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报告发布，聚焦“回归、成本冲击和跨周期调节下的中国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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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第50期）于线上举行。百度APP、网易财经、新浪财经、凤凰网财经、搜狐财经、WIND、中国网、同花顺、好看视频等多家媒体平台线上直播，同时在线观看人数近五十万人次。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回归、成本冲击和跨周期调节下的中国宏观经济”，知名经济学家刘元春、毛振华、郭磊、李超、李湛、于泽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于泽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报告。

报告就以下三个方面来展开：

一、供需两侧冲击，经济动能放缓中展现韧性；

二、经济趋势和循环模式回归；

三、政策建议。

一、供需两侧冲击，经济动能放缓中展现韧性

(一) GDP数据解读

三季度GDP同比增速9.8%，单纯解读意义不大，因为去年波动基数非常大，所以更应关注两年平均同比、环比反映新动能和经济的绝对恢复水平。从这些维度看，三季度的GDP增速折合到2019年，增长5.2%，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实现复苏，但这一复苏态势受到了下行压力的影响。

一季度到三季度，GDP增速呈现下行态势。一二三产业中，第二产业GDP两年平均增长率5.7%，是当前经济复苏的最核心的动能。这次的经济运行更多呈现了工业超额复苏的态势。在经济整体复苏的同时，各行各业都已实现复苏状态，但呈现出下行的压力，所以增速有向下的态势。

分季度看，因为整体趋势向下，三季度两年平均增速4.9%，但这并未突破中国经济增长合理的底线。若三季度延续一二季度经济复苏的趋势，不考虑各项冲击，简单进行外推，三季度两年平均增长5.5%左右，4.9%的增速貌似意味着动能下降很厉害。但三季度有疫情以及天气等因素的冲击，尤其是8月的南京疫情对于消费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大致估算，对GDP的影响在0.2%到0.3%，对比5.5%的预估增速，总体经济动能在放缓，但放缓力度并未产生趋势性的变化，对于GDP增速放缓不能过于悲观。

从供给维度，当前工业生产在超额恢复。前三季度全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8%，两年平均增长6.4%，比2019年同期增加了0.8个百分点，工业表现非常好。从产品看，主要动力包括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和集成电路，背后对应了三大动能：国内消费、国内投资、出口。工业超常恢复的背后有国内消费和国内投资的拉动，但主要的动力还是出口。前三季度出口交货增加值实现了高速增长，最近连续两个月增速加快，两年平均增速达到了7.6%。但三季度以来，随着出口受到压力，导致9月后工业增速正在放缓，两年平均增速下跌到5%。从服务业看，到三季度服务业两年平均增长速度4.9%，较2019年同期7.3%的增速有差距。首先，服务业修复的动能。一方面，受疫情影响最大的交通运输、仓储邮政、批发零售等行业得以持续的恢复，交通运输和批发零售，在服务业拉动GDP的占比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除了这些修复力量外，以前的常规力量也依然在发挥作用，主要体现在房地产、金融和信息软件传输业，今年房地产帮助了服务业的提升。其次，服务业修复受到的抑制。三季度后，原常规性的信息软件服务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中的两大动力，金融和房地产都遇到了挑战。房地产对于服务业的拉动，从一季度的1.61%的GDP下滑到了0.61%。今年三季度为止，金融累计增加值增速只有4.5%，较2019年的6.7%，下行幅度相对较大。

从需求端看，到三季度，投资增速较2019年同比增长7.7%，两年平均增长3.8%，距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5.4%有差距。主要因为基础设施投资今年一直处于低位，两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4%，而2019年同期基建投资增速为4%。由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压力和地方政府防风险的大趋势，目前在基建投资上还存在着缺口。制造业投资两年平均增长3.3%，基本上实现了恢复。但目前的民间投资增速较正常时期还有差距，尤其是最近民间投资的增速在下行。总体看，目前支撑投资的核心动能还是房地产。到三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两年平均增长7.2%，远超固定资产投资3.8%，成为投资增长的重要动能。因此，三季度后房地产行业的回调导致经济动能出现了下行。而消费端修复的状态并不理想，到9月两年平均增速3.9%，较2019年8%全年的社零增速有较大的差距。出口仍然实现了较好的增速，如前三季度出口增速22.7%，进口增速22.6%。但9月后进出口的增速存在放缓的压力，尤其是进口。   

目前经济在修复的角度更多是出口的高支撑超额修复了供给端的工业。9月，伴随着出口、房地产、金融等一系列的调整，产生了一些经济下行的表现，如社融增速回落0.3个百分点，社融增量少增5675亿，居民的中长期贷款，企业贷款都有较大的下行。目前的社会融资虽然是疫后恢复的低位，但当前增速和2019年同期基本持平，实现了常态化的融资状态。

(二) GDP增速放缓背后的原因

由于目前的经济复苏背后的核心动能更多在依靠出口、房地产、金融等维度，产生的结果是目前价格剪刀差加大。前三季度CPI增速只有0.6%，9月CPI同比增长0.7%。对比PPI，上到了1996年以来的新高，其中黑色、有色、化工、燃料等几大行业占到PPI增长的八成。因为目前复苏的动能是在倾向于房地产、出口、汽车消费，这些产业支撑了我们上游的材料密集型产业，导致了上游价格的超额修复。扣除了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CPI，到9月的涨幅是1.2%，目前核心CPI较疫情前处于低位的，所以，通货膨胀处在可控范围。

目前PPI向CPI传导并不通畅，这与当前整体消费疲弱有关。总体消费疲弱再加上下游大量的中小民营企业竞争激烈，导致中国下游行业提价能力较弱，上游价格上涨并未完全传导到下游。

9月后，经济在修复，但也有分化的现象。从PMI上可以看出，9月后的PMI跌破了荣枯线，主要由于8月后，面对着限电和需求相对疲弱等态势，制造业出现了下行，尤其是新出口订单指数。在这个过程中，中小企业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但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随着疫情修复在增长。这个过程中企业经营状况在好转，但分化更加严重。如利润，到8月的时候两年平均增长19.5%，但上游行业增速远远快于下游行业。8月后，煤炭行业、油气开采、有色化工等行业利润增速都超过60%，但下游的消费品行业利润增速只有14.4%，这种利润挤压状况直接由价格的分化所产生，而价格的分化又与当前经济复苏的动能有所联系。

今年的经济整体在恢复，表现最好的几个指标，一是就业，到9月，就业完成了全年目标的95%，同时9月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到4.9%，这个4.9是201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第二是居民收入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两年平均收入增长7.1%，扣除价格因素，两年平均增长5.1%，和5.2%的经济增速基本保持持平。今年城乡收入比比上年同期有所放缓，城乡问题有所缓和。但目前的居民收入中位数收入增速比平均增速要低，这意味着目前的收入分配还存在着恶化的趋势。

支出方面，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14.2%，是2016年以来人均消费支出增速首次超越收入增速。这对应消费的跨期替代，构成了当前消费修复的重要动能。

三季度的数据，总体上有喜有忧，当前的整体经济复苏在延续这个态势，并不会突破底线。

二、经济趋势和循环模式回归

(一) 经济趋势

第一，当前面对的冲击，三季度的数据是由于疫情对于消费修复的干扰较大，尤其是在8月干扰非常严重。

第二，对于当前的宏观经济，不要过于乐观，但也不应过于悲观。当前的宏观经济从疫后复苏大的逻辑看，可以把当前的复苏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20年2月到5月，这是政策兜底阶段，“六保”政策主要发力。第二阶段是2020年5月到8月。经济运行的逻辑开始逐渐回归2019年市场化逻辑，去年5月到8月经济修复是放大版的2019年。第三阶段，2020年9月至12月。9月后，复苏在出口和房地产的主线下加入了消费修复。这背后有三大动力：一是农民工，农民工在去年6月返城，8月收入正增长。二是中产阶层，前期挤出了大量的消费。三是孩子的线下开学。第四阶段，2020年新动能还需释放。当前增速下行一方面是由于三季度的冲击，另一方面是由于动能并未新增，而是回归和修复。

第三，三季度动能遇到了较大的压力。一是房地产，二是出口下行压力也在加大。总体判断目前的修复是可以维持目前的底线状态。

(二) 循环模式回归

经济波动背后是循环，从长期视角，可以把大的循环分为两个模式，一是福特凯恩斯模式，在八十年代后通过里根、撒切尔夫人的改革，世界宏观经济走到了第二种灵活积累模式。

灵活积累模式同以前的福特模式有很大的区别，依靠劳动过程、劳动市场、产品和消费模式的灵活性。灵活积累模式下，金融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债务不断攀升，引发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危机后世界经济并未走出灵活积累模式，产生的结果就是西方十年陷入永久停滞的困境，量化宽松需要不断加码，债务问题成为世界的核心。

从总体判断，目前世界经济并未走出灵活积累模式，对明年全球经济增长不能过于乐观。当前的循环模式虽然有种种固有问题，但在劳动过程、制度安排、管理体系技术等维度还有很多调整空间，意味着很难简单超越这个逻辑。但如果困于这种循环模式，会导致经济波动的频率越越高，深度越越大。

目前中国经济回归了2019年的逻辑，但需求又面临更大的下行，同时供给侧价格冲击将会长期处于中高位运行。这种高位运行是因为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能源构成约束。当前的能源问题是全球性问题，涉及到全球经济的一次大转型。同时，目前电力问题短时间内并不容易解决。二是成本冲击还受到化工影响。无论是绿色发电还是新能源汽车都要用到大量的化工新材料，化工的运行逻辑在发生变化，化工产品价格处在高位。三是全球价值链。

综上，对中国经济不能过于乐观，但也不需要过于悲观。中国经济在疫后回到原有逻辑，总需求不足问题凸显，但遵循原有逻辑不会轻易突破，展现足够的韧性。因为修复过程中的动力问题，环比增速无法大幅攀升，导致因为环比增速变化导致同比增速的较大波动。

三、政策建议

第一，强化跨周期调节。当前供需两端都会面临政策的冲击。但更主要是在回归，尤其是在八十年代以后全球正在进入新的灵活积累模式。这种情况下跨周期有两个维度，一是跨越周期，破解中国的结构性问题促进长期增长。二是跨出周期，打破现有的经济循环模式，这是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要突破现有格局，以数字基础为支撑，共同富裕为基础，双碳建设为方向，打破目前的灵活积累模式。

第二，短期内要以降成本为短期政策核心，对冲将要面对的很大的供给侧冲击。一是财政可以结构性减税，更需要调整支出，保证结构性减税可持续直达。二是可以考虑货币政策降准，以低成本资金取代高成本的公开市场投放。三是进一步推动物流体系改革。

第三，以制度扩大总需求。短期内通过汽车维持消费的托底作用，同时着力破解区域城乡一体化，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第四，保持企业的合理利润。目前在有些行业调控中对企业利润挤压非常严重，这对调控的持续性有不利因素，需要在调控中进一步调整。

第五、要进一步稳定政策预期，让企业有明确长远的规划。

第六、要加快推进综合性改革，通过综合性改革将供需两端国内国外、周期性结构性问题进行综合处理，防止由于不协调所产生的资源错配，进一步将经济导向新发展格局。

论坛第二单元，各位专家就中国当前宏观经济的评价和对未来经济的预测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认为，对于现在的经济形势，宏观部门和实体部门的分析存在差异，也就是宏观数据好于体感，好于实际感受。第一个判断是影响宏观经济的几大因素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有所好转，但还存在对未来一些不确定性的担忧。一是全球疫情管控，尽管有些国家疫情还处在高位，但显然由于疫苗和病毒几次迭代之后的毒性的下降，它的影响和破坏力是在减弱的。二是最近美国贸易部长提出的“再挂钩”，在斗争中有缓和，缓和中有斗争。其中缓和的主要是经贸关系，对未来出口和国际合作还是有所帮助，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形势。其二，观察未来的经济走势，要做防患于未然的研究，要做底线思维的研究，不是简单地判断可以回到常态，现在对常态的冲击还是有一些新冲击力量。其三，要关注金融市场的波动，以及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联动。现在房地产市场的确出现了市场衰退格局，往年的“金九银十”并没有出现。市场衰退一定会伴随价格的下行预期，价格下行预期又会加剧市场观望形式，这是一种互动关系。现在房地产市场不仅仅是资金供给的问题，前个月我就提出应该适度放松房地产的按揭贷款和开发贷，现在看来这方面的压力和管控有所缓和，但是并没有真正在市场中体现出来。原因包括：一是从银行来看放款的意愿并不强烈；二是市场需求也并不旺盛，购房意愿下降，房地产是投资品，伴随房地产价格的下行，意愿肯定降低；三是房屋的销售使消费者也没有信心。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4.9%的增速源自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个端口的收缩，特别是供给端虽然累计增速还在六点几，但如果工业增加值回落到三点几，就会对整体经济运行带来系统性的冲击。对于消费端，消费下滑的主因包括：一是疫情带来的大量的服务类消费、接触性消费的下滑以及假日经济、旅游业的疲软；二是供给链的扰动所带来的消费端的一些变化，也就是汽车消费出现了11-13%的回落。从投资来看，一方面是整体信心的低迷，投资收益预期的下滑以及不确定性导致观望；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投资起到最关重要的三驾马车受到几个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包括：1、基础建设处在“十三五”与“十四五”交替期；2、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对建筑业以及其它很多行业的冲击明显；3、房地产调控对于整个行业的影响非常剧烈。

供需两端都出现的增速收缩的原因包括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外生因素方面，一是疫情的扰乱；二是极端天气；三是世界经济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扬。内生因素方面，一是在目前疫情依然没有取得最终胜利，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常态化可能过早；二是在宏观经济政策常态化的情况下，不仅财政货币增长速度要进行逐步削减，更重要的是开始关注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和风险性的问题；三是我们正处在“十三五”与“十四五”项目交接期，处于旧基建与新基建的项目交接期，政府这个发动机，特别是地方政府，在战略转型过程中的接续效果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好；四是政策协调还有改善空间，从煤炭荒拉闸限电再次显现出事后调整、事后协调带来的一些风险。

按照目前的态势，经济持续下滑将是趋势性的。从经济增长动能的三个主体看。从企业角度，第一个问题是高达10.7%的PPI和低达0.7的CPI%，直接意味着中国企业的成本挤压已经达到了历史高度。另外一个参数是1到9月份进口价格指数上涨了18.2%，出口价格指数只上涨了5.7%，进口与出口的贸易条件恶化了13个百分点，企业接收订单意愿变低。从居民来看，收入收益预期并不好。但是，更为麻烦的是政府，因为沿海区域政府、发达区域的政府和落后区域政府收入差别很大，这种差别可能导致有些地方政府的收入的确达到了两位数，但是有些地方政府的收入可能是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另外，最近整个社会上所争论的一系列问题，对企业家的预期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想使经济增长的这种内生动能不持续下降，唯一的一种方法就是要进一步的加大宏观总量力度，要重新重视疫情带来的冲击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要求我们政策给予企业更大的弹性和韧性。

招商基金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李湛认为四季度的滞胀的特征非常明显，滞胀特征还会持续到明年第一季度。原因来自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双向压力。双控趋严，高能耗原材料产业供给受限，推动PPI走向历史高位。这里有几个特别重要的观察点：一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这决定了滞胀是一个短期因素还是一个中期因素，甚至是中长期的考虑。二是房地产相关的系统性风险。如果房企不能借新还旧，会影响到国内的债券和国内其他的一些理财产品，会导致交叉违约，引起国内房地产进一步收缩。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影响地方债和基建。三是今年中观产业政策的调整，双减双控和中长期的双碳政策，这和短期经济压力一定形成了一种权衡。这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延续了上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一轮改革主要是对金融杠杆的控制，对资管新规理财以及表外影子银行的控制，这次主要针对了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如果这次房地产调控会影响到连锁反应，会到地方政府债务，这会导致两个高杠杆接连的解决，会对整体实体经济运行压力特别大，这对短期经济的影响就不只是一两个点，甚至经济下行到4以下甚至是3。综合来说，中国现在的改革，长期来看要轻装简行。但是，短期在一个泡沫逐渐减轻以后，现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要负重前行，而不能过快的轻装简行的上阵。

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认为，从四季度展望来看，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PPI和CPI剪刀差的特征会进一步维持。单从经济增长趋势来看，从出口的角度看，三季度出口数据还不错，但是从出口形势上已经没有那么乐观了。从消费的角度看，根本性的问题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不行。去年保市场主体政策下，中小企业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出清。PPI和CPI剪刀差，为什么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传导，一方面是需求没有在下游形成明显刺激政策，另一方面中游很难进行出清。整个中下游，不管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面临比较大的困境。在这种情形下，PPI向CPI传导非常弱，但反过来就业数量还是不错的，不过就业质量不好，城市里面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压力比较大，再加上服务业修复力度也不是很好，导致我们的消费比较差，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这导致对核心CPI的拉动也非常弱。整个CPI低迷的情况下并不简单是“猪周期”的原因，更大程度上也是核心CPI相对比较弱所形成的结果，消费结构中的餐饮和服装都很差。

从疫情防控来看，由于明年还有“二十大”，是政治经济维稳周期，所以像海外一样实现共存的概率短期看很小，一定是清零的政策，这一定会限制人的流动，这会形成局部对消费的间或时点性的冲击。最后一个变量是投资。监管政策压制了地产和基建投资，制造业还呈现了一定的韧性。基建比较简单的逻辑是对隐性债务的控制和地方政府储备项目确实比较少，终身追责的政策也使得储备意愿下降。房地产行业目前，“三条红线”加上贷款集中度管理这两个政策压制比较明显。综合下来，如果去展望四季度的经济增长，政策短期大规模调整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较三季度4.9%的GDP，我们认为还会有一个点左右幅度的下行。即便有一些托底性政策在四季度出现，可能也要回落到4%附近。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判断未来三到四个季度经济还是放缓的过程，可能会出现两个阶段的放缓。第一个阶段就是今年下半年，主要驱动因素是地产销售下台阶。今年三季度经济出现了一些供给冲击，比如双减、双控、疫情、汛情，但即使没有这些供给冲击经济也会有一个放缓过程，主要是因为地产销售下降。三十城的地产销售从8月份前的55-60万方，下降到8-9月份的42万方左右。地产销售一旦下来，会通过几个方面向经济去传递，一是耐用消费品，二是上游的建筑建材等行业，三是通过土地出让金会影响地方财政平衡。所以，整个经济第一阶段，我们理解压力主要来自于这里。整个出口今年的表现非常亮眼，明年上半年出口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一些，它会带来经济第二阶段的放缓。所以，往未来三到四个季度去看，经济可能会经历两个阶段放缓的过程。但是这里面确实有一些其他的线索，比如今年三季度供给冲击压力比较大，双减、双控、疫情、汛情。后面四季度和明年上半年供给端压力应该会小于今年三季度，所以，虽然经济整个大格局是两阶段放缓，但其中像消费上游的制造业可能会比今年三季度的情况要好一些。关于GDP两年平均增速，四季度估计实际GDP增速可能会回落到4.0%到4.7%区间，对应两年平均大概在5.2%到5.6%左右，要高于今年三季度，但整体可能是低于上半年的。往明年去看，两阶段放缓的大格局可能还是不太会改变。

最后，对于中国的经济政策选择，各位专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毛振华认为，现在不管从预期，从中国自身经济增长的周期，还是从目前遇到的特殊困难看，现在在整个经济政策上还是要保持相对宽松的政策张力。在这种背景下，不管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还是监管政策，三种政策要能够配套协同。现在我们要在一些重点领域能够做到确保资金充足，像电力能源供给端，目前房地产的资金短缺，这些方面要加大力度，应该有明确的、有力度的政策，这些政策带有某种应急性，要看到明确的效果。同时，还要注意政策的协同性，现在会看到监管在出手上一个短时期内明显加大力度的情况，经济生活运行有它自身的规律，既有立法先行，也有经济惯性中的顺势而为，不应该采取特殊的、过分的或者是突如其来的一些措施。

刘元春认为，首先，对于经济回落要进行分类研究，在分类研究的基础上采取分类政策，进行分类治理。其次，面对目前整个内生动力下滑、预期低迷的状况，必须要采取稳增长的政策和第二轮“六稳六保”落实政策。另外，总量宽松与结构性政策组合要更加精细化，要在中小企业、就业结构和大产业转换、能源替代过程中起到很好的作用。最后，对于后疫情时期的风险问题，实际上是内生型的风险要大于外生型的风险，内生型的风险更复杂，更难判断，更考验管理者能力。因此，对于下一步风险的管理实际上要高度审慎，而不是简单化，对于房地产的调控两只手都要发挥作用，市场端和政府端要起到相互补位的作用。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中国经济常态化之后，真正的阵痛期将要出现，也就是财政大转型的阵痛期，必定要在财政收支体系以及房地产大调整中产生比上一轮阵痛期更严峻的阵痛期，要做好应对目前疫情的不确定性，世界的不确定性，战略转换的不确定性和大的结构的不确定性的准备，在政策考量上需要更高的水平，而这一更高的水平要求我们在新时代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上要有全面改革和新的思路，这样才能避免过去出现的一系列的宏观协调失灵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李湛认为为了防止房地产的冲击扩展到财政地方债方面，对中低杠杆的房地产企业要保持一个正常的融资渠道，这样就会防止和控制住房地产的负向冲击。二是在财政方面一定要相对前置，今年的政策上要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去支持。

李超提出两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一是消费，一是投资。消费分短期和长期，长期政策根本性就靠共同富裕政策，共同富裕政策重点是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为关键，当然也要帮他们降成本。短期的消费政策可以适当用一些消费券，当前消费结构里最不行的是餐饮和服饰，发相应的消费券，实际上对他们的消费刺激作用更加明显。投资方面，对房地产和基建这两个高杠杆行业，当然要摆脱对他们长期的依赖，找到新的增长点，这个新的增长点在过去十年我们一直在寻找但都没有找到，但是未来可能要投入比较大的就是碳中和，这里带来很多工业和制造业的再造过程，一是新能源本身产业链的构建，从新能源汽车到电池到电解液、到化工。再就是对新能源再造过程中对整个中国工业体系会进行再造，这一块是未来很重要的改善的领域，这里需要两点支持：一是货币信贷层面，中央银行即将推出一个工具——碳减排货币政策工具，这个以后最好常态化，每个季度都投放，而且体量越来越大。另外，双控政策和碳中和政策本身的矛盾要解决。比如这个产业本身就是支持碳中和的，比如发展硅料，但它本身的碳排放量或者能耗比较高，这块一定要在能耗指标中暂时让它解脱出来，不管是通过豁免方式还是怎样的机制设计。

郭磊认为这一轮宏观经济政策，从经济向政策的传递一般是两个变量，一是财政，一是就业。现在房地产销售下去了，财政压力是上升的，特别是地方财政的压力，但就业数据目前还可以。从历史经验来看，就业还是和外需高度相关，因为整个外需产业链是吸纳就业最密集的产业链，所以，明年假如真的外需压力有所加大，就业压力应该还会有所上升。所以，我们理解今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应该会有稳定经济增长的措施出来，更全面的走向稳增长。从政策空间来说，主要有几个方面：1、明年财政可以一定程度上节奏前置；2、“十四五”期间长租房投资还是可以进行一定政策引导；3、双碳领域的投资，目前政策也正在制定碳中和“1+N”政策体系，这个政策体系出来后双碳领域的投资应该会有一个扩大；4、消费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能够促进的领域并不算太多，主要还是集中在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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