提高企业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在坚持外循环方面，同样也需要宏观政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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