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润钢：被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中了——瑞士留学回忆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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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今年是张润钢先生赴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学习四十周年。正是四十年前的那次学习机会让张润钢先生与旅游酒店行业结下深厚渊源。彼时，他还是个青涩的刚踏入职场的年轻人。幸运不知道怎么突然降临，他“被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中了”，被公派到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学习。虽然个中原因到现在“仍然是个谜团”，但无论如何，那段特殊时代的经历，给了张润钢刻骨铭心的记忆。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设施，世界顶级专业学府的严谨和卓越，都给张润钢先生以强烈的震撼。或许，这个高起点，正是他后来能够在酒店行业摸爬滚打多年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并对中国酒店业的发展和集团化管理有着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的缘由。阅读此文，可以一方面感受时代变迁下个人命运的转换，另一方面也让人感慨，专业化的人才培养多么需要前瞻的战略视角，一段好的教育经历也会给一个人未来的人生以多么深刻的影响。酒店评论刊发此文，愿与读者分享张润钢先生那段难忘的时光。

1983年我被公派到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以下简称EHL）学习，那时我还刚刚是个弱冠青年。白驹过隙，四十个春秋飞逝而去，如今的我已是年过花甲。

洛桑之行不仅开启了我的饭店生涯，更是重塑了我的人生道路。也正因为此，当年的留学岁月始终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并且时常浮现，有些场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整整四十年后的今天，我愿意也非常高兴把这段经历用文字记录下来，和同行朋友们分享。

一、 我被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中了

四十年前的1983年3月，毕业留校任教不到一年的我，被国际政治学院（后更名为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派往桂林国旅帮忙，担任法语导游。到了桂林后则整日里陪着讲法语的外国游客反反复复畅游漓江，一遍又一遍地钻进芦笛岩......

桂林芦笛岩

转眼间两个月过去了。5月的一天傍晚，在从漓江返回驻地的路上，一位同事急匆匆地跑来告知，学院来电话，因为有重要事项，要我火速回京。我有点发懵，便急切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却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说明。事发突然，飞机票已经买不到了，只好次日火车返程。在车上咣当了36个小时后（40年前火车的速度太慢了）到达了北京。

在出站口，见到了母亲和姐姐。她们不但从学院那里得到了我火速回京的消息，而且还得知单位领导马上就要来到家里。她们略显惊恐地问我：“你没出事吧”？我也几乎同时问道：“家里有什么事吗”？在分别得到对方明确的答复后，大家这才算是把悬着的心放回到肚子里了。

到家后不久，学院人事处处长和几位工作人员就出现了。他们严肃且神秘地将家人请到室外，然后压低声音对我说：“告诉你一个事情，领导决定派你出国去瑞士学习”。

实际上，在去桂林之前我就听说，学院的上级主管部门正在北京筹建一家当时最奢华的酒店，部领导很有远见，提出为了确保这家酒店的管理水平，未来的管理人员必须经过严格、专业而且是国际化水平的培训。与此同时，也大体圈定了拟派出的人选。当时只是听别人在议论此事，心里也曾泛起羡慕的漪涟，但也就仅仅持续了几秒钟，然后就马上归于平静了，我压根儿也从未想象过这件事和我会有什么关系。至于后来到底为什么在人选上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即使到了时隔四十年后的今天，对我来说仍然还是一个谜团。

从接到通知到确定的出发日期仅有两个月的时间，此间要做的事情很多：体检、领取护照、申请签证、组织谈话、行前考察等等，其中还有一项极具那个年代特色的福利——领取出国补助。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人的月薪也就是保证糊口（当时我的月薪是56元人民币，再加上每月6元的肉食补助，一个月下来的收入共计61元）。做出国准备的各种花销近乎天文数字，如果由个人开支，根本不可想象。当时出国都是公派，于是就有了为出国人员提供补助的政策。

我得到的补助足足有200元！用这笔钱，我先买了个大皮箱，然后去当时北京的知名品牌——红都服装店定制了两套西装，购置了毛衣、运动衣、衬衣和领带，还买了大量的信纸、信封、圆珠笔、香皂、牙膏、清凉油（听说外国人很喜欢这玩意）。当时的想法很天真，尽量把东西带足，到了国外就不准备再花钱了。

就带着这样的皮箱去瑞士了

派往瑞士学习的一共三人。考虑到我们从来都没有接触过饭店，领导特意安排我们在出国前到刚刚落成的南京金陵饭店去学习考察。当走进这家刚刚开业的现代化饭店时，看到豪华的装修、明亮的光线、西装笔挺的管理人员和彬彬有礼的服务员，确实感到十分震撼。想到几年后我也将要参与管理一家同样水准的饭店，那种人生的成就感不禁油然而生......

两个月的时间飞逝而过，转眼间到了7月12号。出发前的最后一个夜晚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明天就要远赴他乡，第一次要这么长时间离家，去往一个陌生的国度，开启人生一个新的篇章。未来的求学岁月会是什么样子？这是否意味着自己将要弃学经商？饭店，会是贯穿于我未来职业生涯的全部内容吗？

二、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坐飞机

7月13日的北京，天阴沉沉的，下着濛濛细雨。我大约凌晨四、五点钟就起床了，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了首都国际机场。那时的机场，只有现在的一号航站楼。以今天的眼光看，装修、设施都非常简陋，只有候机厅的那幅壁画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后来十几年的时间里，我每次从一号航站楼路过时，都会停下脚步，仔细端详上几眼。

上世纪八十年代首都机场的壁画

飞机在八点二十起飞，那是一架现在已经见不到踪影的波音707单通道机型。飞机离开地面后马上就进入了云层，窗外白茫茫一片。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内心不免有些紧张。随着飞机高度地不断攀升，感到家乡和亲人在逐渐远去，不由得产生了一丝丝惆怅。转而又想到，很快就要来到曾经在书本上读到的国度，实地体验高度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水平；亲眼见到马特洪峰、日内瓦湖、垂死的狮子像……想到这里，不禁又多了几分憧憬。

那年我刚24岁。

这就是当年的波音707客机，那时还没有如今的几大航空公司，飞机上都统一标注“中国民航”四个字

在我出国留学的1983年，中国和世界的联系远不像今天这么紧密，通往各国的航线少之又少。这架飞机起飞后并不像如今所有飞往欧洲的航班那样一路向北，进入俄罗斯后再转向西直飞目的地。而是瞄准西南方向，直奔第一个经停国家，巴基斯坦。

经过七个多小时的飞行，飞机在当地时间中午一点前后到达卡拉奇。卡拉奇正下着大雨，飞机颠簸得十分厉害。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可笑，由于从未有过飞行体验，竟误认为下降时这种颠簸就是正常现象。飞机着陆后走下旋梯，第一次踏上异国的土地，觉得是蛮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事情。走入候机厅里，机场工作人员看到这是来自中国的航班，竟然会用混合的语言向我们打招呼：“哈喽，清凉油”！出国前备好的货，很快派上了用场。

我所乘坐的航班经停卡拉奇时的照片

一小时后，飞机再次启航，从飞机眩窗下看，一路都是黄乎乎的颜色，又经过七个多小时，发现地面开始变成绿绿的颜色了。飞机开始再次下降，贝尔格莱德到了。

贝尔格莱德是前南斯拉夫（南斯拉夫解体后，如今的国家叫塞尔维亚）的首都。在机场，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了准发达国家是什么样子，建筑、车辆、国民的衣着打扮都与国内显著不同。当时正是夕阳西下，残阳照在一片树林里，那是一幅令我至今都难以忘怀的油画般美丽的景色。

令我至今都难以忘怀的油画般美丽的景色

经过短暂的停留，飞机第三次启航，一个小时后降落在此行的最终目的地----瑞士最繁华的城市，也是全球的金融中心苏黎世。至此，整整十八个小时过去了。现在看来真的难以想象，四十多年前去欧洲，竟要耗费这么长的时间。

瑞士最大的城市苏黎世

EHL安排人员把我们从机场送到暂时安排的驻地，那只是一家很普通的酒店，远远谈不上高档，但对于还从未开过洋荤的我而言，眼前一切，皆为奢华。

此刻已经是北京时间14号的凌晨，但仍然睡意全无。从窗户向外望去，美丽的建筑、整洁的街道、如过江之鲫的车辆......展现在面前的是一个与我在过去24年里所闻所见完全不同的场景。

我，有了刘姥姥初进大观园的感觉！

三、初到瑞士

在苏黎世度过短暂的一夜，第二天我们就坐上火车一路向南，到达了位于洛桑市中心的火车站，再经过大约半个小时的车程，终于走进了全球知名的EHL。

老师领着我们进入学生宿舍，每个学生都是单人房间，陈设简约，功能齐全。此时，正在暑假中的学院十分安静，难得的空闲也给了我宝贵的时间来适应环境。

若干年后回到母校时，在我当年的宿舍前留下的照片，身后建筑二层的那个窗内的房间就是我当年的宿舍

1.第一次看到超市

首先想去百货商店转转，一打听才知道，百货商店在这里的名字叫超市。第一次进入的超市叫MIGROS，是一家在瑞士很有名的超市连锁品牌。每家门店都分别标注着一到三个M。M越多，表示店的规模越大，售卖的东西越丰富。

到瑞士第一次进入的超市MIGROS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超市真的没什么特别之处，远不及我们现在国内随处可见的大型超市气派，售卖的货品也不如这般琳琅满目。但那个年代的中国店铺有多么简陋，这是今天的年轻人怎么也想象不到的。正是在这二者鲜明的对比之下，我当时被深深地震撼了。

这是我出国时国内商店的样子

归国之后，我曾多次回到洛桑。出于怀旧的心态，几乎每次都要到当年首次去过的那家超市转一转。四十年来，它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与中国目前各类超市的气派相比，如今的它显得很是“人老珠黄”了。

2.吃喝的事情有点烦

现实中正宗的西餐与想象中的差异太大了。盘中是半生不熟的牛排，一时难以下咽，但又没有别的选择，只好连吞带咽地填饱肚子；觉得一些菜品味道太过寡淡，自以为是地找人询问有没有辣椒油，尝过同学拿来的Tabasco,一股像是掺进了醋一般的“怪味”酸辣，差点让我吐了出来；想象中用牛奶制成的奶酪定会又香又甜，谁知一口下去感觉是又咸又“臭”；还有就是怎么也不能理解用甘甜的葡萄酿成的酒，怎么一下子就愣是做成了酸口。几餐下来后发现，我最能接受的还是近似中国炸酱面的Spagetti。当然，没用多久，包括但不限于上面的这些美食，比如曾经被我深恶痛绝的fondue、raclette（一种用面包块或土豆块蘸着经加热融化后成糊状奶酪的瑞士风味）都最终成为了我饮食中的最爱，并且一直持续到四十年后的今天。以至于后来再去欧洲，我可以在整个旅途中全程尽情地享受西餐，根本不会去特意寻找当地的中餐馆。

当然，初到瑞士，除了不适应餐食的味道，更有饭量太大造成的烦恼。那个时期，国民生活刚刚有所改善，但还没有完全摆脱“瓜菜代”，吃粮要粮票，吃油要油票，吃肉要肉票，吃蛋要蛋票。由于肚子里缺少油水，再加上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因此饭量就特别大。在国内尽管吃不好，但还是能吃饱。到了瑞士吃得固然不错，但经常感觉量不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入学不久正好赶上校庆，简单的两道菜后，宴会就结束了，回到宿舍时，依然还是饥肠辘辘。

当时还有一件不太适应的事情，就是每到周末，学校会把早餐和午餐合二而一，也就是现在大家都熟悉的“早午餐”。这样一来，原本一日三餐就缩减成了两餐，不仅生生少了一顿饭，还要去花钱买些充饥的食物，为此心里多少有些不爽。

适应餐食不光体现在口味上，还体现在就餐习俗的差异上。一些在国内习以为常的就餐习惯，在这里都会被侧目。比如国人吃面条时多少都会带有点响动，喝汤时也常会发出些吸吸溜溜的声音，以此来证明食物的美味，体现就餐的畅快。但在瑞士和整个欧洲，这却会被视为一种有些粗俗的举动。记得我第一次与老师共进午餐时，顺手拿起一个面包，像吃馒头一样咬了一口，结果马上就被老师制止了。她告诉我，面包的吃法是用手掰成小块，然后一块一块的送进嘴里；还记得我喝汤的动作也曾经被老师纠正，她说正确的喝法是用汤勺在汤盘中由内向外盛上汤后送到嘴里。我一时也搞不清楚这到底是文明的差异，还是文化的不同，因为我也对他们在众人就餐时毫无顾忌地用最大的音量擤鼻涕的做法感到特别不适。

3.过语言关

全球有不少国家的官方语言是法语，但同一种语言在不同国家还是有着不少差异。我在大学学习的法语无疑是模仿法国人讲的法语，口语发音也是以巴黎音为正宗。

初到洛桑，就感觉当地人讲的法语与法国人不一样，但却说不出到底哪里不同。时间一久，慢慢地就悟出来了，原来是一种特别的口音使然。洛桑位于瑞士西南部的沃德州，被称为沃德法语的发音与中国河北唐山话的音调有点相似，虽是讲话，也像唱歌，戏剧感很强。回国后，每逢碰到讲法语的外国人，聊到高兴时，我就会讲上几句带有沃德口音的法语，以烘托一下气氛，大家自然是一阵哄堂大笑。

不过，对于远道而来的中国学生，当时还来不及去品味当地的语言特色，我们更担心的是，自身的语言能力是否可以畅顺地听懂和表达。中国的外语教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特别注重语法，十分注重写出或说出的每一句话都要语法正确。只是一旦教学过程中把很多精力聚焦于此，对于听力和理解的训练就变得相对次要了，至少在我学习外语的年代是这个样子。洛桑同学中母语非法语的人数很多，他们的法语水平与中国学生明显不同，一张嘴不是语法错误，就是单词错混阴阳，但这些并不影响畅顺交流，特别是他们的听力要比我们强很多。

学校安排所有非法语为母语的学生在正式开学前接受一个多月的专业语言集训。为了把集训做的更有效率，学员需要参加一次语言测试，然后根据法语水平分成高级班和普通版。测试分为笔试和口试（含听力），首先完成的笔试结果出来后，老师对几位中国学生的水平大加赞赏，认为进入高级班绰绰有余。然而在接下来的听力和口语测试后，老师们则彻底懵圈，不能理解对于同一个人来说，笔头水平和口头水平之间怎么存在这么大的差距，有的老师甚至怀疑中国学生在笔头测试时是不是做了什么小动作。当然，最终的结果是毫无悬念地被送入普通班。

4.遇到了几位台湾同学

我们到校的时间是7月中旬，当时正值暑假假期。EHL有个传统做法，每年的寒暑假期间，都办几期高级研讨班，对象是全球酒店业界的高管。他们慕EHL之名而来学习最前沿的理论，学院则利用这一机会从这些具有丰富一线经验的实践者身上获取第一手鲜活的素材，仅从这一设计上看，EHL确实不愧为世界名校。

1983年的暑期研讨班中，有三位来自台湾的学员。四十年前的台湾人对祖国的认同根本就不成为问题，几位黄皮肤、讲中文、同根同源的中国人在异国相见，倍感亲切。大家一起聊天，一起喝酒，一起打篮球......那个时期，台湾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比大陆高出很多，几位台湾朋友还请我们到洛桑的中餐馆去打牙祭。

大家一起聊天时，难免会触及国共内战的话题，谈到西安事变、金门炮战，以及当时尚未形成气候的“台独”势力等，记得那位名叫钱斌全的台胞，性格豪爽，嗓门也大，祖籍江苏，是国民党老兵的后代，当时在台北喜来登来来大酒店工作。他是国民党和蒋家父子的坚定维护者，但也是一位反台独的坚强斗士。交谈中他曾高声吼道，“在台湾，谁敢说‘台独’二字我就敢揍他”！

几位台湾朋友在瑞士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两个星期，返程的前一晚，他们买了啤酒和我们在宿舍小聚，大家开怀畅饮，那种浓浓的同胞情谊至今难忘。第二天醒来我在宿舍门口发现了一个大袋子，打开一看，里面都是几位台湾朋友给我们留下的食品和生活用品，还有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保重”二字。

二十多年后的2009年，我有机会去台湾，在与台湾同行们交流时，曾试图寻找那位钱先生，只是得知酒店已经更名，也没人知晓这位钱先生后来去哪里了。当然，这都是后话。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后续的连载！

本文作者职务：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编辑：高善萍、吴琼瑶

排版：刘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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