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春海：中国给全球经济提供了更加平衡稳定的力量

于春海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本文刊发于12月13日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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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天成为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2０年间，中国全面履行承诺，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持续上升。与此同时，世界经贸格局也在不断演变，贸易摩擦时有发生，全球化遭遇逆流。

从全球角度来看，中国开放至今，无论在商品贸易、服务贸易，还是FDI（外商直接投资），都为世界做出了贡献，也给全球经济提供了一个更加平衡和稳定的力量，改变了过去国际上不对称、不均衡的力量对比，成为世界经济走向均衡、协调、包容发展的希望所在。更为深远的影响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更具适应性的发展思维和发展模式。

入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里程碑

澎湃新闻：入世20年，我们应如何理解改革开放和入世之间的关系？

于春海：入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里程碑。1986年，中国提出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WTO前身）席位，经过长达15年的谈判，再到入世至今的20年，改革开放与入世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促进、相互强化的。

2001年中国能够成为WTO的正式成员，主要得益于前期的改革开放。1992年中国宣布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也希望复关谈判能够加速。再到1995年WTO成立，中国为了能够在加入之后履行承诺，国内的改革进程更为加速。

前期改革开放的深入，是中国加入WTO的一个前提，而加入WTO本身也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必然要求。第一，我们前期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验积累，逐步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一些看法，缓解了前期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和发展中国家地位这两个问题上的争议。而前期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验的积累，使得中国对于加入WTO以后可能面临的问题和冲击有了更强的监管能力和承受能力。第二，中国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遵循市场经济必然的开放逻辑——融入全球经济是其内在逻辑。市场经济是基于规则，在开放的过程中必须要向国际规则靠拢。在加入WTO的过程中，中国不断去学习和适应国际通行的市场规则，也逐渐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所以说加入WTO也是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必然要求。

澎湃新闻：大家都在谈论对WTO进行改革，你认为世贸组织现在最需要的改革是什么？

于春海：WTO现在所面临的问题非常明显，它的几个基本功能——政策磋商、制定规则、执行规则——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因而既无法约束不断抬头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也无法为新形态的国际经贸交往提供新的规则。尽管WTO改革的迫切性非常显著，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在短期内要往中国所期待的方向上改进的可能性较低。

2000年以来，国际经贸的交往形式发生了变化，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再像是一个口袋里的土豆，相反，彼此之间已经通过商品、服务、资金、人员、技术等的频繁流动深度融合在一起。不仅要通过磋商和协调来降低各国的边境贸易壁垒，还要协调各国国内的规则。在WTO的现有规则下，一些基本的谈判规则和谈判程序需协商一致进行调整。而各国的国内经济社会运行状况又差异极大，针对各国国内规则展开协调的余地相对较少、难度极大，在这种情况下，要让WTO的160多个成员在协商一致的原则基础上达成全面协议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

过去WTO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很大程度上在于各国的经济实力对比差异明显，发展中经济体基本是按照已取得成功的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运营模式和开放模式为参照和基准，发展方向也是单一地向发达国家靠拢。2000年之后，中国等经济体的崛起，改变了关于国家发展模式和道路单一化的思维。也就是说发展中经济体不用选择发达经济体曾经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一样可以取得成功。于是，各国的国内规则和体制发展模式差异很大，再要进行协调，就变得非常困难。

另一方面，次贷危机之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也面临很多问题，国内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引发了非常严重的社会矛盾。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强化政府力量，对资本进行管制。另外，国际上一些主要大国之间围绕着新一轮的技术和产业革命，都要抢占制高点和主导权。在竞争过程中，以政府为载体的产业政策就变得极其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欧美发达经济体也在不断加强政府对内、对外的作用，国家干预主义倾向不断增强。此时要通过政策协调去约束政府行为，是不太容易做到的。在这样的局面下，WTO要在短期之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改革是很难的，只能采取其他的缓冲办法。例如，首先，要重视和加强非正式的拓展机制，其目的不是要形成新的规则，而是促成更多的沟通和磋商，提高各国政策的透明度，尽量避免矛盾和冲突。其次，让部分成员在某些特定议题上先展开一些谈判，在小范围内达成一致、形成一个相对开放的周边协议；随后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再逐渐向更大范围扩展，像过去几年里达成的信息技术协定、政府采购协定等都是比较成功的案例。

澎湃新闻：中国还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继签署了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后又申请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是不是在全球主动寻求更丰富多元的贸易组织形式？ 

于春海：这个“组合搭配”的层次非常明显。“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一个倡议，体现的是中国对国际治理的基本理念：共商、共建、共享。在这个原则下，并不一定要去谋求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贸易协定和规则，而是追求包容的、多元化的经贸合作，从而改善整个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单向性和欠缺包容性的现状。

RCEP就是亚洲地区WTO协议的升级版，有很多议题是相似的，只是在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方面自由化的力度更大。而与RCEP相比，CPTPP涵盖的范围更广、要求更高，不仅针对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跨境投资，对政府采购、进口竞争政策、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监管一致性，甚至国有企业等等都有更高的规范要求。

这三个层次的差别非常明显，也共同体现了中国对整个国际经济治理的基本看法——要去包容世界经济的差异和多样性。同时，通过这三个层次的组合和搭配，能够帮助中国避开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困境。这既是我们国家的选择，在未来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可能也是全球范围经贸合作的一种选择——一方面不会放弃WTO，另外一方面在WTO之外形成各种形式的区域性自贸协定。

澎湃新闻：现在中国将更加重视进口的作用。积极增加进口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有何意义？对世界又有何意义？

于春海：中国扩大进口对世界的意义非常明确。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国别市场，作为一个大国，加大进口、与世界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好处，在传统的欧美发达市场以外，再提供一个规模更大、更加稳定、更具成长性的市场，对缓解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和不对称会有好处，也体现中国一直倡导的世界经济要协调、均衡、包容性增长的理念。

目前，中国的国内大市场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市场。只有扩大进口，国内本土市场的竞争态势转变为国际化的竞争，国内大市场才能转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市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高质量产品和高品质服务的进口，能够满足国内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新兴需求，填补高端产品和高品质服务的供求缺口。过去这几年中国提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多地强调服务业的开放，而针对服务行业的开放，重点之一就是外资准入——直接进口的贸易成本太高，而且有些不太容易做到，只能让国外的企业进来。中国在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可以让一些高水平的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投资，设立分支机构，既能直接增加相关产品服务的供给，同时也可通过外资与本土企业之间的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提升国内本土企业的供给能力。

中国给全球经济提供了更加平衡和稳定的力量

澎湃新闻：对于拜登任期内的中美经贸关系，你的预判是怎样的？中美经贸哪些领域可以展开重点合作？

于春海：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已更趋于平衡。在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中大国竞争是对国际规则主导权的竞争，加之中美之间在制度模式道路方面的差异，也意味着未来中美竞争很难完全消除。但是，贸易摩擦的形式会发生改变。

从过去几年来看，特朗普任下对传统经贸层面采取的政策手段，效果不及预期。在疫情的冲击下，美国也认识到，很难摆脱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依赖，美国也发现要在中国之外寻求其他的替代性供给来源并不可靠，依然要依赖中国的供给。而中国对美国的部分农产品、能源型产品、自然资源的需求也是较旺盛的。所以在未来中美在传统经贸领域“再挂钩”的可能性较大。但在其他领域，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可能仍会持续，包括在金融、高科技领域的摩擦和冲突或许会加剧。

澎湃新闻：最后，你能否总结中国入世20年，对自身发展和对世界经济分别产生了哪些积极的效应？

于春海：从中国入世20年的经验来看，通过开放和改革的相互强化和促进，可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未来中国依然要坚持高水平的开放。

在加入WTO早期，很多人担心会对中国的就业以及部分产业（如农业、汽车制造业等资本密集产业）造成严重的冲击。但事实证明，只要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不断改善的国内制度环境下加大开放力度，中国的企业等微观主体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因此，未来要推进高水平的开放战略，不必太担心外生的冲击，只要国内的体制机制问题能够得到有效地解决和完善，外生冲击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

从全球角度来看，中国开放至今，无论在商品贸易、服务贸易，还是FDI（外商直接投资），都为世界做出了贡献，也给全球经济提供了一个更加平衡和稳定的力量，改变了过去国际上不对称、不均衡的力量对比，成为世界经济走向均衡、协调、包容发展的希望所在。更为深远的影响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更具适应性的发展思维和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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