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龙：经济下行并不可怕，坚持市场导向推进体制改革才是关键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本文刊发于3月3日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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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疫后复苏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年。面临多种风险、挑战叠加、改革任务环环相扣的情况，开局很大程度上决定结果，开局之年必须优先做好的要紧事就成为关乎全局的主要矛盾。

为此，2月26日，中国网特邀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余淼杰、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杨瑞龙、著名经济学家任泽平、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五位经济学家，推出《中国圆桌》2021全国两会专场，聚焦“十四五”规划中经济发展领域的要紧事，把脉中国经济，讲好中国经济故事。

纵览“十四五”经济发展规划总目标，其中有关制度、体系建设的描述占比达三分之一篇幅。对此，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杨瑞龙认为，“十四五”总目标清晰界定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也就是在全面提升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总目标的实现将与经济制度的创新密切相关，要实现这一总目标，转换经济增长动能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必不可少，而这两个重要环节都依赖于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中国依托改革、全球化、人口、工业化等红利，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但自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持续性的下行压力。杨瑞龙表示，传统经济增长要素的衰减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进而导致中期来看经济下行的整体态势。经济下行并不可怕。其一，从我国经济体内部来看，中国传统增长动能的衰减虽然不可避免，但在新发展阶段也诞生了不少新的增长动能，如前沿技术的创新、深度的城市化、内需的扩大，以及尤为重要的产业结构升级，包括基础产业高级化与产业链的现代化。其二，上世纪60年代以来很多案例显示，一个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至15000美元左右时，几乎无一例外都出现经济下行过程，中国目前的经济下行并不意外。有一部分国家可以走出“中低收入陷阱”，也有相当一部分国家没有走出来，能否走出“中低收入陷阱”的关键原因是能否实现经济增长动能的转变。中国经济增长仍有增长潜能，关键是我们能否实现增长动能的转换，而新的增长动能的挖掘和培育与改革密切相关。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期间是增长动能转变的重要变革期。杨瑞龙认为，十九届五中全会赋予增长动能这种战略性定位，是因为增长动能转变是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世界经济普遍下行的今天，中国未来仍拥有5%GDP增速的很大可能，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拥有新的增长动能，这是中国经济保持巨大韧性的原因所在。杨瑞龙指出，培育新增长动能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依赖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因为经济结构的背后是利益结构，利益结构的背后是体制框架，体制框架的背后是发展模式，如果发展模式不转换，经济体制改革不推进，利益结构就有刚性，这时如果仅依靠政府的这只“有形之手”来调结构，结果很可能是“摁下葫芦浮起瓢”。所以挖掘、培育新增长动能的根本在于制度创新与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杨瑞龙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还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原因是市场导向的改革，市场发挥作用从而提高微观效率。统计数据显示，凡是改革开放比较快的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会比较明显。作为质量效益提升的重要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涉及技术、市场规模和资源配置效率三个环节。杨瑞龙指出，技术创新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制度创新来支撑，庞大市场潜力的激发依赖于改革的不断深化，例如，消费需求的提升需要不断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更是依赖于市场主体的进一步重塑以及市场体系、市场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所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关键在于制度创新。

杨瑞龙认为，2020年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与《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两个重要文件，这体现了中央对于推进市场导向体制改革的坚定态度。改革的重点就是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让市场主体更有活力，通过要素市场的进一步完善、价格体系的进一步完善等让市场机制更有效，通过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让宏观调控更有度，通过构建现代化的经济体系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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