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儿称他老柴，亲切得好像自家老哥儿丨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对柴可夫斯基一往情深？
为什么我们对柴可夫斯基一往情深？
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比得上我们对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1840-1893）充满感情的了。我们似乎都愿意称他为老柴，亲切得好像在招呼我们自己家里的一位老哥儿。我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对柴可夫斯基如此的一往情深。或许是因为我们长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便近亲繁殖似的，拔出了萝卜带出了泥，对柴可夫斯基有着一种传染般的热爱？从骨子深处便有了一种认同感？或者是因为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里打通了宗教的音乐与世俗的民歌连接的渠道，有了一种抒情的歌唱性，又混合了一种浓郁的东方因素，便容易和我们天然的亲近？让我们在音乐的深处能够常常和他邂逅相逢而一见如故？
我第一次听柴可夫斯基是听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开头一章，先是在长笛后是在弦乐的引领下，钢琴流畅的音符一路逶迤而欢畅地奔泻而下，要命的是我也一样立刻受到感染不说，而且觉得音乐里描绘的那情景怎么越听越像是我青春时节曾经到过的北大荒。特别是开春黑龙江开江时冷冽而急流奔腾的江水冲撞着大块大块的冰块，伴随着江风浩荡，轰鸣着，回荡着，一直流向远方。那时，我站在江边常常会想，冬天的时候我们还在江上面跑过汽车，那样的厚重而宽阔的千里冰封一下子就消失了，看到那样巨大的冰块在冲撞中一点点变小、融化，被江流毫不留情地带走，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的同时，也感到生命的无奈，以及一种心里冲撞着的莫名的悲伤和孤单无助。听柴可夫斯基的这首《第一钢琴协奏曲》，脑子里抛不开这种难忘的情景。第一次听柴可夫斯基，便怎么也忘不了当时的情景。当时甚至还在想，这不是属于我们北大荒的音乐吗?
柴可夫斯基就这样能够轻而易举地和我们相亲相近。几乎每一个中国喜欢音乐的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似乎都容易被柴可夫斯基所感染。这大概是音乐史中一个特例，或者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令柴可夫斯基本人也会莫名其妙吧?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e03378j8fdb&width=500&height=375&auto=0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穆拉文斯基指挥列宁格勒爱乐乐团
丰子恺先生在上个世纪初期是这样解释这种现象的：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中的悲观色彩，并不是俄罗斯音乐的一般的特质，乃柴氏个人的特强的个性。他的音乐所以著名于全世界，正是其悲观的性质最能够表现在世纪病的时代精神的一方面的忧郁的原故。我不知道丰先生是不是说的准确，但他指出的柴可夫斯基的音乐迎合了所谓世纪病的时代精神一说，值得重视。而对于一直饱受痛苦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一直渴望一吐胸臆宣泄一番的我们中国人来说，柴可夫斯基确实是一帖有种微凉的慰藉感的伤湿止疼膏，对他的亲近和似曾相识是应该的。作家王蒙在他的文章里曾经明确无误地说：柴可夫斯基好像一直生活在我的心里。他已经成为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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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悲怆」，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
他说他的作品：多了一层无奈的忧郁，美丽的痛苦，深邃的感叹。他的感伤，多情，潇洒，无与伦比。我总觉得他的沉重叹息之中有一种特别的妩媚与舒展，这种风格像是——我只找到了——苏东坡。他的乐曲——例如《第六交响曲》（《悲怆》），开初使我想起李商隐，苍茫而又缠绵，缛丽而又幽深，温柔而又风流……再听下去，特别是第二乐章听下去，还是得回到苏轼那里去。另一位作家余华在他的文章则这样地说：柴可夫斯基一点也不像屠格涅夫，鲍罗丁有点像屠格涅夫。
亚历山大·鲍罗丁（Alexander Borodin）俄国作曲家，化学家。1833年11月12日生于圣彼得堡，1887年2月27日卒于同地。少时受良好教育，精通数国语言，擅长钢琴与长笛，14岁开始作曲。1850年入圣彼得堡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858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872-1887年创办女子医科大学并任教。他的音乐创作活动始于19世纪50年代，写了一些声乐浪漫曲、钢琴小品和室内乐等。1862年结识M.A.巴拉基列夫，成为新俄罗斯乐派（强力集团）的重要成员。他的代表作有体现古代俄罗斯宏伟历史画卷、抒发爱国主义精神的歌剧《伊戈尔王子》，奠定俄国史诗性交响乐体裁的第二交响曲《勇士》，富于俄罗斯风格和东方色彩的交响音画《在中亚细亚草原上》，两部弦乐四重奏，声乐浪漫曲《为了遥远祖国的海岸》、《睡公主》、《幽暗森林之歌》、《海王的公主》、《海》、《我的歌声中充满了恶意》等。在化学研究上，最早制成苯甲酰氯，曾探索醛类缩合反应。
我觉得柴可夫斯基倒是和陀思妥也夫斯基很相近，因为他们都表达了19世纪末的绝望，那种深不见底的绝望，而且他们的民族性都是通过强烈的个性来表达的。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中，充满了他自己生命的声音。感伤的怀旧，纤弱的内心情感，强烈的与外在世界的冲突，病态的内心分裂，这些都表现得非常真诚，柴可夫斯基是一层一层地把自己穿的衣服全部脱光。他剥光自己的衣服，不是要你们看他的裸体，而是要你们看到他的灵魂。——编者按：读这一段，我最强烈地想起了老柴的《十月》。
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一个把柴可夫斯基比成了苏轼和李商隐，一个把柴可夫斯基比成了陀思妥也夫斯基。也许，你会觉得将柴可夫斯基比成苏轼和李商隐，有些玄乎；而把柴可夫斯基比成了陀思妥也夫斯基，又有些过分。但他们都是从文学中寻找到认同感和归宿感（朗格则把柴可夫斯基比成英国诗人密尔顿，也是文学意义上的比拟），这一点上和我们大多数人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听柴可夫斯基的时候，已经加进我们曾经读过的文学作品的元素，有了参照物，也有了我们自己的感情成分，柴可夫斯基进入我们中国，已经不再仅仅是他自己，柴可夫斯基不得不入乡随俗。我们在柴可夫斯基里能够听到我们自己心底里许多声音，也能够从我们的声音里（包括我们的文学和音乐）也能够听到柴可夫斯基的声音。可以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位音乐家和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互动。
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
我们对柴可夫斯基的感情，也许还在于他同梅克夫人那不同寻常的感情。当然，这也是世界所有热爱他的人都感兴趣的地方，并不能仅仅说是我们的专利。但是，对于他们长达14年之久的感情，而且是超越一般男女世俗的情欲与肉欲的感情，保持得那样高尚而纯洁，是我们所向往的。在一个盛产《金瓶梅》和《肉蒲团》的国度里，泛滥着的色欲和意淫中，让人们对这种柏拉图式的感情更多了一份感慨。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的通讯集，早在40年代，我国就有了陈原先生的译本。
本书的主角是音乐家柴科夫斯基，还有他的“施主”，保护人，他的“女神”，他的理想的化身，他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施主”――寡妇冯・梅克夫人。因此，本书原版的书名叫做《挚爱的朋友》，副标题《柴科夫斯基与冯・梅克夫人的故事》，30年前中译本出版时副标题改作《柴科夫斯基与梅克夫人通信集》。这本书的情节是围绕着艺术史上罕见的两个挚友之间的纯洁友谊而展开的――冯・梅克夫人的孙媳妇作了一些注释，加了一些“旁白”，但是它的内容主要还是这个音乐家的内心自白。
我们知道，梅克夫人是在听了柴可夫斯基的《暴风雨》序曲之后格外兴奋而对他格外感兴趣的。在他们结识以后她曾经对柴可夫斯基坦白地说道：它给我的印象我简直无法对您言喻，有好几天我一直处于半疯癫状态。她渴望能够和柴可夫斯基结识，但不希望和他见面。她说：我更喜欢在远处思念你，在你的音乐中听你谈话，并且通过音乐分享你的感情。而柴可夫斯基在创作了献给梅克夫人的第四交响曲并对她说这是我们的音乐之后，也表达着和梅克夫人同样的心声：威力无边的爱情......惟有借助音乐才能表达。
也许，世界上再没有这样完全被音乐所融化的男女之情了吧？我反正是没听说过。关键是我们现在能够拥有如梅克夫人一样具有真正纯正的音乐素养的人太少——还不要说音乐才华。我们的音乐已经越来越被华而不实的晚会歌曲所包裹，只是发自功利，而不是发自内心，出发地和终点站都不一样，南辕北辙是不奇怪的。
梅克夫人非常有艺术天赋，这首先来自家传，他的父亲就是个小提琴手，她自己弹一手好钢琴。所以，他们是真正在心灵上的交流，真正在音乐中的相会，梅克夫人不是为了附庸风雅，凭着自己有钱而豢养着音乐家绕自己的膝下；柴可夫斯基也不是为了傍上一个富婆（要知道柴可夫斯基每年从梅克夫人那里有6000卢布的赞助，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少的数目），使得自己尽快地脱贫致富好爬上中产阶级的软椅。他们才能在佛罗伦萨同住一所庄园里，本来可以有见面的机会时也要坚守诺言，梅克夫人要把自己出门散步的时间告诉柴可夫斯基，希望他能够回避，即使偶尔柴可夫斯基忘记而和她意外相遇，他们也会只是擦肩而过从不说话。正因为对感情有如此超尘拔俗的追求和把握，他们才能够坚持了14年之久的通讯，柴可夫斯基才能向她毫无保留地倾吐了在别人那里从未说过的关于音乐创作的肺腑之言，梅克夫人也才能向他倾诉了内心的一切包括一个女人最难说出口的隐私。他们把彼此当成了知己，联系着他们的心的不是世俗间床笫之间的男欢女爱，而是圣洁的音乐。如果不是后来在1890年梅克夫人知道了柴可夫斯基同性恋，也许不会中断了和他的交往和通信。
从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的关系来看，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真诚，从他的音乐中听出这份真诚来，应该是不错的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柴可夫斯基长期被压抑的感情（梅克夫人毕竟比他大9岁，还有过一次红杏出墙和丈夫的秘书生过一个孩子，她的丈夫就是由此悲痛欲绝而丧生，她有过丰富的感情经历，还有12个孩子，柴可夫斯基的感情生活却是贫瘠的，他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同性恋而有过草率而匆忙的婚姻），从他的音乐里能够听出感情有时宣泄有时煽情有时压抑有时扭曲，应该也是不错的。
说起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我们爱说其特点是忧郁，是眼泪汪汪的感伤主义。其实，仅仅说是忧郁和眼泪汪汪的感伤主义是不够的。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很丰富的。我们听得非常熟悉的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1875）、还有他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1878）、第一弦乐四重奏中的如歌的行板（1871）、《罗米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1869）、《意大利随想曲》（1880）、《1812序曲》（1880），以及他有名的《第四》和《第六交响曲》（1877、1893）和他的好多部芭蕾舞剧的音乐，其中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天鹅湖》（1876）、《睡美人》（1890）和《胡桃夹子》（1892）……
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里，我们能够听出他自己的感情痛苦的心音，同时也能够听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痛苦的呻吟。在沙皇统治的黑暗残暴的年代里，作为敏感的知识分子，他不可能不在自己的音乐中留下时代的声音。托尔斯泰来到莫斯科的时候专门去听他的弦乐四重奏，当时柴可夫斯基就坐在他的身边。托尔斯泰听到《如歌的行板》时被感动得泪流满面，说柴可夫斯基在这音乐里面已接触到忍受苦难的人民的灵魂深处。这一点意义，常常是被贬斥柴可夫斯基的人所忽略的，我以为恰恰是不应该忽略的。柴可夫斯基不是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只是以技术主义的态度对待西方音乐，他看重的是感情，比一切技术更至关重要。对德奥和法国音乐技巧与章法，他不是简单的学习和机械的照搬，而是无可避免地融人了那个时代浓重的影子，折射出那个影子里，已经成为了他为那个时代塑造的声音雕塑，是我们不能不看见的事实。
当然，他有时被那沉重的影子压得透不过气来，无可奈何地从那个影子里跳出来，而只躲在自己的避风港里。即使是那样的作品，也透露着那个俄罗斯最黑暗年代知识分子精神苦闷和内心挣扎的信息。对于他最珍爱的作品之一《第四交响曲》，当时曾经有人批评他是模仿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而忽略这一点意义，他曾经对他的学生塔涅耶夫说过：在我的这首交响曲中没有一行曲谱不是出于切身感受，没有一行曲谱中不是反映了真挚的精神活动。他还对塔涅耶夫说他的音乐：是建立在亲自经历过或者看见过，并且深深地触动了我的感情的那种故事纠纷的基础之上的。
柴可夫斯基在这里所说的故事纠纷，可不是他与梅克夫人的故事纠纷，他与梅克夫人的故事，只会保留在自己的心里和他们之间的通信里，而不会像我们的有些文人一样把它公布于外，如同抖落自己的内衣内裤晾在众目睽睽之下换个大价钱。实际上，柴可夫斯基在《1812序曲》借助库图佐夫将军打败率领60万大军侵略俄国的拿破仑（最后法军只剩下2万人溃败而逃）的历史，而抒发了他的爱国情怀。尽管柴可夫斯基自己苛刻地认为它可能没有任何艺术价值，它也确实有些概念化而显得粗暴一些，但它却是人们喜爱他的作品之一，它的演奏效果出奇的好。
他的《第六交响曲》第四乐章中别出心裁的慢板，是他打破传统的交响曲四乐章模式而有意为之的，在那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并不是他个人感情的宣泄，而是那个时代令人窒息的生活对人们的压抑与悲哀，一种无可奈何又奋力挣扎求索的心绪，甚至有些絮叨而冗长的抒发，在这一点上倒有些像屠格涅夫。特别是面对80年代末俄国处于亚历山大三世的统治下更加黑暗的背景，他用曲折的五线谱谱就那个时代一代知识分子茫茫的心路历程，勾勒出如列宾绘画一样在苍茫天空下负重弯腰的俄罗斯的剪影。在这部交响曲中，也许我们能够听出对这个世界比马勒的交响曲更为沉重的叹息和呼唤，也许能够改变我们认为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仅仅是忧郁性和歌唱性的特点的说法。对这部交响曲，柴可夫斯基寄托着极大的感情。1893年，他是不顾带病之身亲赴彼得堡，自己指挥了《第六交响曲》的首演。几天之后，他便去世了。
本文选自肖复兴《音乐欣赏十五讲》第十二讲 ：“柴可夫斯基和强力集团——关于俄罗斯民族音乐”，由于篇幅过长，这里是第一部分。往期老柴：1、柴可夫斯基从未让我感受到俄罗斯；使我感受到俄罗斯的是拉赫玛尼诺夫！2、柴可夫斯基音乐的美丨美好的旋律之所以美好，因为它是幸福与力量的表现丨当作曲家和听众生活在一致和相互倾心之中时，音乐就得到表现；3、契诃夫和柴可夫斯基的友情丨契诃夫说：“我愿做一名光荣的卫士，日日夜夜守护在彼得·伊里奇住所的门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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