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斌：经济增速实现潜在增速合理水平才能推动高质量发展

陈彦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本文转载自《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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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国内外多重超预期因素的影响，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低于潜在增速。在此情形下，中央高度重视提升经济增速和增长质量。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西方宏观经济理论认为，潜在增速是一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天花板，实际经济增速不可持续超出潜在增速，否则会引发持续通货膨胀等问题，因而通常建议将产出缺口为零作为宏观政策的理想目标。不过，从提炼于中国宝贵经济实践的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框架来看，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关于潜在增速的这一认识其实是存在误区的。在一定情况下，完全可以提升实际增速至持续高于潜在增速的水平，即宏观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后的潜在增速合理水平，从而能够实现更高速度和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一、既有宏观经济理论将潜在增速视为一个经济体能够保持的最高增速，因而认为产出缺口为零是最优政策目标

潜在增速为潜在产出的增长率。对于潜在产出，既有宏观经济理论有明确的定义，即是指实现充分就业下经济的产出水平，也等价于不引起明显通胀压力前提下经济所能实现的最大产出水平。一些学者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潜在产出定义为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利用条件下经济的产出水平。无论何种定义，都隐含的一个重要共识是，潜在产出是一个经济体所能够长期维持的最大产出水平。由此，既有宏观经济理论认为，潜在增速对应于一个经济体能够保持的最高增速。

正是基于这一共识，既有宏观经济理论指出，宏观政策应保持实际增速在潜在增速附近，即让产出缺口（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的差值）处于零的状态。当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时，表明经济处于偏冷状态，宏观政策需要加大力度以应对下行压力。反之，当实际增速高于潜在增速时，表明经济处于偏热状态，这一状态不应长期持续，否则会引发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等一系列风险，由此宏观政策应该有所收紧以抑制实际增速的攀升。反映在具体政策操作上，以货币政策为例，产出缺口是货币政策锚定的重要目标。根据经典的泰勒规则，产出缺口上升时实际利率需要上升来抑制经济过热；反之，产出缺口负向扩大时实际利率需要下降来阻止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

二、将潜在增速视为最高增速的认识存在误区，会导致经济陷入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螺旋下滑的负向循环

既有宏观经济理论以新凯恩斯主义为核心，仅仅着眼于短期因素，将潜在增速等中长期因素视为外生并且是相对稳定的。这一假设对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前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而言是比较合理的。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面临潜在增速持续下行的局面，这意味着既有宏观经济理论仅考虑短期存在局限。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框架将短期、长期与结构因素统筹考虑，指出一个经济体所能实现的最高增速并不一定是当前状况下的潜在增速水平，而是当经济结构调整到最优状态时所对应的潜在增速水平，后者即为潜在增速的合理水平。现实中，在总需求、总供给以及收入分配等方面结构性失衡问题固化与嵌套的影响下，潜在增速实际水平会出现持续低于其合理水平的情况，从而形成负向的潜在增速缺口。根据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指数团队的测算，美国的潜在增速缺口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年间均值为-0.059%。同期，日本的潜在增速缺口为-0.056%，德国为-0.102%，法国为-0.103%。而且，该测算结果可能还低估了负向潜在增速缺口的真实情况。可见，负向潜在增速缺口是近年来主要经济体普遍面临的一般性现象。这就意味着，现有条件下的潜在增速并不是一个经济体能够保持的最高增速，既有宏观经济理论在潜在增速方面的认识存在一定误区。

也正因为如此，宏观政策不能仅将产出缺口为零作为核心目标。否则，当存在负向潜在增速缺口时，经济会陷入一种新型负向循环之中。一方面，负向潜在增速缺口下潜在增速过快下滑会使得产出缺口被动收窄，即使下行压力较大，产出缺口也只呈现温和的负向状态。此时，宏观政策若以产出缺口为零作为核心目标，那么就会导致调控力度不足，从而进一步加重经济下行压力。另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加所形成的影响往往是非对称的，从而加剧结构失衡问题。比如，实体部门投资回报率会下降，但金融部门则因为资金“脱实向虚”倾向加剧反而容易呈现扩张态势；中低收入群体因为劳动收入占比较高而受经济增速影响较大，高收入群体受经济增速的影响相对较小，等等。由此，经济增速持续下行会恶化经济结构，从而加剧负向潜在增速缺口，进一步使得潜在增速下滑。以上两个方面相互作用会导致经济陷入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螺旋下滑的循环之中，呈现产出缺口温和为负但是潜在增速过快下滑的特征，最终使得经济增速持续放缓。这恰恰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有效性显著下降的重要新原因，这一新原因导致以产出缺口为零作为核心目标的宏观政策始终难以推动经济摆脱增长困境。

三、当前与未来五年中国迫切需要推动经济增速持续高于潜在增速

就中国经济而言，当前已经出现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螺旋下滑的迹象。从产出缺口来看，虽然经济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但产出缺口只是呈现温和为负的状态。2010—2022年间，中国经济产出缺口的均值为-0.48%，若进一步剔除疫情等非预期冲击带来的影响，该期内产出缺口的均值更是仅为-0.16%。然而，近年来中国一直面临潜在增速过快下滑的问题。根据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指数团队的测算，2010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高达9.7%，此后潜在增速持续下滑，到2022年已经降至5.2%，年均下降近0.4个百分点。潜在增速的持续过快下滑表明经济已经出现了负向的潜在增速缺口。测算结果显示，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缺口基本处于负向状态，导致潜在增速的实际水平已经偏离合理水平近2个百分点。

潜在增速实际水平持续多年低于合理水平，导致中国在总需求（由实际增速衡量）与总供给（由潜在增速衡量）方面面临双重压力。并且，进一步导致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的固化与相互嵌套，突出表现为实体与金融部门结构层面资金“脱实向虚”倾向持续存在，总需求结构层面居民消费持续不足，投资结构层面民间投资增速显著下滑，收入分配结构层面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较快放缓等问题。针对供需两端的压力，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就是要打破已经出现的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螺旋下滑的负向循环。

因此，当前迫切需要突破潜在增速是一国能够实现的最高增速这一传统认识，加快推动潜在增速实际水平向其合理水平的回补。宏观政策不能再以产出缺口为零作为核心目标，而是要使实际增速持续高于潜在增速，即通过正向的产出缺口修复负向的潜在增速缺口，推动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的同步回升。具体的量化目标方面，考虑到当前中国潜在增速的实际水平与其合理水平存在约2个百分点的差距，未来五年中国应保持正向产出缺口在0.3%~0.5%的范围之内，从而能够使得潜在增速回升至其合理水平附近。

四、推动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五年高于潜在增速的战略意义

保证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五年高于潜在增速，不仅是现阶段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与形成高水平供需动态均衡的必要举措，而且还具有长期的战略意义，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有助于切实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从供需两端平衡性地提升中短期经济增速。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核心战略举措。经济增速持续高于潜在增速能够较好地将供需两端有机结合起来，是推动这一战略有效落地的重要手段。具体而言，宏观政策通过实现正向的产出缺口（总需求的扩张），可以修复负向的潜在增速缺口，即实现总供给的改善。反过来，总供给的改善有助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疏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传导渠道，从而更有助于宏观政策稳定并扩大总需求，由此实现供需两端的有机结合。这样才能真正打破供需负向循环，实现稳定而有力的复苏，确保中短期经济合理增长。

二是有助于优化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路径，从而顺利完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到2035年中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明确提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要求。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指的是中等发达程度或现代化水平距离美日英等高度现代化国家还有一定距离的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根据笔者的测算，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需要到2035年人均实际GDP较2020年翻一番，也就是年均经济增速要达到4.8%左右。但在既有增长路径下，2020—2035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均值预计为4.0%左右，因此亟须改善潜在产出的增长路径才能顺利完成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通过使经济增速持续高于潜在增速，有助于加快推动潜在产出增长路径向其合理增长路径靠拢，再叠加增长政策与结构政策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内在动力，有望推动2020—2035年中国潜在增速达到5%左右，顺利完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增长目标。

三是有助于切实解决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主要经济体普遍面临的政策困局，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陷入产出缺口与潜在增速缺口双双为负的新困局之中。既有宏观经济理论由于存在将潜在增速视为最高增速的误区，因此在政策操作上不仅难以提供有效指导，反而进一步导致经济陷入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螺旋下滑的负向循环之中。由此，全球经济始终难以实现有效复苏。推动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五年高于潜在增速是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框架下的重要创新举措，有助于弥补既有宏观经济理论的不足。这一新的政策实践，将为西方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制定提供新的借鉴思路，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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